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王朝的循环规律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据说参加过元末的农民战争，应该是亲身经历了元政权的倒台和明朝的建立，对王朝更迭算是有比较切实的感受。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用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来概括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句话之所以会被一再传诵，并不是因为罗贯中真的说出了让人振聋发聩的大道理，实在是这样的循环太过于频繁的缘故。
一个王朝的存在，就好比是一张四平八稳的椅子，影响椅子使用寿命的原因不外乎有三种：一是自然老化；二是人为的不当使用；三是出厂时的粗制滥造或是构件不合理。
我不知道罗贯中写这句话时，是否联想到了他屁股下面的物件，不过从他斩钉截铁的态度来看，他应该是找到了某种宿命的理由。我用椅子来形容一个王朝的存在，大概还不至于太过牵强。
如果我们有兴趣把罗贯中的那个“久”字分拆开来，加以细致的编排，很快便可得出一个一再被复制的王朝的循环模式：
第一代君主通常都会吸取前朝覆没的教训，殚精竭虑，励精图治，希望把“椅子”做得越扎实越好，这样就可以确保传代时间的久远。
经过第一代君主的不懈努力，到王朝的第二代、第三代，往往便可走向所谓的盛世。如周有成康之治，汉有文景之治，唐有贞观之治，明有仁宣之治，清有康乾盛世。
第二代、第三代若不能走向大治，就可能转而走向灭亡，如秦二代而亡，西晋三代而亡，隋二代而亡。这里头有“使用不当”的原因，如隋炀帝的倒行逆施导致隋朝的过早夭折。也有“出厂时的质量问题”，如西晋的封建诸侯，造成八王之乱，最后引得异族入侵。还有“使用不当再加上质量问题”的，如秦以酷法治天下，弄得道路以目，再加上二世皇帝的胡乱折腾，大秦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就不可避免。
所谓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孟子·离娄章句下》），即是说开国君主的英明神武，绝不会一代又一代传诸无穷，到王朝的第四代、第五代，国家承平已久，侈靡之风渐长。后来的君主，生在深宫之内，长于宦寺之手，无不天生就一副败家的高强本领，经过几番折腾，整个国势又开始式微了。
第六代、第七代通常都会有回光返照式的中兴，出来几个君主挽狂澜于既倒，如周的宣王中兴，汉的宣帝中兴，唐的宣宗中兴，明的弘治中兴，清的同治中兴。这是王朝的自我调适能力使然。
八九代之后就又不可避免的要故态复萌，这一回终于无药可救了。
如此折腾了一大圈，终点又成了起点，小百姓们又将迎来有天无日的日子。
二千六百年前，齐国的大政治家管仲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说：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林。意思是皇帝老儿索取无度，小百姓没得活了，只得躲进深山老林。（参见《管子·地数篇》）
这便是亡命之徒的由来。亡命的本意并非后来的不要命。《史记·索隐》引崔浩的话说，“亡”是无的意思，“命”通名，“亡命”即无名，“亡命之徒”指的是那些因逃匿而被削除名籍的人。
历史上有名的亡命之徒是战国末年的魏国人张耳。《史记·张耳列传》说：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后来张耳投奔陈胜，又佐刘邦鼎定天下，终于成为大汉朝的开国元勋。
继亡命之后，出现的是亡户。亡命是及身而逃，亡户则是合家逃亡。
《晋书·毛璩传》说，海陵县的四面都是湖泽，湖泽之中又遍生芦苇，逃亡的人家全都藏匿于此，这里成了朝廷威令不及的空白地带。
当时任镇北将军、谯王怡司马的毛璩，建议率兵千人前去讨伐。那一年正好赶上久旱无雨，毛璩命人放火，已成枯槁的芦苇一下就着火燃烧起来，亡户们无处藏身，只得出来自首。
史书上说，单是这一次征讨，朝廷便接收了近万户人家，这几乎就是当时一个郡的人口，可见逃亡者之众。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到明朝的嘉靖年间，当时的大清官海瑞在他的《兴国八议》中还是这么说：赋役日增，民多逃窜。
王朝换了一个又一个，羊的命运一点没变，为了活命，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沦为野羊。
为了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野羊的角磨尖了，腿练长了，善跑又能斗，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自然要比驯顺的羊更强，于是也就有了更多的生存机会。结果，原本该由逃亡的羊来承担的税赋就完全转嫁到未曾逃亡的羊的身上，未逃的羊因为不堪重负，又会加快逃亡的速度，于是野羊的队伍终于日渐庞大。
狼们一旦发现野羊的存在已经危及其正常的吃羊秩序，便会毫不容情地予以干涉乃至剿杀。《晋书·王戎传》载：王戎的从弟王澄当荆州刺史时，因为巴蜀流民杀了他手下一个县令，王澄便命令成都内史王机出兵围剿，“袭之于宠洲，以其妻子为赏，沉八千余人于江中。”
王澄的残暴不仁，换来的结果是，“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野羊们一旦发现天下竟无一容身之地，亦即成了野羊，仍然逃脱不了被吃的命运，为了生存，他们就只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狼吃羊，羊亦能吃狼。南宋的洪迈考据道：陈胜义兵一起，每个郡县不堪暴政压迫的百姓便争相起事，砍杀他们的领导来响应陈胜。晋安帝时，孙恩在东方造反，把抓获的县长一个个煮熟了，让他们的妻子儿女来吃，不肯吃的便要被大卸八块。隋大业末，群雄蜂起，抓到当官的和他们的家属一律斩杀。黄巢攻陷长安时，对当官的，也是抓到一个杀一个。宣和年间，方腊造反，抓到当官的，一律将其四肢斩断，再将挖其肺腑，或者用膏油熬了，再乱箭射杀。杭州士卒陈通造反，抓到当官的，马上枭首示众。（洪迈《容斋续笔》卷五，盗贼怨官吏条）
