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童年（含照片）

依稀童年

张  宏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事都已经被遗忘了，但往往一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片段，特别是童年时代的一些生活片段，却至今仍依稀记得，朦胧犹在忆梦中。无论当时的这些片段是苦是甜，如今回忆起来，竟都是那样的亲切难忘，温馨甜蜜，感叹万千，回味不尽，令人留恋。

朦胧山村

在我六岁之前，一直和妈妈倪毓芬一起生活在四川北碚郊区的一个小山村里。依稀记得当时住在半山坡上的一栋四合院式的竹楼里，这是抗日战争时从沦陷区内迁的国立编译馆的员工宿舍公寓。房舍是两层楼的，墙壁是竹篱笆扎就后敷上泥巴而成，外墙还用许多竹杆撑着防止倒塌，整栋房舍都显得摇摇欲坠，下雨时还经常漏雨。在墙脚泥巴剥落处，常可从屋内透过竹墙的缝隙看到屋外的景色。我和妈妈住在底楼的一间约

中秋团聚

爸爸张宗植在重庆的民生轮船公司工作，只有在假期节日才能回来，在我的记忆中，儿时和爸爸共同生活的日子实在太少了。我能记得的人生的第一个印象，似乎是在我二岁半刚学会走路但还不太会说话的时候（约1942年），那年中秋节，妈妈买了月饼，我看了好馋，但妈妈说，要晚上等爸爸回来一起吃。傍晚太阳还没有下山，我就搬了张小凳凳，坐在房舍的大门口，看着那条通往城里的石子路，盼望着爸爸早点回来，想象着等一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月饼时的美妙情景。坐了一会儿，爸爸还没有回来，我忍不住跑到屋里问妈妈：“妈妈，爸爸怎么还没有回来啊？”妈妈总是很有信心地说：“快了！快了！你在门口等着爸爸吧！”我也记不清这样进进出出问了多少次，慢慢地，天边的晚霞抹去了最后的一线余辉，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好大好圆的月亮从群山背后冉冉升起，我看着看着，渐渐的觉得好象月亮也成为一个又香又甜的大月饼了，想象着这个月饼一定非常美味香甜……突然间，我听到有人在我身边亲切地说：“是张宏吧？在看月亮吗？”我回头一看，啊！竟然是爸爸从房舍侧面的小路上回来了，而且已经走到了我的身边，我兴奋极了，立即大声叫了起来：“妈妈！爸爸回来啦！妈妈！爸爸回来啦！……哇！——”，我不顾一切地奔向房间，要把这个天大的喜讯报告妈妈，不料在急急忙忙奔进房门时，被门槛绊了一跤……

温馨家园

当时我们的家，是个非常温馨和睦、亲情浓烈的“港湾”。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我刚刚会走路不久，还不太会说话，就每天黄昏太阳下山时，总会搬一张小板凳坐在房舍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门前那条通向城里的石子路，盼望着妈妈早点回来。一旦妈妈的身影出现在小路前面的转弯处，我就会大声叫着“妈妈！妈妈！！”直奔过去，到了跟前，就紧紧抱着妈妈的腿不放。每当这时，妈妈总是说：“宏宏放手！赶快放手！”然后就会把我抱起来，轻轻给我一个吻，我也就兴奋地趴在妈妈的肩膀上，让妈妈抱着一起回家。

1939年妈妈已经怀了我

1940年刚满8个月的我

1942年我2岁生日

由于爸爸只有假期节日才回来一次，而妈妈对爸爸从来是非常敬重的。每当爸爸回来的时候，妈妈都满脸欢笑地做好些好吃的菜，家中也阳光灿烂、欢声笑语不断，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因此，每次爸爸回来，就成了我们家欢乐、融和、喜庆的美好节日，正是“一样寻常窗前月，因有梅花便不同”。每次爸爸回来，总和妈妈有着说不完的“悄悄话”，而每当爸爸和妈妈谈话的时候，我都会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兴高采烈地溜到宿舍的院子里去向隔壁的杨多多（邻家一位比我约大一岁的杨姓孩子。因我初学语时发音不准，老是把“哥哥”喊成“多多”，他也不在意，照样应答，久而久之，“杨多多”就成为我称呼他的“专利权”了）、王毛毛（邻家一个和我同龄的女孩）炫耀，并逢人就嚷嚷：“我爸爸回来啦！”、“我爸爸回来啦！！”。在平时，“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一语，是我使用频率最多的发问句。

有次爸爸回来后，带我到集市上去买西瓜。爸爸用手指在好几个西瓜上轻轻敲几下，发出清脆的声音。爸爸说：可以根据所发出的声音判断西瓜的好坏。回家后，妈妈把西瓜切一半给我，让我用调羹舀着吃。我人小瓜大，吃了一半，吃不下了，就跑到院子里绕几圈，撒泡尿，回来再继续吃。吃完西瓜后，我向爸爸喊：“爸爸！我吃完了，我要出去耍（即‘玩’，四川方言）去了”。爸爸说：“来！让我摸摸肚子，看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使劲挺起已经吃得胀鼓鼓的肚子。“喔！真是吃饱了。去耍吧！”爸爸对我亲切地说。我兴高采烈地跑出去对邻家的小朋友说：“我爸爸真了得，手指头轻轻一敲，就知道西瓜好不好吃；用手在我的肚子上一摸，就能知道我吃饱了没有！”

