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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9:24:49
聆听5万年前的笛声
在沉寂了5万年之后，一支新石器时代的笛子最近再次奏响，你是否想听听这史前的音乐之声？
考古学家们在斯洛文尼亚的Divje Bave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器具的碎片，它们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乐器的碎片，是用熊的腿骨制作的。与碎片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些尼安德特人使用的工具及一个原始火堆。
碎片经拼合复原后，成为一个两孔的笛子，可惜无法再发出与当年一样的笛声。为了聆听它的声音，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音乐家兼考古学家Jelle Atema用一块有5万年历史的熊骨，制作了一支一样的笛子。
Atema在今年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报告了这项研究成果。他认为，人类追求音乐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万年前，但原始人为什么会开始研究音乐，可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尼安德特人利用音乐来吸引女性，“这是我比较乐于接受的一个假说”。
Atema还用同样方法复制了两支古代法国的笛子，其中一支由一块有4万年历史的鹿骨制成，另一支则由有4000年历史的兀鹰骨制成。 （碧声/摘自《北京晚报》2000.8.5）
音乐的自然和自然的音乐
Patricia M。 Gray， Bernie Krause， Jelle Atema， Roger Payne， Carol Krumhansl， Luis Baptista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数自然的声音，从最早的时代开始，人们便对这些“声音”（soundscape）发生了兴趣并不断从中得到灵感。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并且十分依赖声音科技的人来，靠近自然生活的人们能够觉察到更广泛的声音。例如：人们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记录下鲸在海底的声音的。然而，几千年来，像Tlingit人，Inuit人，以及其他的航海部落已经会从船甲板上 “听” 这些声音了。同样的，人们最近才记录到大象间用“超低”（ultralow）频率的交流尽管Hutu 和 Tusti 这些东非的部落已在几个世纪前就把类似的声音引入到他们的歌曲和故事之中了。
据说每个已知的人类文化都有音乐。既然音乐被定义为：为表达感情，社会，文化，以及能认识到的目的，声音在音调和时间上变化而形成的一些模式（pattern）（1）。那么，人类的音乐创作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么？别的物种能表现出音乐语言及音乐表情么？如果可以，那么这些动物的“音乐创作”（music-making）是由什么行为引起的呢？在“动物王国”里，有证据表明他们有能力用已知的“乐音”（music sounds）来创造和再创造（recreate）“音乐语言”么？他们是如何用“乐音”在物种内及物种间交流的？这些自然界的“乐音”能否揭示出一切生物间的某种深奥的联系（bond）？
音乐的自然
鲸 座头鲸在海底的“歌曲”与鸟类的和人类的“歌曲”的结构相似，这说明这些海生哺乳动物是天生的“作曲家”。因为如果“歌曲” 可以定义为“有韵律的重复的任何声音，无论它们是被鸟儿，青蛙，昆虫，鲸还是人类所发出的”（2）那么，从人类作曲家采用的法则来看，座头鲸的“歌曲”的确有着明显相似的结构：
· 座头鲸唱歌时使用和我们音乐中相似的节奏，尽管他们只能简单的“唱”一些自由式的（free-form），有韵律的声音。
· 他们使用的乐句（phrases）的长度和我们的相似——几秒钟——几个乐句就形成了一个主题，然后他们再去“唱”其他的主题。虽然，无需反复，他们的“歌曲”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有机的“加强”。但是，和人类作曲家一样，这些哺乳动物更喜欢反复的“歌唱”。
· 鲸类的“歌曲”的长度介于一首现代民谣和一个交响乐乐章 （movement）之间。他们选择了与我们相同的“歌唱”长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巨大的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使他们和人类有相似的“注意间隔”（attention span）。
· 尽管他们可以轻易的“唱”出至少超过七个八度（octaves）， 座头鲸在他们的“乐谱”里使用的“音程”（intervals）却和我们音阶（scales）里面的音程十分相似甚至是一样的。
· 鲸类在他们的“歌曲”中把敲击（percussive）或噪音的元素与纯正的乐音（tones）混合在一起，而且使用的比率和人类在西方交响乐中使用的比率是相似的。
· 在鲸的一些“歌曲”中，整首（overall）歌的结构和人类的作曲是相似的：展开部，呈示部，再现部（a statement of theme, a section in which it is elaborated, and then a return to a slightly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theme）（就是“ABA”的形式）。
· 鲸类的许多“乐谱”中的音调和音色与人类的乐音是相似的。即使他们可以轻易的去选择发出另人头疼的声音（吼叫，结巴，咕噜）（roars，stutters，grunts），因为他们有无穷多可能的声音去选择。
· 最令人惊奇的是，座头鲸的“歌曲”中用了反复的“叠句” （refrains）来形成“韵脚”（rhymes）。这暗示出鲸类和我们有相同的使用韵脚的原因：作为一种帮助记忆复杂材料的记忆法 （mnemonic device）（2）。
