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辖这8年　重庆大城市如何带大农村

“库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也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当地几位专家提出建立“三峡农村特区”的构想，希望中央应给予重庆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11月15日，重庆“三峡库区（重庆）经济发展暨金融服务高层论坛”。国务院三峡工程办公室、央行、国家发改委等的官员均有参会。
直辖八年，重庆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大城市大农村”的结构仍未根本改变，“大农村”的主要所在地“三峡库区”的发展亦不乐观。
库区如何发展？央行行长周小川婉拒了重庆希望中央给予更多政策的建议，他认为，解决西部问题，不能沿用过去中央给资金给政策的思路，而是要大力推进改革。
论坛上，当地几位专家提出建立“三峡农村特区”的构想引人注目。它是否是促进重庆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新的锦囊妙计？
基础设施奠基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重庆直辖的议案以高票通过。发挥重庆特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正是高层领导对于直辖市重庆的定位。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重庆面对的最大考验就是农村。同为直辖市，重庆和京、津、沪完全不是同一概念。这个不同可简单描述为：直辖之初，人口3100万，农村人口占81％，大城市、大农村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突出。
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经济政策倾斜，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重庆市农委一位负责人感叹直辖前几年的工作很难做，“我们三天两头往农村跑，处理各种各样的纠纷、冲突，有些还是中央直接批示的。”
“大城市带大农村”，统筹城乡发展，成为重庆别无二选的发展战略。
但这个战略没有明晰的道路。重庆首先进行的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以缩短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时空距离。这个思路在以后两届政府得到进一步强化。重庆市副市长赵公卿曾说，“直辖以来，政府做得最多的事就是修路、建桥。”
2002年，原交通部部长黄镇东调任重庆，对交通规划进行了大调整：从当初区域性的骨架公路网络的构想，提升到了“水陆空齐头并进，全力打造枢纽重庆”。同时，县际、村际公路，以及农田水利、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也全面辅开。
2003年底“8小时重庆”工程实现，以前要两三天时间才能到重庆的巫山、巫溪、城口等地，在8小时之内到达。至目前为止全市已实现了所有的乡镇和90％左右的行政村通公路。重庆的城镇化也由1997年的28％上升至43％。
观察人士认为，在这一轮的发展中，中央给予重庆的政策和资金起到重要作用。一个是西部大开发，在重庆的国家级投资项目增多，二是给予重庆巨大财政支持，据重庆市财政局透露，直辖以来，中央财政每年对重庆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为180亿和260亿。
第二个支持是库区。三峡工程总投资1800亿元，其中600亿元是移民和库区建设，其中大约有470亿元用在重庆，带动的相关投入可达1000多亿元。
三大经济圈补落差
在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同时，重庆也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重庆的主要特点是城镇规模等级结构不平衡。这种“落差”，严重阻碍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间的交流辐射，特别是主城区外缺乏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使得都市圈向外辐射时找不到有效的“中转站”，而在农村，大量的资源要素又找不到“凝聚点”。
2001年，重庆“十五”计划中提出了“建立三大经济圈”，实施分类指导。重庆市社科院农研所所长王渝陵认为，至此，“大城市带大农村”这个大文章基本破题，它的核心就是充分发挥城市的辐射力，带动农村的生产力。
按照规划，重庆被分为发达都市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三个部分。发达都市圈总面积5473平方公里，它的是目标成为带动全市经济的火车头；渝西走廊定位是逐步形成成渝两大城市之间的中小城市连绵区，成长为全市经济新的增长极；三峡库区造则是通过特色生态产业体系，提升经济总体实力，成为全市国民经济发展的后续支撑力量。
重庆还陆继推出“三百工程”作为重要抓手。“百万产业工程”，侧重于农业和农产品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增加农民收入和就业；“百强镇工程”在全市选择了103个乡镇，它们功能是通过是发展二、三产业，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百万劳动力转移就业工程”启动于2004年，着重于劳动力的培训和输出。至2005年，重庆城镇化率已由1997年的28％上升至43％。
2005年，重庆调整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定步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封毅称，直辖以来，财政对“三农”支出每年以平均25％的速度递增，到2004年达到105亿。
封毅介绍说，今年5月进一步确定的倾向性政策包括，确保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投入增长幅度，确保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确保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70％等等。就在这一年，重庆全面取消农业税，每个农村人口每年将减负72元。
三峡特区猜想
“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8年来，农村经济总量得到提高，但并未根本改变二元结构的格局。尤其是重庆大农村主要所在的库区，由于产业空虚的问题未能有效解决，难以带动农村的发展。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高金榜指出：“库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2％，也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重庆政府也表示，2004年库区人均GDP仅为6100元，低于全市水平。
那么，是否还有其它可创新的途径？重庆大学蒲勇健教授在本次论坛上提出了将库区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示范区。蒲建议，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之后，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以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形式体现出来，为适应这一趋势，可以用工业资本在农村去租地，建立大型农庄，走大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道路，由贸、工、农一体化的规模经营方式，取代千家万户分散的小农经营方式。村民并不离乡，但身份转换成城里人，在农庄集中就业、居住。
蒲勇健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既不能通过工业化消灭农村，也不能通过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移解决农村收入偏低的问题，通过农庄的方式，农民通过土地的入股和打工可获得稳定的双重收入。
而来自重庆大学的教授冉光和，则建议将三峡库区建成国家级生态经济特区。这个建议是基于对库区的生态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考虑。
所谓生态经济特区，冉光和解释说，生态经济特区在于实现特殊政策，包括国家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管理体制，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着重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节，生态经济所需要的资金除自身积累以外，还主要靠国家支持和社会支持。
蒲勇健和冉光和两位教授有个共同观点，即希望中央应给予重庆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因为库区是全国的库区”。
这和市长王鸿举在论坛的发言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王鸿举此前提出建议，呼吁加大对服务库区的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以政策的凹地来带动资金形成的凹地等等。
但周小川在演讲中婉转地表示，在我国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解决西部问题，既不能沿用过去给资金给规模的政策思路，也不能过多地依靠政策贷款，而是要大力推进金融机构的改革，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打下基础。
不过论坛使重庆获得一份实惠的礼物，中国农业银行决定授信重庆300亿元，用于促进重庆城乡一体化进程。而它正是农行市场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