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后遗症”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翔 发自北京

　　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 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

　　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