尽管鲸类和人类的和的进化路径在6000万年前就已经分开，但是我们“音乐”间的共性却说明“音乐”是早于人类出现的——与其称我们是音乐的发明者，不如说我们是音乐界（musical scene）的“后来者”（latecomers）。
鸟 声音科技的进展使得 Luis Baptista 最近可以在鸟类的 “歌曲”和人类的音乐之间做出美妙的比较（3）。比如，当鸟类“歌唱”的时候经常用相同韵律的“变奏”（variations），“音调关系”（pitch relations），“声音转换”（permutations）以及“音符组合”（combinations of notes），就像人类作曲家一样。因此，鸟类的某些“歌曲”就和我们的音乐作品非常类似了；例如，峡谷鹪鹩 （canyon wren）“颤音串联”（trill cascades）的音阶（musical scale）就类似于卓别林的《大革命》（Revolutionary）练习曲的前奏。
一个关于鸟类“歌曲”的测试表明在人类的音乐中找到每个基本的音韵（rhythmic effect）都存在于鸟类的“歌曲”中（4）。包括“音程回旋”（interval inversions），简单“和声关系”（harmonic relations），变调（key）时保持旋律（melody）。很多鸟类都有规律的变调（5）。一些鸟类的音阶和西方音乐的音阶是一样的，这也可能是人类注意这些声音的一个原因。 例如，林鸫（wood thrush，Catharus mustelina）“歌曲”中的音阶和我们音乐中的音阶非常吻合（6）。Ruby-crowned kinglet（Regulus calendula）的“歌曲”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间的音程经常是一个全八度（full octave）。峡谷鹪鹩用半音阶（chromatic scale，把一个八度分割成12个半音阶）“歌唱”（7）而北美隐居鸫（heremit thrush，Catharus guttatus）却使用五声音阶（pentatonic scale，一个八度由5个不同的音调组成）（8）。
人们在学习作曲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简单旋律轮唱”法（simple melodic canon），使我们联想到很多鸟类中的相对应的“反唱法” （countersinging）。 墨西哥的Socorro 模仿鸟（Socorro mockingbird, Mimodes graysoni）可以唱出一个由短小旋律组成的长音列（series），而他的同伴会立即用同样的（identical）的旋律来回应每一个旋律（9）。加洲沼泽鹪鹩（Californian marsh wren，Cistothorus palustris）可以以一种固定的顺序“歌唱”出120种不同的旋律。每一个旋律都是与他的同伴由一种“领唱-随唱”（leader-follower）顺序配合的（在乐理中叫做“呼叫-回应”模式，call-response pattern）（10）。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的声音都是从声道（voval tract）发出的——有些是由“乐器”发出的，比如羽毛特殊的结构，其他鸟类可以用一种“喜好”（preferred）的共振（resonance）方式来不断敲打某一物体。鸟类使用“乐器”发声的最奇异的例子恐怕要属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棕榈白鹦鹉（palm cockatoo，Probosciger aterrimus）了（11）。每只雄鸟都会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然后把它弄成鼓棒的形状。他会找一个可以发出自己喜欢的共鸣的空原木，然后用脚“拿”着鼓棒在原木上敲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求婚的一种仪式了。
人 人类音乐的创作方式可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戏剧性的改变，但是音乐在所有文化中被发现的事实暗示了在人类有一种创造，表现，和聆听音乐的深层需要。
我们的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和尼安得特尔人（Neanderthal）祖先表现出了和我 们同样的对音乐的喜爱。在法国和斯洛文尼亚发现的用兽骨制成的史前笛子，可以追溯4000到53000年前，这表明古代文明已经用可观的时间和相当的技巧来制造复杂的乐器。（见图）。这些经过改造的史前笛子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舌簧八孔直笛（recorders）（12）。这些古代的乐器甚至有发声活塞（sound-producing plug）（fipple），这可以使演奏更容易但却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不同的音节都可以在改造过了的史前笛子上奏出，而且声音十分纯正与迷人。考虑到这些乐器已有50000年的历史，人类很可能已经创作音乐十几万年了。
Sami人（北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原著人和今天的Kola半岛的俄罗斯人）的口头传说含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清唱歌曲（vocal songs）中，它叫做yoik。Yoik——是由一些短小的无意音节的循环重复组成的，它们没有什么语言含义——却描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传递着yoik人的意图。尽管没有用语言表述，但yoik的主题可以是个人，生活，动物，地域或是自然现象。人们相信音乐知识或多或少是通过频繁的重复某个音乐风格而后天获得的，这样可以使听者从的音乐中抽象出一些反复出现的共性（13）。记忆和识别音乐风格的能力于是产生了口头传说，从而能够代代相传。
音乐的共性
人们记忆和识别音乐风格的本领在鲸类和鸟类的“音乐创作”中同样重要。这些学习模式可以是“垂直传递”（vertical traditions）（行为是从亲代传到子代），“间接传递”（oblique traditions）（由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传递给下一代）或“水平传递”（horizontal traditions）（同辈间相互学习）。
