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无缘无故的爱”1

要重建中国文化传统的“宽恕”，就必须提倡“无缘无故的爱”，也必须使“慈悲”真正“慈悲”。

一个只懂得恨而不懂得爱的民族，无疑并非以善始，因此也肯定不会以善终。这样一个民族，只有在开始对“仇恨”二字重新审视并且无条件地拒绝之时，只有在知道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挽救的之时，只有在意识到了爱的无上高贵之时，它才有资格说：我已经离文明不远。否则，文明就永远在这个民族之外。而真正的“宽恕”，恰恰立足于爱。

当然，这里的爱不以外在世界为转移，并不是一种刺激反应，而是一种内在需要。按照世俗的理解，爱是一种牺牲，因此是有条件的，时刻期望着回报，而且完全以回报为目的。爱成为满足自我的借口，对方则成为满足自己的工具。被爱和被满足才是真实的动机。被呵护被怜惜被疼爱被崇拜则是爱之为爱的动力。然而，宽恕所立足的爱却是爱的选择。它完全是自我的一种需要，是无条件的，也无须回报。在埃·弗洛姆区分的“被爱”与“施爱”、“爱的对象”与“爱的的能力”、“坠入情网”与“长久相爱”以及“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与“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与“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之中（参见埃·弗洛姆《爱的艺术》，第1-7、46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在瑞典神学家虞格仁（Amders Nygren , 1890-1956）在《历代基督教爱观的研究》一书中区分的自下而上以自我为出发点的Eros和自上而下、以神为出发点的Agape之中，它显然与后者完全一致。

这样的爱是太隆重了，然而这又恰恰是人的使命。在最不高贵的世界中实现最最高贵的使命，没有什么比它更能够彰显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了。在这方面，堪称楷模的是特蕾莎修女。她的爱心感动了所有的人。上个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她亲自走进战区去营救战火中的妇女和儿童，双方一听说特蕾莎修女在战区里面，竟都立刻停火，待她把女人和小孩带走后，才又重新开战。而她逝世之后，人们则纷纷赶来为她送行。在她的遗体被抬起来时，在场的印度人统统下跪，包括印度总理。而她的遗体被抬过大街时，路边楼上的印度人立刻全都下楼跪在地上，因为没有人敢站得比她更高。在她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是人性的神圣与尊严，也正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因此，人是爱的存在而并非功利的存在。倘若从功利的角度，无疑会有“血债要用血来偿”的对等报复的意识。这令人想起动物在突然遭受痛击之后的“反咬一口”。然而人却毕竟不同，他人对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我却无法做到以报复的方式来抵消他人对于自己的伤害，不但不能，这报复本身恰恰又会为自己带来新的痛苦。因为正是这报复本身又进而伤害了爱本身。须知，爱是不计功利的，爱就是爱，因此爱不需要理由，爱本身既不需要“缘”也不需要“故”(区别于中国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耶稣甚至当着众人的面否认了他的生母)。何况，类似于光明并不与黑暗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爱也并不与恨对等，而是远在后者之上。爱之为爱，显然也是一种要无条件固守的东西，而固守“爱”，也绝对不以这个世界也爱他来作为回报。即便是整个世界都给他以仇恨，他仍旧要爱这个世界。因为，爱就是他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

而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恶的真正否定和超越并非以恶抗恶，而是绝对不像恶那样存在，并且以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宣喻：这才是人所应该禀赋的真正姿态。所谓“和基督一起屈服，胜过和凯撒一起得胜”。可惜人们往往对此疑虑重重，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暴力面前，宽恕就是自取灭亡，但是真正的关键在于：恶的消解必须从自己开始，倘若人人都不去使用暴力，那么暴力又怎么会得以出现？当然，对此人们或许又会进而反驳说，坏人总是会有的，如此一味宽恕难免给他们以可乘之机。然而为他们所严重忽略了的是，坏人实际就是我们自己。因此只有从每个人自己做起，人类才可能获救。显然，在这里存在着一个个人的角度与人类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看，罪恶在于他人，从人类的角度看，罪恶在于每一个人。因为人类正是由每一个真实的个人组成的。必须强调，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慈悲”才真正“慈悲”。也因此，宽恕的力量就不是来自面对黑暗而是来自面对光明。黑暗就是黑暗，批判黑暗不可能导致光明，消灭黑暗也不可能导致光明；黑暗永远黑暗，黑暗的尽头不是光明，黑暗的结果也不是光明。因此哪怕是像鲁迅那样的直面黑暗、反抗黑暗，也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最终仍旧无法走向光明。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背对黑暗，面对光明。《新约》中说：“你们必通过真理获得自由”，同样，我们也必通过光明获得自由，而不可能通过黑暗获得自由。具体就宽恕而言，当我们一定要从报复中获得曾经被对方践踏了的公平与正义时，首先被我们践踏的，恰恰就是宽恕本身。而当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曾经被对方践踏了的公平与正义，当我们意识到放弃报复意味着更高的获得，宽恕，这“不可能的可能”也就转而成为完全的可能（我们也必通过这“更高的获得”而获得自由）。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在许多宗教徒身上所洋溢着的那种非常彻底的宽恕美德，在相当时期，人们都不屑一顾的斥之为爱的呓语。现在我们终于发现，真正应该被不屑一顾的正是我们自己！

事实上，宽恕之为宽恕绝非爱的呓语，而是更高的获得。当我们受到伤害之时，采取的态度无非有二：其一是因为受到伤害而图谋报复同样还击，甚至哪怕是卧薪尝胆也在所不辞；其二是因为意识到只有爱才是对于恶的真正否定，而其它的否定，诸如“以恶抗恶”、“以暴抗暴”都不过是对恶的投降与复制，因此而在别人伤害我们的伤口上培育爱和宽恕的果实，犹如一朵被一只脚踩扁了的紫罗兰，它却把余香留在那脚跟上；也犹如一只蜜蜂，哪怕在有刺的玫瑰花丛中寻觅，所唯一关注的也只是采粉酿蜜。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就提到，诗人就是采撷大地上不可见事物之蜜的蜜蜂，他把人类的痛苦和欢欣采来酿造成蜜，供人啜饮品尝。而在一首名为《啊，诗人，你说，你做什么》的诗里，他在提到诗人的使命时，也一再说，诗人的使命就是“我赞美”！而在“赞美”中的爱的获得，也就是那“更高的获得”。回头再看文章开头提到的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他们没有选择报复，而是选择了宽容和爱。这选择就绝非爱的呓语，而是更高的获得。欣林先生写过一篇名为《爱城故事》。他告诉我们：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

（但是在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看来）宽恕远胜过复仇！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作者在文章结尾亲切地称爱荷华城为“爱城”。并且说，“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事实上，无数经历过这一事件或者看过安·柯莱瑞的3位兄弟的信件的人都已经“不是昨日的我了”。试问，这难道不是“更高的获得”？！

里尔克吟咏云：“大地：亲爱的大地！我热爱！我要！”这正是“赞美”的意义。爱就是愿意去爱。只要你是简单的，这个世界就是简单的。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世界。因此，宽恕的结果，或许并没有在现实中获得回报，但是所有的人都会看到：它在人类的心灵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正是这巨大的回响，酿造着人类的过去、人类的现在，也必将酿造着人类的未来。或许就是有鉴于此，曾经被曼德拉总统提名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才疾呼：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是的——

“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