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复旦园——记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难忘的复旦园
——记我的大学生活片断
何镇帮

　　1956年8月底，我经过将近十天的长途跋涉之后，从福建东南隅的一个小山村闯进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走进复旦大学的校园，开始我的新的学习生活。在复旦校园，我将度过为期五年的大学本科的学习生活，走过人生旅途上一段至关重要的旅程。因此，当8月初我在家乡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就激动不已。我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作为全县第一个跨进这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学人，不少亲友都对我表示祝贺。尽管父亲由于我不遵照他的意愿报考医科大学走他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而对我考上复旦并不表示过高的热情，但还是在短期内为我到上海报到筹措了路费并做了各种准备，让我能如期上路。由于当年福建省内交通不便，从云霄到漳州再到福州，然后由福州乘船溯闽江而上到南平，又由南平乘上试运行的火车到鹰潭，再由鹰潭换上正常的客车到上海，居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其间旅途的劳累自然是不待言的，但是当我在上海北站乘上复旦迎接新生的校车进入校园时，这近十天旅途的劳累即一扫而尽。我在心里轻轻地呼唤着：梦寐以求的复旦园啊，我终于投入您的怀抱，成为您成千上万儿女中的一个!
　　
慈母般的蔡葵老师

    大学一年级，正赶上“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等口号在校园里喊得很响，学习气氛颇浓，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们也一再告诫我们说，我们是改五年制本科的第二批，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不要做作家梦，大学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要培养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专门家，培养红色的学者。我入学时还不满18岁，  当然老老实实地听领导和老师的话，认认真真地打基础。而所谓打基础，主要是过好两个语言关，一是古汉语，一是外语。这两种语言，都是以后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工具。于是，大学一年级中，我几乎用大部分精力学好古汉语和英语，而对英语尤其有浓厚的兴趣，花了特别多的精力，也取得极好的成绩。
    我之醉心于英语学习，这同我们的英语教师有很大的关系。五十年代初，大学开设的公共外语大部分是俄语，这同当时的形势有关。可是到了1956年底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入学时，政策有所松动，除了大部分同学的公共外语仍然选修俄语外，为我们十几个从高中直升大学的有英语基础的同学专门开设了英语班，并从外语系派了一位女教师教我们，这就是当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的夫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蔡葵女士。记得她当时大约 50开外，副教授；还记得有人介绍她是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侄女，从小在美国求学，因此她的英语水平高于汉语，这一点从后来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她常常是用一串英语来解释一个新的英语单词，然后要求我们用一个对等的汉语来翻译它。从44年前的那个秋天开始的三年中，复旦大学外语系蔡葵副教授的任务就是教我们16名中文系学生学习英语。蔡葵老师有着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极高的责任心，她几乎把我们的时间都占满了，除了课堂外，还分别给我们打印适合的英语课外读物。(她有一台英文打字机，她就是用那台打字机为我们打印课外英语读物的)。记得一年级中就给我打印了三部课外英语读物，即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双城记》(《The two Civy》)、《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apperfield》)、以及莎士比亚的喜剧《如愿》(《As You Like》)的缩写本。记得蔡老师在把这些打印好的英文读物交给我时，鼓励我说：“大胆读下去，不要查字典，碰到不认识的生词先跳过去，多看几回就能猜出它的意思了。这就同你小时读《三国演义》一样。”我用这种办法读英文小说，果然很快提高了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为了感念蔡葵老师，我一直把她为我打印的这三部英文读物带在身边，从上海带到北京，然后又陪我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每当看到这三本讲义时，就会想起慈祥的蔡葵老师，不忘她的教诲。
    蔡葵老师没有生育，又很喜欢孩子，于是又把我们当成她的孩子看待。因为，英语班的16位同学，小的17岁，大的不过20出头，完全可以做她的孩子。记得 1957年的“六一”儿童节，她还把我们邀到她家里过了一个热闹而愉快的儿童节。她让陈校长让出了他们家的大客厅，又亲自跑到上海市区采购各种我们叫不上来的面点，还煮了她种于她们家园子里的花生，我们一边吃着点心和花生，一边表演节目，一直玩了一个下午，让我们感到欢乐和幸福。除了儿童节外，她还不时分别邀我们到她家里作客，聊天，检查我们的课余阅读作业，每次都有不小的收获。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初夏季节，“反右”斗争的风暴席卷复旦校园，紧接着又是拔白旗、反右倾，大跃进，大炼钢铁，学工，学农，学军，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蔡老师虽然仍然教我们英语，但教与学双方均没有那种环境和心境专注于英语学习了，她也没有好的心境请我们到她家里欢度儿童节了。
