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弹剑赋诗：革命作为一种“行为艺术”

一山不能容二虎:毛泽东和他的党内对手的斗争:
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中，他不得不面对至少来自三个方面的竞争压力，也不得不因此而与对手们进行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政治军事博弈。正是因为在这样大风大浪、沧海横流、真刀真枪、剑拔弩张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才更加显示了毛泽东超拔于世的一种大英雄的本色。
三个方面的竞争压力是指：一是军事上的敌人，如蒋介石和日本人；二是制度上的牵制，如各省委、特委、中央特派员、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苏联；三是党内对手的扰动。
尽管毛泽东在建党之初就获得了一个颇为有利的政治资源（即参与建党），并在此后承担过一些并非不起眼的政治角色（如党中央秘书、国民党代宣传部长、中共农民委员会主席、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等），但他的真正崛起却应该从他组织秋收起义并割据罗霄开始的。可以说，从一九二七年的九月九日到一九七六年的九月九日这四十九年，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核心路段。而在毛泽东从一个“山大王”的角色一步步取得党内核心权力并在名义和实际上都成为党的领袖的过程中，他历尽了沉浮和艰辛。每一个竞争者都对他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和考验。在与这些党内对手的斗争中，他涉险过关，并成就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传奇一生。
路线斗争是党内常情，毛泽东的党内对手也有过多位。但从在党内地位与其不相伯仲、各自拥有相当的政治力量、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矛盾不可调和、处理不当则有亡党危险的，可以说只有李文林、王明、刘少奇三位。朱德陈毅虽然也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毛泽东势如水火并各据山头——毛的主要拥护者是林彪，而朱陈的主要拥护者是刘安恭——但毕竟是可以调和的，经过中央的九月来信其间的误会和恩怨尽消。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斗争也曾不断，但大多体现为并不激烈的见解不同，无论是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以看上去有些阴谋的方式罢除在性格和行为方式上为他所不喜欢的毛泽东的兵权还是在长江局期间与王明组成“第二政治局”与延安中央分庭抗礼，周恩来在事后都作了诚恳的认错和修正；更何况在二人的斗争中党内地位一直处在相当的倾斜中也使之不构成势均力敌的对手。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与毛泽东的矛盾相当激烈，势成水火，在芦花会议上更是取得了军事上的垄断，被一些史家称为其意义不逊于遵义会议，毛泽东本人也称这一段是他“最黑暗的时光”，但是毕竟，先是毛泽东采取“走为上”的策略避免了一四方面军的“火并”或分裂，又在后来因为获得了共产国际的调停而平息了政争，且因为毛泽东已经取得了在延安与有关方面建立统一战线的先行之利而张国焘则因为西四季军的失利而大折股肱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结束，毛张之争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直接交火的过程，因此也可以排除在“党内对手”之外。以后如高岗、彭德怀、林彪等，基本上属于重量级不对称的轻度威胁，也构不成什么正式的“对手”。
而与李文林、王明之间的斗争则呈现为相近的特征，因之各自成为对方的“心腹之患”不得不鱼死网破、破釜沉舟、决一雌雄。
这些特征如下：一是双方地位不相上下或实际上不相上下。二是这种矛盾涉及到各自的政治前途或霸业，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三是双方斗争旷日持久。四是二人间的斗争分别导致了大规模的运动。五是斗争本身造成了相当的政治影响并使党内格局发生变化。
本文将对此作一具体分析：
一、毛泽东与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安人。与毛泽东一样，是出身于富农之家的小知识分子。曾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回乡组织农民武装，与赖经邦组织了东固红军独立二、四团，并在赖牺牲后成为东固红军的首脑。朱毛在井冈山的公开割据失败后，东固山的秘密割据曾经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
