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记忆有一座宫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7:42:13
记忆载体的演化
记忆不再理所当然发自内心深处。外部化与自动化的记忆载体，俨然成为自我之外的另一个我，以其精确客观的宣称，冷然与我们凝视对望。
文：王志弘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副教授）
试想某些勾引回忆的片刻：偶然寻到尘封的日记本或周记薄、突然听到富有纪念意义的旋律、众人一起翻阅照相薄或浏览数码相机的图片、一枚戒指、一部电影、一张名片、空气中的某种湿度和气味，还有某个看似熟悉的身影
诸多记忆的线索，繁复多样的心情，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记忆不只是心灵的回响，而是与诱发记忆的外界事项互动的结果。物件、声音、景象、气味，乃至于人物，无不埋藏了让记忆发芽的种子，甚至经常形成可以称为“记忆装置”的特殊机制，以其记录和引发记忆的特殊机制、以其纪律和引发记忆和特殊功能，成为人体大脑之外的记忆载体：语言文字导向的命名、史册、日志、传记和打字机，声音韵律导向的诗词歌曲和戏剧，结合声光影像的摄影机、录音机、电脑档案，乃至于日新月异的数字通讯器材。
技术与社会的记忆中介
这些记忆载体的发明和流行，透露了人类记忆是受到各种技术中介的复杂社会过程。西方心灵哲学曾经辩论：是否换了记忆和意识内容，因此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换言之，脑海的意识或记忆内容，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那么，如果记忆可以储存于人体之外，或者必须与外在与我的“记忆载体”互动，那么何谓“人”和“自我”的定义，就必须会受到这些随时代和社会发展演变的记忆载体深刻影响，从以身体为边界的狭隘界定，转化为超越人体界綫，与技术装置和社会关系共存的复杂样态。
随着记忆的技术从书写文字演变为机械装置、视觉摄影和数字记录，以及社会关系从封建贵族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我们可以期待受到技术与社会中介的记忆和自我会不断改变，但这种改变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展，后来的记忆载体完全取代先前的装置，而是一种不断叠加拼组的状态。譬如，并非摄影机出现之后，就完全以机械复制的影像取代了手工书写的文字，反而是文字以新样态镶嵌在新技术脉络之中。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几个记忆载体变化的趋势，牵涉的不仅是技术装置与记录的特质，还有记忆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为何要记忆，为谁而记忆等涉及社会效用的课题
记忆载体的外部化与抽象符号化
自从最初的文字或表意符号发明以来，人类记忆就已经开始转向心灵与身体外部，并经常呈现为一套抽象符号系统。这种外部化看似理所当然，大幅增进了人类记忆的强度和延续性：明确的文字书写取代了不可靠的人脑。但至少在西方哲学里，这立即引发了怀疑。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实在世界是由人的理性和永恒不变的完满观念组成的，而我们感官认知到的世界里的具体事象，只是这些观念的不完美摹本；至于描绘这些具体事象的绘画、戏剧、乃至于文字作品，更只是摹本的摹本，距离真实和完美更为遥远。或者，如当代法国学者德希达指出的，西方思想执守语音中心主义，亦即认为口说的语言或声音直接通达了说话者的意识或本意，而任何文字书写只是次级的、可能错误的转译。原初的说话者，与记录和传递话语的经文史册，似乎有着必然的差距偏移。
