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

林增平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第八章《有志竟成》里提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论者或据此断言，1885年中法战争的时候，孙中山即已确立革命思想。此说实可商酌。依据此后发生的史事，这个时候，孙中山只是对清廷的腐败无能感到愤慨，偶尔萌发了反抗的思绪。至于坚定其推翻清朝，确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信念，则是经过十多年的反清斗争实践，遍历欧美各国，体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善政和弊害，逐渐地同改良思想划清界限，到1903—1905年间，才可说是具备了明确的、坚决的、基本构成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一

　　从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到1894年11月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孙中山是一位服膺维新学说的改良派人士，而不是革命家；檀香山兴中会还不是革命团体。

　　在此期间，尽管有过孙中山与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被称作“四大寇”；孙又曾与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聚会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商议创设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等记载，但都出自后来的追述，记忆容有误差，仅可供参考，不能作为坐实孙中山当时即具备革命思想的确凿证据。而另外两篇见诸载籍的文章：一是经郑观应略加修改，辑入《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一是连载于《万国公报》第六十九、七十册的《上李傅相书》，则无庸争辨是衡量那一阶段思想主流的可靠资料。

　　无疑，《农功》一文如果不是同郑观应的主张翕然契合，郑就不会收入他的集子。而《上李傅相书》，则是经郑观应、王韬增删润色，并力加推毅的篇章。其中不仅关于教育、农事、实业、商务各方面利弊兴革的阐述，与同时改良派人士的见解并无二致，且其中提出的四条纲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也明显地出自1892年刊印的《盛世危言自序》、（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利，使物畅其流），惟增加一条。而在维新理论上，似也与郑观应有所师承。如《上李傅相书》叙述：“……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驰，庠序亦仅存其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

　　上述观点，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道器》篇的看法，如出一辙。《道器》中称：“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

　　又《盛世危言》《学校》简称：“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礼失而求诸野’，其信然欤！……”

　　故从《上李傅相书》上开行文立论来看，若非孙中山因服膺郑说而直接征引，则是郑观应于修改时捉刀代庖。所以，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就其具体内容而论，《上李傅相书》是孙中山为当时中国设计的一份变法改良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终19世纪之世，鼓吹变法改良是一种进步运动，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可说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先进志士。而且，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度而论，也还不能为造就一代民主革命家提供最起码的条件。因此，认为孙中山从19世纪80年代至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期间是一位改良派人士，并不曾有损于这位伟大人物的令名，反而可以说，正是这样如实估量，更能顺理成章地探讨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他与时俱进的气质，比起把他说成为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更近乎情理。

　　将上书李鸿章看作孙中山志在维新改良的政治实践，在学术界还不会引起过多的异议，而若否定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性质，就可能遭到多数研究者的非议。因为，据传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时即已提出了入会者必须矢忠矢信地遵守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对这一誓词，一般均表示确信不疑。