朱毛红军与独立二、四团的东固会师本来也可以成为一段如朱毛会师一样的佳话。但因为毛李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政见不合而导致了代表着红四军前委的毛泽东与代表着赣西南地方党的李文林之间的组织斗争。二人以各自代表的力量后来发展到互挖墙角甚至相互仇杀的地步。李文林（曾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和江西行动委员会主席）、王怀、龙超清、刘昌偕等甚至免除了毛泽东心腹刘士奇职务并谋杀了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而毛泽东也因为获得了与李文林有怨的属下李韶九的投靠。
因为李立三的支持，李文林一度成为在赣西南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另一个权威中心。二人看上去颇为默契的肃反活动成为相互拆台甚至打击的极好机会。在李文林的具体组织下，毛泽东所在的第一方面军（包括由红四军为基干力量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以及主要由赣西南红军组成的红六军和红二十军）就有四千五百人被肃（其中杀死了二千二百人）（5），而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总人数也不过四万人。后来，毛泽东抓住从吉安所缴获的一份李文林父亲签字的收款条开始了对李文林及赣西南权威中心的反击。熟知李文林组织内幕的李韶九被毛泽东派去充当肃反大将，据说是大量采取的“逼供信”手段让李文林集团迅速崩溃。如果不是后来刘敌所发起的“富田事变”，毛泽东对李文林的清洗可能会到此为止。
刘敌在逃过李韶九的处罚后迅速组织了针对肃反委员会的反扑，这次兵变造成了一百多位肃反士兵的缴械或死亡，并因为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间接导致了党中央的反感。富田事变也最终导致了毛李冲突的大幅度升级，毛泽东亲拟檄文并支持了对兵变者的平叛行动（7）。红二十军后来缩编为一七五团并退据永阳。虽经项英调停，仍然未能得到后期赴苏区的任弼石等三人团的认可。红二十军的大小首脑几乎全部遭遇了处死。而李文林也在一年以后来到苏区任书记的周恩来的批准下押赴刑场。在江西苏区发生在毛李之间的水火不容的矛盾，历三年之久最终以毛泽东的胜利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李文林集团过分注重地方利益并挑起了一次次地党政内讧的事实，使他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失去苏区一把手位置后仍然不能得到同情。曾经参与了永阳独立的王怀和参与了谋杀袁文才、王佐的龙超清等，也被苏区中央明令处死。
毛李之间的党内矛盾发展到这种地步，无疑是一场悲剧。可在工农武装割据处在极其危险的状况下、敌我晦涩难明的特殊背景中，互相怀疑甚至敌视着的党内同事，也确实有相当大的概率发生这样的悲剧。此后，邓子恢、张鼎丞、邓发的闽西肃“社会民主党”、夏曦的洪湖肃反、张国焘、沈泽民的白雀园肃反，都是这样的悲剧。
“有反必肃”是毛泽东一生不变的理念。但肃反的扩大化却让这种悲剧扩张为惨剧。在江西苏区的肃反中，红二十军的军长刘铁超（史沫特涞的《伟大的道路》中被译作了刘迪藻）和政委曾炳春也被株连则实在是荒唐。不过，从斯诺所整理的《毛泽东自述》和史沫特涞所采写的《伟大的道路》中，可以看出朱毛认为刘铁超的责任远高于刘敌、谢汉昌等，这也确实让“富田事变”成为一个仍然未被还原的谜。
一如晁盖袭杀了王伦一般，毛泽东寄居于李文林的东固山（赣西南是其延伸腹地）而又与主人不和，必然会导致二人之间的一次彻底了断。这次了断的代价是很大的，甚至因为民心的迷离影响到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有人研究发现，在江南革命发生在扩红方面的实际障碍使得这些根据地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失守。当地农民的革命意志本来并不坚定，又遭遇了发生在井冈山和富田的内讧，百姓对红军的拥戴不可能不被打了折扣。长征前“猛烈扩红”所获得的八万多人的红军队伍，在突破湘江之后就锐减为三万多人，其中就是因为有了大量的“开小差”。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一个政令和军令畅通的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而在查田等方面与赣西南的分歧、在反围剿策略上受到李文林的抵触，使得连一种基本的统一都达不到。而在毛李之间，即使是斥毛为“党文化”、“党皇帝”的高华、高文/谦等人，也莫不承认毛泽东的正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李之争中毛胜的结局，是符合逻辑的。后人所叹惋较多的，则更多的是杀戮太重。这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又极可能出自于一种“迫不得已”的必然。对于在某些方面有“资敌”嫌疑的李文林集团，毛泽东痛下杀手也是出于强烈的自卫本能。而毛泽东相当敏感的“政治本能”也正是使他成为“不死鸟”的原因之一。
二、毛泽东与王明
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是毛泽东统一全党的关键一步，这一步恰如其分地发生在毛泽东已经部分地取得了党内领袖地位后的延安时期。