不过，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事例，证明那外部化或客体化的记忆载体，经常反而成为至高的准绳，施加于千差万别的众生喧哗之上。任何教条化得圣典，或是神圣化得史籍经文，都不再只是圣人话语的次级记录，而是变成一种圣物，铭刻着不容置疑的历史和记忆。
顺带一提，以文字为范例的记忆外部化过程，也经常是个标准化历程。多重易变的口音，在方块象形字或拼音字母组合的文字化过程里逐渐归于一致，暂时而骚乱的音调，凝结成为固定的视觉图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兼并，各地的方言也渐次统一为民族语言或“国语”。尹叔叔、打字机、一及电脑的发明，以标准化的字体消弭了个体化的手写文字，更是模糊了任何私人亲密痕迹。
然而，只要人生依然多变，生命各自不同，抽象化与标准化的符号窄梯，依然能够拼组成为特殊的私密记忆，寄托彰显自我独特性的情感。当电脑字体益形多样，处理标楷、细明和中黑，还有诸多模似手书文字的字型出现时，更显示追求个性的欲望依然顽强。
见证的政治：感官提升与精确复制的记忆装置
近代以来的记录技术发展，尤其是照相和摄影机的发明和普及化，宣告了感官锐度更为提升的记忆时代来临，或者说，我们对于“精确复制：的期待随之高涨。“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看似无须人力干预，自动将镜头前景象完全记录于底片的摄影技术，诱引我们相信影像“此曾在”的证据效力，同时也因为能够如此细密精准地记录时移事往的片刻，而激化了时间流逝的敏感性。如此便展开了另一个记忆时代：见证的政治。见证自己与家人的成长分合、见证于见证自己的行迹……
精确复制的记忆似乎不容分说。那因为淡忘和遗忘所必须经历的反复寻思，以及回忆若假似真的游移犹豫空间，全部压缩殆尽。见证和“直击”的快感取代了悠悠思量的乐趣和审慎，也让我们忘了“眼见不必然为真”、“生命无法精确复制”的智慧。
这些影音记载体日益价廉、缩小且方便携行，记录供回忆的影像时，其方便百倍于过去以文字刻画的障碍。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个随时可以制作技艺，记忆大量膨胀的时代。然而，当记忆随手可得，四处患漫，过去赋予记忆或承载记忆之物件的那种珍惜心情，可能也冲淡到清水般透明无味了。那么，如果人类依赖记忆自我界定和反思，记忆的泛滥又意味了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状态呢？
从神圣到世俗：庶民记忆的时代？
大量生产而价廉普及的记忆载体，在大幅产制记忆素材的同时，也冲破了由上层积极把持的记录装置。刊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书册，不再之藏于僧院或贵族堡垒禁地：日记与传记的写作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擅：绘制与拍摄传世的肖像，成为寻常人家负担得起的生活惯习。如本雅明所言，大量印刷与机械复制消蚀了艺术作品的灵光。因为价昂、难得和独特而烘托出来的非比寻常和神圣性，随着廉价的机械产制而沦落人间，平凡无奇。
若把持神圣记录的圣器是操弄权力的要素，那么解除神魅的庶民记忆，必然会翻转主导性的权力关系。
记忆是门好生意：商品化得记忆载体
普及的记忆载体是门好生意。当新兴载体出现及庶民记忆时代来临，处理记忆装置和素材便成为庞大的产业：从照相摄影器材、底片和相薄，到照相馆与冲印店，从电脑周边产品与耗材，到各种行动通讯传输器具。不断推陈出新的计时记录装置与记忆加工程序，吊诡地在增添记忆和记忆载体适量的同时，缩短了记忆载体的寿命。不仅时新款式勾起的消费欲望，使得旧记忆载体本身很快就沦为史迹，各种内建的废弃设计以及革新的硬体规格，也让记忆载体的迅速陈旧，成为持续牟取利润的利基。我们持续牟取更新各种新式记忆装置，但那些登载于“过时”记忆载体的回忆，也就纷纷投入填不满的失忆深渊，永难召回。
