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的“幸福”密码

当代人的“幸福”密码

           辰风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8f7a5e0100i58s.html) - 转载一个剧评人的评论文章_范伟_新浪博客  

社会广角镜

长久以来，当代荧屏播演的故事中，多有对“成功者”驰骋人间战无不胜奇迹的渲染，多有对一夜暴富一夜成名神话的催生，却相当厌倦打开一扇瞭望现实人间的窗口，让观众去领略那些就发生在身边的鲜活、奔涌的世态万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近出现的一部名为《老大的幸福》长篇电视连续剧，便显得自出新意，有些另类，它让人猛然呼吸到一种杂糅着咸腥、酸涩却浑朴、真实、自然的气息。

顺城的足疗师“老大”傅吉祥，含辛茹苦将四个弟妹养育成才并全部输送到京城，长兄如父，弟妹孝贤，四弟妹寻机合伙将“老大”绑架到京城“享福”，老大在京城消受这“福报”的过程中晕头转向兼大开眼界，“幸福”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黄沙吹尽始见金，当以“成功者”自傲的弟妹们纷纷遭遇失败时，看似小人物的“老大”却成为了一个有力的救赎者……

——这是一个近似于“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框架，它以自由推移和平民化的视角设置，将跨地域、跨文化的广阔社会景观和诸多大众原本熟知的、亲历的，抑或耳闻的五色斑斓的当代生活断片巧妙地扫摄、收纳进来，它为电视观众架设了一具社会广角镜，虽不免浮光掠影，庞杂琐碎，但在家长里短、世故人情的柔光笼罩下，却竭力辑录了这个繁盛而纷乱时代的欢欣、丰足，也冷静地聚合了它的挣扎、困顿乃至暗藏的危机。

《老大的幸福》显示出了一种在当下较为稀有的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追求，它有对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内在精神和表现方式上的某种延续和回归，也在表现飞速变幻的现代时尚生活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能够感觉得出，创作者们为有效地加宽作品的现实容量，增强其社会批判性和认知价值，耗费了不少心力与功夫——剧中很多生动而丰富的细节分明源于创作者们对日常生活的近距离观察、积累、解读，将它们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文本中，应该远比漫无边际的臆想与营造更为艰辛繁难，也更需具备深厚扎实的创作实力。

幸福观追问

从顺城来到首都北京的“老大”，很快便从家庭的视角内窥知了以兄妹四人为代表的大都市“成功者”的真实状态。在颐指气使的大老板老二、为仕途奔波劳碌的官员老三、为虚名虚利折腰的演员老四、人生随股票升跌的钢琴师小五身上，高度凝集了当代社会生活中令人忧虑的弊端与创痛：欲望过盛，灵魂风化，世情冷漠，家庭失和，心性领域在物质巨兽的无限压力下极度萎缩……一些人看似奔忙而体面，却只能与幸福遥遥相望，这实在出乎“老大”意料。“老大”在繁华都市中未能获得自己的“幸福”，也看不出弟妹们的“幸福”究竟何在。

恰好近日发布了《2009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超半数受访者认为必须要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看来，将幸福等同于权钱加享乐的异化幸福观与“幸福危机”的降临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调查也显示：一线城市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不少人的幸福感，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幸福观是生命价值观的直接体现，与时代脉动、社会思潮密不可分，因而它也必是一项恒久而复杂的人生命题与艺术选题，而幸福感又是一种见仁见智、甘苦自知且极易受环境和他人影响和诱导的感觉，故而心理学对此有着特别的限制，称之为主观幸福感（简称SWB）。《老大的幸福》恰逢其时地与当代人的价值观∕幸福观范畴发生了触碰，创作者以“老大”和兄妹四人所代表的精神与物质的倾斜失衡作为喻体，展开了全剧关于幸福观探讨的最核心部分，这为作品带来了可贵的精神深度和当代意义，但无疑也强化了艺术表现上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这一大众化的传播媒体，并不宜于进行终极的人生探讨和热忱的道德追问。或许正因如此，每当遭逢一些尖锐而残酷的情境时，《老大的幸福》便不免披戴上朦胧美丽的面纱，不得不与深刻和真切擦肩而过；有时创作者似乎也很想把老大塑造为一种潜在的世俗“成功者”以慰民心，在讲述“老大”故事的过程中，有时遵循的并不是失败者的逻辑叙述，往往又兀自跳跃到“成功者”的逻辑推演中，这终究为作品的价值指向带来了一些语焉不详之处和分裂之感。

中国传统文化格外看重家庭伦理道德，几乎将其视为一种亚宗教。在以“赚钱”为幸福基础的当下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历史真空地带，基于血缘关系的本能之爱与基于利害关系的功利之爱，或许已成为很多人的精神支柱。本剧正是从家庭伦理入手，并试图循此路径给那些身患“伪幸福”浮肿症的现代人开出一副驱邪良药。