在这之前，从党的“基层”一步步上升的毛泽东还不具备与王明争夺的资格。在井冈山，他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只是隶属于湖南省委的一只武装，一个省委特派员周鲁就可以把他的党籍撤销；朱毛会师后，红四军仍然被湖南省委所节制，杜修经、杨开明可以轻易地把其中的大部队调往湘南；“八月失败”后，朱毛向江西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湖南省委的节制，但仍然受到中央李立三、周恩来的指挥；在中央苏区，先后有项英、周恩来、博古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罢除兵权专任临时政府“主席”，名义上达到了与中央平起平坐的位置实际上只是一个虚职，更是无从与做为共产国际执委及羽记处成员的王明一较短长的资格；长征中的遵义会议让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博古们无计可施下让毛泽东“搞一搞”的权宜之计，即使是朱德在与张国焘解释遵义会议时也没有足够的庄重，张闻天们也一直有玩不转就解散红军继续从事地下斗争的打算，而且，被张国焘和王明坚持认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也因此并不具备多少“法律效力”，如此以来，毛泽东更不足以与王明对抗；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从而拥有了集体领袖的身份，但也仅仅是与张闻天成为竞争对手，因为并非党的领袖而仍然因为本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不能与作为共产国际化身的王明平起平坐；王明刚刚回国时是带了与蒋介石建立全国统一战线的使命，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排在王明之前但不具备任何政治和组织上的优势，十二月会议甚至让毛泽东颇觉尴尬；王明与周恩来在武汉时因为“政治局委员人数超过延安”而让毛泽东所在的延安险些成为武汉中央局的下属或平行机构；……
毛泽东取得与王明斗争的转机是从王稼祥捎回季米特洛夫关于“维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口信开始的，六届六中全会则是毛泽东向王明发起反击的第一步。而共产国际解散、王明在苏联的靠山米夫被清洗后毛所发起的延安整风，则是对王明斗争的实质行动。
王明在共产国际，虽然名义上是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开展工作，但共产国际执委的特殊角色实际上让他承担了中共总部的使命。他不仅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过八一宣言，而且长期代表中共指导东北的抗日斗争。这样的身份惯性，使得王明在武汉时仍然时不时地借用毛泽东名义对外发布意见。而他所领导的长江局（最初称长江沿岸委员会）则更是因为有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等党内大佬的支持而尾大不掉。即使是王明被调回延安后，王明仍然成为主管南委、东委的大员，而在部队里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在地位上确实与毛泽东势均力敌。
与通过肃反消除李文林肉体和精神上的影响的行动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希望通过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党内的思想和组织影响。“反对教条主义以整顿作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要是从六大以来的政策和效果的角度对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进行思想上的秋后算帐。因为得到了刘少奇、康生、彭真、陈云、李富春等人的强力支持，延安整风开展地有声有色。这一运动甚至引起了已经卸任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的关注，并专门发电报为王明和周恩来说清请毛泽东将此二人继续留在党内。对于这场斗争，自知无法取胜的王明选择了消极的对抗，他一方面做出“学习毛泽东”和服从整风结论的表示，一方面又长期称病不出席活动。毛泽东在苏德战争爆发而无暇关注中国局势而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华北和华中日军兵力已经不足以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极好的时机清算了王明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政治领袖。
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弗位基米洛夫亲眼目睹了王明被毛泽东击败的全过程，并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毛泽东的观感。联系江西肃反的事实，他也认识到了毛泽东政治斗争手腕的高超。
