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论

中国经济论

    资源稀缺，就有必要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使经济运动效率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缘，收益递减、成本递增以及规模效益的规律，都证明这种探索是必要的。

在资本私有、专业化分工、以及用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社会里，效率由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行控制的。通过供给和需求影响价格，决定生产目的和数量：通过价格和利润净增机制引导生产技术组合；通过生产要素的私有权和价格决定分配；而这个私有权和价格交换通常就是市场。在完全竞争和没有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价格调节的供求关系、或者说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决定了交换互利的一般均衡，就是市场机制。

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外部效应而导致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起不到的作用——如平等、效率、稳定，就得由政府解决，也就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适应的在经济领域的充分体现。对于经济学与经济关系的陈述和研究——实证经济学中，只有货币的作用和通胀尚存争议外，经济学是空前一致的。但在考虑到伦理和价值判断的探讨即规范经济学，则争议是司空见惯的，然而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如何选择稀缺资源，生产各种商品、以供消费，这个一般定义是无可置疑的。

经济学《国富论》和成文宪法《独立宣言》同年诞生不是偶然的，从君主专制下获得人身自由和从法令干预下价格工资解放密切相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所有的因素都通过供给需求影响价格，而不能直接影响市场，否则将造成低效率资源配置。市场价格取决于消费的边际效用，等于价值。

然而这种理想的条件——完全竞争、没有市场溢出，货币分配十分公平——往往是不存在的，外部效应，引致效应，政策变量影响市场机制内部总供给和总需求，从而生产机制以外的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其目标再不是自然地一般的由价格决定的供需均衡；而是高产出、消

费、高就业，低通胀、低失业，高消费动荡的平衡和稳定的宏观目标

的均衡。

如果没有产出、人类社会将死亡，产出高于一切。乘数模型指出：产出变动等于边际消费与投资变动的乘积、投资决定产出，想要储蓄增加、就得增加收入，储蓄也就消极影响产出；投资受销售和产出的影响，社会所需求的资本存量取决于生产水平，繁荣的结束是销售量停止在高水平，产出的变化可能被扩大为投资的变化，这就是加速原理。

乘数模型和加速原理的交替作用，如同上升的直升飞机和下沉地木塞、到了极限就要反向运动。“危机是价值规律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自然调节，上一个危机的最高点、是下一个危机的最低点，资本在危机中发展。”

失业，是产出的伴生物：无论是直升机上升、还是木塞下沉都有失业产生；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更主要的是分配现象，它由经济产生、不由经济决定。奥肯发现、名义的GDP向潜在的GDP靠近2％，则失业就上升一个百分点。总之，得有人来承担为积累而牺牲消费。但在高福利、平等竞争、有保障力的国家，失业可以看作经济有效力的表现，失业者可以获得一次休假或进修，但对失业者、其分配肯定是不公平的，他毕竟失去许多享受、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劳动力资源被资本存量的效益递减而抛出，是市场机制效力的表现：作为经济规律本身的存在无可非议、也无法改变。

通胀作为高消费的伴生现象，困扰着现代经济、无法预期；一旦发生、就将收入和资本搅拌、随机加以分配，各个所有权人、任凭命运安排得失，但并不要社会经济付出成本、正如盗贼对于社会。通胀率等于工资增长率减去生产增长率。早期菲利普斯认为，支付较高代价，可以得到较低失业，这个关系显然只能在短期的、通胀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是有用的；在长期中、只有当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时，通胀才能维持稳定，对于现代经济菲利普斯理论无效。

现代经济中、通胀和失业，不是经济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人对于市场经济秩序不是无所作为、由看不见的手调节；而积极加以干预的现代经济，经济本身也不是早期的完全竞争——工资和价格是伸缩性的、市场是可出清的简单再生产；现代经济是全球性、空间多因素影响下的生产。失业和通胀对决定产出的诸多因素而言，更多的带有福利色彩；并不是影响产出的因素，而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分配因素。无疑、通过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经济会逾趋合理运行，国民经济净福利GNP空间会日趋理想。但是，在既定生产要素组合条件下，无论经济运行何等合理、生产函数终究是个极限；即使竭力牺牲目前的消费、造成巨大的资本存量，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收益递减、经济运动将在高位上停顿，出现失业、通胀、以至大批量资本存量白白浪费，不能产生效益、如同扔进大海。

如果没有技术发明，经济社会即便不死在马尔萨斯的陷阱里、也不过是个侏儒。每一次经济繁荣之后、紧接着是停顿——孕育经济新发展的间隙。闲置巨大的投资能力，等待技术创造力的增长；不是消化、而是成长，需要时间来配置营养，此时、社会得到的是停滞和萧条，无法感知先前蕴藏的能量和能量配置的运行，直到新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来。