在资本主义时期，记忆本身也是商品，或者，必须附着于商品或透过商品消费来生产记忆。发散的记忆经常凝聚于物件上，这便搭接上作为商品的物的逻辑。我们不仅借由拥有和收藏物件来保留不忍逝去的记忆，也透过商品来自我定位，界定生命的意义。“怀旧”记忆转化为怀旧商品，当推陈出新不足以诱发欲望，一九八零年代风格或五年级生复古风，便补上临门一脚。我们被铭刻了象征意义的物品包围，循着商品化的节庆活动体验人生。于是，若不寻索这些已经是生活不可或缺一环的商品经验，还真找不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与出乎意料的回忆
记忆载体不仅机械化，也自动化了。无须刻意操作，不必亲自选择，自有许多电子装置忠诚不懈地记录你我的经历，并常在你意料之外突然现身，质问我们自身的大脑记忆。提款机交易、刷费消费、电子收银机、监视录影机、自动答录机、电脑网页进出登录、电子公路收费、水电账单、通讯记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记忆载体时常在我们无所知觉、未经同意的状况下记录生活轨迹。然后，有那么一天，收到了附带测速照片的罚单、逾期未交的信用卡账单，或是指顺手牵羊犯行的监视录影带，要求我们认可其不容辩驳的“客观存在”，方才惊觉，记忆载体同时是个监控言行与规范秩序的庞大系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当记录和回忆都不是自我的意志，而是自动机械的功能与执法者或商家的意图时，这是否已达到“自我记忆”的疏离异化，乃至于“非我之我”充斥的境地？
非我之我：记忆的异化与他者化
法国学者布希亚曾经指出了符号与真实之间关系的四个历史阶段：1、影像是基本现实的反映；2、影像遮掩且扭曲了基本现实；3、影像遮掩了基本现实的缺席；4、影像与任何现实都毫无关系：影像自是自身的纯粹拟仿物。
我们或许可以挪动这个观点，来了解记忆载体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中介的记忆和自我的关系。到底是否存在由记忆所确认的自我实体，或者记忆总是夹杂了刻意遗忘和改换更替，或者记忆总是夹杂了刻意遗忘和改换更替，或者召唤记忆其实是要构筑已经缺席的自我，或是如布希亚认定的，当今是个记忆与自我经验脱钩的时代，记忆成为自在自存的残片累积，经由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载体，四处散播，甚且成为抹消自我意识、对抗主体意志，那令人百口莫辩的“证据“？或者，在不断萌生的记忆欲望中，暴涨的记忆影像淹没或消融了人类经验本身？
我们是否已经从因担忧忘记而尝试记忆，到达了记忆就是为了不断忘却以腾出记忆空间，以及完全与自我回忆无关的记忆世代？然而，巨细靡遗的记忆会是压垮现实自我的负担。记忆终究必须有所选择，适度遗忘是记忆的必要条件。选择记忆和遗忘什么，正是我们界定自身独特性的要务。
所以我不时怀念一下超级玛丽。
黑黑的屋子里，你在练习自己的记忆，面对自己的记忆，思考如何处置自己的记忆。
香水.颠簸的夜晚
某一年冬天妈妈送了我一瓶夏奈儿头发香水，我天天用它，一个冬天瓶子就空了。
那年冬天我时常南北往返奔波，每个周末的半夜都在高速公路上的巴士里打盹过去。
后来，过了几年，我再次闻到这瓶头发香水的气味时，我就想起了那个奔忙的冬天，大巴士里的汽油味，对面来车的灯光，颠簸的夜晚，羊毛大衣和围巾的触感，昏沉的睡意，厚重的马丁大夫鞋，还有那时候常听见的孙燕姿的歌。
香水气味不只是一种梦幻和遐想，它以身体感官的记忆方式记载了人生里的某一段旅程，某一种心情和存在状态。
这种记忆方式非常不理性，也没有明确的指涉系统，它时常是迂回难解的。