这幅药剂的力量如何呢？结论尚不明确。

灵与肉，正与邪，进与退……矛盾对峙的双方正呈胶着状态，这是时代的真实。

捏塑新典型

范伟扮演的来自东北顺城的“老大”， 幽默、达观、聪慧、自足、淳厚，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具个性的人物，他永远头戴一顶饶具意味的“北京欢迎你”的红色小帽，面带真诚温善而不无狡黠的笑容，还时常冒出一些颇具哲理意味的警示之句，每临窘困便念念有词地做起一套自创的“快乐养生操”，踮起猫步“调一调”—— 包括“想美事儿”、“我年轻，我漂亮”、“我心里老美了，我老幸福了！”、“幸福就是毛毛雨，只要高兴，它自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他还有一个带有浓郁东北地方特色的口头禅：“妥了！”老大的秘方之一是“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比，怎么比怎么憋屈；拿自己的长处跟别人的短处比，怎么比怎么幸福。”

看上去，“老大”的处事哲学颇有些疑似阿Q，靠掩耳盗铃式的自欺、靠“瞒与骗”（鲁迅语）过活，所谓知足常乐、安于现状、平淡冲和、“老滑俏皮”（林语堂语）等一类品性在“五四”开启的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中曾多受攻讦与质疑；但“老大”身上又有着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可贵特征，他心中有爱意，脸上有笑容，以奉献为本，以助人为美，以上进为乐，而且不卑不亢，坦荡超拔，从不自怨自怜……

“老大”不是阿桂（阿Q），也非阿寅（日本的寅次郎）。在这个人物身上，流露出创作者试图塑造、整合出一个集优秀传统文化人格和社会主义新人特性为一体的典型人物的不凡雄心。

虽然这种尝试未能全部到位，但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挖掘深藏于民间的人生智慧，利用历史传承中的精神资源，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文化人格的重构与重塑，这实在是一项非常重要、注定也非常棘手的创造工程。

作为一个具有开放式结构的新生人物，“老大”的形象自然仍有可资探讨和完善的空间。“老大”置于问题与矛盾的焦点时，多以大智若愚、和平化解、以退为进等以柔克刚的方式，而少有一种在交锋、对峙、战斗中淬炼而出的刚性力量，他的身上似乎更多拥有着一些我们这个民族仍然过盛的阴柔之气。从长远看来，只有在进一步呼唤公民意识的建立、唤醒民族自由意志的觉醒的前提下，这些古老的智慧之果才能既产生滋阴之功，又不乏壮阳之效。

“老大”的幸福，关键在于他有人性与信念的丰厚根基，哪怕这些仅是自发性或无意识的，而弟妹们的失落恰在于他们如脱离大地的墙头芦苇，只顾追赶潮流而舍本逐末。在这个焦点上，对“老大”所依托的传统之根的铺垫，对其道德人格形成背景的挖掘似乎还嫌不足，这类缺憾虽然从范伟的出色表演中获得了很大补充，但从人物的整体形象来看，“老大”的有些举动不知所为何来，观念上也存在矛盾纠结之处，因而有时感到不够十分血气充盈，尚有一些漂浮之感。至为重要的是，在对“老大”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之间，需要为广大观众架设起一座开阔结实、便于通行的“桥梁”。

城乡结合体

或许由于城市奔马一般日新月异的变化令人实在目不暇接，而乡村的演变相对迟缓滞后，因而相对易于定性，易于把握。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快，但成功表现都市现代生活的文艺作品始终难得一见，似乎中国文艺的观念重心、审美趣味至今尚未完成向都市的迁移。

《老大的幸福》地跨顺城与京城。顺城充满了浓郁的东北民间的风土人情，生活结构、人际关系尚未受到现代化生活的彻底侵染，剧中虽并无直观可见的乡村元素，但仍向传统的乡村文化形态上有着极大倾斜；四弟妹定居的京城自具繁华的大都市气息，弟妹们的职业和生活圈子也带有较多现代时尚元素。地域跨度带来了文化跨度，因此本剧既有别于常见的东北乡村题材喜剧，又大不同于一般的都市偶像剧；既重传统的故事性情节性，又强调抒情化的内心表现；既有“生活流”的写实铺排，又有对细节的入微雕琢；既撷取了不少曲艺精粹，也引入了一些现代拼贴方式……因此，无论在形式构造还是精神气质方面，这部作品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城∕乡结合、传统∕现代结合的特征——而这种时尚与乡土、庄重与谐趣的杂糅并置，与当代中国社会潮流也确有着一种切实的呼应与契合。

在一些对现代都市文明持偏颇批判态度的作者笔下，城市往往单向度地成为罪恶、阴暗、欲望的化身。《老大的幸福》在较好地兼顾了传统与现代文明间对比、交融、碰撞的关系的同时，也留存着一些以城乡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来圈定不同道德取向的痕迹。

实际上，随着现代化都市化步伐的不可遏止，家族的凝聚力必然日渐式微，农业文明的余晖终将消失，试图原路返回传统文化，“退行”到温馨而保守的老旧生活形态中，实际上已绝无可能。从全剧结尾部分“老大”最终携着乐乐返回顺城的结果来看，很难说这到底是“老大”的成功自我救赎的方式，还是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可以想见，顺城也处在与现代生活快速接轨的过程中，它也终将无处安放“老大”的一颗平常心和他与乐乐的安宁生活，等待他们的只能是继续漫游、流浪，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寻找真正属于他们的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