　　离开复旦后，我常打听蔡葵老师的情况，“文革”结束后才得知她病故于“文革”之中，让人殊感心痛。
　　
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课堂
　　
    从1957年初夏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冲击着复旦校园；每一个生活在复旦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都毫不例外地被卷入各种政治风浪之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或运动别人，或被人运动。“向科学进军”、“向副博士进军”的口号消声匿迹了，代之以各种各样的政治口号。校园里角角落落里的琅琅书声也消失了，代之以学工、学农，学军的进进出出的汽车声和欢庆胜利的锣鼓声，鞭炮声。我们就这样迎来“三面红旗”飘扬的1958年，又走进“鼓干劲、反右倾”的1959年。
    在我的大学生活中，最丰富多彩的莫过于1958年了。在这一年里，工、农、商、学、兵的生活，我们几乎都体验过。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洗礼，又经过1958年年初“拔白旗”运动的锻炼，我们一个个政治觉悟陡增，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红专大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于是，按照校方的安排，春天先到距离学校不远的吴淞口小镇上一家商店当了两周的售货员，算是“学商”；然后于当年夏天走进江湾镇附近的一个军营“学军”；接着又到上海锅炉厂当工人，进行“学工”，这一次被安排到拉管车间顶班劳动，一干就是一个多月；直到秋收时，又被送到称为“上海的西伯利亚”的宝山县葑溪乡参加三秋劳动，挑灯夜战，深翻土地，一千又是近一个月；一直到初冬时节，才回到复旦校园，参加群众性的科研活动，我被安排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并作为编委进入编委会。我们此举是想用“三结合”的形式(即群众也就是学生，专家同出版社编辑三者的结合)，编写一部红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同北京大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即后来称为“红皮文学史”的著作)相对比相衔接。据说，此举不仅由复旦大学党委直接领导，而且还在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那儿挂了号。于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派了资深的理论编辑周天住到复旦来一起做组织工作，现代文学史专家唐弢先生也被请到复旦坐镇指挥。我们奋斗了一个冬春，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初稿，这就是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分上、下两册的白皮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算是群众性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个成果。
    这样的政治运动和以运动形式组织的群众性科研活动一直持续到1959年春天，我们才又回到教室里按部就班地上课。此后，虽然每年夏、秋两季都要下乡参加农业劳动，平时每周都安排一定时间到校内工厂参加工业劳动，但是大体上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大概有关人士认识到，像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一年中那种半停课或基本停课，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学商的活动，或者停课搞群众性科研的方式，是培养不出合格的文学或语言学的专门人才的。当有关领导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恢复科学性的思考后，我们这一群青年大学生又被送回课堂，进行按照计划规定的有步骤的合乎科学规律的教学活动。当然，按我们亲身经历说来，一年多的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也给我一次较好的社会实践机会，一次开阔眼界的社会锻炼；而参与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又培养了我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因此，我以为，在基本上否定1958年的社会大课堂的同时，也应实事求是地肯定其积极的作用。我不知道有关专家在回顾总结高等教育史时，对1958年那种社会大课堂的形式作何评价，我以为有必要从教育学的角度对这段实践作出科学的总结。
　　在1959年以后的课堂教学中，有不少教师就吸收了这种社会大课堂的某些积极因素，注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比如王运熙先生为我们开设的专业选修课《李白研究》，就曾把教学活动与《李白诗选》、《李白研究》的科研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他首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得这两本著作的选题，然后为我们开设这门专业选修课程。因此，一开始上课，他就把《李白诗选》的选目发给我们，并分给我们每个听课的学生以一定的注释任务，然后再把这些由学生注释的作业收拢起来，由王先生进行定稿。这样，既完成了教学任务，也完成了《李白诗选》的选注工作。同时，又按照若干专题进行讲授和讨论，分工执笔撰写，然后由王先生统稿，完成了《李白研究》这部专著的写作。在我的印象中，这门课收获是较大的。与此相近的鲍正鹄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也把教学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课讲完了，科研成果《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初稿也大体完成了。这就是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它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