这是因为、技术作为另一门科学没有被经济学所涉猎，但并不能排除技术创造力作为动力、为经济运动所包函，虽然所有的经济学模型都没有表现技术创造力，但正如物质能量无所不在而不能单独观察一样；技术创造力表现在经济运动之中，而经济学只研究“摇椅摆动的规律”、却不探究初始的“推动力”，所以经济运动的医生，常常错误地把孕育停滞诊断为疾病。

技术创造相对于技术成果的应用当然是迟缓的，因为技术创造力的发展不可能轰轰烈烈，而是冷静的思维、需要时间。所以经济运动就不可能持续高速，除非放慢脚步适应技术创造能力发展的蹒跚；但果真如此，技术创造力也就失去能量的源泉。

停滞虽然孕育着更大发展，但太久的停滞是发育不良，难于治疗和政治对发育不良的反感、不应是从表象上去寻求治疗之方；而是首先治愈医生的视盲，寻到缩短停滞的良方。

只要停滞不是太久、大可不必为了社会福利，对经济运动本身大动手术，抬出诸如“抑制通胀”、“增大投入”、“减少失业”等等悲天怜人的慈善举动，作出一些“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资源重组”、“结构调整”等等小气小节的改良，甚至胡乱提出“政策救世”、“裁员增效”、“软着陆”的江湖庸医偏方；随后新发展到来、便大吹大擂自己的医术何等高明。其实停滞的解除、是经济运动自身发育所突破，并非医疗之功。甚至经济运动惨遭误诊的人祸大有史实可鉴。

若想缩短停顿时间、减少时间浪费，放慢是经济运动速度的不是高妙之方、而是误诊，最好的预防措施、莫过于在科研技术领域加大投资力度，以预期、优选科研增长极指导投资，使投资更准确、更适时、更具有配置效率。

所以，政府干预职责、应将稳定改为科技预测；将干预的瓶颈始终定在科技领先，而不是市场失灵诊治。

面对经济运动超越国界、货币是福利争夺的实力表现，净福利与国民产值存在名实不符的虚拟空间，经济学家会发掘许多原理，列举千方百计的观察与解剖。但是、经济就是经济，无论国家制度、地理环境、意识形态何等不同，总是循着自己的运动规律运行，无论人怎样适应实践和观察研究，只是人的经济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同，而不是经济规律自身的不同。古典经济学家针对简单的初始资本经济，阐明当时经济发育的理论，不能说明今天的经济，这是他们生命的无奈；而不是所发现真理的死亡；而今天的学者再用他们的观察研究工具、探讨和描述今天的经济运动、才是愚不可及的刻舟求剑。如今的经济既不是单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经济、也不是供需平衡的简单运行；而是市场客观调节与主观干预结合的混和经济，其运动受许多育雠于市场之外新的效应干预；当今人的经济目的不仅仅是停留在客观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要创造日益广阔的福利空间，由此而引发的效应因素都会影响经济运动。新的经济模型不应将各要素割裂开，分别研究相互关系，然后想当然地拼合；而应将诸多因素组合成多维空间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

不论经济学家说出多少经济运动原理和动源，概括起来不外乎：产出（商品、资本、剩余价值）；供给（劳动、资源、技术）；需求（消费、投资、公共支出）；收入（工资、利润、税收）；四个动源之间，由生产、效用、收入三个可能性边缘，和收入、消费、投资三个许可性边际极限约束构成GNP三棱锥空间（锥顶点：产出；三条棱边：产出－供给：效用边际；产出－需求：生产边际；产出－收入：收入边际。锥底面三条边：收入－需求：收入边际；收入－供给：投资边际，需求－供给：消费边际）。它的外接球构成GNP空间；技术创造力既是约束球体空间的半径，也是球体扩大的动力源，当技术创造停滞阶段（球半径一定时），则三棱锥各面不断扩大，无限接近球体(GDP与GNP重合)；当技术创造力再度爆发时（球半径增长时），球体扩大（GNP空间扩大）时，GDP空间再度被拉成三棱锥，但已是扩大的三棱锥；这是新的经济运动描述模型。

其中任何一个动源的畸变（三棱锥面扭曲），都表现为市场失衡、失去最大效益；通胀所表现的虚拟扩张空间，是福利争夺战的成果。滞胀，则是由于既得的技术能力以使国民产值与净福利吻合（三棱锥与外接球重合），缺乏继续扩张的新技术能量，等待新的技术突破、爆发新经济运动的动力；原有的平衡破坏，创造出更大福利空间、经济运动发展到新的更大空间达到平衡；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无尽。