　　然而，从这一誓词的可靠程度，孙中山当时的思想意境，参与兴中会成立的人员的认识水平等方面来考察，誓词是颇难使人置信的。

　　据传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时提出来的上述誓词，最先载于1929年出版的《檀山华侨》中邓想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茂宜支部史略》。而在此之前，孙中山在1898年所著《伦敦被难记》和随后的各类著述及谈话里，均不曾提到；参与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被捕的陆皓东等在“供词”里，也都没有透露有若何誓词存在；宫崎寅藏在1902年发表的《三十三年之梦》里，谢缵泰在1924年发表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里，陈少白在1929年发表的《兴中会革命史要》里，也没涉及誓词片言只字；冯自由在1928年刊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39年和1946年出版的《革命逸史》初集和四集里，叙及兴中会事，此一誓词也概属阙如。只是冯自由1946年出版《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里，才将此一誓词补入。而尤其费解的是，参与檀香山兴中会创立的当事人里，除孙中山外，还有宋居仁、郑照、钟工宇第三人曾撰写或口述由别人记录成文，叙到立会情况，均丝毫未提及宣誓和誓词的事；稍后参加檀香山兴中会的陆灿写过两篇文章，谈到入会时宣誓的作法，至于誓词的内容，则只字未提。这就不能不启人疑窦，为什么在邓想发表《茂宜支部史略》之前，参与创立檀香山兴中会的孙中山、宋居仁著文，没有谈到誓词一事；之后，郑照、钟工宇对此也毫未涉及？为什么参与筹建香港兴中会的当事人谢缵泰、陈少白、陆皓东等都不曾在自己亲身经历的记述里提到誓词？为什么曾任民元临时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在1946年以前的记述没有涉及誓词，之后才补入？按邓想并非檀香山兴中会首创时的入会者，事隔三十多年，道听耳食，于回忆时难免将后来产生的事情误推到前面。所以，仅凭邓想一篇记述，就确认兴中会成立伊始即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实难使人笃信不疑。

　　另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是孙中山到天津上书是1894年6月，未被接受，遂于10月束装出国。抵檀香山约莫一个月，即于11月24日建立兴中会。从上书到被拒到兴中会创立，相距不过五个月，其中除了因上书被拒和甲午战争清廷海陆军败绩而产生的刺激外，没有其他遭遇或启示足以使孙中山的思想产生由维新改良到民主革命的飞跃。檀香山华侨一般思想较激进吗？孙中山在自述里这样写的：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如果把檀香山兴中会公开露布的《章程》同五个月前的《上李傅相书》相比照，两者的表述的思想、主张和愿望，就显得基调相同，脉络相通。而将《上李书》与《誓词》比照，那就确实难于理解：在短短五个月之内，是什么原因使得孙中山由一个维新改良人士，一蹴而就地成了民主革命家呢？

　　如果把参加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会议各人员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加以推敲，也令人不能不提出疑问：在那样一个“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华侨社会里，只凭孙中山的一番开导，就都在会上填写并举手盟誓信守这样一份破天荒地提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象美国一样的民主共和制度的誓词，有可能吗？据记载，1894年11月24日到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宅第出席成立会并即行加入兴中会的除孙中山外计22人。他们各人入会前的政治信仰如何，难于查考，但从加入兴中会后的活动情况推测，也大致可以窥其崖略。这22人里，邓荫南、陈南、夏百子、宋居仁等四人于入会后返国参加乙末（1895）或庚子（1900）的起义。其余18人，何宽、刘祥、程蔚南、钟宇（工宇）、刘卓、黄亮、钟木贤、李禄、黄华恢、李多马、刘寿、曹采等为商人，郑金、郑照、李昌、卓海、许直臣、林鉴泉等操公务员一类职业，他们除少数间或以金钱支援起义外，均无若何行动。何宽、程蔚南醵资办《隆记报》，许直臣充主笔，林鉴泉任编辑；这份报“毫无宗旨”，即没有表现任何政治倾向。成立时被推为主席的刘祥，随后竟“无所表现”。按照这18人入会后的精神状态和言行，可以推断，那份“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合众政府”，牵涉到身家性命的反清民主革命誓词，怎能在会上获得同意呢？更不用说还要举手盟誓以表信守不渝。再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份誓词不啻是最先进的、具有鲜明的民主革命意义的纲领，如果它确曾在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那末，与会的人员中，必多意气奋发、慷慨悲歌的爱国志士，为什么当日应孙中山之邀到会的22人中，除二、三人略略知名外，其余均碌碌无闻呢？这又是使人大惑不解者。故可以断言，在兴中会成立的会上，压根儿缺乏提出和通过这份誓词的思想基础。