第—篇文学评论发表的前前后后

    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喜欢在稿纸上涂鸦，通讯，消息，诗歌，散文，小故事，什么都练习写一点，并试着给《厦门日报》、《福建日报》投稿，发过一些“小豆腐块”。上高中二年级时，还在《厦门日报》的副刊上发过一篇千余字的生活故事《进城》，对写作欲的刺激很大。正是这些课余的写作，提高了我对文学的兴趣，以至违背父训，弃医学丈。
    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写作的欲望有所收敛，而潜心于专业的学习，努力打好基础，只是在课余时间写点诗而已。但我有自知之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当不了诗人，于是想当个诗评家。大约从大学二年级起，就不断地写些诗歌评论向报刊投稿，但屡投不中，只有到了1959年春，我的第一篇评论文字《应该正确评价“五四”以来的新诗》刊发于《萌芽》杂志1959年第3期上，才算是我从事文学评论的开始。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夏秋之间，一场关于新民歌运动的讨论在全国兴起。1958年大跃进新民歌引起广泛的注意，《红旗歌谣》编选出版，以及周扬同志为《红旗歌谣》作序，这一切同大跃进都一起被看作一种带政治色彩的新生事物。文艺理论家、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同志对大跃进民歌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过高地评价大跃进新民歌，更不能因为肯定大跃进新民歌而贬低甚至否定“五四”以来的新诗。他在发于东北《处女地》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上述观点，从而引起了一场关于新民歌与新诗的讨论。 1959年深秋时节，上海作家协会召开了一次关于新民歌与新诗的讨论会，巴金、傅东华、天鹰等上海文学界知名人士以及我的老师郭绍虞教授、赵景深教授、蒋孔阳先生都出席了会议。我作为大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各种观点交又争论，颇为热烈，一种完全否定“五四”以来新诗，把新诗称为“洋诗”的观点引发了我的一次即席发言。会后，《萌芽》杂志的编辑约请我把发言整理成稿交他们发表，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发在《萌芽》1959年第3期的那篇文章，后来又收入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诗歌发展问题》第2集中。
    这件事大大调动了我的写作积极性。从1959年之后，我在完成课业的同时，用了相当多的精力进行文学评论，尤其是诗歌评论的写作，在《解放日报》的文学副刊《朝花》上发过一些诗评，从 1959年下半年也就是四年级起，结合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还进行现代新诗史的研究，常到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阅各种新诗史料，完成了学年论文以及毕业论文《论“五四”新诗运动》的写作。在学年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的毕业论文长达15万言，收集了比较丰富的新诗史料，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受到评阅教师的好评。此稿至今仍然保存着，待有时间和精力时准备再炒一炒冷饭，完成《论“五四”新诗运动》的修改，使之成为一部结构严密、见解独到的关于新诗史研究的专著。
    在醉心于诗评写作和新诗史研究的同时，1961年春天开始，我又参加了复旦话剧团编剧组的一些活动，并参与《三代毕业生》(三幕话剧)的创作。使我一个时期内喜欢上话剧创作。复旦大学从三十年代起，就有话剧创作与表演的传统，现代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曾任教于复旦中文系，也曾亲自辅导过复旦话剧团。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复旦话剧团在上海颇有点名气，他们改编演出的话剧《红岩》还在上海公演过。 1961年上半年，根据复旦党委的指示，为了配合毕业分配教育，自编自演三幕话剧《三代毕业生》，也是复旦话剧团一桩盛事。我参与编剧工作，也受到一次很好的锻炼。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独幕剧《钟声》，在北京一个区的群众文艺会演中演出过。
    最后要提及的是，自1958年至1959年，我还参加过《复旦》校报的编辑工作达一年半之久，写过不少新闻稿件，也编过版面，一些诗文习作也在小报的副刊《大草坪》上发过。这段工作实践对于我以后的文学评论写作以及别的方面均有积极的影响，至少培养锻炼了我的敏感和快捷的思维能力。
   
难忘的老师们