撇开道德，所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危险、不过是经济发育正常运动，人类社会不会因危言耸听而却步。

让税收来调节不平等，经市场实现效益，参与竞技者如要驾驭经济，就得与经济一同前进。

商品是私有权交换的载体。

君主制的私有是专制的、财产私有和政治专横融为一体，没有交换、只有予夺；没有积累、只有封建；民主制的私有是自由的、与人权自由相对应，除非自愿出让，不得予以剥夺；所以资本社会一切依赖交换；在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技术构成差异不大的条件下，是以边际产品的生产时间来决定劳动价值，但价值一旦为等价商品表示，也就发生与真实的背离、决定于供求关系。

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劳动力不作为资源或生产要素，把失业不是看成经济运动的必然、而是社会制度现象，资本社会为争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要储备失业大军，并为了资本社会的文明，将无产者大部劳动去创造资产阶级的繁荣，也就是分配的不平等。劳动私有权相对于同等重要的其他生产要素私有权，比价太低，分配或交换所得过低，以至只能维持持续生存，所以资本社会产生经济危机。

一个极度繁荣的生产，面对一个相对萎缩的消费，即一个发达的生产力由一个贫穷、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来创造，所以产生过剩，这实际是滞胀。主要不是由于消费不能扩张以拉动生产，更主要的是技术创造力不能给生产以持续发展的动力。但由于是私有权交换，按照社会成本边际效应，积累的存量资本不可能奉献给工人阶级、或相对于自己的任何他人。一个经济运动的正常发育、由于政府不干预，变成不公平分配矛盾、愤恨指向制度；经济实证课题变成社会制度规范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发生的土壤。对于经济本身，马克思也认为有其发展的铁的规律，人类不可能跳越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阶段，迈入新社会。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到经济学中寻找，而不到哲学中寻找。

自然，作为经济运动的环节、供求关系同样不可跳越，所有的市场活动都是自发地进行；人为的干预都要通过供求关系影响价格、即影响私有权交换实现；劳动交换也不例外，不是任何人能随意左右的，在资本积累时期，大多数人注定要承担经济起飞的艰难苦楚，注定要过艰苦生活，为变革提供人力和物力资源，这是经济运动的铁的规律，除非物质极度丰富，或保持极度匮乏。政府干预如同救灾，干预的不是灾害，而是灾害造成的结果。

马克思说资本是由剥削长成，对无产阶级分配不公平。

剩余价值的榨取，通过恶劣的劳动环境、沉重的计件劳动、冗长的劳动时间、低廉的工资，毫无保障的劳工制度吮吸工人血汗，牺牲工人阶级应得消费，使他们的生活维持在生存线，除维持无产阶级后备军以外、一无所有。“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合肮脏的东西”。

     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创造出巨大资本积累、创造出资本社会的繁荣，剩余价值积累以后，不同资本所有人分割他们的私有资源孳生的剩余价值。但资本家在市场规律面前、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他们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的所有资产、除不公平分配外，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发展。剥削只不过是社会积累的手段。社会发展需要积累。

     这是经济运动自身的调节，也是私有权交换的自发机制决定的分配作用的反映。能不能消灭剥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为资本社会掘墓的论述，前提条件是：资产阶不能将所有与先进生产力相冲突的生产关系加以改革，使之相互适应，无产阶级才是资本社会的掘墓人。

    但民主政治是一个和生产力发展吻合的制度，能将一切生产关系矛盾消灭在渐进的过程中，而不是等到激化、非得连同制度一起灭亡、才能得以解决。因此，关于资本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无产阶级贫困得不能再生产，无产阶级将以革命实现公平分配的无阶级社会；只是一种憎恨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道德臆想。

随着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配差异，始终保持差距发展，无产阶级创造资本繁荣、也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不公平分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无法抗拒，不能改变。财产私有制是责、权、利高度统一的制度。财产所有权属于个人，对财产的责任一同存在；所有权唯一重要而又值得捍卫，是因为能为所有人孳益。唯一的缺憾是、老一辈资产阶级有“海盗”的风格和“公共关系去他娘”的习气，因而对新发展不适应；广大无产阶级对管理更是望洋嗟叹；资产阶级不断培养白领奴仆，将经营管理交给奴仆操作，至此政治经济学就渐渐被人遗忘。