爸爸很喜欢逗我玩，曾经给我讲过《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等书中的很多故事。爸爸还会画画，常给我画小鸡、小猫、小狗和划龙舟，受其影响，后来我也经常自画自娱（后来我还在妈妈的鼓励下，在病床上“出版”过六期《张宏画册》，大约共画有近百幅小小的儿童蜡笔画和水彩画。但后来在文革中，这些画册全都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弄丢了，至今我想到此事，仍深感可惜。），尽管画得很不成样子，但仍经常得到妈妈的表扬。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次爸爸把我抱在怀里，用笔先在纸上画了一匹马，然后画这马拉着一辆敞蓬的马车，接着又画了一个男子、一个妇女，当中坐着一个小孩，他一边画一边说：“你看，这是爸爸，这是妈妈，当中坐着的这个小娃娃就是张宏，他们一起坐马车到动物园去玩。你看，我们的小宏宏正拿着马鞭在赶马车哩！”我听得高兴极了，听着听着，感到马车上的人越看越象爸爸妈妈和我自己了，看着看着，我似乎自己手里真的已经拿了根马鞭，竟忍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嘴里还要学着喊几声：“驾！驾！”。

印象中，爸爸还曾教我变戏法：用干净毛笔蘸取溶解了明矾的水，在草纸上写字或画画，待干后，一点痕迹也没有；但当把草纸轻轻地平放入水中时，原先所画的图形又会重新显现出来。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但感到非常惊奇。学会后，曾屡屡在小朋友面前“露一手”。

开屏孔雀

大约将近三岁（约1943年）时，有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重庆的动物园玩。内地山城的小动物园，又是在战争时期，并没有多少种动物，好象总共只有老虎、黑熊、猴子、狐狸、孔雀等几个品种，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些稀奇的动物，感到无比的新奇和兴奋，我一会儿手舞足蹈学着猴子搔头摸耳的样子，一会又模仿老虎的吼声大喊大叫，高兴极了。尤其是，我看到了孔雀开屏，感到这只孔雀又大又漂亮，展开的尾屏真是好大好美啊，它仰着头，显得个子比我还高。这次参观动物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致经过十五年后，我在上海大病初愈后妈妈再带我去上海西郊公园参观动物园时，我还在回味儿时所见的大孔雀的美好回忆，但找来找去，园中看到的孔雀都个子很小，远远没有我记忆中的孔雀那么高大，我找了好一阵也没有结果，才猛然想起：不是孔雀如今变小了，而是我本身个子长高了。

可能由于那天在动物园玩得太“疯”了，回家途中，从朝天门码头到爸爸公司的宿舍有一段长长的上坡路，我感到两腿酸酸的，不想再走了。爸爸妈妈则催我快点走，我说走不动了，就蹲下来想赖着不走，爸爸妈妈就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把我提了起来。我感到这样很好，既好玩又省力，于是，一路上我就不断地找理由撒娇，一次又一次地弯起脚，悬吊在爸爸妈妈的两手之间，让他们把我提了一程又一程，总算把我“拎回家”。这一嬉戏于父母膝下的儿时生活片段，至今回味起来，仍感到亲切、难忘，倍觉温馨和留恋。

启蒙集邮

有次防空警报解除后，我随妈妈到编译馆的办公室，她随手拿了几个旧信封，安排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玩。我发现信封上的邮票很好看，有帆船，有汽车，还有人物头象，我就把信封上的旧邮票一张张慢慢撕下来，集中在一起。妈妈下班了，我们要回家了。妈妈同意我把撕下的旧邮票带回去。由于回家的路比较远，我走不动，妈妈轮番把我抱一阵，再牵着我的手让我自己走一阵。待到家后我才发现：一直抓在手里的那些邮票，竟都在路上被丢失了，我伤心极了。后来妈妈安慰我说：几张旧邮票，既然已经丢了，也就算了，以后我可以再给你带一些旧邮票回来。后来妈妈果然没有食言，常常带些有邮票的旧信封回来，不久，连爸爸也经常帮我收集旧邮票了。而我，也就从此和邮票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如今。

淘气闯祸

我小时侯虽然相对来说比较文静，但毕竟是个男孩子，有时淘气起来，也给妈妈带来不少烦恼：

大约两岁多时，有次我和几个小男孩在宿舍的院子里比赛抛泥巴，看谁抛得高、抛得远。由于我们都是双手捧着泥巴弯下腰鼓足劲闭着眼睛向上抛，因此石块往往都是飞向后方。当时在北碚的住房极其简陋，厨房锅台就在门口屋檐下。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妈妈买了点好菜，正在灶上烧菜（记得好像是红烧肉丝豆腐羹，这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级的菜了），准备迎接爸爸回来。我和小朋友们甩泥巴正抛得起劲时，忽然听见妈妈在后面一声怒斥：“宏宏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这一锅菜全都给你搞坏了！”我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啊！坏了！原来我抛出的那一块泥巴，刚好掉在妈妈正在煮着菜的锅子里。……正是一块小泥巴，弄坏一锅菜！按文革中的术语来说，我抛出的泥巴，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啊。