    按照通常的经验来说，一所大学的教学水平主要取决于师资队伍的质量和图书资料的丰富完备。复旦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 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的14所著名高等学府的文、理科集中于复旦，使之成为一所同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她在师资和图书、实验设备，以及生活设施等方面都是国内大学一流的。1956年我考进复旦时，中文系就有著名的教授19位，此外，还有若干副教授和讲师，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而像陈望道、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张世禄、赵景深、蒋天枢这样的著名学者均在复旦中文系任教，并且都还在上讲台，而像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诸位先生，当时有的刚升副教授，有的还是讲师，但学术成就斐然，成为系里教学的中坚力量。就图书资料而言，中文系资料室藏书是丰富的，校图书馆当时就有100多万册的藏书量，并有各种各样的阅览室向学生们开放。每天晚上或者周末，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占位置，  因为在那儿，可以自己动手选择各种图书在室内阅读。在复旦上学的6年中，我曾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和期刊阅览室里度过许多宝贵的时光，也在那儿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各种典籍，我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一样，在那儿饱吸知识的乳浆，逐步成长起来。
    我怀念给我以知识乳汁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更怀念那些谆谆教诲我的老师们。
    朱东润先生。朱先生1957年下半年起继郭绍虞先生之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我选修过他的《陆游研究》和《史传文学研究》两门专题课，他还为我们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两门重要的基础课。朱先生讲课时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有时也加点“佐料”，打点小横炮。例如在《陆游研究》课上讲陆游的官职时，他介绍说，南宋王朝对知识分子实行怀柔政策，给陆游的官衔很高，薪俸也颇丰，但就是不给予实权。然后他引申说，“就像我吧，中文系系主任，二级教授，但前些时候却被打发到金星钢笔厂去当工人，组装金星金笔。”如此一比，大家会意一笑，也就什么都明白了。朱先生是位耿直而风趣的学者。在五十年代末，春秋两季，天气好的时候的傍晚时分我们常可以看到朱先生揽着师母在校园内散步，朱先生身材高大，挺胸收腹，迈着有力的步伐，师母身材小巧，又是解放脚，常是要倒着小碎步才能跟上朱先生的步伐。这成了复旦校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师生中的美谈。可惜的是，朱师母“文革”中由于不堪忍受把她当成地主分子所加的种种侮辱而自杀身亡，朱先生晚年就成了个孤老头。 1980年夏天，朱先生到北京出席国务院学位会议，住在京西宾馆，托人转告我想见一见，于是我赶到宾馆看望他，他由孙子陪着，正在阅读英文原版书，记得那次聊了一个多小时，成了同朱先生最后的一次聊天。
    蒋天枢先生。他是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关门弟子，同陈寅恪先生过从甚密。他治学严谨，在《诗经》《楚辞》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曾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先秦两汉部分，我也曾选修过他开设的《楚辞研究》专题课。记得在专题课上，一首《离骚》讲了一个学期(每周两节课)也没有讲完。考证辩析之细，实为仅见。在蒋先生身上，感受到他对王国维，陈寅恪等师辈的热爱尊敬，表现出一种尊师的传统美德，同时也学习到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但因他不苟言笑，交往不多，尤其是毕业后就再也没见到他了，没有更多可记，但我心里还是很感念他传授给我们的道德学问的。
    赵景深先生。赵先生是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和戏曲研究专家，他曾为我们开设《中国人民口头创作》、《中国文学史》明清段的戏曲部分等课程。赵先生为人平和，极容易接近，尤其是他是自学成才的，更不摆教授的架子。他由于长期在北新书局当编辑，藏书极丰，据说有10万册之多。于是，我们就常找他借书。那时候我正在搜集有关新诗的资料，准备研究新诗史。因此赵先生每次来上课，我就把要借的书单交上去，下一次来上课时，他就把我借的书带来了，而且用牛皮纸包得方方正正，用小线捆得严严实实。下课时，他就喊一声：“何镇邦同学请留一下，你借的书我带来了，请到讲台前来取。”就这样，我从赵先生手上接过一捆又捆的书，打开看，大都是北新书局的样书，可给我的论文写作帮了大忙。赵先生平易近人之处还表现在每次系里开联欢会，他总是要出席，并且每次都出节目，他能唱昆曲，也能说各种方言，因此他的节目倍受欢迎。
    鲍正鹄先生。1956年秋我入学时，鲍先生正好到埃及开罗大学讲学，一年后又转赴前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讲学，直至1959年夏天才回国。从1959年下半年起，他为我们讲授《鲁迅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等课程。鲍先生的课，材料丰富。见解精辟，他在课上既善于旁征博引，触类旁通，也善于启发学生思考。讲授《中国近代文学》时，就同我们一起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一书的写作。因此上他的课是受益不浅的。同鲍先生的接近还是在我毕业后到北京工作，鲍先生一家也因他调入北京而迁居北京之后。可以说，他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我；我的治学，我的讲课，我的处世，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过鲍正鹄先生的教诲和影响。