所有经济学发现揭示的的经济运动规律、都为揭示者的生命所限制，无法预见到永恒。最公平的分配，就是按私有权人的意愿决定的分配。私有权决定的交换就是市场，市场自发调节交换价格，平衡供求——市场经济——资本社会经济。

马克思指出资本社会的一大特点——经济危机——经济运动规律对追逐利润造成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自然调节。部门间生产效益不协调，违背价值规律而停顿，但上次危机的效益最高点、是下一次危机的效益最低点，生产力在危机中发展，每一次危机都会将一些发展超前部门的资源抛出在闲置状态、包括劳动资源——失业。

究其原因，马克斯认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生产与到一个相对微缩的消费所致。如果扩大消费，又会导致通胀，他归咎成制度原因即私有制的罪孽。如果是公有制，就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就不会产生危机。

可是，近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表明：经济就是经济，不能由人的意志驾驭，危机不能避免；是资源配置出毛病、是效益递减与消费扩张导致危机和停滞，要消除危机、就得抑制消费，就得有失业，不管所有制如何。

失业，只是造成会分配不公平，太多失业和没有社会保障的失业；会影响社会安定；公有制可以全体均等的牺牲补偿随机分配，以无差距的贫穷、来消除不公平分配的怨恨；但并未消除危机，也未创造市场效益；公有制造成：人人去争夺公共利益、而不负责任，公有制因缺乏激励机制而陷入泥潭，需要改革自救。

剥开专制君主豢养的经济专家、给经济运动蒙上的阶级外套、涂上的社会主义色彩；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不难认清。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从毛泽东发动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开始，到邓小平宣布双轨制并行结束；带给中国公民的不是繁荣富强，而是自然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国民经济产能和民众生活质量的倒退。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初级改革开放的实践，正好检验了个人主观意志，对抗社会客观经济运动的“人定胜天”的狂妄“真理”的现实性。

    毛泽东利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挥舞着贫穷无产者乞食袋，唤起贫困山区农民、契约农民、工业农民工，成功地领导中国最后一次农民战争，打败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大陆建立君主立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

被农民战争的空前胜利搅混头脑的追随人群、为狂妄“真理”合理性作证，也为此付出了比抗日和解放战争更惨重的代价。毛泽东基于自己和追随人群对经济的无知、和广大公民对新建君主专制的畏惧，又拉起“社会主义改造大旗”，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经济运动的倒行逆施。

    用“公私合营”、“定息收购”的手段，剥夺工商业资本；用“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进而以“互助合作、土地入社”的手段诱惑农民放弃土地资源；全中国公民一夜之间沦为一无所有的奴隶，由私有权交换的主体变为经济运动的客体；连择业和迁徙自由也被剥夺，成为任人摆布的工具。使所有人对资源配置丧失责任心，成为被迫劳动力，人为地压抑经济产能。使相对人口和技术本已匮乏的生活资料，日趋急剧实践匮乏；不得不实行生活和生产资料配给制，社会主义经济完全背离自由交换；背离产出与需求的价值交换。最终使得经济运动毫无效益，走向曲面崩溃。

特别是使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将中国工业初始化的经济负担全部转嫁给农民，在首先解放工人阶级的幌子下，肆意扩大城乡和工农差别，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可以养活5口人吃穿无忧，而一个农民家庭全体5口人竭尽全力不能满足温饱；城市人口仅负担生活资料购置税，而农民除此以外、还得将收入粮食、喂养的家禽的一半以上，以极低的价格供应给城市居民、连运输保管费都转嫁农民负担。

农民担负着全国所有人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料供应，而工人生产的所有产品绝不供应农民，必须用农副产品交换；极大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致7亿农民种地、海岸线数千公里长，拥有全球屈指可数的江河湖泊，地大物博让世界瞩目的农业大国家，城市人在和平建设时期、却没有蔬菜、肉类、蛋类、水产品自由销售，粮食不能敞开销售、必须限量配给。食油、棉布、鞋袜、洗衣皂、火柴、香烟都需凭票计划供给；交通闭塞，农民在百公里内的物质运输全靠人扛肩挑。

毛泽东完全不懂经济，却硬要充内行；不接受人口学家马寅初的建议，对绝对过剩的中国人口资源不加节制，还以“人多力量大、热气高”鼓舞本能生育，以致中国人口迄今数量超越五千年的人口总和，大大超出公有制农业生产负荷能力；而对于绝对稀缺的农副产品资源，则不是放任市场自由配置，或以科技手段改进种苗和耕作方式，却以竭泽求鱼的手段向农民疯狂掠夺。

