神马文学网张国焘对美谈文革：林彪有手腕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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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对美谈文革：林彪有手腕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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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显示，在脱离政治后，张国焘在香港期间曾与美国研究机构及美国政府有关部门接触，提供了其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看法及认识，他的观点自成一家，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至极。
1938年，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陕北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从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原件藏于林登·约翰逊图书馆）看，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
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
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
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
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杨尚昆回忆张国焘
蒋介石1934年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共中央
中央红军匮乏 张国焘将四方面军当成个人资本
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于
张国焘与毛泽东
两军胜利会师，大家都兴高采烈，特别是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走了八个多月，打了许多恶仗，人困马乏，部队减员很多，出发时8.6万多人，到懋功时还剩两万多人，而且枪支弹药很少，衣着也不整齐，破破烂烂，五颜六色都有，就是领导干部也不成样子，穿的是用藏民的毡包做的毛坎肩，披在身上像一个破口袋。一军团的团一级干部比我们稍强一点，还有一个菜盒子，我们连菜盒子都没有；这主要是由于物资匮乏，当然，和彭总一贯艰苦朴素的治军作风也有关系。
四方面军号称十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八万多人。当时有一万多人的二、六军团已在湘鄂川黔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三支红军中，数四方面军的队伍最大。他们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四川通南巴地区，5月初，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从川陕革命根据地撤出来，向北上的中央红军靠拢。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仗不多，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们在懋功第一个见着的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盛的饭了！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党的财富，但张国焘却把它看成个人的资本，瞧不起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央红军，瞧不起党中央。
中央要北上 张国焘要西进
两军会师后，军营里的热烈气氛还没有消散，问题就发生了，而且是战略方针上的分歧：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西进。中央认为，两军会合，总兵力10万，这是伟大的胜利，红军应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要北上击破已抵达阿坝一带的蒋军胡宗南部，先机在阳江和嘉陵江之间站稳脚跟，再向甘肃推进。这是一个发展革命的方针。
张国焘的西进却相反。他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是失败了。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川康地区人口稀少，粮食困难，深山穷谷，地形不利，不仅难以发展，并且缺少回旋余地。敌人只要在隘口派驻少量兵力，你就出不来。这样，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就起不了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方针。
这种分歧，在会师前已经存在，而在会师后6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便明朗化了。
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回来传达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在会上阐明北上的必要性，提出两军在统一指挥下攻打刚到达松潘的敌军胡宗南部，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勉强地表示同意。在讨论过程中，博古等几个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就跳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是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并且肆无忌惮地攻击许多。这当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深刻根源的，在以后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张国焘的分裂和夺权活动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恼，拥兵自重，政治野心毕露。他这个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说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他对中央和军委攻打松潘的战斗部署按兵不动，却在四方面军的高干会议上攻击周恩来，攻击朱德总司令，甚至公开否定遵义会议，说什么遵义会议不能算，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没有参加，要重新开会。随着，就一步一步地进行分裂和夺权活动：
他先策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以陈昌浩取代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军委设常委，要政治局“速决迅行”。这分明是要挟中央。