　　有一件事足以佐证上述论断是可以成立的。1899年夏秋间起，梁启超同孙中山在日本曾往返磋商两派联合改组新党等事宜，渐有进展。恰逢康有为命梁启超前往檀香山发展保皇会，行前，梁请求孙中山具函介绍他同孙眉及其他兴中会成员联系。梁抵檀香山，会见李昌、黄亮、邓金、卓海、何宽、李禄等。经梁启超游说，用“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为词，竟使得檀香山的兴中会大多数变为保皇会员，该地兴中会几乎完全消沉了。这就说明，如果兴中会成立时确曾严肃郑重地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愿，那末，李昌等首创该会的骨干会员怎么连兴中会、保皇会的界线都分不清呢？梁启超怎能凭“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一面之词就使檀香山兴中会迅即瓦解，转为保皇会呢？这就足以说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只有那公开的《章程》作为会员遵循的章则，而没有“驱除鞑虏”那份誓词。

　　再从兴中会策动的1895年广州起义来看，也不曾发现起义者把自己的誓词原原本本或以意义相同的文字予以露布。关于这点，以下还将具体叙述。

　　然而，孙中山没有胶执于变法改良的路线。由于条件的变化和获得某些机缘，他很快就迈出了反清革命的第一步。

二

　　1895年初，孙中山返抵香港。2月，他约聚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陈少白、郑士良等组成香港兴中会。3月13日，兴中会即决定乘机发动广州起义。

　　距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不到四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孙中山开始摒弃变法改良的主张，采取反清革命的手段呢？

　　首先值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乃是孙中山偕其挚友郑士良、陈少白等，与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部分社员结合组成的。辅仁文社成立于1892年，据该社创始者之一谢赞泰记述，它开始创设，公开的宗旨以开通民智为务，而暗中经常谈论反清革命。历来竭力维护兴中会革命正宗地位的冯自由也透露，辅仁文社初创时，“以其时风气闭塞，公言造反抗清，仅与数友好秘密商谈而已”。近年已有研究者论及此事，认为“辅仁文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团体，比檀香山兴中会早出世至少两年多”。它的作用所以长期被忽略，是有原因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被清廷列为“首逆”，行文海内外缉捕。孙逃亡日本，乍一登岸即在日本报端赫然出现“支那革命党领袖”的称呼。嗣因伦敦被难，又使孙中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杨衢云则漫游南洋，至南非建方兴中会，地属边隅，故鲜为人知。1901年初，杨被清廷遣人暗杀于香港；稍后，谢缵泰又公开与孙中山闹分裂。随着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威望的日益提高，革命的源头自然归之于檀香山兴中会。杨衢云及其创立的辅仁文社先著祖鞭的地位和作用，就浸假而湮没不彰了。当然，孙中山是因其早就蓄志拯救祖国，具恢廓雄豪、领袖群伦的气质，且才识非凡，胆略超群，并能一往无前地坚持斗争而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的，既非因缘时会，更不是因为杨衢云的早逝。但过去某些国民党人士确略欠气度，叙及早期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总是扬孙抑杨，使杨衢云长期以一个才识平庸、争夺兴中会会长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事实上，辅仁文社多数成员的较为激进，是由于他们同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们的身世和处境有些差别。檀香山入会的人们，生活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半封闭性的华侨社会里，多数是“闻革命而生畏者”。而辅仁文社成员则多数是香港皇仁书院、圣保罗书院或圣若瑟书院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洋行或香港政府机关供职，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国家的危殆处境，有更多的紧迫感；他们又自称是“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故较易于同旧传统、旧的社会体制决裂。但这并不意味孙中山是受辅仁文社的激进态度的推动而迈向反清起义，而是说孙由于结交了和自己经历相似、志趣相同的朋友，因而开始越出了维新改良的藩蓠。

　　应当提出，孙中山等同辅仁文社部分成员结合所产生的明显效应，是香港兴中会所拟订的《章程》，与檀香山的《章程》比较，有了根本的变化。

　　檀香山《章程》指责清朝统治者“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香港《章程》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在该《章程》第二项内，又重复指出“今日政治日非，纳维日坏……”。前者只指责“庸奴误国”，而后者则申斥清廷“政治不修，纲维败坏”，矛头直指整个朝廷和官府，明显地表露了反叛朝廷的意向。前者行文措词，还酷似忠臣义士犯颜直谏、冒死陈言；后者则颇有点发檄讨伐的气势了。