为确保粮食种植面积，限制农村人口种植蔬菜的面积6.7m²/人，以家庭为单位一次划定，新生人口不增，死亡人口不减；为了保证粮食种植面积，严格限制油料种植面积、以致农村人口植物油仅350克/人·年，动物脂肪和蛋白仅500克/人·年（仅劳力充裕，供养人口极少的家庭才能保证）；棉花种植面积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只能在完成国家统购以后，才能享有50克/人·年，一件棉衣穿10年（毛泽东倡议：“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床棉被盖一代人，甚至兄弟承袭，父子相传，从出生到死亡、只有婚嫁时才做一身新衣；为了扩大种植面积，强迫农村人口无偿提供徭役，围湖造田、毁林造地；强迫农民出勤日不少于324天/人·年×14小时/天，（服徭役和双抢期间19h/天）；服徭役15天/人·年，自带口粮、被盖、工具，以围湖造田为例肩挑4000Kg、行程45Km/天·人,额定的土方任务必须完成、往往劳作时间长达22小时，且都是在冬季农闲时服役，喝凉水、吃冷饭、睡冰冷的地，人不如驴、农民怅恨：为什么不死啊？

如此含辛茹苦，最佳农业环境、一个健壮劳力、一流庄稼把式，一天的收获只够买20只鸡蛋（或两条牙膏或1.5Kg食盐或1Kg硝酸铵……）。农民用生命对抗疾病，以加速死亡应对营养型饥饿，靠变卖祖攒的家产、解决经济燃眉急……；最后，没有棉花织布，无衣不补；无钱烧砖瓦，火砖改为泥胚、无屋不漏；村中，斧荒石料的下水道、井栏塘壁、户间连廊，祠堂宗庙等公共设施，无力维持修缮任凭倾颓；共产风和大办钢铁，将几百年植造护持的村属薪柴林、砍伐殆尽、熄灭了农村炊烟；兴修水利、垦荒造田，破坏了全大陆的自然植被和水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公社，比日军扫荡和内战炮火中的农村更为凄凉；浮夸风向全世界宣布“亩产万斤、鱼稻双丰收”，全国农村倾其所收上缴国库、恰好第二年全国干旱，数千万农民饿死；城市中许多人因营养缺乏而患上浮肿和肝炎。“社会主义公有制”束手无策，“力量大热气高”的几亿人一筹莫展。

这应归咎天意和农业生产能力的低下吗？

第三年政策松动，允许农民生产自救、允许开垦自留地，开放自由贸易市场、放开物价，农副产品很快充盈市场，饥荒变得微不足道；连同改革开放解散人民公社、土地回到农民手中，生活资料立即充裕起来、不再实行配给，所有票证自然退役；都无可辩驳地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观对抗市场客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

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的农业产能和农民生活质量倒退五百年；人民公社社员切身感受到：沿袭几百年、每户5Kg主粮的国家赋税、突然提升至名义上的总收成的 5%，实际要向国库缴卖总收成的50%；投工150天/人·年×8小时/天、投资0.5元/亩，增至324天/人·年×14小时/天、50元/亩；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使农村的青山绿水居住环境荡然无存， 农民被户籍制囚居于穷山恶水的荒野；千年世代沿袭的、半年辛苦劳作后的半年休息被剥夺、被捆绑吊打强迫去服无偿的徭役；每当端午、中秋、春节杀鸡宰鸭，喝杯小酒、做件新衣已成昔日的回忆；半年冬闲看社戏、喝社酒、“家家扶得醉人归”美景一去不复返；“煎冬瓜炒葫芦、一年四季不脱老猪油”、粗茶淡饭的温饱都可望而不可即；如果说农民在为繁荣富强而牺牲、那么这繁荣富强与他们何干？离他们多远？他们忍受了几辈人、一辈更比一辈穷，一辈更比一辈苦；苦到比康熙年间饿死的人还多，农民在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时，总是分不五百年前的清康熙爷和当今毛泽东。