还有一次，大约也只有两岁多的时候，我不知为什么事和斜对门的同龄小孩王毛毛吵架了。他个子比我稍高一点。当时他生气地一手叉腰一手拿了一块泥巴瞪着眼对我威胁说：“你再不听我的话，我就打你！”当时我也不肯示弱，随手也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瓦片，做着即将抛出去的架势，针锋相对地也对他瞪着眼说：“哼！你敢！”……我们互相面对面地站着、大眼瞪小眼地对峙了一阵后，双方的怒火益发上升。终于，王毛毛把泥块朝我摔了过来，正打在我的肩上，平心而论，这下并没有真正打痛我，只是把我衣服的肩膀上沾了不少泥巴。但我感到这家伙竟然真的对我动武，太可恨了！我怒不可竭，随即就鼓足劲把手中的瓦片朝他甩了过去，谁知这瓦片竟正好飞落在他的额头上。他顿时双脚乱跳、双手抱着头号啕大哭起来。我一看，“坏了，恐怕真的打伤了”，我连忙溜回家，闷声不响躲在角落里看小画书，心里却扑通扑通直跳，紧张极了。妈妈说：“咦！今天宏宏怎么这么乖，安安静静坐在家里看小书？”我仍然不敢做声。不一会，王毛毛引着他母亲上门找妈妈告状来了。……王毛毛的额头的确擦破了一点皮。妈妈要我当面赔礼道歉，我却说什么也不肯认错，坚决强调说是他先动手打我的。但这时我肩上没有伤痕，溅上的泥沙也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他先动手的证据，口说无凭了；而他额头上擦破的皮却清晰可见，可谓“铁证如山”。……妈妈对他们说了不少好话，还拿出几块饼干予以“安抚”……。妈妈把王毛毛他们打发走后，就关起门来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小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相互谦让，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非动武不可？打架就能解决问题吗？！”；“有矛盾要讲道理，实在不行时，可以告诉大人，但不能轻易动武，打架是理屈词穷时的无能表现”；“以牙还牙，冤冤相报何时了！”；“即便是人家先动手，你的防卫也要适可而止，人家丢过来一块小泥巴，你却甩过去一块大瓦片，太过头了嘛！万一把人家打伤残了，后果就严重了，无论你本来再怎么有理，也变成无理的了”。……我想想：是呀！如果这次瓦片再飞偏一点，打在眼睛上，甚至把王毛毛眼睛打瞎了，那么问题可就严重了。我这时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了！

防微杜渐

记得是个秋季的星期天下午，妈妈带我到她的同事家玩。那同事家中也有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男孩，我叫他“小多多（哥哥）”。同事家附近有一个小水塘，开满了荷花，雨后的水珠，在荷叶上滚来滚去，晶莹透亮，非常可爱。小多多告诉我，如果用装万金油（即清凉油）的空盒盒把水珠装在里面，同样会成珠状滚来滚去（因为铁盒的内壁有油脂），这样还可以把水珠带回家。说着，他给了我几个漂亮的装过万金油的小铁盒。我一试，果然很好玩。我们一起津津有味地从各种叶片上接下了不少水珠到铁盒里，一直玩到大人叫我们回去吃晚饭。晚上回家后，妈妈发现我的衣兜里多了一个小铁盒，马上把我叫到跟前询问：“这个盒盒哪里来的？”“是小多多的”我答道。“是小多多送给你的吗？”“没有！”“那怎么会到你的口袋里来的？”“……”我当时也记不起小盒盒怎么会稀里糊涂放到自己衣兜里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妈妈继续追问。“……”我也无法解答。“你喜欢这个小盒盒吗？”“喜欢”我承认。妈妈就很严肃地对我说：“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要眼红。没有经过人家同意，就把人家的东西带回来，这是一种做小偷的行为。‘小时偷针，大了偷金’，发展下去，将来长大了就会变成大坏蛋，所以这事决不能小看。我明天就带你到小多多家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我不是偷的，我不去！”“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就把人家的东西带了回来，这种行为就是偷！你必须加深印象，牢牢记住！如果现在你连去小哥哥家认错的勇气都没有，还能改正吗？今后又能牢牢记住吗！”妈妈态度坚决，毫无松动的余地。为了把妈妈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也为了自己不会长大了变成大坏蛋，我终于同意第二天由妈妈带着去小多多家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尽管第二天小多多家都很客气，不仅一再表示“没关系！”，而且还要送我几个铁盒盒，但这时，我是怎么也不肯要的了。

一转眼，此事已经过去快六十年了，但我留下的记忆却极深刻。尽管至今我仍对妈妈当时给我作了“偷”的判决感到委屈，但妈妈这种防微杜渐、严格要求的做法，这种“不要眼红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要严以律己，时刻要注意慎独，任何时候都要光明磊落地做人”的教诲，却的确对我的人生哲理、道德观念的形成，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历史血债

有一次，在日本飞机空袭之后的那天晚上，家中来了许多爸爸妈妈的朋友，谈论起有次日本飞机把防空洞的洞口炸塌了，待后来人们把洞口挖开，发现躲在防空洞里的好几百人全部都窒息死亡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印象最深的是：有位阿姨说，她的宿舍就在江边，有次夜间空袭之后，大清早，她就看见国民政府的大队士兵用卡车，把空袭中炸死或闷死的尸体一车接一车地运到江边，丢到江里随江流漂走。那些军人，两人合作分别抓住一个死尸的头和脚，不停地往江里抛，整整抛了一个上午。这些尸体大都是血肉模糊、肢体残缺不全的，还有不少竟然仅仅是断肢残体的碎块，真是惨不忍睹。这次轰炸，据说死者有好几千人，伤者不计其数……。大家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都切齿痛恨。我听了感到好可怕好恐怖啊！当晚就做起恶梦来了！日本鬼子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是罄竹难书的历史事实，是抵赖不掉的，它将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现在日本的一些头面人物竟然不但对往昔的侵略暴行拒不认罪，还要去靖国神社为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杀人战犯的亡灵招魂，实在是人妖颠倒、毫无人性。“妖为鬼蜮必成灾”，这些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政客，虽然表面上披着一张人皮，仍不时露出他们嗜血的残忍本性。

