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且迅速地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它的幼年时期，就显示了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政治舞台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活力。
在那时，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陷入绝境，看不到成功的希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先例打开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他们中的先进分子）的眼界。他们逐渐懂得，中国民族的命运，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一样，唯一的前途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最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以为，只要把西方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办法搬到中国来，就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不久，他们通过实际经验看到这样做是不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和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资本主义很不发达。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大，但是能够发动起来的农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除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以外，特别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还能够从其他一些阶级和阶层中找到同盟者。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发展中国革命运动，直到进入社会主义的门户，不能不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时，必须注意这种特点。为了使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一国的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革命就是要把旧世界改造成新世界。但人们只凭头脑里设想一个新世界的方案，是不能实现这种改造的；必须从旧世界的实际出发，合乎客观世界发展规律地进行改造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对国情也是这样。人们必须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才能改造落后的国情。
一般地说，每一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来运用一般的原理。特殊地说，在中国这一点就尤其重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能够处理好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反之，不能够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成为空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只能得出错误的方针。
1930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这是我们党第一次自觉地提出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所谓“本本主义”是指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搬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或者套用外国来的某种模式和公式，也就是指教条主义。为了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是教条，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强调的观点。年轻时的马克思已经这样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论述，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    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民主革命的胜利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决定的。正是由这种国情出发，产生了无产阶级必须争得，也能够争得民主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而配合以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问题；产生了必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问题；产生了无产阶级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等等。
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许多曲折和艰难（包括挫折和失败），才完全掌握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30年代初期，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状况，特别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两部分的事实，不了解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的特点。他们不是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而只是照抄照搬什么“本本”上的“公式”。这些“公式”有的可能是有普遍意义的，但由于没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变得毫无用处；有的只是从别国的经验中得出的，全不适合中国的尺寸。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和理论上清除了30年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升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他说：
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这条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1949年胜利后，我国以不长的时间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虽然由于1949年的胜利而结束，但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仍然充分考虑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许多特点，因而才能够总的说来进行得如此顺利。
那么，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否仍有自己的特点？它所具有的特点除了其他因素以外，是否同中国曾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关？这可以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因自身不能解决的矛盾而崩溃，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革命取得统治权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国家，而且是在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他们概括地指出“最先进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可以采取的措施，并且认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结构及其发展进程，他们的态度是很谨慎的，只限于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例如恩格斯在1890年评论一个德国刊物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时说：
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的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固然比较细致地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但是他的立论是在恩格斯所说的“合理的辩论”的范围之内的。而且他是针对拉萨尔派的所谓“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和“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这些空话而讨论这个问题的。正是为了驳斥这些空话，马克思除了指出其他各点以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资料的分配不能不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商品等价物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因此，“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这些虽然可说是“弊病”，但“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决不可以从抽象的平等观念、公平观念出发来考虑问题。马克思不可能具体地解答未来社会中的分配方式问题。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当然不能不顾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直接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得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更不能把马克思的话误解为号召我们立即着手消除这种“弊病”。马克思强调的是不可以从抽象的公平原则出发。如果以为，既然这里还有不公平，就要加以“限制”求得“公平”，这不是马克思，而恰恰是回到了拉萨尔。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作出原则性的设想，只可能从理论上探讨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在分配问题上是如此，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中的具体发展规律，还有待于后人通过实践去探索。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曾企图“用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页）但这种尝试失败了。他们改而采取符合俄国社会历史条件特点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列宁还曾考虑到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但走法不完全一样，会具有各自的特点。他考虑到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革命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就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以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差别“还要保留一个很长很长的时期”，因此就应当：
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列宁全集》第39卷，第71页）
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很值得重视的。一切民族、国家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相同的。但“世界大同”还在遥远的将来。不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各国会有自己的特点，而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也会因国情的不同而有同有异，或者在大同中有小异。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仍然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经过特殊的道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不能不特别注意这一点。
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人类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大大高过以前时代的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具备相应于这种生产力的发达的国民教育、国民文化、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等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一旦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社会里虽然有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我们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学会别的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会的一切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东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考虑到这个实际，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须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一样。
也许有人说，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困难，为什么不先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是值得回答的。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将只会继续沉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或者变成这一个或那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附属国。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国际条件）使中国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首先指出这一点：即使经过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是一条“近路”，中国也没有条件走这条路。何况这决不是一条近路！经过资本主义，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说来，是经过一条漫长而痛苦的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既然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经过新民主主义而直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会由于害怕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而选择那条漫长而痛苦的路呢？
中国没有能从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社会，近代的中国不但在世界上成为落后的国家，而且遭到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这是历史的不幸。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中国人民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又是历史的幸运，尽管这条道路上有许多注定要遇到的特殊困难。
我们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固然形成一些特有的困难，但同时也带来另外一些特点。经过长期的民族苦难和革命斗争， 锻炼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的团结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这是很突出的；我国工人阶级从来很少受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贵族”阶层在我国是没有的；我国的农民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化运动，同工人阶级结成亲密联盟，对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的信任；我国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但是一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们根据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实际生活经验，承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我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在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通过赎买方式和平地进行的）后，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自愿把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旧社会的其他社会上层分子也是类似的情况，等等。这些特点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又是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当然有助于我们克服那些弱点，但是我们如果不注意克服那些弱点，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优点。
