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老经济学家董辅礽

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被国外学者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杰出代表；他设计了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为基础的别具一格的部门联系平衡表，被国外同行誉为“远远超过苏联迄今为止的其他模型”、比中国其他一些也很著名的模型“更加雄心勃勃”的“董模型”；他着重分析了一种最基本的国民经济平衡关系－－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平衡，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国民收入理论；他的大胆探索，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最初的但也是最必要的理论基础；他率先提出了“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还研究并论证了通过“股份化”使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为商品生产者的道路；他经历了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坎坷，用自己的实践踩出了一条开拓之路。荆棘和鲜花都是收获，而他的人生因此显得深邃广阔，耐人寻味。
起与落：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东京飞往底特律的航班上，一位老者时而凝神思考，时而起笔匆匆记着什么。老人年过花甲，却仍然精神矍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头上已有丝丝银发，但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剑眉星目和一股无法磨灭的锐气。轻轻放下笔，飞机已即将抵达机场，他微闭双眼，轻松地嗑睡了一小会儿。
此次出访途中，董辅礽完成了又一篇市场经济随笔《区域发展问题》。就是这一点一滴的时间，董老见缝插针地写下了一篇文章。进入八十年代后，董老当选为第七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教授。繁忙的公务、频繁的外出使董辅礽养成了在路上写作的习惯，汽车上可以写，火车上可以写，飞机上也可以写。所以董辅礽出差最怕同熟人坐在一起，很多人了解他的习惯后也主动避免与他邻座，有时坐在一起也尽量少开口，怕影响他的思路。
这是一个忙碌而又飞扬的时代，和着这个时代的韵律，董辅礽仿佛找到了年轻时的心跳。
董辅礽一九二七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一九四六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在美丽的珞珈山下，和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教授的教导下，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堂外，他又自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今后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武汉大学，董辅礽是活跃的。他参加了各种学生组织，并成为领导者。他从高中开始阅读左派书籍，入大学后即从事学生运动，曾任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他在武汉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迎来了新中国建立。一九五三年，品学兼优的董辅礽被选派到莫斯科留学，一九五九年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文革中，他被迫中止学术活动，被扣上“孙冶方的八大干将”罪名受到迫害。一九七六年，董老终于盼来云开雾散的日子，重新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五十岁的董辅礽，怎能不珍惜这失而复得的机会？像一副不知疲倦的车轮，开始了飞速的转动。
董老敏感地意识到，当时最重要的是大胆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理论。只有融化了坚冰，才能看到一池春水，一系列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原理的提出和探讨，成为他最出色的手笔。他因此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理论的勇敢的开拓者，为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最初的也是最必要的理论基础。
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也就是后来被称作“董记八宝饭”的理论，当时可捅了“马蜂窝”，有关舆论被下令一律不许转载、不许传播。幸而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否则作为始作俑者，董辅礽还不知要受到多大的压力。
董辅礽认为经济学是最为入世的一门学问。研究经济的人应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董老在十年动乱后更意识到，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人民过上现代、富裕、文明的生活，是经济学家的重要责任。改革、开放、发展，一切都需要经济理论。
正如他对学生们所说，中国这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研究经济的土壤，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别的国家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同样都可以找到，别的国家没有的问题，在这里也可以找到。只要善于耕耘，就会结出丰硕的成果，中国应该能够产生出世界性的大经济学家和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著作。
这是他热爱的土地，他相信这也是能产生奇迹的土地。
董辅礽的成就为社会所公认，从学界到业界，甚至政界亦纷纷向他请教。但是董辅礽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他的工作成就感就在于把自己的所学，把经济研究所的其他同事们的研究与创造性劳动的涓涓细流汇集起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拓出一条光明之路。
鼓与呼：在世界舞台上做得更好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人，他们始终以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关注着民族命运，中国经济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也用自己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运行。
董辅礽就是其中一名活跃并贯穿新中国五十多年经济发展史的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他呼吸着日渐自由的空气，闯入一个又一个理论禁区，提出一个又一个突破传统经济理论教条的观点，并引起世界瞩目。
他是勇敢的，他较早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四人帮”的理论，随后又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
透过大量的事实，董辅礽发现，原有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大多发端于所有制方面，于是他清醒地“冒犯天条”，在全国首先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率先提出了“政社分开”和“政企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今天，说起这“两个分开”不费吹灰之力，可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分开”后国家干什么？企业何处去？这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严重的现实问题。