    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的商业市场交换功能被彻底剥夺，成为名副其实的物质配给供应站；产出——供给——需求市场客观循环链被融为一体，装进几个类似周恩来的天才大脑中，8亿人口的生活需求、生产活动、将由几位杰出天才饲养员计划配置；计划决定分配，市场不但可以出清、而且日益枯竭；以疯狂的掠夺、强迫每个人必须劳动、当然没有失业；成天在贫穷饥馑的生存线上挣扎，没有收入和支出的剩余、没有产出的存量、没有发展何来危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再简单不过——鱼鹰式狩猎，见饥行饲——肆意掠夺，非死不止；劳动力资源计划更简单，城市人口多了、下放农村——“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哪里可以大有作为”，工业劳力不足、招工——“临时工、合同工、正式工、轮换工”，招之即来、辞之可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毛泽东即国家、毛泽东的建设构想就是资源配置、毛泽东意志决定8亿人的生死存亡，客观天道不可抗拒？800万美式装备蒋匪兵都不怕、还惧驴群反叛？大了不起脱掉皮重上井冈山、再一决雌雄；我毛泽东就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毛泽东、高兴看到中国人失掉宁静，要建造地狱对抗天堂；他一句“人多力量大热气高”批倒马寅初，创造中国人口数量吉尼斯纪录；以反社会主义革命右派运动，镇压了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的抵制，成功实现生产资料全面专制君主型垄断；庐山会议扫除彭德怀为首的党内反“三面红旗”势力，全面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实现城市私人资本的国有化；从此、毛泽东将刚刚萌芽的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彻底毁灭，完成向君主专制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秩序的倒退；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决心至死不渝，中国的前程、亿万民众的生命不能使其改辙。

　　三年经济困难刚过，毛泽东迫不及待发动社会主义教育（清文化、清思想、请经济、清政治的四清）运动，唯恐市场经济卷土重来，竭力灌输公有制经济意识；紧接着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竭力清除党内异己；临死不忘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罪名，开除党籍、撤消国家元首职务；回报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拯救救濒于饿死农民的创举。

　　城市私人资本国有化以后、城市建设命运如何？

    毛泽东为君主立宪而奋斗，它的破坏力最大、所以他成功，继而对中国的市场经济破坏也最彻底；他不知道中国封建自给自足经济、与外国列强市场经济数百年差距，更不懂这条差距鸿沟的历史原因；他以为建设和破坏一样容易而且快意，信口开河提出“十五年超英赶美”、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人民生活达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青山绿水、人面桃花”的、经济建设大跃进宏伟目标。

    “大办钢铁”和“技术革新”是“大跃进”的第一役，用红粘土、干打垒筑成“土高炉”、或用烧木炭的土焖窑作炉体，以木炭或煤炭做燃料，手工锤制块矿，以手动风箱鼓风炼铁；全国城乡日以继夜、大兴炉冶；结果，废弃的“土高炉”遍布城乡；小块矿结成大“菠萝”，为实现10700万吨生铁的梦呓，搜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废铁、甚至农民烧饭的锅充数。这种连起码物理常识都不懂的、劳民伤财的冶铁运动，在市场经济下绝不会发生；只有专制君主才会如此昏聩，并以无偿的徭役实践。

    青年鲁班李瑞环、改变没有几何常识的木匠、放大样的旧工艺，按宋代《营造法式》、依设计图制作杆件拼装木桁架的工艺；农业技术革新，则用爆破深翻耕地、导致可耕层全面破坏；密植到不留行距和株距，禾苗因缺风而死亡；雕虫小技和愚蠢的破坏、居然被缺少起码生产常识的毛泽东、创导成技术革新运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恐怕不会给予如此昂贵的专利保护。

    大跃进，以大倒退至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终；英国没超过、美国也没赶上；农民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四只脚在田里苦爬；工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到毛泽东死去仍是一句空话；楼房和电灯电话中华民国成立就有，但到毛泽东死、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1.3m²、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搭阁楼拉布帘子分隔，忍饥挨饿面色怎么能比桃花？

    毛泽东专制时代，经济建设的成就：完成了（如上海）工业都市向（如香港）农业城镇的顺利转变，实现了军事工厂向西北三线大转移，试验成功军事争霸的“两弹”、面子争光的“一星”；却使中国付出经济崩溃、环境资源毁灭、和民不聊生的惨痛代价；农民、农村、农业被野蛮的经济掠夺和兽性的尊严歧视，绝望到、愿与背负的公有制义务同归于尽。

毛泽东时代的大陆计划经济的实质，并非市场经济运动；是奴隶制的专制统治行为，源于经济而不遵循主体的需求；生产者，连自己的劳力资源配置、也完全服从君主的意志，沦为没有人格的经济客体，没有人身自由的工资、只不过是物质极度匮乏的配给制选择权证。

   毛泽东的死、不等于中国经济的解放；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上、写着两条邓小平纲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摸着石头过河”，既不坚持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不开放市场经济自由；邓小平将这种经济模式命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经济”；但这种经济模式的实质已经被“6·4天安门事件”揭穿，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转变为有产阶级政党，乞丐首领转化成现代资本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经济”；“双轨制加贪污”这个最温和的积累手段、即邓小平“过河”摸的“石头”。