同时，他又挑拨和拉拢中央红军的干部。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天，张国焘请聂荣臻和彭德怀两人吃饭。他知道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仗打得很苦，彭德怀在会理会议上又受到点委屈，以为有隙可乘，便提出给三军团补充四个团的兵力，还让秘书黄超送来几斤牛肉于、大米和二三百块光洋，说是给彭总“解决困难”。彭总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意，说：“我的困难是部队的困难，你这两百块光洋我不要。”后来彭总多次对我说：“我是行伍出身，对旧军阀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张国焘算什么东西，把我看成军阀了！”这件事，彭向毛主席报告了。我和张国焘是在莫斯科时认识的，在上海全国总工会工作时又在一起，对外曾以表兄弟关系相掩护，个人关系还可以。所以在黑水芦花时，他也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见面就说：“老杨啊，你原来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抓枪杆子啦！辛苦，辛苦！”讲了些东拉西扯、不着边际的话，我就礼貌地应付了一下。
如果说，两河口会议是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开始，那么此后的两个月内，在政治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上他便得寸进尺地进攻，酿成严重的党内危机。
那时，张国焘以“提拔新干部”、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为借口，步步紧逼、向党要权。芦花会议前，毛主席和党中央打算请他到中央来负责党的工作，张国焘不愿意，说那没有意思。他是要抓军权，要改组军委。朱德总司令是不能变的，周恩来就本着相忍为党的精神，主动提出把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他。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央通知中重申：“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尚未熟习前，恩来暂帮助之。”会议同时决定陈昌浩为军委常委，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提出要成立前敌总指挥部，会议决定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分别兼任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
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丧失了时机，敌情发生变化。胡宗南部已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只好放弃，另订《夏桃战役计划》。红军北上只能穿过大草地了！
张国焘要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
张国焘任总政委后，立刻下令收缴各军团的电报密码本。这一来，各军团（包括远在湘鄂川黔的二、六军团）与中央之间的直接联络全部被切断，只能同他联系。
杨尚昆在北方局驻地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仍不满足。他攻击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提出要撤销博古的总政治部主任职务，并且用准备退出政治局来要挟，要中央批准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就是要改造党中央。被他提名的这些，有的自己可能还不知道。
8月初，张国焘带着这份名单出席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会议拒绝增补九人为政治局委员的要求，同意名单中的两人为政治局委员，三人为中央委员，三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使张国焘不可能在政治局中控制多数。同时决定陈昌浩接替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恢复一方面军总部，以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执行《夏挑战役计划》，一、四两个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沙窝会议后，我被调离三军团，到陈昌浩为主任的总政治部去当副主任。8月下旬，中央和张国焘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因是张国焘一直阳奉阴违，不愿意率兵北上执行《夏桃战役计划》，提出要经阿坝向青海、宁夏和新疆退却。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也不来。毛主席后来多次对我们说：张国焘那时找个肚子疼的借口，躲在四方面军的后勤部，不到会，实际上是躲会、逃会。他有什么意见，中央派周恩来去问他，再把中央的意见带给他。周恩来竟成了联络员。恩来后来说过：同张国焘那时的关系，就好像延安时代同蒋介石的关系差不多。政治局会议这样开法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所以毛主席说：同张国焘的斗争，实际上是在党内搞统一战线。
在毛儿盖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张国焘主张到青海、宁夏、新疆是“危险的退却方针”，希望他和右路军“并力东进”，勿再“坐失先机”。
为了迅速占领洗河东岸的战略要地，会后，中央和徐向前指挥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向班佑进发了。过草地，走得很艰苦。那里没有吃的。长征走了近一年了，大家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后，我们在潘州呆了半个月，就等张国焘和左路军前来。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干部必读》，主编是张闻天，编委记得有陈昌浩、傅种、凯丰和我。出版前，每篇文稿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有一次，张闻天写了一篇叫《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行动方针的，说北上是正确路线，南下川康没有出路。文章还没有念完，陈昌浩就拍桌子大骂，话说得非常粗鲁，还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闻天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为了避免冲突，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毛主席知道后说：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毛主席对情况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停留在潘州的时候，右路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在川西藏民地区打开一个往甘肃走的缺口。右路军李先念的部队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团，使突破封锁线的口子敞开了，时机很好，就等左路军上来。但张国焘和左路军迟迟不动，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停步不前。中央一再致电劝说和督促，都毫无效果。