非线性地，把细微难辨的人生经验注册于感官的叠层里。因此它的召唤总是突如其来，难以料想。
记忆临帖
——为疗愈自身而写
记忆是时间的兔子
在仓皇之间闪现而被偶然与意外所捕获。
当年纪到了中年才搬家，记忆的动荡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激烈，但也不能说没有动荡，十八岁第一次到台北念书，整个人好像被扯了一下，上台北的哪一个晚上，我不觉得有任何兴奋之情，倚在我书房兼卧室的门边，我对一切感到恋恋不舍，在三岁的时候，我随着父母从东港搬到潮州，并没有多少记忆，搬家的前一晚，根本就不知道搬家这回事，直到被拉上货车的前座，祖母点着一炷香，拿着牌位，我才知道要搬家，我也没有对要离开的东港小镇投下眷恋的一瞥，纵然那个地方充满了我儿时的记忆。
一首曲子.理想的激励
1990年的秋天，我独自在京都街头撑着伞走着，湿冷的京都都有种凄凉的感觉。我边走，边听着DanFogelberg《EverOn》。
我很爱旅游，而这首歌也是在讲人生就像一段接一段的旅程、一种生命的传承。
当时周遭满是红色的枫叶，画面既孤独却又丰富，有一种凄美的感觉，让我很受感动。有些感觉，只能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深刻体会到。
虽然当时我只是独自一个人，但是我有好的老师、知心的朋友，还有世界各地有着类似想法的同好，比如DanFogelberg
超越时间的永恒画面
帕屈克和曼诺雷是一对欢喜冤家。
两人都出身上等家庭，也都深受其苦。
战争救了他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得以爱国、正义、男性气概为名，跳脱各自的炼狱，在人类以空前规模互相残杀的时刻，于埃及亚利山卓虚耗着青春，与死神共舞；但天使拉了他们一把，让他们跌撞在一起。
欢喜冤家
帕屈克是英国人母亲和澳大利亚人父亲所生：在澳洲长大，在英国上学。曼诺雷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则来自美国佛蒙特，家族世代居住小细亚靠爱琴海的古城伊兹密尔。
帕屈克从小患气喘，脾气躁，刻薄成性；曼诺雷天性宽厚，与人为善。战后他们结伴在小亚西亚、希腊、克里特和爱琴海漫游，处处是鄂图曼、德国、意大利蹂躏过的废墟，以及比废墟更令人头痛的，各种落后与失序。他们一路上都在生对方闷气。帕屈克的脸色尤其伤了曼诺雷，因为帕屈克对希腊的怨怒仿佛都得由他来承接。后来曼诺雷随帕屈克回到澳大利亚，在鸟不生蛋的穷山恶水携手经营一座从来没有成功过的农场，这下换帕屈克老觉得要向曼诺雷说抱歉。两人相依为命，曼诺雷忙农场的杂务，帕屈克煮饭兼写作。
话说那趟充满怒气的希腊之旅。不管旅途中或旅行后，曼诺雷一直说帕屈克憎恨希腊，也讨厌他。每次曼诺雷这样讲的时候，帕屈克当下的回应肯定只会更加让曼诺雷生气，但他心里真正想的却无以宣说，“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心中的爱……无法向他证明我深信不疑的一个道理：我那些神志清醒的自我不能完全负责的小说，我们在希腊很不舒服但令人振奋的旅行，我们共同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感情的迸发与报偿，我和我视为宗教信仰的玩意儿的搏斗——所有这一切激励我走完人生之路。”
他这一段直面时间本质的动人内心独白，我觉得也颇能令人信服地拿来诠释记忆或记忆之爱。
帕屈克.怀特，《沃斯》、《人之树》的作者，澳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1990年去世，曼诺雷的老病之躯多折磨了他十来年，于2003年去世，得年九十一。他们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
人因记忆而拥有了神性
有人依靠记忆为生，有人为空记忆不堪负荷。