董辅礽主张，社会主义要有健壮的肌体，例如要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要有健全的双腿－－灵活地适应市场调节的机制，还要有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等等。
他还研究并论证，通过“股份化”使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变为商品生产者的道路。
改革开放使中国在世界上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也使中国的经济学家有了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董辅礽的许多著作近年来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进入八十年代，董老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
他的足迹遍及五洲，一九八零年到美国参加“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是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学家与西方同行的第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一九八五年八月，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亚非国家部长级官员参加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讲习班，董老被聘为三位主讲之一。另两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切可斯·纳吉和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奥斯卡·科瓦奇，讲各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一九八八年，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请董辅礽一九九一年到那里讲学，“马歇尔讲座”主讲者是从全世界著名学者中严格筛选出来的，其中有不少是诺贝尔的获奖者。在邀请董辅礽之前，还没有中国人主讲过，当时剑桥准备让董辅礽自己决定讲什么题目，这更是难得的一种尊重。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次非常重要的应邀出访都未能成行，但由此可以看到董辅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和学术上的地位；一九八七年，法国政府为了表彰他多年来在国际交往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颁发给他二级教育勋章，一九八八年五月，法国驻华大使亲手将勋章佩戴在他胸前；一九九七年五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法国驻华大使馆几次打电话给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希拉克总统要见董辅礽，恰逢董辅礽出国访问，因而未能如愿；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委员会，年年都给董辅礽发来专函请他推荐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表明了国际一流学术机构对董辅礽的认同和信任。
在与各国朋友的交流中，董辅礽看到了更多的范例，得到了更多的启发。他认为使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类拔萃，比个人的成功更有意义得多。
“年轻的老经济学家”
许多人到了董老这个年龄早已安享晚年，而功成名就的董辅礽似乎浑然不觉，仍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中国的难题还多着呢。”董老说。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农业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都需要解决。中国有比较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某些自然资源，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中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切必然使中国经济具有更大的活力。中国通过继续改革开放，和国际接轨，吸收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一定会具有良好的前景。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是董辅礽从事经济学研究五十周年和诞辰七十周年。这一天，许多朋友和学生自发地赶来，为他庆祝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也特别作了一期专访。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庆祝他诞辰的贺信中写到，“我想称他为年轻的老经济学家。说他‘老’，因为他毕竟到了七十，而且从事经济学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说他是年轻的老经济学家，因为他毕竟只有七十，身体极好，而且在思想上、创造能力上非常年轻。”
几十年来，董老从没有在晚上十二点以前睡过觉。无论在哪里，无论头天睡多晚，第二天他都能早早地起来工作。他充满活力，总是呈现出一种年轻状态，并影响着周围的人们。
他保持年轻的秘诀很简单，但也很令人羡慕：一个幸福而安宁的家。妻子刘蔼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是一位出色的眼科医生，董辅礽说起妻子，总是掩不住那种出自内心的幸福感。
在长长的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们总是理解和支持彼此的事业。这种和谐的气氛，使得他们的一双儿女在良好的氛围中成长，时隔二十年之后他们先后毕业于父母曾经就读的武汉大学。姐弟俩学的都是生物学。两个人都先后到美国留学，女儿董欣年已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儿子董欣平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于加州理工大学做博士后。
无论同事还是学生、朋友，无论是相识或仅仅是一面之缘的人，董辅礽都常常给他们以无私的帮助。就是对家中的保姆，他也十分关心。以前董家雇的一个保姆，对读书很有兴趣，董老夫妻俩通过新疆的亲戚，介绍她到新疆去上学，保姆在新疆考上了大学，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注重实践与创新是他为许多人所称道的，也是他在学术上保持年轻的一个秘诀。
董老的创新思想还包括突破自己，错了就改，当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的一些立论不够准确时，他会及时改正。
董辅礽一直关注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实践，经常深入基层调研，甚至身体力行，以经济学的特有方式参与改革活动。在这些实践中，他把企业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一些企业无法解决的困难，积极地向中央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因为注重实践和创新，才有了他引来多少褒贬的被称为“董记八宝饭”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理论，主张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成份；有了他对国有企业的深入思考，对证券、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培育观念。
人生有涯，精神无涯，我们希望董老永远年轻。
个人简历
董辅礽，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