王明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劲敌，一直构成毛泽东的一个沉重心结。在多次党内斗争中，他都会以“你们是想让王明回来”为要挟。也正是因为成功地击败了王明路线，七大才成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中国共产党也终于成为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党。
引言
对于后人而言，毛泽东是一个谜。
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闲逸的诗人、敏感的作家或深邃的学者，因为他有足够多的书生气韵。可他终于成就了一个革命家。对政治、军事、谋略甚至权术的把握让他平添了一些本不应该有的肃杀之气、血腥之气、鹤唳之气、争逐之气、峥嵘之气（1），而这又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书生”所排斥的。
而在另一面，毛泽东的诗词和文章，也并不是那样“规矩”。他的诗词可以不顾平仄，他的文章也不避俚语（2）。同时，毛泽东的革命也并不是那样的惊世骇俗、抛弃传统而是进了几分儒雅、几分旷达。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抽肥补瘦”都保留了足够的分寸和余地。可以说，毛泽东是有诗意的革命家，是以革命为职业的诗人。
毛泽东的诗词偏于奔放刚劲，毛泽东的革命则力求平和中正（3）。这也如同他的性格刚中有柔，绵里藏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同时把这种诗心与壮志、浪漫与现实投注于革命活动中，使得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呈现为一种“行为艺术”（4）的特征：既显合理，又有韵致；既富创新，又有底蕴；磅礴其外，金玉其里；大开大合，精打细算；实践先行，理论跟进。
把毛泽东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置于行为艺术的高度去认知，是我们破解毛泽东同时兼具诗人和革命家双重气质之谜的可行路径。
本文对此略述心得。
一、             毛泽东政治人格的多元性
从农民子弟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接受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后成为了一个社会活动家——比如组织新民学会、办学又从事政论和时评的撰稿，继而又因投入共产主义组织而成为职业革命家——比如从事政治宣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后来又因为组织武装斗争而成为一个职业军事家、政治家和谋略家。从事革命之余，毛泽东还有他书生意气的一面，读书、写诗并研究历史和民情。必须说，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而他的人生也就因此成为多彩与富于层次感的人生。
毛泽东的文治武功使之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典型。军事一如经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训练，以及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秉赋和悟性。而毛泽东从一个书生迅速“进阶”为军事家的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对哲学和谋略的用心。一如山西商人乔致庸，从一个倾慕功名的书生一跃而为大商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谋略能力使然。
同时兼具虎猴之气让毛泽东既有大胆又有谨慎，既有威风又有细腻，既有强势又有低调，既有权术又追求合法性。
善谋轻作的毛泽东因为遭逢了越来越多的知音者和革命助手而如虎添翼。从何长工到周恩来，毛泽东左右逢源，如鱼得水，这也使得他多谋善断的领袖气质更加突出。而长于灵感是诗人、理论家和革命家的共同秉赋。
不按常规出牌从而使诸多行动出人意表，在很大空间里支撑了毛泽东的思想维度。文似看山不喜平。革命同样如此。正是因为这种逆反思考和作为，毛泽东才取得了“教条主义”所不可能猜破的机巧运命。比如在长征中，偏向敌人的思维盲点行动从而脱出了重围。比如不守兵法所言“穷寇莫追”而坚持“敌退我追”、“宜将剩勇追穷寇”也是一例。
二、             融通诗意与斗志的核心因素：理想
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个立体的人、全面的人、复杂的人。他既是一位充满浪漫情怀、能够吟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个诗人，又是一个脚踏实地、世事洞明、勤于思考、敏于行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智者；既是一个挥斥方遒的书生，又是一位纵横捭阖的革命家；既是一个汪洋恣肆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审时度势的实干家。诗情之中有剑意、踏实之中有唯美、田园诗中有平戎策、乌托邦里有锦囊计，将浪漫与现实熔于一炉并集于一身，便构成毛泽东的传奇一生。