“垂直传递”，已存在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例如Sami 的yoik，也在一些鹊科鸟类（finch species）中发现，包括灰头文鸟（zebra finch，Taeniopygia castanostis）和北方红腹灰雀（Norhern bullfinch，Pyrrhula pyrrhula）。“间接传递”在音乐教学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是鸟类学习“歌曲”的最普遍的方法（14）。在每个孩子们游戏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水平传递”的例子，还有仓头燕鹊的雏鸟（hand-raised juvenile chaffinches，Fringilla coelebs），白皇冠麻雀（white-crowned sparrow，Zonotrichia leucophrys），和Anna’s 蜂鸟（Anna’s hummingbird，Calypte anna），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出十分相似的声音。在座头鲸中也发现“水平传递”的歌曲——每头生活在同一出生地（breeding area）的鲸都会“唱”同样的“歌曲”，而且这些“歌曲”也在年复一年缓慢的“发展”（evolve）着（2），然而，不同海洋中鲸的“歌唱”却是完全不同的。通过与任何一种已知鲸类的“歌曲”与歌曲库中的录音做比较，就可以确定这些“歌曲”来自于哪年，哪个海洋。最近的一个报道证明了这个非常的发现：少数座头鲸从印度洋（澳大利亚西海岸）来到了太平洋（澳大利亚东海岸），他们的到来是居住在太平洋的鲸类把自己的“歌曲”变成了“新房客”喜爱的“小调”的结果，这个改变过程在3年内就完成了（15）。
世界音乐
环境声音（ambient sound）是自然环境地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大自然中抽象出某个单一生物的声音，并尝试从中理解它有点像“瞎子摸象”（原文是：仅仅靠研究一根尾毛来理解大象）（当然，是在克隆出现以前）。环境声音模仿出一个现代管弦乐队：每种生物的声音都有各自的频率，振幅，音色，以及音长（duration），它们在其他“音乐家”中间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16）。这个“动物交响乐队”或者说“生物语音”（biophony）为每一个生物群落（biome）都描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群落”（sound grouping）并且传递出明确的声音信息。
在我们同类之间，在不同种类之间，在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音乐的声音形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自然的沟通（natural conduit）。研究一下音乐的共性，就会增加我们对音乐理解；把理解乐音当作一种直觉，一种非语言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在“生物多样”（biodiverse）的世界中的发展。
人们假定有一种未被证明的（大概是不能被证明的）概念叫做“数学柏拉图主义”（mathematical Platonism），它假定有一种普遍的“数学唤醒”（mathematics awaiting）的发现。那么，是否有一种普遍的“音乐唤醒”（music awaiting）的发现，或者说是否一切音乐只是在我们头脑中的构像——人，鸟，鲸？人，鸟，鲸的“歌曲”之间的相似性引发我们推测柏拉图的方法（alternative）可能存在——就是说有一种普遍的“音乐唤醒”的发现。
古代创作音乐的艺术是什么时候最早开始的还不为人所知。不过，如果它像有些人相信的一样古老的话，这就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在音乐中发现如此之多的含义与感情，即使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使我们感觉它是那样的。人类最基本的创造却是如此另人费解，这种迹象似乎表明：比起我们较新的推理皮层（reasoning cortex）来，音乐在大脑中的根源更靠近我们古老的lizard brain。音乐甚至比人类的语言有一个更古老的起源的。
References and Notes
1. The BioMusic Program is a program of National Musical Arts (NMA), the resident ensembl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ogram emerged from NMA‘s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Forum on BioDiversity conference co-hos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1986. It now serves as a think tank for a diverse group of scientists and musicians. The BioMusic Program is a unique conduit between art and science, as it seeks to examine music in all species and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its powerful role in all living things. This Perspective summarizes presentations at the BioMusic Symposium held as part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nual Meeting (17 to 22 February 2000, Washington, DC). We dedicate this Perspective to our colleague Dr. Luis Baptista (deceased July 2000)[AAAS meeting program] .