1950－－1952年武汉大学经济系助教
1953－－1957年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1957－－1958年武汉大学经济系讲师
1959－－1976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民经济平衡组副组长
1977－－1978年经济研究所业务领导小组组长
1978－－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85－－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1989－－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8－－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93－－1998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董辅礽著作(书籍)：
《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1959)、《“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主编,1978)、《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问题》(1980)、《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优越性》(主编,1981)、《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理论问题》(1981)、《董辅礽选集》(1985)、《经济发展战略问题》(1988)。《世界银行工业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英文）《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改革与发展－－大转变中的中国经济》（1995）《中国经济纵横谈》（1996）《经济发展研究》（共二册、1997）。此外，还主编或与他人合编书籍多本，在国内外出版。与英国剑桥大学Peter Nolan共同主编《中国经济研究丛书》（英文），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现已出版三十多本。
董氏经济观
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多种所有制就像一盒八宝饭，它的主要成份是糯米，但光有糯米只是糯米饭，八宝饭里还要有红枣、莲子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也不是八宝饭，只有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才能成为八宝饭。既然八宝饭是由多种成份共同形成的，那么红枣、莲子等东西也应该是八宝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八宝饭做好之后掺进去或浇进去的什么补充材料。
什么是可持续的消费方式？就是这样一种消费方式，它既节约资源又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也是支持持续发展的一个条件。
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途径很多，上市不是主要的途径。因为全国国企超过二十万家，目前能上市的公司约一千家，不可能把所有国企都拿上市。租赁也只是暂时的，主要还是要出售和并购，允许外资和私人参股。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将越来越少，日后证券市场开放后，外资还可以直接买卖股票。因此，香港的投资者参与的机会将更多。外资收购国企要留意风险：包括员工的安置、社会保障和债务问题尤其是隐藏的债务。
在正常运行的证券市场中,投资与投机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投资固然不会有证券市场,而没有投机也不会有证券市场,因为没有投机,就不会形成股票的合理价格,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应否认,比起一些发达的市场,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机性更强,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短,机构投资者的建立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另外,对能进入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一直存在许多限制,这就导致了投资者的构成中以居民投资者为主。所以,应该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投机较盛的情况,要减弱投机性就需要培养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但这要有一个发展过程。
期货市场作为规避风险的工具，它本身有风险，但没有期货市场风险会更大，损失也会更大，人们可以想办法把风险降到最小，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不去发展。近期我国在期货市场规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应看到规范不是目的，只是为了更有序地发展。期货业要发展，也必须有法律来约束。目前人大财经委正在起草《期货法》。
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拓宽其市场准入空间，则不仅可以打破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及其带来资源利用的低效率，而且可以促进竞争，增加有效供给，促进供给结构进而产业结构的调整。近来，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参股、收购、兼并国有企业，对结构调整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农村的土地能否流动起来？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可否进行抵押、转让、入股等，形成规模经济？农业生产能否通过农村中介组织与市场发生联系，生产紧随市场，农民收入才有望增长。
目前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单靠政府兼并、重组、压缩并不能最终解决国企的问题。应当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外资企业收购或兼并一些国企；国企结构调整不是简单的存量问题，还要注意增量，这就需要新资本介入，投资生产适合市场的产品，而这种新资本也应是多种形式的，包括非公有性质资本和外资等。
开发西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远的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不能光靠政府投资。不过，西部的现状是力量较薄弱，在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如果没有政府的投入，开发只是一句空话。因此，需要有政府引导资源的流向，政府要形成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投资者，没有早期的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就不成事。政府在西部开发政策制定方面大有文章可做。除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及税务优惠外，还可以在市场开放度上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如外资银行进入西部的条件可以订得较宽松；矿产资源的开发则允许外资和民间资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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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香港商报》 上传日期：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