有些记忆像梦境一样，经不起扑捉，因为将遗漏更多。
会让一个人不断反刍或愿意自私密的玩具盒取出和别人分享的记忆，通常和这个人的爱、以及爱的衍生物（比方狂喜、失望、疑惑、悔恨）有关。所以或许可以这么说：记忆，是生命中有意识、无意识的爱的行动留下的刻痕。
克劳德.李惟一史陀在他半个世纪前出版的那本关于旅游、关于旅行的发现以及回忆的《忧郁的热带》一开头就冷冷说道：我痛恨旅行，还有冒险家。但身为人类学者，旅行毕竟是“爱的行动”之延伸，
生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只在完全活在此时此地之中
记忆不再理所当然发自内心深处。外部化与自动化的记忆载体，俨然成为自我之外的另一个我，以其精确客观的宣称，冷然与我们凝视对望。
文：王志弘 （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副教授）
试想某些勾引回忆的片刻：偶然寻到尘封的日记本或周记薄、突然听到富有纪念意义的旋律、众人一起翻阅照相薄或浏览数码相机的图片、一枚戒指、一部电影、一张名片、空气中的某种湿度和气味，还有某个看似熟悉的身影
诸多记忆的线索，繁复多样的心情，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记忆不只是心灵的回响，而是与诱发记忆的外界事项互动的结果。物件、声音、景象、气味，乃至于人物，无不埋藏了让记忆发芽的种子，甚至经常形成可以称为“记忆装置”的特殊机制，以其记录和引发记忆的特殊机制、以其纪律和引发记忆和特殊功能，成为人体大脑之外的记忆载体：语言文字导向的命名、史册、日志、传记和打字机，声音韵律导向的诗词歌曲和戏剧，结合声光影像的摄影机、录音机、电脑档案，乃至于日新月异的数字通讯器材。
技术与社会的记忆中介
这些记忆载体的发明和流行，透露了人类记忆是受到各种技术中介的复杂社会过程。西方心灵哲学曾经辩论：是否换了记忆和意识内容，因此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换言之，脑海的意识或记忆内容，决定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身份。那么，如果记忆可以储存于人体之外，或者必须与外在与我的“记忆载体”互动，那么何谓“人”和“自我”的定义，就必须会受到这些随时代和社会发展演变的记忆载体深刻影响，从以身体为边界的狭隘界定，转化为超越人体界綫，与技术装置和社会关系共存的复杂样态。
随着记忆的技术从书写文字演变为机械装置、视觉摄影和数字记录，以及社会关系从封建贵族社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我们可以期待受到技术与社会中介的记忆和自我会不断改变，但这种改变并非单纯的线性进展，后来的记忆载体完全取代先前的装置，而是一种不断叠加拼组的状态。譬如，并非摄影机出现之后，就完全以机械复制的影像取代了手工书写的文字，反而是文字以新样态镶嵌在新技术脉络之中。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几个记忆载体变化的趋势，牵涉的不仅是技术装置与记录的特质，还有记忆与自我的关系，以及为何要记忆，为谁而记忆等涉及社会效用的课题
记忆载体的外部化与抽象符号化
自从最初的文字或表意符号发明以来，人类记忆就已经开始转向心灵与身体外部，并经常呈现为一套抽象符号系统。这种外部化看似理所当然，大幅增进了人类记忆的强度和延续性：明确的文字书写取代了不可靠的人脑。但至少在西方哲学里，这立即引发了怀疑。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实在世界是由人的理性和永恒不变的完满观念组成的，而我们感官认知到的世界里的具体事象，只是这些观念的不完美摹本；至于描绘这些具体事象的绘画、戏剧、乃至于文字作品，更只是摹本的摹本，距离真实和完美更为遥远。或者，如当代法国学者德希达指出的，西方思想执守语音中心主义，亦即认为口说的语言或声音直接通达了说话者的意识或本意，而任何文字书写只是次级的、可能错误的转译。原初的说话者，与记录和传递话语的经文史册，似乎有着必然的差距偏移。