妈妈打我也是喜欢我的

三岁了，妈妈带我去幼儿园报名。幼儿园一位中年妇女“主考官”翻开一册看图识字本，指着上面的图画问我：“这是什么？”，我有点紧张，轻轻地回答“老虎”；“对！这是什么？”，她继续提问，我一抬头，看见这位“主考官”大眼镜后面的眼睛鼓鼓的，特别大，我忽然感到这双大眼睛象一双大青蛙的眼睛，我情不自禁地紧紧盯住她的眼睛看着。“这是什么？”，“你回答呀！”，她还在继续提问，但我眼前只看见她涨鼓鼓的眼睛和在运动着的嘴巴，其它已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怎么回到家中，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回家后，妈妈很生气，打了我的屁股。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我伤心极了，感到妈妈从此不喜欢我了，哭了好久好久，直到后来要吃饭了，我还在哭，不肯吃饭。妈妈过来和颜悦色地和我说：“幼儿园老师问你话，你不回答，对不对？”，我回答“不对。”，“以后怎么办？”，“以后要改。大人问话要好好回答。”“你今天表现不好，该不该打？”，“该打。但是，我改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只要改了，还是好孩子。妈妈虽然打了你，还是喜欢你的！”“喔！妈妈打我还是喜欢我的！”我顿时高兴起来，痛痛快快去吃饭了。记得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有人逗我说“叫你妈妈打你的小屁股”，我都会充满信心、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妈妈打我还是喜欢我的！”

坚持到底

每个学期，幼儿园都要让孩子们给家长作一次汇报演出，节目和演员人选，

演出了，众多的家长围坐了一圈，六、七个孩子一起跳的小铃铛舞，也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开始讲故事了，孩子由老师抱上讲台，一个一个单独讲。轮到我上台讲了。当老师把我抱上讲台后，我一看，周围黑压压一片，都坐满了家长。我生平第一次孤另另一个人站在高台上，成为几十双眼睛注视着的目标，心情马上紧张起来了。“开始讲吧！”老师在旁边轻轻提示，我更加紧张了，但既然已经上得台来，也只好不顾一切地讲下去，心想：一定要坚持讲完。我努力回忆彩排时的程式，慢慢地讲，虽然心情越来越紧张，声音也越来越小，但终于还是硬着头皮坚持把故事讲完了。当老师在一片掌声中把紧张万分的我抱下讲台时，我竟紧闭着眼睛一下子嚎啕大哭起来。

蓓蕾芳菲

在幼儿园中，我和另一个叫卓英的女孩，因为比较聪明漂亮，也都比较听话，所以一直深受老师的关爱，老师曾多次在家长面前夸奖我们两个是“中华民族的标准儿童”，有些庆典的礼仪场面，也常让我们两个代表幼儿园的孩子前往参加。当时我和卓英也很要好，常在一起玩。那时我还没有男女性别的意识，只感到头发留长留短，都仅仅是取决于父母的喜爱。

幼儿园内孩子很多，有次课间休息，我在墙角边的阳沟前小便时，一个小男孩提出要和我比赛尿尿，看谁尿得最远。我当即应战，很快，又有好几个孩子来参加比赛，大家唧唧喳喳，排成一排，颇为壮观，热闹得很。兴奋之下，我满腔热情地去找卓英，要她也来参加比赛，共享我们的欢乐和热闹，谁知她听了一点也不积极，“去吧！大家都在比赛，可好玩哩！”我极力鼓动她参加。“我不！”她固执地不肯来。“干啥不去呀？”“我不会站着尿尿！”“很容易的，我教你！”“我不！妈妈要骂的！”“你去看看，就知道有多热闹多好玩了。”“我不！”……大家都玩得那么起劲的游戏，而卓英竟然一点都不起劲，我实在感到很困惑、很扫兴。

学期结束时，幼儿园要给评选出来的优秀儿童发奖品：给我的奖品是一匹会摇头晃脑的小木马，而给卓英的奖品则是一个布娃娃。我感到小木马只能放在桌子上看看，远不如布娃娃可以抱在手里好玩。老师对我说：“卓英是女孩，所以才抱布娃娃，你是男孩，不玩布娃娃。”“为什么我不能玩布娃娃！？”我很不服气：“我不当男孩好了！”“为什么我不能玩布娃娃！？”“我当女孩就是了嘛！”后来，不知道是老师还是爸爸妈妈，还是给我买了一个布娃娃。妈妈还让我抱着布娃娃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哩。转眼间60年过去了，这张几经磨难却幸存下来的充满童真的相片，现在已经成为我非常珍贵的“家庭历史文物”了。

三七二十七

大约在四岁时，有次我跟随妈妈到重庆看望爸爸。有一天，爸爸不在，他办公室里的一位青年员工很喜欢逗我玩，但他老要捏我的鼻子，我生气了，就“严正地警告”他：“你再捏我的鼻子，我就要大发脾气了！”“喔！你还会发脾气，而且是大发脾气”，他笑嘻嘻的说“你发起大脾气来会是什么样的呢？”我威胁地说：“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谁知他竟毫无惧色地继续逗我说：“那你就打给我看看！”同时把我的鼻子又捏了一下，这下子我真的生气了，挥动拳头使劲朝他打去。但他人高，站在那里，我只能打在他的腿上。打了几下，他虽然口里喊着“哎哟！哎哟！”，却不仅身体纹丝不动，还乐得合不拢嘴，我更恼了，就退后几步，低下头，用脑袋朝着他使劲地冲过去，大有敢死队英勇冲锋的架势，谁知他仍然巍然不动，还哈哈哈大笑起来“哦！这个脾气是不小嘛，再来一次！”我看见他看着我的神色，就象人们在大街上看猴子耍把戏时的那种眼神，我愤怒极了，随手拿起他桌子上的蘸水钢笔、尺、纸张等，不顾一切地朝他乱扔过去，眼看就要大闹办公室了，他对我大喝一声：“不许胡闹！”，旁边邻桌的一位叔叔也过来想劝我不要再扔了，但我正在盛怒之际，根本不在乎他的怒喝，也一点听不进旁人的劝说。正当我又抓起邻桌的一个墨水瓶要朝他甩过去时，忽然听见“小弟弟，你刚才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吧？你说错了嘛！”旁边一位戴眼镜的伯伯笑嘻嘻地对我说“明明三七是二十七嘛，你怎么说成了三七二十一呢？这可是个大问题啊！不信，你自己画圈圈数数看。”他随手递给我一张纸和一支铅笔。“真的是三七二十七吗？”我把怀疑的眼神投向周围的其他几位叔叔、伯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是啊，是啊！明明是三七二十七，你怎么说成是三七二十一了，赶快算算看！”到底应该是多少，我心中无数，连忙埋头画圈圈计数，但数来数去还是没有数清楚，却把刚才“发脾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晚上，我把白天的经过情况告诉爸爸妈妈，并问：究竟应该是三七二十七还是三七二十一，妈妈抓了一把瓜子，对我说：“来！我们一起数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当弄清楚答案后，我很愤愤不平地问妈妈：“既然明明是三七二十一，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都硬说是三七二十七呢？这不是在说谎话吗？妈妈讲过‘狼来了！狼来了！’的故事（注1），好孩子是不作兴说假话的呀！”妈妈笑笑说：“他们是为了让你不要再在办公室里发脾气嘛。”“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恍然大悟。