毛泽东带总政治部单独北上
这天下午，我正好到三军团的医院里去探视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在回驻地的路上，碰到毛主席、张闻天和博古三人。他们下马来，毛主席简要地向我交代，说张国焘不安好心，要右路军南下。我们决定单独北上，你快回去找叶剑英和罗迈；走时把总政治部的干部带出来。他叮嘱道：你要小心又小心一点啊！
那时，中央机关住在班佑，三军团在巴西，相隔都不远。我回到潘州，第一个看到的是前敌参谋长叶剑英，他是最先收阅张国焘来电的，据他说，内容是速令右路军南下。叶剑英发觉张国焘起了歹心，趁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的机会，把电报先送给毛主席。那个电文不长，大约有一二百字的样子。毛主席把它抄在一张包香烟的纸上，让叶赶紧将原电送给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避免红军内部酿成严重事件，并保障中央的安全，中央断然决定单独北上。剑英对我说，中央机关、政府机关的行动已由罗迈布置，办法是以部队全部出动为南下筹粮去割青棵麦子为名，朝三军团方向走。约定的时间是9日凌晨两点分头行动。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说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的密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有见到那份原电，但最早收阅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主席看过后，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再找到。但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
9日凌晨，剑英和我在离村两华里的水磨房会合，各部门“打粮”的队伍都已经顺利地出来了。天色微明时，我们走进一个藏民的寨子，只见晨曦中毛主席、周恩来和彭总部等在一个打麦场上。见了我们，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说着，我们就往三军团的前哨阵地走去。
经过红军大学时，陈昌浩派出的追兵到了，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也接到通知带着学员来截我们。红军大学校长是刘伯承，因为他随朱老总到左路军去了，职务由李特代理。李也是留苏的，他来势汹汹，问我们为什么“开小差”，这时在场的军事顾问李德见李特佩带着手枪走近毛主席，二话没说，双手抱住李特，把他拖到几十米外。李德身高
毛主席面对五六十个不明真相的人说：大家安静一下，让我给你们说几句话。他说：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我这里有《北上告书》，你们每人拿一份，回去告诉张总政委，道理就在这上面。这样气氛缓和下来了，我们就告别而去。我们走出10华里，翻过一个山包，上大路就是四方面军的驻地。那是一定要经过的，没有别的路可走。那里有个崖口，只见山头上站着四方面军的哨兵，我们从沟里走。当时，我们就怕真正打起来。如果双方一开枪，就打烂了，但谁都没有动手。后来知道，是徐向前发了话：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在剑拔夸张的时刻，这句话是十分重要的！
脱离险境时，我就饿了一天，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以后，我们在三军团置备了一套行装和马匹，往前走，身边一无所有，走到哪个部队，一就吃到哪里。北上时，因为有军用地图，我们走的是小路，比较便捷。这时，毛主席称赞叶剑英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指的是在关键时刻，剑英把张国焘的南下电令报告了毛主席，同时，又把甘肃的军用地图带了出来，不然闹个措手不及或者要出甘肃、陕西又没有军用地图，中央将陷人困境。
毛泽东不想做绝张国焘开除毛周党籍
一是，再次致电忠告张国焘等，电文开宗明义就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敦促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二是，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完全拒绝”中央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14日，又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指出“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一种“罪恶行动”；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一切困难，坚决负担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三是，决定将北上的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和张云逸为正副参谋长，王稼祥和我为政治部正副主任。但公开的布告只用彭德怀和我署名，毛主席说，以你们两人出面，让国民党有个错觉，以为只是三军团出来了。
在讨论张国焘的错误时，大家都很气愤，我和剑英等主张开除张的党籍。毛主席说：“还是希望他们出来。你们这样就做绝了，开除了张的党籍，后面没有文章可做了。要知道，他虽然已经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但还控制着四方面军啊”。毛主席的话，使我们恍然大悟。因为那时候，中央和张国焘的斗争，只限于党的高层，我们这一边连师级干部都没有传达，而张国焘呢，已在四方面军中造了许多攻击党中央的谣言，许多指战员连北上和南下之争的焦点在哪里还闹不清楚；何况，不少人本来对张国焘有迷信，有的甚至把他看成“活神仙”，说他手中有“宝”，能掐指算出敌军的行动。这个“宝”，其实就是一套破译敌人电码的技术，那是曾希圣的哥哥曾中圣搞出来的。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鄂豫皖苏区的重要领导人，被张国焘排挤后在四方面军中搞监听和破译的工作，作战时能准确地掌握敌情（曾中圣后来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这就流传出许多关于张国焘的“神话”，把他说得十分了不起，不准说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张国焘还在底下进行煽动，反对中央。如果不使广大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把事情真相弄明白，就宣布开除张的党籍，只会把事弄糟。所以俄界会议的决定中，没有给张国焘什么处分，并且规定“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而张国焘却召开3000人的大会，在马尔康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对叶剑英和我“免职查办”，甚至连伯钊的党籍也给开除了。后来，张国焘还通电不许北上的队伍称“中央”，毛主席和党中央冷静地回答，我们可以称中共中央西北局，你张国焘也不要称“中央”。当时，如果沉不住气，后果就将不堪设想。
毛主席给四方面军的临别留言是：一年以后你们一定要跟着我们走这条路的！这个预言完全被历史所证实。张国焘南下四川后，损兵折将，呆不下去。我们北上的队伍，却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西北建立了大本营。一年后，四方面军也北上前来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