   “资本原始积累经济”,类似股市二级市场交易，竞相争夺企业控制权、并不关心产出效益；能左右经济运动的人、关心的是如何洗净更多钱、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控制权，以便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破产后、中国经济运动恢复到资本市场秩序时，自己能独占资本市场经济的先机；需求只在吻合洗钱功能时才被当成手段确认。

全世界都被中国经济、从毛泽东专制的手掌紧握中释放出的、人为压抑的经济复苏所迷惑，以为市场经济的繁荣正在中国蓬勃发展，与其共生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呼之欲出。

众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首要、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欢呼雀跃，欢喜若狂地为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动力的技术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投资效应使金融误导迅速蔓延；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经济”对高新技术缺乏兴趣、而诱发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世界经济学家、金融精英的头颅聪明却健忘，眼光犀利却浅陋，才智过人却狭隘；的确属聪明反被聪明误，不是心怀叵测蓄谋害人。

全世界的人都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振撼，经历三十年内部专制压抑、世界冷战隔离的中国经济，突然轰轰烈烈地持续发展三十年；民众生活、由缺吃少穿，迅速步入世界领先的时尚领域，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农业穷国，对于毛泽东统治建立以前、中国公民生活历史状况无知或健忘的人来说，如此快速的经济复苏、可算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们仅仅看到飞速崛起的楼、不断延伸的路，而无人质疑：中国的基本建设停滞了几十年？世界的建筑技术和速度跨越了几十年？中国的建设现况能不能与其伦比？中国人的建筑材料、结构、技术，使用功能、环境规划还停留在那个历史年代？

更无人用经济学家客观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按市场需求——产出的资源配置原理，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经济”实质、作透彻观察和精辟分析、并发现繁荣掩盖的危机。

中国长达三十年的经济改革运动，概括起来只不过是：卖不可再生资源，建基础设施；而且，两个经济行为的货币值、共同支撑着中国的快速增长的GDP(包括合法投资和产值中掩藏的洗钱服务、贿赂家庭消费、黄色游乐业的投入和产出)；中国的快速增长的GDP，仅有自我历史纵向比较的增长性，绝无世界横向可比性，无论从国民人均值、产值创生的领域，还是从产值创生和应用的技术含量，都无法自称为发展中领头国家；中国的快速增长的GDP，且不说应该剥离括号内隐藏值，至少不应将仅是存量转换、毫无增值创生的、出卖不可再生资源值计算在内。

出卖不可再生资源、筹措发展资金，不失为快速有效、独立自主的良方；但一半天赋、一半人定的财富得手，包藏的济世与祸国心机立刻显露无余；却无人用经济学家客观的眼光和冷静的头脑观察并分析，识别建设与破坏者的面目。

中国是与世界列强经济发展差距数百年，物质匮乏、技术落后的贫穷农业块板，要向工业化富强块板崛起、首先要改革宪政，这一条举世皆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生产力发展真理，毛泽东生前和死后的经济状况对比、足以证明中国不应例外；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清算过毛泽东及公有制计划经济吗？提出给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剥削平反、恢复其经济管理人本来名誉吗？肯定过刘少奇 “剥削有功”言论正确吗？批判过中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吗？没有，而是高喊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改革的目的就一目了然；退一万步就经济而论、中国的崛起最稀缺的需求应该是：基础工业的先进技术、农业种苗培育和耕作先进技术；保证温饱的食物资源配置、保持最小采光距的小户型廉价住房租赁；促进教育科研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实行十八年义务教育制、并保证学生强化免费营养食品供给。

建设者、一定会竭尽全力、为满足中国的崛起最稀缺的需求而忘我地劳动。而中国的权钱交融的暴发户，沉迷于通过毫无规划的房地产开发来洗钱，努力建造自家的大宅院、小卧车；让“希望工程”建设经费依靠沿门乞讨和强行摊派维持；沉迷于及时行乐，挥霍公款吃喝嫖赌、周游世界名山大川，并将列支充斥GDP增长；大量地方税收用来投资高消费建筑——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空荡闲置的会展中心、歌剧院、各级政府办公殿堂、大学城、教师住宅区；三十年来一直在加快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又一直在整治市政残疾设施、重复（建材生产、设施建筑、建筑垃圾抛弃）疯狂毁灭可耕地；都足以证明：无论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革命、还是放弃公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改革，都是为了一党之私，对民族经济的破坏。其领导人、都是以主观意志干预客观经济运动的愚蠢贪婪的破坏者。