　　其次，作为“三合会头目之一”的郑士良以及丘四、朱贵全等会党首领的参加，也是促使兴中会态度转向激进和迅即决定发动起义的一个因素。香港兴中会成立时，恰值清海陆军溃败，清廷决定屈膝议和之际，政府信誉狂跌，社会杌阻，人心浮动；因对日作战而招募的兵勇面临遣散的忧虑；三合会众萌生不轨之心。郑士良等当然会将这些动态带入会内，成为诱发孙中山、杨衢云等乘机起义的因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助推力量，即以何启为代表的若干香港上层人士的支持。何启这位具有在港华人领袖地位的香港议政局议员为什么充当兴中会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其原委尚待探寻，而他为起义运筹帷幄的事实，则确凿有据。他不仅替兴中会撰写起事《宣言》及疏通香港政界人士和报界主笔，甚至在1895年8月29日兴中会开会议决行动计划的会上，转到前台，充任会议主席，议定起义有关事项和厘订临时政府政策大纲。同时，曾任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女婿韦玉（1896—1914年间任议政局议员）等头面人物，也为兴中会的起义输财献策。由于他们的赞助，遂获得香港《中国邮报》即《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Reid）和《香港电讯报》又称《士蔑西报》编辑邓勤（C．Duncan）、助理编辑高文（T．Cowen）等给以舆论支持。这几个编辑陆续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消息和评论，透露中国的改革党人将在广东发动事变，示意事变获致成功将使清政府一贯执行的排外方针随之废除，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将得到发展。故而呼吁列强支持革新党人的举动。关于革新者对政权机构的主张，1895年3月18日《德臣西报》的陈述是：“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皇帝应出自哪一个古老的家庭，显然是以后考虑的事情。”这些评论和消息，旨在争取列强、特别是英国对兴中会起义的了解和同情，预防重演当年英、法、美等帮助清朝倾覆太平天国的故事。

　　还值得提的的一个曾秘密参与兴中会起义策划的人物，即那个进士出身，因包揽“闱姓”而暴富，机诈叵测，一心想当皇帝的刘学询。孙中山们设农学会，刘曾厕身于发起人之列。与孙中山交往，不时流露觊觎非分之心，且自比于朱元璋、洪秀余。当他获悉兴中会行将起义，便向孙中山建言，趁广东官方收解“闱姓”饷银的时机，加以劫夺以充军用。据陆皓东被捕后供伺可知，兴中会是计划采用这个措施的。

　　上述情况表明，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就决计发动起义，是孙中山同辅仁文社的部分成员结识，鉴于因甲午战争败绩而导致的人心浮动和社会机陧的情势，已为起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仓促作出的决策。为筹划起义，招雇散兵汰勇和会党分子以及购置军火等，则需要大量钱财；疏通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以利于开展活动，又不能不仰仗有地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因此，以何启为代表的香港上层人士，以刘学询为代表的广东地方绅衿，很自然地成了孙中山所不能不倚重的力量。于是，起义的进程和所要实现的任务，也就难免不以何启等人的意愿为转移，并受到刘学询一定的制约。这就表现在《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对行将出现的广州起义的报导和评论里，也只是提到起义获胜后将要以一个有效率的、与列强友好相处的新王朝以取代清王朝，而不曾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确切地，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还只能说是一次反满运动，基本上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