坚定的理想加上超凡的魅力（5），构成了毛泽东异乎寻常的意志——外国学者称之为“唯意志论”（6），与尼采的“超人意志”相类。这是理解毛泽东同时兼具诗人与理论家、革命家多重角色的钥匙。描绘和畅想伟大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壮举的过程，就是赋诗；从理论上确认理想的可行性的过程，就是为文；通过实践和实验趋近理想的过程，就是革命。是理想融通了毛泽东的诗意和斗志，并借助其坚忍不拔的意志渡过了一次次困厄和难局而走向新的旅程。
三、             革命作为一种唯美、浪漫、激越与务实的行为艺术
切近地认识毛泽东的立德、立功、立言之旅，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明：“革命”这种理想、职业或探索，乃是毛泽东贯穿一生的行为艺术。
在革命这一主题下，毛泽东举手投足无非革命行动，俯拾皆是革命资源。他以思想立德，以诗立言，以革命立功，周身天赋浑然一体。
笃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人某一天起开始将革命作为自己终生的职业、志趣和实验。他如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一样投身于危机四伏的革命生涯中，并在视死如归中一次次地创造着奇迹。井冈山割据模式的成功“唤起工农千百万”，山沟里的革命家把“国都”从偏远的瑞京（瑞金）经过长征中的流亡并在延安和西柏坡小作停留一路搬到了北京（北平）。革命成就了毛泽东的传奇，也成就了他从实际上的权威到合法的领袖的逐次抬升。就是在毛泽东这里，革命成为一种唯美、浪漫、激越与务实的行为艺术，凭了他无尽的洞察力、想象力和意志力，绘出了又新又美的画图。
对于这位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主义和昂扬的浪漫主义的诗人而言，革命本身就是无穷的灵感之源。中国的广袤大地，从江西到陕西，再从陕西到河北，从此成为毛泽东的秀（SHOW）场。
四、             毛泽东从事革命的激情作品
革命，对于诗人毛泽东而言是一种创新、一种实验、一种需要为之倾注心血和激情的伟大实践。在他的一生中，出人意表、出人意料、甚至力排众议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中既有理想高于现实的乌托邦之作，也有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妙手。通过毛泽东这些具有唯美和情趣的革命作品，可以理解他缘何同时成就一位伟大诗人和革命家。
1、 农村割据
无论是马克思关注下的巴黎公社还是列宁指导下的十月革命，无不体现出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国家政权的单线条逻辑。可当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长沙和广州依了导师们的图纸进行施工时，他们遭遇了惨痛的失败。而当那些组织者纷纷放弃军队再回城市进行反省时，毛泽东却选择了与他们全然相反的逻辑：到农村去，到山区去，进行武装割据，创建红色政权。在此之后不久，以起义军残部暂时依附于旧军队的朱德（7），也逐步认可了这一道路并同毛泽东会师。从井冈山到东固山，从永新到瑞金，从赣南到闽西，毛泽东率领着他同时兼具战斗队、宣传队、筹款队等多重功能的红军队伍借助农村的民众、地理和物产资源占稳了脚跟，并借助简便实用的战略战术一次次击败敌军的“会剿”或“围剿”并开辟了地域可观的苏区，且在对吉安、漳州等中小城市的攻略中扩大了影响。反观那些城市革命者，却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日益紧张的经费压力下迁往苏区（8），从制度上认可了毛泽东“农村割据”的成功。
2、 游击战争
游击也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它是一种传之久远的弱者攻略。毛泽东把游击发展到战略的高度，并在蒋政权或日政权的强势存在中作为红色割据的基本战术，则更是既合乎实际，又悖于兵法。可就是这样的战略，不仅成功地击破了蒋军的“围剿”和日寇的“扫荡”、汪伪的“清乡”，且使孤悬敌后的红色政权得到壮大。大而言之，如果清政府能够发动最底层的民众，熟练运用诱敌深入后的游击战略，则无论是对英、对法、对日、对俄还是对八国联军，早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理解“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之后不再受列强欺凌的焕然一新，不能不感叹毛泽东自居弱者之后简便实用的人民战争法宝：游击。
3、 敌进我进