返回故乡

1943年妈妈牵着三岁的我

1944年我终于有了布娃娃

1955年套着猪皮颈托的我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胜利了，举国欢腾，家家户户放鞭炮表示庆祝。记得小竹楼的院子里，鞭炮放了几天几夜，地上撒满了厚厚的一层鞭炮残屑。当时，许多小朋友都喊着“要回老家去罗！”我也跟着喊“要回老家去了”。妈妈听了就给我更正说：“你不能叫‘回老家’，只能说是‘回故乡’，因为我们这个家，是在四川建立的，你也是在四川出生的”。尽管我对即将前往的故乡毫无概念，但仍对故乡充满种种美好的想象和向往。

突然，消息传来：爸爸奉公司的派遣要去英国学习海运保险，尽管这体现了公司的信任，也是被许多人羡慕的视为美差的出国机会，但此去将有多远、我们要分离多久，究竟是福是祸，妈妈心里七上八下，我也感到茫然。不久，妈妈“心在流泪脸在笑”，依依不舍送走了爸爸，回来后一直若有所失，三餐无味。实际上，自从爸爸走后，我们这个家就灾难不断，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和欢笑，并逐渐走向支离破碎。山穷水尽几无路，柳败花落雨打萍。在随后的日子里，妈妈一直孤苦伶仃，带着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孩子，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一步一步历经坎坷、跋涉万难。她含辛茹苦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不屈不挠地和命运顽强抗争，直到生命的尽头。其情其志，可歌可泣，可敬可佩。

自古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还没有火车，回乡只能坐船。要回故乡的人太多，船票极其难买。高官要员们坐飞机走了，有权有钱或有办法的人们坐轮船走了，小百姓们就慢慢等着吧。1946年，妈妈所在的编译馆就地解散，员工们自想办法、各显神通回故乡，只要在限期内到上海的新馆址报到就行。妈妈把北碚家中的简易家具，送给每天为我们送水的挑夫和附近帮助过我们的村民，就带着我去重庆，以民生公司职工家属的身份，在爸爸的公司宿舍等候安排船票。大约1947年春，民生公司总算给我们买了一张到南京的简易拖轮的统仓船票。记得出发那天，天刚蒙蒙亮，妈妈就带着我去朝天门的江边简易码头排队上船。我们没有同行者，也没有送行者。江边沙滩上人群如蚁，等候上船的人们排了几百米的长蛇阵，我们一直等到黄昏时，才上了船。这是一只挂在拖轮上自己没有动力的简易破旧小轮船，没有客仓，乘客不分男女老幼，都挤在船甲板上一个挨一个地“打地铺”入睡。“非常时期”嘛，当然不能要求太高，我们能在船板上有个“一席之地”已经是万幸的了，人们戏称自己是在“胜利大逃亡”。在船板上，白天还好一些，可以晒晒太阳，看看两岸风光，而晚上江风瑟瑟，则吹得人浑身发冷，我只能一股劲地直往妈妈怀里钻。

拖轮过了汉口后没几天，我就感冒了，发烧、呕吐，船上条件很差，不仅缺医少药，连洗晾衣物的地方都没有，我一次又一次的呕吐，妈妈只能忍痛把为我接污物的好些毛巾、被单，统统抛入江中。正在我们呼天不应，孤立无援的困难时刻，总算苍天有眼，感谢有位懂得医药的旅客同情我们母子俩，给了我们一些药，由此我的身体才慢慢康复。后来据妈妈说，在我病重时的梦呓中，曾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爸爸快来救救我们呀！”、“爸爸你在那里呀！”。的确，在我儿时的心目中，爸爸是聪明绝顶的、是顶天立地的、是最有力量的、是无所不能的，也是最关心我们的，他是我们母子俩的强大依靠啊。

祸不单行

尽管是沿长江顺流而下，但因为是小拖轮，从重庆到南京竟航行了十天。在南京下关码头下船后，妈妈立即带着我去火车站买票，当晚就乘火车赴无锡，准备先到宜兴丁山外婆家看看。一路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霓虹灯、火车，感到什么都非常新奇，唧唧喳喳，不停地向妈妈提问。

离开宜兴到上海后，我们先是借住在宝安路永兴里15号爸爸民生公司的同事程恩澍家中（解放后我们才知道：程是中共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派驻香港新华社任职）。不久，民生公司让我们入住永兴里16号。永兴里还住有谢步生、胡汉亮等好几家民生公司的员工，都是爸爸熟悉的同事。妈妈到编译馆报到后，白天上班就把我寄放在谢步生伯伯家，因为当时他家有年龄和我相差不大的四个孩子：思强、思伶、思俐、思明，我们可以在一起玩“办家家”。