2. R. Payne, Whale Songs: Musicality or Mantra?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3. L. F. Baptista, R. Keister, Why Bird Song Is Sometimes Like Music,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4. C. Hartshorne, Born to Sing (Indiana Univ. Press, Bloomington, IN, 1973).
5. E. A. Armstrong, A Study of Bird Song (Oxford Univ. Press, London, 1963).
6. D. J. Borror, C. R. Reese, Ohio J. Sci. 56, 177 (1956).
7. C. Hartshorn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8. L. Wing, Auk 68, 189 (1951).
9. J. E. Martinez-Gomez, L. F. Baptista, in preparation.
10.J. Verner, Living Bird 14, 263 (1975); D. E. Kroodsma, Auk 103, 189 (1979).
11.G. A. Wood, Corolla 8, 94 (1984).
12.J. Atema, Old Bone Flutes: Tracing the Origins of Human Music,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13.C. L. Krumhansl et al., Music Percept. 17, 151 (1999); C. L. Krumhansl et al., Cognition 75, 13 (2000)[Medline].
14.L. F. Baptista, S. L. L. Gaunt, in Social Influences on Vocal Development, M. Hausberger, C. Snowdon, Eds.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1997), pp. 23-40; L. F. Baptista et al., Neth. J. Zool. 43, 17 (1993)[publisher‘s information] .
15.M. J. Noad et al., Nature 408, 537 (2000)[Medline].
16.B. Krause, The Niche Hypothesis: How Animals Taught Us to Dance and Sing,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P. M. Gray is at National Musical Art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C 20016, USA. B. Krause is at Wild Sanctuary Inc. J. Atema is at the Marine Biology Laboratory, Woods Hole, MA 02543, USA. R. Payne is at Ocean Alliance, Lincoln, MA 01773, USA. C. Krumhansl is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14853, USA. L. Baptista was at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San Francisco, CA 99418, USA.http://www.lmbe.seu.edu.cn/biology/bess/exercise-collection/misc/nature-music.htm
在沉寂了5万年之后，一支新石器时代的笛子最近再次奏响，你是否想听听这史前的音乐之声？
考古学家们在斯洛文尼亚的Divje Bave洞穴中发现了一些器具的碎片，它们被认为是世界最古老的乐器的碎片，是用熊的腿骨制作的。与碎片共同出土的，还有一些尼安德特人使用的工具及一个原始火堆。
碎片经拼合复原后，成为一个两孔的笛子，可惜无法再发出与当年一样的笛声。为了聆听它的声音，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音乐家兼考古学家Jelle Atema用一块有5万年历史的熊骨，制作了一支一样的笛子。
Atema在今年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报告了这项研究成果。他认为，人类追求音乐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万年前，但原始人为什么会开始研究音乐，可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他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男性尼安德特人利用音乐来吸引女性，“这是我比较乐于接受的一个假说”。
Atema还用同样方法复制了两支古代法国的笛子，其中一支由一块有4万年历史的鹿骨制成，另一支则由有4000年历史的兀鹰骨制成。 （碧声/摘自《北京晚报》2000.8.5）
音乐的自然和自然的音乐
Patricia M。 Gray， Bernie Krause， Jelle Atema， Roger Payne， Carol Krumhansl， Luis Baptista