    蒋孔阳先生。1956年我考入复旦时，还不满18周岁，蒋孔阳先生也才30出头，但他那时已是很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了。我听过他的《文艺学引论》、《西方荚学介绍》等课，受益非浅。蒋先生不善于言辞，甚至可以说有点口讷，但他的课，往往讲得材料充实，观点鲜明且富于启发性，听他的课是很实惠的。尤其是在他遭到莫名的批判不准再讲授《文艺学引论》之后，让他开设《西方美学介绍》一课，他把从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克罗齐等美学家的美学思想一一向我们做了详尽而准确的介绍，让我们受用不尽。他为开设这门课做了认真的准备，还翻译了不少资料，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课才有那么高的质量。“文革”后，他把此课的讲稿整理成一本专著《德国古典美学》出版，让更多学子受益。蒋先生为人诚恳，50年代末60年代初，虽无端受批判，受了很多委屈，仍然敬业爱生，我们经常去请教他，每一次他总是热情接待。记得1962年秋，我在离开复旦准备北上的前夜，去向蒋先生告别，他同我聊了一个晚上，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文革”之后，我们师生彼此境遇都有所改变，来往多了起来，每次有机会去上海，都去拜访他，他每有新著出版，也都寄赠我。令人痛心的是，1994年5月在他寓所见到的一面，竟是永诀。因此，当 1999年6月底我从山西太原参加一个会议返京后得到他病逝的噩耗，竟失声痛哭起来。
    王运熙先生。我考入复旦时，王运熙先生也还是一位勤奋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他为我们开设《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以及《李白研究》、《乐府研究》等专题课。王运熙先生讲课的风格同蒋孔阳先生相近，不善言辞，不哗众取宠，讲得丰富扎实，富于启发性。而且他很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诸如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印发了不少不加断句的关于作家的史料，让我们自行断句，以提高我们的古汉语阅读能力，也加深对作家的了解。再如开设《李白研究》时，把《李白诗选》中入选的作品都发给我们，让我们进行注释，既是作业，又是书稿。这些做法都让我们收到实惠。四十几年过去了。王运熙先生讲的课仍然忘不了。
    潘旭澜先生。我走进复旦校门时，潘先生刚从复旦毕业，留校任教；我们是一个刚佩戴上白色校徽，一个也刚佩戴上红色校徽。潘旭澜先生后来为我们讲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当然是我的老师。但他是不大愿意被我称为老师的，宁可作朋友。那就算是师友之间吧。潘先生对我的帮助更多的是在课外，那时他住在学生宿舍中的一座单身教工楼里，我同他是闽南同乡，于是常去他处聊天，借书，他从学习到生活都给我以全方位的关怀，记得还为我开列一份俄罗斯苏联文学必读书目，当然也谈到过治学的方方面面。“文革”之后，我们俩的境遇都有所改善，又从事相近的工作，来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受到他关照和影响也就更多了。
    有人认为，学生是老师们塑造出来的，这话说的有道理。我在复旦的六年学习生活，受到许多老师的关怀和或多或少的影响，也可以这么说，我作为一个从事当代文学评论和文学教育事业的评论家和教授，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各位老师们一起塑造出来的，因此，我终生难忘那些教导我影响过我的老师们。
   
浓厚的学术气氛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几年，现在回忆起来另外一个难忘之处，也是复旦之所以成为复旦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学术气氛比较浓厚，这就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复旦的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会比较多，营造了一种浓浓的学术氛围；尤其是每年五月底的校庆期间，从学校到系里的大大小小学术研讨会，很是引人注目。复旦的学术研讨会，分为校级、系级、班级等不同层次，因此给学生创造了施展身手的机会。记得 1959年5月的校庆期间，学术讨论会就遍地开花，我的一篇关于现代诗歌格律的小论文就曾在系里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颇受鼓舞。到了1986年的校庆期间，复旦中文系又邀请我们回母校开了一个关于当代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开得很热烈，也很有点水平，会后还出了论文集。这样的活动，既活跃了系里的学术气氛，也联络了校友的感情，是一举两得的。
    复旦的选课比较自由，这是一种能出人才的教学管理模式。早在50年代，我们在完成必修的课程后，尤其是升入4、5年级后，完全可以在系内外自由选课。系里提供的可选修的专题课是很丰富的，此外，还可以到邻系里去选修。诸如，我曾选修历史系周谷城教授的专题课《逻辑学》，也选过新闻系和哲学系的一些课程。这些课，对于开拓眼界，丰富知识是很有帮助的。
    复旦学术气氛浓厚的另一举措是经常邀请校内外著名学者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报告。我曾经听过刘大杰先生为中文系举办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报告，很受启发。也曾听过复旦数学系系主任黄缘芳先生关于辞曲的讲座，大开眼界。而从校外请来做报告，进行学术讲座的专家就更多了。
    复旦园里浓厚的学术气氛让人留恋。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成长起来的。
    从1956年8月到1962年10月，我在复旦大学整整生活了6个年头。因为1960年春天，我曾生了一场重病，住院4个月，出院后又被迫休学了，故多待了一年。当1962年10月，我告别复旦校园，踏上北上的列车到北京报到时，我才结束了大学生活，结束了一场既温馨又漫长的大学之梦，走进社会，开始新的人生征程。但是，复旦的6年生活永远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难忘复旦园!
    难忘培育我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