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水边的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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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秉爱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1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24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卫西谛
拍纪录片为了什么？小川绅介说，是为了“想在活下去的同时，与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勇气……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的”。这句话收录在一本叫做《收割电影——追寻纪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书里。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冯艳在1995年翻译的。1993年，冯艳在日本读环境经济学博士，在山形电影节第一次看到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的纪录片，深受震撼，之后逐渐开始了纪录片实践。
1994年，三峡工程即将开工，冯艳跑去做实地调查。她渴望发现小川绅介著名的纪录片《三里》里，在成田机场建设中，因为眷恋土地而联合起来抗争的农民。结果她有点失望。后来，冯艳从人群中发现了张秉爱，一个无论如何都不愿离开家园、恪守生活的尊严、对土地有深厚情感的妇女。我们看到的这部叫做《秉爱》的纪录片，拍摄时间从1996年到2002年，足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传统的农村妇女面庞上留下的时间印痕。
影片基本是两条线索组成：一是秉爱与权力意志进行抗争的过程，二是秉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历史的讲述。而这两者都和她脚下的土地密切相连。所以，它散发出与小川作品一样质朴的“土的气息”，而独特之处在于，还散发着女性的、抒情的“水的气息”。
在水库淹没区，水位线以下的居民搬迁方案一是外迁，二是后靠。为了保证缩减的土地能够供养当地人口，政府鼓励“外迁”，给予的条件比较优厚，多数人选择了这种；秉爱却始终选择“后靠”，无论是来自政府意志的压力，或者来自家庭的经济压力，秉爱的决定从未动摇。她对城市生活没有向往和信任感，她惟一相信的就是土地。土地给了她过去，也可以给她踏实的未来，她说哪怕自己老了，“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在影片中，她最快乐和满足的时刻也是在田野里。“土能生万物”，这句朴素的哲理，从她不经意的谈笑间说出来，能够深深打动人；所以，她最终无奈和无助写下搬迁申请书时那种痛苦，对于观看者而言尖锐如针刺。
张献民先生曾在放映现场说过：“当我问我自己，有什么是我绝不能失去的东西，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跟秉爱比，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一无所有，那么信心从何而来？希望从何而来？爱从何而来？而秉爱的信心、希望和爱都长在田地里。地里种着庄稼，她以此来供养生病的丈夫和两个上学的孩子。土地是她的信仰和依靠，只要有土地什么都难不倒她。
冯艳信奉小川绅介的话：拍纪录片到最后，拍的都是人和人的关系，也就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秉爱》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亲近和融洽，作者在任何时刻都站在被记录者那边，用最平等的、富有感情的目光注视秉爱这个女性（这也得益于作者本身是女性的缘故）。
秉爱夫妇和前来动员搬迁的干部进行争论的激烈的场面，与秉爱独自对作者回忆过去的平静的场面，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氛，在片中相互交错。
秉爱的委屈与不幸、质朴与豁达也融会在一起。其中最打动人的，是秉爱的恬静和开阔。她回味自己的恋爱、婚姻和家庭，背景多是在水边，内容都是经历的艰辛，自己却不以为意。当讲到因交不起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费而屡次流产，听者难免会揪心，但她仍然带着平静的笑意。她讲到自己的梦，出嫁十来年梦见的一直是娘家的地；梦到被流掉的孩子来寻她时的伤心。这些回忆和梦境的意境，穿插于现实，使得这个传统女人的形象格外厚重。
在冯艳翻译的那本书里，小川还说过很诗意的话：“只要看一下路边的草，就知道这条路是通向闹市还是通向偏僻的地方。这是走路人的想法”在我看来，冯艳的这部作品也有一种“走路人的想法”。她自然而然地捕捉到秉爱身上的闪烁之处。所以，冯艳说，定稿时她才发现，“这些讲述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的穿插，和拍摄顺序完全吻合”。这或许说明，生活的逻辑总是会强过主观的逻辑。
卫西谛：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