我们的世界充满了无数自然的声音，从最早的时代开始，人们便对这些“声音”（soundscape）发生了兴趣并不断从中得到灵感。比我们这些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并且十分依赖声音科技的人来，靠近自然生活的人们能够觉察到更广泛的声音。例如：人们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一次记录下鲸在海底的声音的。然而，几千年来，像Tlingit人，Inuit人，以及其他的航海部落已经会从船甲板上 “听” 这些声音了。同样的，人们最近才记录到大象间用“超低”（ultralow）频率的交流尽管Hutu 和 Tusti 这些东非的部落已在几个世纪前就把类似的声音引入到他们的歌曲和故事之中了。
据说每个已知的人类文化都有音乐。既然音乐被定义为：为表达感情，社会，文化，以及能认识到的目的，声音在音调和时间上变化而形成的一些模式（pattern）（1）。那么，人类的音乐创作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么？别的物种能表现出音乐语言及音乐表情么？如果可以，那么这些动物的“音乐创作”（music-making）是由什么行为引起的呢？在“动物王国”里，有证据表明他们有能力用已知的“乐音”（music sounds）来创造和再创造（recreate）“音乐语言”么？他们是如何用“乐音”在物种内及物种间交流的？这些自然界的“乐音”能否揭示出一切生物间的某种深奥的联系（bond）？
音乐的自然
鲸 座头鲸在海底的“歌曲”与鸟类的和人类的“歌曲”的结构相似，这说明这些海生哺乳动物是天生的“作曲家”。因为如果“歌曲” 可以定义为“有韵律的重复的任何声音，无论它们是被鸟儿，青蛙，昆虫，鲸还是人类所发出的”（2）那么，从人类作曲家采用的法则来看，座头鲸的“歌曲”的确有着明显相似的结构：
· 座头鲸唱歌时使用和我们音乐中相似的节奏，尽管他们只能简单的“唱”一些自由式的（free-form），有韵律的声音。
· 他们使用的乐句（phrases）的长度和我们的相似——几秒钟——几个乐句就形成了一个主题，然后他们再去“唱”其他的主题。虽然，无需反复，他们的“歌曲”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有机的“加强”。但是，和人类作曲家一样，这些哺乳动物更喜欢反复的“歌唱”。
· 鲸类的“歌曲”的长度介于一首现代民谣和一个交响乐乐章 （movement）之间。他们选择了与我们相同的“歌唱”长度，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巨大的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使他们和人类有相似的“注意间隔”（attention span）。
· 尽管他们可以轻易的“唱”出至少超过七个八度（octaves）， 座头鲸在他们的“乐谱”里使用的“音程”（intervals）却和我们音阶（scales）里面的音程十分相似甚至是一样的。
· 鲸类在他们的“歌曲”中把敲击（percussive）或噪音的元素与纯正的乐音（tones）混合在一起，而且使用的比率和人类在西方交响乐中使用的比率是相似的。
· 在鲸的一些“歌曲”中，整首（overall）歌的结构和人类的作曲是相似的：展开部，呈示部，再现部（a statement of theme, a section in which it is elaborated, and then a return to a slightly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original theme）（就是“ABA”的形式）。
· 鲸类的许多“乐谱”中的音调和音色与人类的乐音是相似的。即使他们可以轻易的去选择发出另人头疼的声音（吼叫，结巴，咕噜）（roars，stutters，grunts），因为他们有无穷多可能的声音去选择。
· 最令人惊奇的是，座头鲸的“歌曲”中用了反复的“叠句” （refrains）来形成“韵脚”（rhymes）。这暗示出鲸类和我们有相同的使用韵脚的原因：作为一种帮助记忆复杂材料的记忆法 （mnemonic device）（2）。
尽管鲸类和人类的和的进化路径在6000万年前就已经分开，但是我们“音乐”间的共性却说明“音乐”是早于人类出现的——与其称我们是音乐的发明者，不如说我们是音乐界（musical scene）的“后来者”（latecomers）。
鸟 声音科技的进展使得 Luis Baptista 最近可以在鸟类的 “歌曲”和人类的音乐之间做出美妙的比较（3）。比如，当鸟类“歌唱”的时候经常用相同韵律的“变奏”（variations），“音调关系”（pitch relations），“声音转换”（permutations）以及“音符组合”（combinations of notes），就像人类作曲家一样。因此，鸟类的某些“歌曲”就和我们的音乐作品非常类似了；例如，峡谷鹪鹩 （canyon wren）“颤音串联”（trill cascades）的音阶（musical scale）就类似于卓别林的《大革命》（Revolutionary）练习曲的前奏。
一个关于鸟类“歌曲”的测试表明在人类的音乐中找到每个基本的音韵（rhythmic effect）都存在于鸟类的“歌曲”中（4）。包括“音程回旋”（interval inversions），简单“和声关系”（harmonic relations），变调（key）时保持旋律（melody）。很多鸟类都有规律的变调（5）。一些鸟类的音阶和西方音乐的音阶是一样的，这也可能是人类注意这些声音的一个原因。 例如，林鸫（wood thrush，Catharus mustelina）“歌曲”中的音阶和我们音乐中的音阶非常吻合（6）。Ruby-crowned kinglet（Regulus calendula）的“歌曲”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间的音程经常是一个全八度（full octave）。峡谷鹪鹩用半音阶（chromatic scale，把一个八度分割成12个半音阶）“歌唱”（7）而北美隐居鸫（heremit thrush，Catharus guttatus）却使用五声音阶（pentatonic scale，一个八度由5个不同的音调组成）（8）。