不过，我们也可以找到许多事例，证明那外部化或客体化的记忆载体，经常反而成为至高的准绳，施加于千差万别的众生喧哗之上。任何教条化得圣典，或是神圣化得史籍经文，都不再只是圣人话语的次级记录，而是变成一种圣物，铭刻着不容置疑的历史和记忆。
顺带一提，以文字为范例的记忆外部化过程，也经常是个标准化历程。多重易变的口音，在方块象形字或拼音字母组合的文字化过程里逐渐归于一致，暂时而骚乱的音调，凝结成为固定的视觉图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兼并，各地的方言也渐次统一为民族语言或“国语”。尹叔叔、打字机、一及电脑的发明，以标准化的字体消弭了个体化的手写文字，更是模糊了任何私人亲密痕迹。
然而，只要人生依然多变，生命各自不同，抽象化与标准化的符号窄梯，依然能够拼组成为特殊的私密记忆，寄托彰显自我独特性的情感。当电脑字体益形多样，处理标楷、细明和中黑，还有诸多模似手书文字的字型出现时，更显示追求个性的欲望依然顽强。
见证的政治：感官提升与精确复制的记忆装置
近代以来的记录技术发展，尤其是照相和摄影机的发明和普及化，宣告了感官锐度更为提升的记忆时代来临，或者说，我们对于“精确复制：的期待随之高涨。“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看似无须人力干预，自动将镜头前景象完全记录于底片的摄影技术，诱引我们相信影像“此曾在”的证据效力，同时也因为能够如此细密精准地记录时移事往的片刻，而激化了时间流逝的敏感性。如此便展开了另一个记忆时代：见证的政治。见证自己与家人的成长分合、见证于见证自己的行迹……
精确复制的记忆似乎不容分说。那因为淡忘和遗忘所必须经历的反复寻思，以及回忆若假似真的游移犹豫空间，全部压缩殆尽。见证和“直击”的快感取代了悠悠思量的乐趣和审慎，也让我们忘了“眼见不必然为真”、“生命无法精确复制”的智慧。
这些影音记载体日益价廉、缩小且方便携行，记录供回忆的影像时，其方便百倍于过去以文字刻画的障碍。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个随时可以制作技艺，记忆大量膨胀的时代。然而，当记忆随手可得，四处患漫，过去赋予记忆或承载记忆之物件的那种珍惜心情，可能也冲淡到清水般透明无味了。那么，如果人类依赖记忆自我界定和反思，记忆的泛滥又意味了什么样的人类生存状态呢？
从神圣到世俗：庶民记忆的时代？
大量生产而价廉普及的记忆载体，在大幅产制记忆素材的同时，也冲破了由上层积极把持的记录装置。刊载集体智慧结晶的书册，不再之藏于僧院或贵族堡垒禁地：日记与传记的写作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擅：绘制与拍摄传世的肖像，成为寻常人家负担得起的生活惯习。如本雅明所言，大量印刷与机械复制消蚀了艺术作品的灵光。因为价昂、难得和独特而烘托出来的非比寻常和神圣性，随着廉价的机械产制而沦落人间，平凡无奇。
若把持神圣记录的圣器是操弄权力的要素，那么解除神魅的庶民记忆，必然会翻转主导性的权力关系。
记忆是门好生意：商品化得记忆载体
普及的记忆载体是门好生意。当新兴载体出现及庶民记忆时代来临，处理记忆装置和素材便成为庞大的产业：从照相摄影器材、底片和相薄，到照相馆与冲印店，从电脑周边产品与耗材，到各种行动通讯传输器具。不断推陈出新的计时记录装置与记忆加工程序，吊诡地在增添记忆和记忆载体适量的同时，缩短了记忆载体的寿命。不仅时新款式勾起的消费欲望，使得旧记忆载体本身很快就沦为史迹，各种内建的废弃设计以及革新的硬体规格，也让记忆载体的迅速陈旧，成为持续牟取利润的利基。我们持续牟取更新各种新式记忆装置，但那些登载于“过时”记忆载体的回忆，也就纷纷投入填不满的失忆深渊，永难召回。