一般说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时不能不面临的有些问题，又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所不会遇到的问题（在那些国家里也会有一些我们所没有的问题）。我们所遇到的特殊问题是些什么呢？举例来说，就是在全社会，特别在广大农村，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社会教育设施很少；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少，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产和大商业的经验，因而经营管理方法很落后，如此等等。
就政治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是以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为基础，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是一种欺骗。但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在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时，同时又指出，它取代了封建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固然社会主义不能像从资本主义社会接受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各种文化教育设施等“遗产”（这些“遗产”几乎一转手就可为社会主义所用）那样地接受政治制度方面的“遗产”，但是一个民族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法制的经验，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很有关系的。在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经验的。我们只有通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在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民主传统，这种传统无疑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就全社会来说，我们必须从清除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废墟开始，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1956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今后全国人民的最主要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个方针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而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落后状况的实际出发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也可能比别的某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但是说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落后并不只是和外国相比而言。为了巩固和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既有的社会生产力是远远不够的。这是我国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状况。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制度在开始建立时，不可能已经是健全和完善的。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当然更加不可能。因此，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还继续要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按照我国的国情完善起来。八大虽然没有全面地说明一切问题，但是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当作中心任务是正确的。
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发展。党中央1981年6月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32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这样，我国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建国初年，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时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左”倾错误经历了曲折，遭受过挫折，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否认的。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过程中之所以犯了“左”倾错误，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时间的错误，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从这种“左”倾错误中应该得到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而只凭一些“公式”（这种“公式”往往是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如同不能正确地指导革命一样，也决不能正确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
由于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学习的东西，所要做的工作，不免特别地繁多、复杂，需要用很长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以为很快地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而过渡到共产主义，甚至以为只要靠一两次群众运动就能解决问题，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指出这一点，对于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毕竟只是最一般的规律。如果不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那就不可能准确地看出究竟在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革。从“越大越公越好”之类的抽象观念出发去进行“改革”，反而滋长吃“大锅饭”那样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的规律，把这个公式用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起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作用。
“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产阶级斗”，这个公式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灵魂。在这个公式下，既不区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时期，也不对于似乎可以加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甚至乱戴这个帽子，其恶果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对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破坏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势力，当然必须打击。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其中有些东西（如自然科学和技术）是没有阶级性的，有些东西（如大生产的经营管理方法）虽然有阶级的烙印，但也必须仔细地鉴别、分析、吸取和改造。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商品生产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到最高度（比起以往的社会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在未来的社会中将消除商品生产。但是中国的实际并不是商品生产已经很发达，而是还很不发达。脱离这种实际，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成可以任意套用的公式，只能起妨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作用。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口号。其错误固然是在于事实上所打倒的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权威，正如同在“走资派”的帽子下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一样。但还可以设想，如果真是有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术权威，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防止他的世界观发生影响，用适当的方法帮助他改造，而同时认真地向他学习，把他的学术学过来，或者批判地吸收下来。既然他是权威，为什么不应该向他学习呢？可以用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政权，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打倒“学术权威”。考虑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学术权威不是很多，而是太少，这样的口号就更显得荒谬了。
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些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规律。只靠这种一般规律，人们所能知道的至多也只是如同前引恩格斯所说的前进的出发点和进一步发展的总方向。不把一般规律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是办不了事的。如果根据一般规律而设想出“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从“纯洁”“完美”的抽象概念出发，就只能得出脱离实际的指导方针，就只能把本来可以做好的事做坏。“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以为，只要靠群众斗争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中，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
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
为此，马克思慨叹地说：
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为使中国革命的理论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曾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独创性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产物，但毛泽东同志所起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长期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具体经验，较少去认真地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背离他历来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由于背离这个原则，当他自以为是开辟一条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时候，实质上却是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中。从这里，后人可以得到极其深刻的教训。
要纠正这些“左”倾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确的道路，很明显的，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也就是要恢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要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同时又要敢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做的。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在各方面工作中所实行的方针、政策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形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坚定不移地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这不是简单地回到1956年八大的方针。三十多年的经验使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的国情，据以确定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而决不能套用什么普遍的公式；别国的经验应该参考，但决不能简单地袭用什么外国的模式。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实践，显然大大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的中国国情，当然和1956年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有了很大不同。在近三十年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屹立在中国大地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当然是我们据以出发的根本国情。对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已经发生的变化，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这里，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由此产生的困难和弱点，仍然是必须充分注意的。此外，像中国人口众多，可耕地相对说来很少；中国的资源虽然丰富，但多数还未经开发和利用等，这些当然也仍是在考虑我国国情时所不可忽略的。
在农村中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专业承包的责任制，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行体制改革，特别注意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把教育、科学当作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之一，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大力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在我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有利于我们克服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存在的弱点。
全面地考察和认识我国的国情，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特殊困难，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必然会具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在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又经过三十多年，现在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提高，但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是不是因此感到泄气，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不灵、马克思主义不灵呢？当然不应该。为此而泄气的人，是完全不懂得历史条件本来注定了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三十多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经过两三百年才达到今天的现代化程度。依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仅能够不以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制度下受熬煎的辛酸和痛苦为代价实现这个过程，而且我们能够，总起来说，用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个过程。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做的事，也是只要我们努力得好，就能够做到的事。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科学地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的正面反面的经验，我们已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找到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道路。我们正在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这条道路当然还要在实践中更加充分和完善起来。我们在民主革命中按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走出了具有自己的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同样的，我们也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原载《红旗》1983年第6期，3月16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