已经习惯了在“敌人围困万千重”的腹地或边缘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如鱼得水地实施他的敌进我进策略。日本人的势力推进到哪里，共产党的敌后政权就建立到哪里。日本人占城市、占线，共产党人则占农村、占面。因为一场适时到来的外敌入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得以从被蒋介石一百万大军赶得西进、北上并终于得以在陕北穷荒之地栖身的尴尬处境中走出来。以有限度交出军队的“招安”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国共统一战线，确保了毛泽东麾下的“八爷”（9）和“四爷”从陕西到山西、从安徽到江苏、从河南到湖北、从山西到河北、从河北到山东、从晋绥到平北，哗拉拉的红旗插遍了华北、华中甚至华南。正是在日本人无力守护、国民党军无力进入的那些开阔地带，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个又一个战略基点。一九四四年日军一号作战之后，伴随着国民党中在豫湘桂的败退，毛泽东派出的王震、王首道远征军以区区六千人的孤军甚至从延安一直打到了广东。如果不是让黄克诚劝住，毛泽东甚至希望共产党的力量借着战略反攻而推进到蒋介石的西南老巢（10）。
4、 独立自主
穿了国民党的军服并一段时间领到了国民党的军饷的共产党军队却并没有在王明的“二个一切”（11）和“七大统一”（12）的指令下交出武器。他们在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以后简直就如撒了欢的烈马在敌后左右逢源。一支支人多枪少的建立起来（13），经过了长征的精英立刻变成了一颗颗越滚越大的雪球，一两个红军干部就能拉起一支大大的武装。按照国防部明令，聂荣臻不过是一个副师长，可他的手下生生就建立起了若干个师的番号而他也真就好意思去任命其中的师长（14），如果不是延安出于减小目标的考虑把这类师改成旅并将八路军、新四军的既有番号如魔方般使用（如在老一团之外建立新一团、在三五八旅之外又建立新三五八旅等），各个根据地也许会如红军时期如寸后春笋般地弄出许多不足额的军来。
虽然这种独立自主带来了封锁和摩擦，可共产党武装的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是偏好大兵团作战的彭大将军、刘大元帅们面对日本人的点线面新战术手痒难捱而断然发动让蒋毛、日都瞠目结舌的“百团大战”（15），蒋和日也许还一时发现不了独立自主的共产党人拥有如此强的“繁殖力”。而这得意之作，不能说不是毛泽东浪漫而实际的老谋深算。
5、 丰衣足食
精兵简政和丰衣足食是战争经济的无奈而必要的选择。毛泽东把古以有之的“屯田”命名为“大生产运动”搞得有声有色（16）。因为财路的畅通，延安的斗志更加昂扬。军事上的摩擦和经济上的封锁最终没有搞垮毛泽东的军政同行，蒋介石不得不为他在与毛泽东的明争暗斗所遭遇到的又一个失败“埋单”。
6、 战中整风
在大敌当前的恶劣环境中忙里偷闲进行延安整风，又是毛泽东出人意表的惊人之笔。而在日军威压下把众多的高级将领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并反思党的历史，则更是国民党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位国民党政客颇为惊讶地问：“你们做一个党内结论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17）而在整风期间，一些对于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强大深有感触的国统区人士也对此运动寄予了密切的关注（18）。正遭到毛泽东、康生、李维汉、陈伯达严酷斗争的王实味的《百合花》甚至在遥远的国统区出版（19）。神秘的整风、好整以暇的整风、闲情逸致的整风、大张旗鼓的整风，虽然留下了那么多的争议，却在统一共产党和军队思想方面居功至伟，这不能说不是具有良好的大局观的毛泽东的妙笔。
7、 重庆探险
忍受了性格上、生活上的诸多不便而飞赴重庆谈判，一如当年斯诺出版《西行漫记》一样再次引发毛泽东热。在时不时与蒋委员长进行蕴涵机锋的唇齿相依之余，毛泽东每天还穿梭于一个人大员的府第或酒会中。而他应柳亚子而交付的旧作《沁园春·雪》则更是让陪都的知识分子们为之着迷。更为出人意表的是，在重庆吃不安睡不好的毛泽东，还把他的感受写成了一首七律，对脑满肠肥的国民党高层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20）。该诗曰：
有田有地皆吾主，
无法无天是尔民。
重庆有官皆墨吏，
延安无土不黄金。
炸桥挖路为团结，
夺地争城是斗争。
遍地哀鸿遍地血，
无非一念救苍生。
这可是把革命和诗情合二为一了。不能不说，重庆谈判是毛泽东的一次风采SHOW——典型的行为艺术。
8、 陕北转战
在二十三万胡匪大举侵犯陕北之时，毛泽东“不近人情”地选择了率领中央及警卫部队的四百来人留在陕北牵制敌人（21）。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次极富冒险的浪漫旅行。事实上，也确实有那么两次，敌人的搜寻队到了距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而毛泽东还担心敌人找不到自己而要求属下遍插指示牌：毛泽东从此上山。简直是不可理喻中的一段佳话，这也证明毛泽东实际上是把革命当成一件好玩的事情来享受着（22）。正如他自己的“座右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不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正如他在游泳时越是遇到大浪越来情绪一样。也许，他总是把斗志与诗情化二为一的。
9、 跨河远征