在资本主义时期，记忆本身也是商品，或者，必须附着于商品或透过商品消费来生产记忆。发散的记忆经常凝聚于物件上，这便搭接上作为商品的物的逻辑。我们不仅借由拥有和收藏物件来保留不忍逝去的记忆，也透过商品来自我定位，界定生命的意义。“怀旧”记忆转化为怀旧商品，当推陈出新不足以诱发欲望，一九八零年代风格或五年级生复古风，便补上临门一脚。我们被铭刻了象征意义的物品包围，循着商品化的节庆活动体验人生。于是，若不寻索这些已经是生活不可或缺一环的商品经验，还真找不回属于自己的记忆。
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与出乎意料的回忆
记忆载体不仅机械化，也自动化了。无须刻意操作，不必亲自选择，自有许多电子装置忠诚不懈地记录你我的经历，并常在你意料之外突然现身，质问我们自身的大脑记忆。提款机交易、刷费消费、电子收银机、监视录影机、自动答录机、电脑网页进出登录、电子公路收费、水电账单、通讯记录、卫星导航系统……这些记忆载体时常在我们无所知觉、未经同意的状况下记录生活轨迹。然后，有那么一天，收到了附带测速照片的罚单、逾期未交的信用卡账单，或是指顺手牵羊犯行的监视录影带，要求我们认可其不容辩驳的“客观存在”，方才惊觉，记忆载体同时是个监控言行与规范秩序的庞大系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当记录和回忆都不是自我的意志，而是自动机械的功能与执法者或商家的意图时，这是否已达到“自我记忆”的疏离异化，乃至于“非我之我”充斥的境地？
非我之我：记忆的异化与他者化
法国学者布希亚曾经指出了符号与真实之间关系的四个历史阶段：1、影像是基本现实的反映；2、影像遮掩且扭曲了基本现实；3、影像遮掩了基本现实的缺席；4、影像与任何现实都毫无关系：影像自是自身的纯粹拟仿物。
我们或许可以挪动这个观点，来了解记忆载体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技术中介的记忆和自我的关系。到底是否存在由记忆所确认的自我实体，或者记忆总是夹杂了刻意遗忘和改换更替，或者记忆总是夹杂了刻意遗忘和改换更替，或者召唤记忆其实是要构筑已经缺席的自我，或是如布希亚认定的，当今是个记忆与自我经验脱钩的时代，记忆成为自在自存的残片累积，经由无所不在的自动记忆载体，四处散播，甚且成为抹消自我意识、对抗主体意志，那令人百口莫辩的“证据“？或者，在不断萌生的记忆欲望中，暴涨的记忆影像淹没或消融了人类经验本身？
我们是否已经从因担忧忘记而尝试记忆，到达了记忆就是为了不断忘却以腾出记忆空间，以及完全与自我回忆无关的记忆世代？然而，巨细靡遗的记忆会是压垮现实自我的负担。记忆终究必须有所选择，适度遗忘是记忆的必要条件。选择记忆和遗忘什么，正是我们界定自身独特性的要务。
所以我不时怀念一下超级玛丽。
黑黑的屋子里，你在练习自己的记忆，面对自己的记忆，思考如何处置自己的记忆。
香水.颠簸的夜晚
某一年冬天妈妈送了我一瓶夏奈儿头发香水，我天天用它，一个冬天瓶子就空了。
那年冬天我时常南北往返奔波，每个周末的半夜都在高速公路上的巴士里打盹过去。
后来，过了几年，我再次闻到这瓶头发香水的气味时，我就想起了那个奔忙的冬天，大巴士里的汽油味，对面来车的灯光，颠簸的夜晚，羊毛大衣和围巾的触感，昏沉的睡意，厚重的马丁大夫鞋，还有那时候常听见的孙燕姿的歌。
香水气味不只是一种梦幻和遐想，它以身体感官的记忆方式记载了人生里的某一段旅程，某一种心情和存在状态。
这种记忆方式非常不理性，也没有明确的指涉系统，它时常是迂回难解的。
非线性地，把细微难辨的人生经验注册于感官的叠层里。因此它的召唤总是突如其来，难以料想。
记忆临帖
——为疗愈自身而写
记忆是时间的兔子
在仓皇之间闪现而被偶然与意外所捕获。