这便是流民的造反，最后，良民们也加入到这一行列，终于天下鼎沸，于是一个王朝便走向了终结。
我们再来考察流民亦即羊历次起事的结果：
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引出刘汉帝国；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引出光武中兴；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出三国鼎立；隋末十八路烽烟引出李唐王朝；唐末黄巢、王仙芝起义引出五代割据；北宋末年的方腊起义引来金兵南下；元末红巾起义引出朱明三百年江山；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引来清兵入关；清末洪秀全起义则是半途而废。
这中间除了建立汉朝的刘邦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为起义元勋外，其他的流民运动要么半途而废，如太平天国运动；要么引来异族的统治，如金兵的南下和满清的入关；要么从旧堡垒中引出新的统治者，如光武中兴、三国鼎立、李唐王朝的建立和五代十国的纷立割据。
我们再来看看刘邦和朱元璋又是如何成功的：帮助刘邦鼎定帝业的大功臣张良、韩信均为六国旧人，张良为韩相张平之子，韩信为韩国王族之后。其他如萧何为沛县主吏掾，曹参、任敖皆为狱吏，夏侯婴为厩司御，张苍为秦御史，周昌为秦泗水卒吏，佐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则为故秦博士。另外，成为朱元璋参赞军机的大功臣刘基本是前元进士，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战略规划的朱升曾当过前元的池州学正，其他如宋濂、叶琛、章溢、陶安、詹同、崔亮、陶凯、任昂等人也均为前元官吏。
一句话，新兴的王朝若能得到旧官僚的支持，便能稳坐江山，否则纵使得了天下，也会被人撵下台去。篡汉自立的王莽，当上皇帝后干了两件对小百姓来说意义非凡的大事：一是平均地权，收天下田为国有；二是人人平等，废除奴婢制度。结果王莽及身而亡。
任命王安石变法的神宗皇帝同样遭到大臣文彦博的警告：陛下，你是代表读书人治理天下，并非代表天下人治理天下。（《宋史·文彦博传》）
康熙皇帝说：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见《圣祖仁皇帝圣训圣治》）
所谓乱臣贼子，指的当然是些不堪命运安排、揭竿而起，最后惨遭屠戮的流民领袖。所谓真主，就是那些识得时务，能见风使舵，最后登上帝位的窃国大盗。
折腾了一通，羊还是羊，狼还是狼。所谓“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见于右任作于1924年的《读史三首》，本诗前两句是：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代前朝而起的新王朝一切又从头再来。
封建的政治发展史同人类的进化史正好背道而驰，人类的发展史是不断进步的历史，封建的政治史则不断退化。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从前朝的覆亡中吸取教训，治人者食于人的专制本质既然不可更易，那么唯一可做的也就是在制度上下工夫去努力修缺补漏，这便造成君权专制的一代又一代地加剧。
三代时，制衡君权的是民权，刘师培说：观《尚书》一书，可以觇君权专制之进化。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故民为邦本之言，载于《禹训》，夏殷之后，一国之权为君民所分有，故君民之间有直接关系，所谓“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也，降及周初，民权益弱，欲伸民权，不得不取以天统君之说，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者也。（见刘师培《中国民约精义》按语）
三代之后，能对君权构成有效抗衡的，唯有相权。秦汉时，皇帝虽然成了“朕一人”，却得丞相为百僚之长，皇帝是国家元首，丞相是政府首长，皇帝有皇帝的办事机构——六尚，丞相有丞相的办事机构——十三曹，皇室有皇室的财政来源——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财政体系——大司农，皇室与政府互为权力之二轨，相权能对君权形成有效的补充和遏制。故赵高能杀二世皇帝，王莽能篡汉自立。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丞相仍为政府之行政首长，故曹丕能篡汉建魏，司马炎能篡魏建晋，刘裕能篡晋建宋，萧道成能篡宋建齐，萧衍能篡齐建梁，陈霸先能篡梁建陈，杨坚能篡周建隋。
唐宋时，丞相已由秦汉的首长制改为委员制，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这三省，原本只是内廷的官职，有如皇帝的秘书，政府的首长们便成了承旨办事的应声虫，相权于是成了皇权的附庸，再也无力与皇权抗衡了。
明清时，国家又公开废相，皇帝开始以秘书为丞相，至此皇权彻底完成了对相权的吞并。唐宋时，皇帝以丞相为秘书，丞相的体统仍在，明清时皇帝以秘书为丞相，相权便荡然无存了。明清两朝近六百年时间，再未出现一例权臣篡政杀君的事。从此，皇帝真正成了“朕一人”了。
所以说，旧时中国的政治史是唐宋不如秦汉开明，明清又不如唐宋开明，王朝循环的结果不是向上递嬗，而是向下萎缩，是一代不如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