建设者，一定会借鉴发达国家数百年经济发展的成败，最大限度规避改革失误，减轻改革的风险，造福于国、授益于民。

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不借鉴“再生税收投资”，而是依靠不断增长的直接基本建设投资、支撑GDP持续增长；因为这些投资能够快速实现、公共资本向私有资本转化，因而导致永久性桥路建筑、使用数年便毁损、坍塌、维修、改建；住房建设不借鉴“放开公共廉租和私人建房、控制环境规划和户型面积”和“规划贫民窟自建区”，而是银行股市金融巨头、官地产开发商、炒房团三方相互勾结，疯狂洗钱；形成廉租房不建、环境零周边、户型大面积；价格和空房与日增、开发速度有增无减，广大工薪阶层和贫民望房嗟叹；这种溢出市场需求的基础设施和住房建设，竟是GDP的支柱。

中国企业上市融资不借鉴“募集资金投向监管”，故意在一级市场发起程序上虚设申报审查、而对募集资金投向留下实质性监管漏洞，为改革领导层的高官圈钱、规避金融诈骗提供法律保护；将金融诈骗包装成投资风险转移给二级股东承担；胡耀邦和朱镕基、手递手提携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徐鹏航编导的“康赛体恤”上市案，中石油开局跌停案……，诸多垃圾股炒作案，足以使貌似廉洁的高官祸国心机昭然若揭。

中国经济开放引进不借鉴“技术引进、资源互利”，而是依据一百三十年前发达国家的资源欲望、编织“筑巢引凤”策略，设立十二个经济开发区，以无偿提供土地资源、和国家地方税收减免、自建生产厂房和市政配套设施、消费大部产品为代价，引进换代技术和输出劳务。最终没有任何人在开发区建厂、仅仅做个技术股东，甚至一些最先进入大陆的小企业、遇到细微风险则溜之大吉，地方政府还得为其拖欠的债务买单；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既没改辙、也不沮丧，因为邓小平根本不懂、当今发达国家再不是一百三十年前的列强，他们不再需要殖民地、而是寻求出售技术的市场；更何况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已经在双轨制的混水中摸得心满意足。

造假于温州、走私于石狮、圈地于海南，进出贸易口垄断于广州、房地产洗钱创始于浦东、国有企业为私人盈利成制于深圳，从这些窗口、邓小平呼唤出第一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经济的带头人。

中国、诸如此类的溢出市场的经济运动怪状，并未引起世界经济睿智头脑的深思，被狭隘的市场经济学理论和经验充斥的经济学大脑、固执地坚信中国官方公布的GDP数据真实可靠、改革业绩可嘉；并凭此指导针对转型国家的技术研发和福利建设投资，直到金融危机提前爆发，还因虚荣要誉，而对聪明己误、保持沉默。其实、本次金融危机属于滞涨，等待技术新增长迸发——新能源的诞生；转型国家的拖累、只是加速滞涨表现的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港币台币急剧贬值，人民币保持坚挺、世界经济学家们就应看到中国经济的人为操纵运动的秘密；中国政府有类似法官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只享有执政结果的被告知权；政府享有议会管辖豁免；政府能以货币发行操纵、抵御存款挤提，以财政收支的黑幕、掩盖国家金融破产；以空头信誉支付、维持透支经营；以拖欠工资和三角债、鼓励企业再负债经营。政府将广大民众为了抵御生活毫无保障的风险、紧缩当前生活需求，而积累的巨大存量资本、维持国际金融信誉。

如果说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者、缺少最起码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常识，对抗市场经济自在的客观规律、留下“大办钢铁”、“技术革新”的历史笑柄；建造一个物质和精神匮乏、自然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颓毁、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必须重新改革自救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经济运动、所表现的愚顽与专制，就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不同是：由于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控制、允许私有制经济存在，农村分田到户、完全铲除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私有制农业；使中国的物质生活从毛泽东的饥饿饲养状态恢复到人的生存状态。

　　民众迫于对国家暴力的无赖、对暴力民主代价的畏惧，忍受着权钱交易暴发户连同后裔数代人、为占据资本原始积累先机、享尽现实繁荣，而转嫁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恐慌，失业、饥饿、疾病袭击的折磨；发达国家对此装聋卖傻、见利忘义，继续保持对中国这种对抗生产力的经济运动以支持互惠，绝不会收获幸灾乐祸的箧意。

　　中国公民盼望公平竞争的新经济秩序，一个完全由市场规律客观支配、自主运动的经济秩序；这个经济秩序和自由民主的法律秩序并存；祈祷和恩赐都是梦想！

2009年６月1号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