一天晚上，妈妈下班后来领我回家。当打开房门时，看见家中箱柜全打开着，衣物丢得乱七八糟，我正在奇怪：妈妈走时怎么没有把东西收好。只听见妈妈惊讶的声音喊了一声：“哎呀！”我登时觉得大事不好，马上惊吓地大哭大叫起来。妈妈担心盗贼还在家中，立即打开窗户，把邻家的男士请来帮忙查看。这次被盗，虽然经济上有些损失，但我们人身均安好，也就聊以自慰的了。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1947年底，我不幸得了淋巴节囊肿，妈妈要每天带我去医院治疗、换药；1948年初，我又老是感到腰酸背痛，初时以为是白天玩得“太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的，但后来症状日益严重，渐渐地，两脚走路也不听使唤了，一再跌跤，再后来，脚弯下去就伸不直，人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妈妈感到问题严重，先后带着我找了好几个医院，竟都没有查出病因来，最后只好花大价钱去华山医院请一位据说是留洋回来的名医详细探查，才发现是得了颈椎骨结核症，这是一种“富贵病”，要长期卧床治疗，要加强营养，要用很贵的进口药物治疗，为防止脊椎和腿骨变形，还要用特制的钢筋皮革模型床把身躯和下肢捆绑固定起来。我大难临头了，从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病床生活。妈妈由于每天都要请假带我去看病和在家照应我，也被迫在编译馆“申请辞职”了。

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男孩，转眼间要终日躺在病床上，全身还要绑在模型床上，除了双手外，浑身不能动弹，模型床上的药水味也刺鼻难闻。我一时实在不能适应这样的现实，尤其在初时的十来天里，真感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彻夜难眠。在那些日子里，妈妈一直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地陪伴在我的身边，她忍着悲哀、咽下泪水、强颜欢笑，不断地讲故事给我听，要我再坚持忍耐一下，争取早日康复。事实上，我是否还康复有望，当时妈妈心里也很渺茫。

大失所望

1948年，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社会上人心浮动，治安日益混乱，我们孤儿寡母，人丁单薄，我又在重病卧床，动弹不得，我们是多么希望爸爸能快点回来呀！忽然传来喜讯：爸爸已经结束国外的学习，即将回国。不久，爸爸海运回国的行李到了，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啊！犹如久旱的土地看到了雨云、听到了雷声。我们天天翻看日历，估算着爸爸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到家了。妈妈更是给我描绘过：她将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在轮船码头上接到了爸爸，从此我们又将重新回到温馨的家庭生活中。我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和期盼。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9年元月的一天，妈妈和民生公司的同事一起去接爸爸。妈妈尚未回来，但不知怎么爸爸却先到家了。记得爸爸刚一进门看见我时，楞住了。“爸爸！您终于回来了！我好高兴啊！”当我喊第一声时，爸爸竟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听见，也许，他不敢相信眼前这个浑身捆绑着躺在病床上半死不活的病孩子，就是自己当年那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儿子。直到我第二次喊爸爸时，他才回过神来，亲切地对我说：“喔！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手脚都能活动的洋娃娃。”他打开箱子把洋娃娃取出给我后，要我自个先玩一会，他要去接妈妈了。

不久，我听说：爸爸被卢绪章（解放后我们才知道：卢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看中，借去派驻日本了，这次回来只能稍住几天，马上又要出国去了。这消息犹如数九寒冬时的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凉透了。

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早晨，天还没有亮，爸爸妈妈就都起来了。不久，谢步生伯伯他们也来了，他们和妈妈一起送爸爸去飞机场飞日本东京。天亮以后，妈妈回来了，眼睛红红的，随即蒙头睡了半天。虽然她什么也没说，但此时我已能稍稍理解她内心的悲痛：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生活艰难、民不聊生，一个弱女子，丈夫出了远门，又带着一个人事未谙、重病卧床的孩子，外无强劲之亲，内无应门之童，成天茕茕孓立，形影相吊，里里外外，都靠她孤单一人，竭尽全力苦苦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残破家庭，纵有千般委屈、万般哀怨，其中的辛酸苦辣，又能向谁倾诉？只能自己默默承担！有泪也只能往自己肚里咽，真是“春梦无痕，黄梁空欢”啊！而妈妈更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次为爸爸送行，竟成永别，不仅我们的温馨家园从此彻底破碎，而且19年后，她也在群魔乱舞的大浩劫中与世长辞。

相濡以沫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节节惨败，被打散了的国民党残兵散勇，到处烧杀奸掠，社会上物价飞涨，谣言四起，治安混乱，奸商囤积居奇，抬卖高价，地痞流氓趁机作乱，百姓人人自危；与此同时，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挥师南下。到了四月份，远处的炮声已经隐约可以听见，浦东蒋军放的大火，映红了夜晚的半边天空。进入五月以后，外面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到处兵匪合一，肆意作乱，不断传来附近某某家妇女被奸、家人被杀、财物被抢、房舍被烧的可怕消息，百姓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永兴里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看家护院，成年男子都手持棍棒、菜刀，日夜轮流守护在里弄的入口处。弄堂里还储备了不少砖块、瓶子、石灰粉，以备那些残兵散勇来犯时可临时充作武器……。妈妈花高价换到了一点粮食、煤球后，就成天守在我的病床边，几乎寸步不离，还特地备了一把菜刀放在床头，以防不测。妈妈说：“如果我死了，你也活不成了；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母子俩就相依为命吧，要死也就死在一起！”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进城的解放军纪律严明，晚上，南京路上的数万军人，宁睡露天，也不扰百姓，和蒋军形成鲜明的对比。解放军的实际行动，很快获得了百姓的好感。在此后的短短几天里，解放军迅速荡涤着蒋家王朝留下的污泥浊水，市民们纷纷上街，跟着随军进城的解放军宣传队扭秧歌舞，唱起特地为进军上海谱写的“陕北秧歌”：“我们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从今上海得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躺在病床上的我，也不时可听见窗外传来阵阵秧歌舞的歌声、腰鼓声和鞭炮声。祖国的上海，从此揭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而我和妈妈，也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寒门沧桑