　　然而，也不能认为孙中山内心完全同意何启的主张，在一定场合，他仍然吐露了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愿望。据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致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信函，从1895年3月1日起，孙中山曾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向领事中村恒次郎申述兴中会起义事项，请求日本给以武器援助。在交谈中，孙中山申述了他的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之说；还提到“他们的组织称为‘兴中会’……统领乃广东省海南岛人（原文如此——译者）康祖诒（儒者，他的著作被禁止印行）、原任驻神户领事吴某（逸名，号汉涛）、曾纪泽之子、栞等四人。小生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则告以尚未考虑及此。”这说明孙中山在当时确有建立共和国的设想。但他为什么又容忍黎德等报刊编辑遵循何启的意图，在报上宣传起义后将建立由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组成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呢？这看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乙未广州起义含有很大程度的冒险性和侥幸一搏的因素。此时孙中山的脑际虽然有了共和国观念，但对于建立共和国需要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改革，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蓝图；而准备起义，又必须倚仗何启等人的支撑和筹划，因而他不能不对何启的意旨持容忍的态度。

　　(2)与孙中山提出建立共和国愿望的同时，他把康有为、吴汉涛和曾纪泽的儿子与他同列为兴中会的四大统领。尽管这与事实有出入，但却表明，在他的脑海内，主张维新改良的人士和清朝的世家官宦，都可以同他协作共事，一道执掌共和国的国政。显然，此时孙中山虽然开始憧憬着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但却与倡维新改良的人们、封建世家官宦似乎没有政治上的界线。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仅仅开始产生了共和国的意念，而没有形成粗具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即便如此，孙中山开始萌发在中国以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的意念，是弥足珍视的。确切地说，乙未广州起义还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就孙中山已经准备楬橥共和国旗号这一难能可贵的举措来看，这次起义是理当视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滥觞。

　　乙未败后，孙中山没有气馁，而是更为执着地寻求实现共和国的途径。1895年10月杪，他偕郑士良、陈少白到达日本，开始了长期流寓海外的逋逃客的生涯。旋又断发改装，重至檀香山，继登美国大陆，自西徂东，横渡大西洋，于1896年9月至英国。10月，经历了十二天的“伦敦被难”，孙中山开始以一个勇于为祖国的更新和富强而献身的革命家形象，出现于国际政坛上；他本人也因此而增强了反清革命的信心。后来，他追述当时情况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听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于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这段记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可信者，是他被难后，逗留英国，大部分时间往大英博物院等处，认真研读西方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以及工、矿、农牧等各方面的书籍，间或参观、考察英国社会状况，故“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不可信者，是那次他只在英国盘桓约七个月，而不是两年，也没有到过欧洲诸国。大约是他在撰写那份《有志竟成》的自述时，信手把辛亥武昌首义以前又有三度旅行欧、美的见闻心得，全都挂到伦敦被难后那次经历上去了。所以，史扶邻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我怀疑，三民主义在这时并不象二十多年后他（指孙中山——引者）所回忆的那样已明确地形成。”据实而论，辛亥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至1903—1905年间才可说基本形成。

　　1897年8月，孙中山重抵日本，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交谈中，他声称：“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又说：“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表现了孙中山对创立共和国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然而，在19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侨里，闻革命与共和而不掩耳骇走者，确属凤毛麟角。孙中山在《有志竟成》里写道：“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所以，他深有感触地感叹：“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在这艰困时代，孙中山不能不继续同何启和刘学询为代表的两种势力保持联系，又致力于争取康有为一派的合作。这样，当1900年因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所引起的动荡局势出现时，孙中山又以时机已至，组织了一次格局与乙未之役基本相同的反清起义。