人们在学习作曲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简单旋律轮唱”法（simple melodic canon），使我们联想到很多鸟类中的相对应的“反唱法” （countersinging）。 墨西哥的Socorro 模仿鸟（Socorro mockingbird, Mimodes graysoni）可以唱出一个由短小旋律组成的长音列（series），而他的同伴会立即用同样的（identical）的旋律来回应每一个旋律（9）。加洲沼泽鹪鹩（Californian marsh wren，Cistothorus palustris）可以以一种固定的顺序“歌唱”出120种不同的旋律。每一个旋律都是与他的同伴由一种“领唱-随唱”（leader-follower）顺序配合的（在乐理中叫做“呼叫-回应”模式，call-response pattern）（10）。
并不是所有的鸟类的声音都是从声道（voval tract）发出的——有些是由“乐器”发出的，比如羽毛特殊的结构，其他鸟类可以用一种“喜好”（preferred）的共振（resonance）方式来不断敲打某一物体。鸟类使用“乐器”发声的最奇异的例子恐怕要属北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棕榈白鹦鹉（palm cockatoo，Probosciger aterrimus）了（11）。每只雄鸟都会从树上折下一根树枝，然后把它弄成鼓棒的形状。他会找一个可以发出自己喜欢的共鸣的空原木，然后用脚“拿”着鼓棒在原木上敲击，这已经成为了他们求婚的一种仪式了。
人 人类音乐的创作方式可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戏剧性的改变，但是音乐在所有文化中被发现的事实暗示了在人类有一种创造，表现，和聆听音乐的深层需要。
我们的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和尼安得特尔人（Neanderthal）祖先表现出了和我 们同样的对音乐的喜爱。在法国和斯洛文尼亚发现的用兽骨制成的史前笛子，可以追溯4000到53000年前，这表明古代文明已经用可观的时间和相当的技巧来制造复杂的乐器。（见图）。这些经过改造的史前笛子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舌簧八孔直笛（recorders）（12）。这些古代的乐器甚至有发声活塞（sound-producing plug）（fipple），这可以使演奏更容易但却增加了制作的难度。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不同的音节都可以在改造过了的史前笛子上奏出，而且声音十分纯正与迷人。考虑到这些乐器已有50000年的历史，人类很可能已经创作音乐十几万年了。
Sami人（北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原著人和今天的Kola半岛的俄罗斯人）的口头传说含在一种独一无二的清唱歌曲（vocal songs）中，它叫做yoik。Yoik——是由一些短小的无意音节的循环重复组成的，它们没有什么语言含义——却描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总是传递着yoik人的意图。尽管没有用语言表述，但yoik的主题可以是个人，生活，动物，地域或是自然现象。人们相信音乐知识或多或少是通过频繁的重复某个音乐风格而后天获得的，这样可以使听者从的音乐中抽象出一些反复出现的共性（13）。记忆和识别音乐风格的能力于是产生了口头传说，从而能够代代相传。
音乐的共性
人们记忆和识别音乐风格的本领在鲸类和鸟类的“音乐创作”中同样重要。这些学习模式可以是“垂直传递”（vertical traditions）（行为是从亲代传到子代），“间接传递”（oblique traditions）（由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传递给下一代）或“水平传递”（horizontal traditions）（同辈间相互学习）。
“垂直传递”，已存在于所有的人类文化中，例如Sami 的yoik，也在一些鹊科鸟类（finch species）中发现，包括灰头文鸟（zebra finch，Taeniopygia castanostis）和北方红腹灰雀（Norhern bullfinch，Pyrrhula pyrrhula）。“间接传递”在音乐教学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能是鸟类学习“歌曲”的最普遍的方法（14）。在每个孩子们游戏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水平传递”的例子，还有仓头燕鹊的雏鸟（hand-raised juvenile chaffinches，Fringilla coelebs），白皇冠麻雀（white-crowned sparrow，Zonotrichia leucophrys），和Anna’s 蜂鸟（Anna’s hummingbird，Calypte anna），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出十分相似的声音。在座头鲸中也发现“水平传递”的歌曲——每头生活在同一出生地（breeding area）的鲸都会“唱”同样的“歌曲”，而且这些“歌曲”也在年复一年缓慢的“发展”（evolve）着（2），然而，不同海洋中鲸的“歌唱”却是完全不同的。通过与任何一种已知鲸类的“歌曲”与歌曲库中的录音做比较，就可以确定这些“歌曲”来自于哪年，哪个海洋。最近的一个报道证明了这个非常的发现：少数座头鲸从印度洋（澳大利亚西海岸）来到了太平洋（澳大利亚东海岸），他们的到来是居住在太平洋的鲸类把自己的“歌曲”变成了“新房客”喜爱的“小调”的结果，这个改变过程在3年内就完成了（15）。
世界音乐
环境声音（ambient sound）是自然环境地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大自然中抽象出某个单一生物的声音，并尝试从中理解它有点像“瞎子摸象”（原文是：仅仅靠研究一根尾毛来理解大象）（当然，是在克隆出现以前）。环境声音模仿出一个现代管弦乐队：每种生物的声音都有各自的频率，振幅，音色，以及音长（duration），它们在其他“音乐家”中间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16）。这个“动物交响乐队”或者说“生物语音”（biophony）为每一个生物群落（biome）都描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声音群落”（sound grouping）并且传递出明确的声音信息。