上海解放后，中共名将陈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在清除国民党余孽的同时，上海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解放区也派遣大批干部南下，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走上轨道。

妈妈也在此期间参加了工作。由于她有一定的文化，还懂得一些英语，于是被分配在上海市军管会贸易处所属外贸总公司下设的茶叶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茶叶公司）工作。此后经过镇反、肃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多次重大政治运动的洗礼，妈妈由于工作勤奋、敬业，待人诚恳，又有相当的工作和文字写作能力，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几年后，逐渐升任为茶叶公司秘书科副科长。我们这个残破不全的“家”也获得了将近十年相对平静的时期。

由于妈妈的工资收入不多，而我的医疗费用却十分庞大，家中经济严重收不抵支，妈妈经常在家中翻箱倒柜地寻找：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到寄售商店去换些钱回来用。除了我的医药费和营养费以外，妈妈总是想尽办法，努力压缩一切开支。我这时才初步体会到经济压力的可怕。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和他的喽罗们都拒不承认中国，接着又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民间和国外的联系大都中断了，爸爸的来信也越来越少了。而妈妈所在公司的领导，却一再为妈妈的“海外关系”找她谈话，要她说说为什么丈夫出国了，而自己却留在国内，现在对此是什么看法和认识。妈妈常常背着我，暗自落泪。大约在1953年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午觉醒来，发现妈妈正躺在床上哭泣，枕头已经湿了一大片，我连忙喊：“妈妈！妈妈！你怎么啦？……妈妈你怎么哭了啊？”忽然，我发现妈妈的枕头边有一个爸爸寄来的信封，好像上面也沾有不少泪水，我连忙问：“是不是爸爸不要我们了？”“不许瞎说！”妈妈擦干眼泪，哽咽着，平静地对我说：“宏宏，你还小，有许多事，现在给你讲也讲不清楚。等你将来长大了，你自然就会明白的。”

不久后的一天，妈妈上班去了，家住南翔、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姨婆（宗静宜，爸爸的姨母）来看望我。她照例先在我床边为我祷告、祈求上帝耶稣保佑我早日康复。然后，她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家人家，父母孩子三人，日子过得本也和美。后来，爸爸出远门久无音信，家中实在困难，妈妈就改嫁了：给孩子找了一个新爸爸。但这孩子说什么也坚决不肯叫后来的继父为爸爸。孩子说：“爸爸没有新旧，我只有一个爸爸！”姨婆盛赞这孩子“聪明、懂事，有志气，是个好孩子”。

由于要坐长途汽车赶回南翔去，姨婆没有等妈妈下班回来就走了。晚上，我把姨婆的来访和她讲的故事告诉妈妈。妈妈听后沉思了一会就笑笑对我说：“那孩子没有说错，爸爸没有新旧，人只有一个爸爸。像你宏宏，不就是只有一个爸爸吗？你也永远只会有一个爸爸！”

卧床自学

妈妈白天上班后，我只能独自躺在病床上与收音机为伴，或自个看看图画书，或剪纸贴画做手工劳作，或用硬纸片自制小船、汽车、火车、做能用橡皮筋发射“子弹”的小手枪等玩具，还曾自画自娱先后“出版”了六期《张宏画册》。假期节日期间，则经常有谢家姐妹和小弟弟思明来陪陪我，不久，谢步生伯伯调往青海工作，全家同往。永兴里14号刘家年龄稍小的美瑜、美润俩姐妹和她们可爱的小弟弟刘任远，又成了我们家的常客。他们常拿来一些硬纸片，换取我自制的纸玩具，我几乎成了他们纸制玩具的“来料加工厂”。感谢他们在我病中最孤独寂寞的困难时期，常常给我带来纯洁友情的温暖和欢乐，对此，我内心始终是很感激他们的。

大约1950年春，已经十岁、早已经超过小学入学年龄的我，还只能躺在病床上，何时康复还遥遥无期。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早晨背着书包上学去，下午回家做作业，我是多么羡慕啊！曾多少次从窗缝里，目送着他们背着书包欢欢喜喜上学去的背影，暗自落泪。后来，我就每天把小画书上的字，选简单的，依样画葫芦地画下来，晚上问妈妈，次日复习、记住，同时再描几个新的字，晚上再问；有时则把一个字拆开来问，如两个“木”是什么字（林），三个“口”是什么字（品），……两三个月下来，我竟认识了不少字。妈妈见我喜欢念书，很高兴，并大加鼓励。她每次都耐心讲解，后来就要我学造句、学写日记，她每个星期天都为我“批改作业”。不久，为了让我能在病床上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自学文化课，而当时在书店里又买不到课本，妈妈就为我把邻家小朋友念过的旧课本要来，每个星期天给我上小学的三门课：语文、算术、常识（五年级时加了自然地理课），平时，我就自己按课本要求做作业，星期天让妈妈集中批改。我学习非常主动、用功，几近如饥似渴，作业也只有超前，从不拖拉，且非常整洁。只不过，因为我不能坐起来，只能仰躺在床上，左手拿块小木块垫着，右手拿笔，双手悬空着写字，所以写的字笔画全都扭在一起，很难看，待后来病愈能起床时，字体已经基本成型，改不掉了，所以，后来朋友们一直戏称我的字“很有特色”、是“蟹爬（爪印）体”。我就这样在妈妈的关怀、辅导下，在病床上基本自学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梦想成真

随着我病情的逐步好转，1954年，医生把我的躺的模型床改为只捆绑躯体的钢筋马甲，从此下肢可以自由活动了，人也可以慢慢坐起来了。1955年，医生进一步把钢筋马甲改成猪皮颈托，以保证颈椎骨的固定。由此，我开始可以扶着床下地慢慢学步了。