　　1900年庚子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又是何启。起义部署是：由当时任香港议政局议员的何启偕韦玉向香港总督卜力（H．Blake）建言，利用当时局势，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实行两广独立。李鸿章一方，由刘学询负责疏通；并由刘发函通知在日本的孙中山，“请速来粤协同进行”。同时，又经何启授意，推陈少白起草一份由孙中山领衔，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邓荫南、李纪堂、史坚如等署名的《致港督卜力一书》，提出《平治章程》六则，作为起义的纲领，希望得到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平治章程》提到：“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但不曾点出这个中央政府是共和制还是皇帝制。然而，在阐述各省自治政府的职能时指出，自治政府“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明眼人一看便晓，这无非是仿诸葛亮《出师表》的用词，示意所谓“宫中”乃皇帝所居的宫殿；所谓“府中”，乃丞相或掌权的国务大臣的府第。它实际上向人们透露，起义后建立的国家，不是共和国，而是君主立宪国。谁来当皇帝呢？还是文献不足征。惟事后孙中山致刘学询函内提到：“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另一有关著作也曾作过这样的陈述：拟议由卜力撮合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发动两广独立的方案，由于李决意遵旨北上而未成事实。但当李假途香港会见卜力时，“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愿意的。”迨李鸿章由粤至沪继续北上，而刘学询留沪未曾偕往时，孙中山还不惜降格以求，派平山周持函前往上海面见刘学询，告知郑士良已率众在惠州举义，他本人即将率大队袭取广州，希望刘接济巨款。信函内称：“今特遣深信入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由此可知，孙中山筹划庚子起义时，他不曾坚持要建立共和国，而是仍然迁就何启、刘学询等人的意向，可以容许在起义胜利后以一个汉族人取代清朝皇帝的帝位。

　　是什么原因使得孙中山由一再宣称“执共和主义”的信念退到仍然接受皇帝制度的方案呢？主要原因还是前面已叙及的，在当时的中国，用革命排满能不掩耳疾走者，实属罕见，“然所谓士林中人，为数尤寥寥焉”。他所能招雇或鼓动起来参与发难的人群，也限于“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的会党分子。在如此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满怀拯救祖国、振兴华夏的紧迫心情，对腐朽祸国的清王朝抱着务求其速去的焦急愿望，举目国内外，感到足以倚为臂助的是以何启、韦玉、黄咏商等为代表的香港高层华人社会；暂可缩为盟友的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权且假借的是刘学询那种觊觎非分的世家巨绅。从乙未到庚子的六年间，孙中山除了在日本、欧、美客居或考察外，就一直周旋于这些人之间，因而不能不推行某些权变措施，采用一定的冒险主义方式，屈从于何启、刘学询等人的意愿。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还不能认为已形成体系，也不能说执共和主义已达到坚信不移的程度。

三

　　历史进入20世纪的初时，中国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本家集团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与此相联系，新式学堂在京师、各通商口岸、华北、华中、东南各省象雨后春笋似地兴办起来；出国留学（绝大多数留学日本）成一时风尚。因此。接受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具有新的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而甫经八国联军侵华浩劫，帝国主义抢掠中国的灾难有增无已。莽莽神州瓜分陆沉之祸，更迫近眉睫，越来越使人寝馈难安。有志之士，焦心竭虑，纷纷起而探求救亡之策，富强之谋。其中不少先进分子，则将戊戌变法的失败视同殷鉴，争相介绍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和获致成功的途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如卢梭《民约论》、约翰弥勒《自由原论》、孟德斯鸠《万法精意》等纷出杂陈；英、法、美等国革命史，相继面世。华盛顿、拿破仑被尊称为“华、拿二圣”，“中华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煌煌然出现在《革命军》上。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新型的革命运动，已经伴随着20世纪的届临而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孙中山敏锐地体察到这一巨大变化。他在《有志竟成》里写过自己当时的感受：“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山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患，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随着上述变化，孙中山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改观了。1902年，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面世，章士钊予以节译，标书名为《孙逸仙》，用黄中黄的笔名发表，刊有章太炎、秦力山的序言和译者自序。

　　《秦（力山）序》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而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嗥嗥，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

　　章太炎则以诗作序：“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

　　章士钊的《自序》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为耳目者同认。……孙逸仙者，非一氏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