在我们同类之间，在不同种类之间，在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音乐的声音形成了一种令人激动的自然的沟通（natural conduit）。研究一下音乐的共性，就会增加我们对音乐理解；把理解乐音当作一种直觉，一种非语言的交流，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我们自己在“生物多样”（biodiverse）的世界中的发展。
人们假定有一种未被证明的（大概是不能被证明的）概念叫做“数学柏拉图主义”（mathematical Platonism），它假定有一种普遍的“数学唤醒”（mathematics awaiting）的发现。那么，是否有一种普遍的“音乐唤醒”（music awaiting）的发现，或者说是否一切音乐只是在我们头脑中的构像——人，鸟，鲸？人，鸟，鲸的“歌曲”之间的相似性引发我们推测柏拉图的方法（alternative）可能存在——就是说有一种普遍的“音乐唤醒”的发现。
古代创作音乐的艺术是什么时候最早开始的还不为人所知。不过，如果它像有些人相信的一样古老的话，这就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在音乐中发现如此之多的含义与感情，即使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它使我们感觉它是那样的。人类最基本的创造却是如此另人费解，这种迹象似乎表明：比起我们较新的推理皮层（reasoning cortex）来，音乐在大脑中的根源更靠近我们古老的lizard brain。音乐甚至比人类的语言有一个更古老的起源的。
References and Notes
1. The BioMusic Program is a program of National Musical Arts (NMA), the resident ensembl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ogram emerged from NMA‘s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Forum on BioDiversity conference co-hosted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 1986. It now serves as a think tank for a diverse group of scientists and musicians. The BioMusic Program is a unique conduit between art and science, as it seeks to examine music in all species and to explore and understand its powerful role in all living things. This Perspective summarizes presentations at the BioMusic Symposium held as part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nual Meeting (17 to 22 February 2000, Washington, DC). We dedicate this Perspective to our colleague Dr. Luis Baptista (deceased July 2000)[AAAS meeting program] .
2. R. Payne, Whale Songs: Musicality or Mantra?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3. L. F. Baptista, R. Keister, Why Bird Song Is Sometimes Like Music, BioMusic Symposium, AAAS Annual Meeting, 2000.
4. C. Hartshorne, Born to Sing (Indiana Univ. Press, Bloomington, IN,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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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M. Gray is at National Musical Art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ashington, DC 20016, USA. B. Krause is at Wild Sanctuary Inc. J. Atema is at the Marine Biology Laboratory, Woods Hole, MA 02543, USA. R. Payne is at Ocean Alliance, Lincoln, MA 01773, USA. C. Krumhansl is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Y 14853, USA. L. Baptista was at the 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 San Francisco, CA 99418, USA.http://www.lmbe.seu.edu.cn/biology/bess/exercise-collection/misc/nature-musi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