1956年春节，我虽然还套着颈托，但已经能够慢步自由走动了。友人告诉我们：孩子超过16周岁就不能再报考初中了。妈妈很着急，考虑暑假后要送我去上初中，赶上“末班车”。但后来又被告知：考中学必须持有小学的毕业证书，妈妈犯难了。里弄居委会主任建议我们可到市教育局申请“同等学历”。妈妈带着我拜访了市教育局，当说明来意后，市教育局的接待干部客客气气地对我们说：“多年来，你们克服困难，在病床上自学，精神是很可贵的，希望你们继续坚持自学下去。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办过同等学历之类的手续。”——教育局一下子就“关门了”！怎么办？妈妈在走投无路时，经考虑再三，决定趁寒假尚未结束之际，直接找小学争取进毕业班当插班生。妈妈带着我，拜访了一个又一个小学。虽然各小学的干部都礼貌地接见了我们，都对我小小年纪竟大病卧床八年表示同情、对在病床上还坚持自学表示钦佩、对如今终于康复表示祝贺、对迫切要求念书的心情表示理解，但最后却都因我从未上过一天学而竟想插入毕业班而把我婉拒了。我们伤心透了。开学前夕，我们在绝望中抱着再试试看的一线希望，拜访了破破烂烂的里弄小学——溧阳路第四小学。妈妈找到了他们的一位女校长，说明情况和来意，几乎是在苦苦哀求。也许是校长动了恻隐之心，她找来毕业班的班主任徐佩珍老师商量后对我们说：“这样吧，我们把小学的各科都考一下，如果你的孩子的确成绩不错，我们就破例收张宏做毕业班的插班生；如果成绩不好，我们也就爱莫能助了。好吗？”“行！感谢校长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高兴极了“什么时候考？”“马上就考！”“行！”

考卷是由各

盼望已久、来之不易的念书机会，我是万般珍惜、无限重视的。在溧阳路四小学习的短短四个月中，我极其用功、认真，几乎我的每次作文和作业，都被

抚今思昔

自从六十三年前爸爸妈妈把正在太虚幻境内青梗峰下玩泥巴的我带来人间，至今已经六十二年了。尽管由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种种原因，我儿时和爸爸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总共累加起来，恐怕也不满一个月，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尽管感情上感到亲切，但对爸爸的形像是记得很模糊的。在学生时代，每每提起爸爸，我就好像在谈论儿时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那样：遥远、模糊、朦胧、依稀，若隐若现。虽然妈妈对我关爱有加，但毕竟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中，那时，我是多么羡慕那些能和双亲一起共同生活、能够同时兼获父爱和母爱的同伴啊！但奇怪的是：虽然我后来的人生经历和爸爸大不一样，当40多年后我和爸爸再次重逢时，人们竟惊讶地发现：我说话的声音、语调、速度和神态，竟与爸爸极其相似，由此，也在感情上和心理上增加了我对爸爸的亲近感、认同感。毕竟，遗传所致，不教亦会，血比水浓啊！

在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妈妈是对我关爱最多、影响最大的亲人。记得儿时曾听长辈们说起：妈妈从小就非常聪明好学，当时，在重男轻女思想十分严重的农村小镇，尽管私塾学堂就在外婆家附近，但外公外婆一直不同意花钱让妈妈去上学，妈妈只好经常躲在学堂窗口听老师讲课。有次，

物换星移，岁月流逝，转眼间，美好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几番风雨、几度沧桑、几多坎坷和磨难，当年的温馨家园早已不复存在，慈爱的妈妈已离开我飞往天外的另一个世界，爸爸也已定居异国他乡，我从四川北碚先后移居上海、湖南、安徽，最后落定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校园作为养老的地方，可谓“山河巨变，人世全非”，但童年时期的许多人和事，至今仍朦胧依稀忆梦中，令人无限留恋。有些人，如今纵然见面也不认识了，还有一些人，如今已只能在梦中才能和他们相聚了。怀着对童年时代的无限怀念和美好回忆，再对比现在周围环境的巨大变迁：有些是，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有些是，高楼辉煌，曾是乱坟岗。由此更使我感叹人生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不禁想起三国演义的开场白：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篇短文，是我离开大学后近40年来的第一篇对儿时的回忆作文，也是我第一篇带有文艺色彩的处女作。由于没有任何商业方面的意图，只求把自己对往事的回忆记录下来，告诉我的亲人和挚友，所以其内容完全是根据记忆中的当时真实情况按原貌记叙的，情节上未作任何人为的加工。

    注1：儿时爸爸妈妈曾给我讲过“狼来了！”的故事，以教育我要做诚实的孩子，不能说谎话。故事的大意是：一个孩子上山放羊，爸爸妈妈告诉他：如果狼来了，就大声呼救。有一次他想试试看，就大喊：“狼来了！”，全村青壮年果然都拿了锄头、棍棒上山帮他赶狼。孩子感到很好玩，第二天他又大喊“狼来了！”，全村人又空跑了一次；第三天、第四天他还是空喊“狼来了！”，村里人知道前几次是上当受骗了，都很生气，就不理他了。后来有一天真的狼来了，孩子虽然拼命喊“狼来了！狼来了！”，但别人却以为他又在骗人，都不理他，当然也没有人来救他。结果，这孩子就被狼吃掉了。

  注2：“寒号鸟”是当时小学五年级语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大意是说：寒号鸟度过了温暖欢乐的夏季，秋天来了，晚上寒号鸟在秋风中发抖，发誓“明天我要做个窝”，可是第二天太阳出来，它却感到暖洋洋，唱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不想做窝了。到了晚上，它又冻得一边发抖一边发誓“明天我要做个窝”……时间一天天过去，寒号鸟始终没有做成窝。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夜晚，寒号鸟被冻死在寒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