　　斗转星移，世风丕变，使孙中山不能不由衷地感到，在他的周围，志同道合的人们多起来了。今后从事革命，再也用不着去攀附何启，去同康有为、梁启超周旋，去向刘学询求助了。庚子起义受挫后，他就开始对以往的奋斗历程进行反省，感到兴中会的《章程》和乙未、康子两度起义露布的宗旨，已经不合时宜；总会、分会和会员之间，组织涣散，人心不一。不少会员浑浑噩噩，不分清兴中会同保皇会的区别，作为兴中会发祥地的檀香山分会，孙中山在日本活动据点的横滨分会，戊戌以后经康门弟子梁启超、徐勤一番游说，多数会员竟转入保皇会。且兴中会和会员的分布，就地域言，偏于广东、香港和海外华侨中，绝大部分是广东省籍，其中籍隶香山县的又占斗数以上。作为会员间联系的纽带，与其说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毋宁说多赖乡情里谊。就会员社会成分而言，绝大多数是商人、工农小生产者，还有不少会党分子；知识分子所占比重很小。孙中山有鉴于此，故产生舍弃兴中会，改组新的革命组织的念头。据冯自由称：“孙总理于癸卯秋尝为余言：‘兴中会自惠州一役失败后，极少收揽党员。……’故总理于庚子九月至乙巳秋，结识留学界志士及热心华侨无数，多未使之加入兴中会。如癸卯（1903年）冬所设之东京革命军事学校学生，及乙巳春夏间所组织之留欧革命团体会员，其誓章皆未列入兴中会三字，即其明证也。”1903年10月，孙中山又一次到檀香山，开展反保皇派斗争，重建革命团体。在希炉（Hilo），他开始舍弃兴中会名称，建立中华革命军。其不称“党”而名“军”，乃在于“所以记邹容之功也”。并开始在盟书里写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嗣后，中华革命军在檀香山略有发展。

　　1903年，反满革命言论爆炸似地扩散，大击保皇毒焰的声势磅礴激荡，“拒法”、“拒俄”和“苏报案”等一连串爱国运动云起风靡，把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推向民主革命的前沿。1904年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在湘、鄂先后成立，并于当年策划了两湖反清起义。嗣又有苏浙皖一带志士相继组织起光复会和岳王会。由于清政府加紧对革命者的搜捕和杀戮，各省志士赓续地避往日本。一时，日本汇集了不少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知名人物，相互砥励，酝酿建立一个大的革命党。

　　环顾当时在日本的中国革命者，黄兴虽以沉毅果敢允孚人望，但于革命理论则稍嫌不足；其他如宋教仁、陈天华、汪精卫、朱执信等，或以耽于民主学说见长，或以善于文词著称，其品望似均不能尽惬人意。这样，业已被先进的人们仰为北斗，颂作民辟的孙中山，自然成为众人期待的领袖。据宋教仁著《程家柽革命大事略》称：“黄兴、宋教仁以马福益之军起义湖南，军败出走，田桐、白逾桓、但焘亦游学之东，以同志日渐加多，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以谋诸君（按：指程——引者）。君力阻之，谓革命者阴谋也，事务其实，弗惟其名，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但孙中山却在美、欧逗留，不曾了解革命党人在日本期待他的心情。

　　孙中山于1903年9月离日本前往檀香山。由于好几年没有同避祸该地的母亲和妻儿团聚，故在那里逗留六个多月。虽然，他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开展对保皇派的斗争，但由于去国窎远，毕竟对祖国和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发生的巨大革命风潮了解不够，因而仍把目光投向会党。1904年初，他在檀香山加入天地会（当地和美洲概称致公堂）。3月，前往美国，争取美洲致公堂脱离保皇党的蛊惑，转向革命。在旧金山，他为致公堂重订章称，规定：“本堂以驱鞑除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美国盘桓半年多，于年末前往英国，他的行踪为早就怀着“乘机寻觅孙逸仙”的在欧洲的留学生朱和中等所知悉、并了解孙在伦敦“囊空如洗，将有绝粮之虞”。于是将留学费用节省下来，汇至伦敦，请孙中山前来欧洲大陆。

