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威权？！

作者：许少民
（一）
最近一段时间，华夏大地伤痕累累，天灾人祸接二连三，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两汉时期盛行的“灾异论”。
所谓“灾异论”，即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其在著名的“天人三策”说到：“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对此有更详细的阐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
此时此刻，除了怀有民胞物与、哀矜勿喜之心以外，我们还懂得月旦时人，臧否时政，可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无力感与懦弱感，因为我们似乎不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与此同时，我们发现不管我们说什么，一切都岿然不动，体制的韧性可见一斑。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归根结底“百无一用是书生”。
（二）
时下，我们总会论及当下的是是非非；对于社会的不公与不义，我们总会义愤填膺，因为归根结底，我们也是这个环境的受害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前景越来越黯淡，往昔的理想与梦想在不动声色之间渐渐破灭。曾经相信前途会是光明的，但却越来越发现我们连往昔视为美好的事物也无动于衷。我们似乎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大有未老先衰之兆。我们总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安慰自己，反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务实之中保有一点底线，这似乎是我们的共识了。
是的，我们都渴望来一番翻天覆地的积极改变。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但愿中国能够如愿以偿驶过郭德纲所说的“历史三峡”。我们应该对中国保有信心，因为在沧海桑田之中，跌宕起伏的漫漫征途之后，她依旧屹立不倒。然而，我们也明白这或许是“远景”而已，望之诱人，即之则杳；回顾当下，我们似乎看不到一丝曙光。
早在十年前，章家敦（Chang Gordon）就曾预言“中国即将崩溃论”，在《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New York：Random House，2001），曾为上海执业律师的他认为，银行体系问题、不良资产问题、财政赤字、讹诈投资人的股市、政府腐败、缺乏法治、有毒的假冒伪劣产品、环境恶化、政治压迫、消费者得不到保护等等都证明了这个制度的破产和腐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和工业的大量失业将接踵而至，他意识到中国这样的体制是难以为继的。2006年6月的，章又在《远东经济评论》中发表文章重申这个观点：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但政权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不满，其脆弱不堪一击。时至今日，章的预言似乎破灭了。他所说的腐败与缺陷依旧触目可见，可是这个政权却依旧岿然不动，个中奥妙便在于黎安友所说的“韧性威权”（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三）
在《从集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的政治变迁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from the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9月第1版）一书中，黎安友（Andrew J.Nathan）从“中国崩溃论”、“中国的民主化未来”（也即平稳转型，smooth transition）到“落入陷阱的转型”（trapped transition）当中开辟一条认识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路径。在他看来，目前的政权是稳定的，这取决于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可）以及政权的内部因素（核心领导层团结一致、相信自己，并保有军队和员警的支持，派系主义的演变与消弭）。除此之外，以下几点是导致政权稳定的几个主要因素：
第一、“经济层面的实际利益：快速增长，消费主义的兴起，私人住宅、私人汽车，大多数人得到了好处，贫困人口数下降。许多人仍不满意，但之后中共政权用扶贫计划、构建和谐社会安全网、取消农业税、减少对国内迁移的控制等政策，逐步改正不如人意之处。”
第二、“治理的改进、进步感，政府高层和一些地方官员的才干与诚信也表现出来，他们也获得一些实质的成就：新一代有才干的技术官僚出现，他们也已经宣布计划要解决农民贫困、银行破产问题，还有反腐败运动。”