当年纪到了中年才搬家，记忆的动荡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激烈，但也不能说没有动荡，十八岁第一次到台北念书，整个人好像被扯了一下，上台北的哪一个晚上，我不觉得有任何兴奋之情，倚在我书房兼卧室的门边，我对一切感到恋恋不舍，在三岁的时候，我随着父母从东港搬到潮州，并没有多少记忆，搬家的前一晚，根本就不知道搬家这回事，直到被拉上货车的前座，祖母点着一炷香，拿着牌位，我才知道要搬家，我也没有对要离开的东港小镇投下眷恋的一瞥，纵然那个地方充满了我儿时的记忆。
一首曲子.理想的激励
1990年的秋天，我独自在京都街头撑着伞走着，湿冷的京都都有种凄凉的感觉。我边走，边听着DanFogelberg《EverOn》。
我很爱旅游，而这首歌也是在讲人生就像一段接一段的旅程、一种生命的传承。
当时周遭满是红色的枫叶，画面既孤独却又丰富，有一种凄美的感觉，让我很受感动。有些感觉，只能在独处的时候才能深刻体会到。
虽然当时我只是独自一个人，但是我有好的老师、知心的朋友，还有世界各地有着类似想法的同好，比如DanFogelberg
超越时间的永恒画面
帕屈克和曼诺雷是一对欢喜冤家。
两人都出身上等家庭，也都深受其苦。
战争救了他们。二次世界大战，让他们得以爱国、正义、男性气概为名，跳脱各自的炼狱，在人类以空前规模互相残杀的时刻，于埃及亚利山卓虚耗着青春，与死神共舞；但天使拉了他们一把，让他们跌撞在一起。
欢喜冤家
帕屈克是英国人母亲和澳大利亚人父亲所生：在澳洲长大，在英国上学。曼诺雷父亲是希腊人，母亲则来自美国佛蒙特，家族世代居住小细亚靠爱琴海的古城伊兹密尔。
帕屈克从小患气喘，脾气躁，刻薄成性；曼诺雷天性宽厚，与人为善。战后他们结伴在小亚西亚、希腊、克里特和爱琴海漫游，处处是鄂图曼、德国、意大利蹂躏过的废墟，以及比废墟更令人头痛的，各种落后与失序。他们一路上都在生对方闷气。帕屈克的脸色尤其伤了曼诺雷，因为帕屈克对希腊的怨怒仿佛都得由他来承接。后来曼诺雷随帕屈克回到澳大利亚，在鸟不生蛋的穷山恶水携手经营一座从来没有成功过的农场，这下换帕屈克老觉得要向曼诺雷说抱歉。两人相依为命，曼诺雷忙农场的杂务，帕屈克煮饭兼写作。
话说那趟充满怒气的希腊之旅。不管旅途中或旅行后，曼诺雷一直说帕屈克憎恨希腊，也讨厌他。每次曼诺雷这样讲的时候，帕屈克当下的回应肯定只会更加让曼诺雷生气，但他心里真正想的却无以宣说，“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心中的爱……无法向他证明我深信不疑的一个道理：我那些神志清醒的自我不能完全负责的小说，我们在希腊很不舒服但令人振奋的旅行，我们共同的生活，以及生活中感情的迸发与报偿，我和我视为宗教信仰的玩意儿的搏斗——所有这一切激励我走完人生之路。”
他这一段直面时间本质的动人内心独白，我觉得也颇能令人信服地拿来诠释记忆或记忆之爱。
帕屈克.怀特，《沃斯》、《人之树》的作者，澳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1990年去世，曼诺雷的老病之躯多折磨了他十来年，于2003年去世，得年九十一。他们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
人因记忆而拥有了神性
有人依靠记忆为生，有人为空记忆不堪负荷。
有些记忆像梦境一样，经不起扑捉，因为将遗漏更多。
会让一个人不断反刍或愿意自私密的玩具盒取出和别人分享的记忆，通常和这个人的爱、以及爱的衍生物（比方狂喜、失望、疑惑、悔恨）有关。所以或许可以这么说：记忆，是生命中有意识、无意识的爱的行动留下的刻痕。
克劳德.李惟一史陀在他半个世纪前出版的那本关于旅游、关于旅行的发现以及回忆的《忧郁的热带》一开头就冷冷说道：我痛恨旅行，还有冒险家。但身为人类学者，旅行毕竟是“爱的行动”之延伸，
生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只在完全活在此时此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