　　1905年春，孙中山渡英伦海峡抵布鲁塞尔，与留欧学生朱和中、贺子才、胡秉柯等会晤。朱和中“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为言。总理不以为然，谓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终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人。”朱和中回忆说：“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于是，大众欣然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盟书上签署，计三十余人。嗣后，在柏林、巴黎的留学生签署盟书者又有三十余人。但不久即发生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等割破孙中山皮箧，窃取盟书向清政府驻法公使馆出首一事。孙中山甚为恼火，愤愤地说：“我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刚刚萌生的欲在知识分子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想法，，又动摇了。

　　6月，孙中山从法国马赛乘船东返，途经新加坡，与当地华侨陈楚楠、张永福会晤，叙谈很投机。因此，船过西贡，即致书陈楚楠称：“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可见，孙中山对汇聚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和革命逋逃客们还不很放心，怀着“查探东方机局”的念头，似乎缺乏到日本组织革命团体的打算，而有“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国”的设想。可是，事态的进展出乎他的意料。到达日本匝月之间，中国同盟会——中国近代民主革俞史上的丰碑，就拔地而起，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流寓于日本的中国革命者，早就在探听孙中山抵达日本的船期。故孙中山一到，立刻置身于那些期望一瞻风采、共图大举的革命者之中。他经宫崎寅藏介绍，得识黄兴，即有一见如故之感。早就倡说“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的程家柽，立刻替孙中山张罗同留学生往来的场合，曾邀约陈天华、黄兴、宋毅仁、白逾桓、田桐、张继、但焘、吴旸谷等与孙中山在他的北辰社寓庐集会，力促孙中山出面组织大的革命团体。孙中山遂约集旅日各省留日学生和华侨七十余人，于7月30日集会，商讨筹备革命团体等事项。到会者人数不等地分属于17个省。当日即议决新成立的团体名中国同盟会，获绝大多数人赞同，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举行宣誓加盟仪式。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在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到会1300余人。宫崎滔天在会上称：“昔年孙君来此，表同情者仅余等数辈耳；中国人士，则避之如恐不速。今见诸君寄同情于孙君如此，实堪为中国庆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

　　同盟会是在事先没有计划，没有相互联系的情况下成立的。因此，它不是冯自由所谓属“兴中会改组同盟会”的产物；且冯所开列参加筹备会的五人里，黎勇锡、胡毅生是1903年秋入东京革命军事学校的学生，孙中山并未使之列名兴中会（此系冯在《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一文里提到的），故兴中会到会者仅三人。与会者里，属光复会者仅蒋尊簋一人；属华兴会者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胡瑛、张继等六人，是前一日议定以“个人自由”参加的，并非华兴会推派的代表；且原属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者共计只十人，占到会人数仅七分之一弱。故同盟会也不是所谓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会联合组成。确切地说：同盟会是汇聚于日本的意气奋发的中国革命志士因志同道合而集结成的民主革命团体。孙中山后来在《有志竟成》里描述当时自己满怀希望的欢快心情：“及乙巳之秋，集会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虽然，同盟会看来是由偶然的机缘而成立的，但实质上，这个偶然性乃是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所导向的表象。即当时的中国已经为组成一个领导全国规模运动的革命团体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即：已产生一位久经历练、为革命者仰之如北辰、颂之为民辟的领袖；在民主革命的先锋队——新式知识分子的先进行列中，已涌现一批才略超群、出类拔萃的中坚力量。所以，同盟会的成立，实是当时中国先进志士、民族精英，风云际会、乘时奋飞的历史壮举。

　　此后，中国广大的民主革命志士就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号召下，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于在1911年举发辛亥全国起义，获得了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创建中华民国的历史性胜利。这也是孙中山的丰功伟绩。

（《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