第三、“宣传、民族主义以及外交政策的胜利；尽管资讯多元化，中共政权仍控制并操弄资讯，这是威权主义统治的重大发现--你可以开通大量的资讯，但仍能操控它。一方面得力于外交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利用了外交挫折而获利。例如1999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与日本的冲突等突发事件中，中共政权获得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民众支持。”
第四、“社会安全缓冲与利益表达汇集（interest articulation）机制的出现：艾滋病和环境保护等非政府组织的迫切问题，帮助农民工起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法律援助办公室，退休职工和失业工人去党政机关上访请愿，新闻记者因矿难和征地的调查责难地方官员--这些力量对中国各级官员都造成挑战，但它们是在威胁政权还是在巩固政权呢？”
第五、“技巧娴熟的压制：以压制与让步相结合的手段因应地方上的群众运动，成功防止了任何全国性网络的发展，对于政权眼中的主要敌人成功进行监控。这些敌人包括宗教团体、与海外有联系的民主团体与个人。”（参见【美】黎安友：《从集权统治到韧性威权：中国的政治变迁之路》（何大明译），第12-13页）
也许，自知者迷、旁观者清，黎安友等观察家能够以冷眼旁观的心态客观分析中国的政治变迁之路，他们能够看到许多我们不能看到的现象，并对这些现象所造成的影响做一个辩证分析。实际上，我们对这些现象也是习以为常，但也更容易熟视无睹。对于这些现象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倾向于从单一的角度去分析。诸如记者对矿难、征地以及社会动乱的调查报道让我们意识到当下政权的腐败与危险，政权似乎摇摇欲坠。但我们却忽略了政权允许（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媒体的调查本身也许就是一种自我解决的方式，它通过媒介之手实现内部的有效控制与监督，挽狂澜于既倒，最终巩固政权。可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也意识到这些观察家更多是在书斋里认识中国，他们未必能够做到立足中国融入中国，在真正的脚踏实地当中一丝不苟的体验中国社会的点点滴滴。很多时候，他们看不到种种所谓“事实”也许并不是真正的事实，而对于这些事实背后复杂的来龙去脉他们也未必能够把握。在这样一个讲究“作秀”与“潜规则”的国度，很多“事实”也许都是假象，透过假象看本质，对于他们而言或许是个挑战。
（四）
但不管如何，黎安友得出的某些论断或许与我们的判断不谋而合，虽然我们的结论建立在不同的事实基础之上。诸如他认为：“简而言之，我认为专制政体的命运与其说是由社会来决定，还不如说由其自身来决定。若核心领袖团结一致、详细自己、并保有军队和员警的支持，他们就能生存下来。”（同上，见13页）这种通过冷眼旁观而总结的结论虽然读起来让人觉得揪心，但或许这就是事实，我们无可奈何。
对于黎安友而言，研究“中国的政治转型之路”也许只是一种学术行当而已，他无需承受太多的“价值与道德判断”。归根结底，中国的政治转型是能否给国民带来更多的安康与福祉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在他看来，“韧性独裁”或许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无关。而与此相反，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转型的期待本身就含有一种价值判断，即中国的政治转型要让更多人的受益，而不是将少数人的利益建立在多数人的痛苦之上。
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他人的眼光了解自己，但决定民族命运还是依靠我们自己。我承认自己也逐渐变得“逆向犬儒主义”，对于公共事务似乎非常关心，对于国家未来似乎非常忧心，“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一条串一条”，但是自己的无力感是如此深重，乃至于总会有意无意的宣告“说什么也没有用。”（参看梁文道：《逆向犬儒主义》）但有一点不同，我绝不会对那些为民族未来兢兢业业做实事的个人与团体指手画脚，对于他们，我总是怀有一种敬畏，因为他们比我更加坚强，更有勇气与魄力！竹内好曾说：“只有从旧的东西产生出来否定旧东西的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也许，这些实干者就是在从事这样一种辉煌的事业，积聚这股真正的力量。
（五）
奈保尔《幽暗的国度：记忆与现实交错的印度之旅》一书有一段：
“人生的教训可归纳为一点：
我们崛起，亲爱的斯宾塞，所以我们活着。
斯宾塞，我们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
活着是为了死亡，崛起是为了陨落，所言不假，因为兴衰变迁，生老病死本是常态。只是对于我们而言，活着要有尊严，死也要有尊严；对于国家而言，崛起要不忘陨落，陨落也不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