在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已经让华东里战军不得不让出了苏中的大片土地并一路退到山东、让毛泽东的李得胜胡必成纵队四处游走的尴尬态势下，毛泽东祭出了他极具经济和军事眼光的一步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河远征国民党后方实施大规模的外线作战，把战火和破坏以及麻烦都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一招让刻板的蒋先生乱了阵脚，而毛泽东则国共对弈赢得了“先手之利”（23）。把“下决心不要后方”的偏师作战当主攻和反攻来用，不能说不是毛泽东这类天才军事家如诗如幻的飞来之笔。
10、              围而不打
1934年前后各大红军根据地纷纷失守并不得不各自走上转移之路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各大根据地之间缺乏一种相互响应、互为犄角的战略协调。而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五大战场（24）上，毛泽东则把战略协同发挥到了极至。其中对华北各点以及中原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以麻痹敌人以求分区全歼之策，就是毛泽东立足全局的体现。
11、              叩城不入
让斯大林和米高扬颇为困惑的一点，是毛泽东是放着一些可以唾手可得的城市而不去占领。问其故知，则答曰：“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管城市。再说，那城里的几百万人我们现在也养不起”（25）。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看似不爱惜却又十分现实的问题。把包袱和责任继续留给对手而继续坚持“不计较一时一地之得失”，这是毛泽东立足于实际的实用逻辑，一点也不好大喜功好高骛远。
12、              抗美援朝
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不学历代明主休养生息，却力排众议投入抗美援朝战争，这不能说不是毛泽东将诗意与革命情怀合二为一的浪漫负气、乾纲独断之举。这一战争以重大的代价和历十数年也没有还清的花费（26），为共和国中国打出了赫赫威名，一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凌的耻辱，也算得失参半吧。有此一战，毛泽东勇于实验和冒险的诗哲秉赋，展露无遗。
13、              四大改造
如果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既有合理性又有意识形态的可争议性，则毛泽东期望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右”之举则显然是失策的。也许他忘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错将教育知识分子看成比教育农民还简单的事，但从此之后的诸多建设行动因为缺少了专家们的积极参与而显得“可读性不足”或“附加值太低”、“技术含量太低”（27），这不能说不是这位诗人革命家的想象力超常之过。
14、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从的首创精神而发现并支持的新生事物，他还用一首诗来赞扬了公社和食堂（28）。必须说，这是一种大胆且富于想象力的实验，这一实验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华西村（29）。从经济理论上而言，在特定条件下，规模经济的效率肯定高于个体经济之和。也就是说，如果操作和运筹得当，人民公社未必是失败的社会实践。
15、              快意跃进
期望国家的工业（主要体现为钢）和农业（主要体现为粮）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热情奉献、积极创新下取得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并一举赶英超美，是毛泽东诗人想象力的集中体现。与他的强大意志力相配合，他开始有了主观能动性可以无限发挥的哲学冲动。虽然这种冲动遭遇了他的朋友李达教授的质疑（30），他仍然开始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喝令三山五岳开道”的心理暗示植入自己和百姓们的心田中。一场激情澎湃的大跃进，取得了从数量上十分可观在质量上却有些可怜的巨大成就（31），但也因为有失仁政的高征购而将数以千万的百姓推向饥饿的绝境（32）。
16、              文化革命
从现实标准而言，文化大革命对于数以万计的老革命和数以十万计的的家庭以及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口都是一场危机；但从逻辑标准而言，它却是毛泽东希望从制度上摧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一定式的刚猛之举（33）。从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到城市开展的“五反”运动，处在二线的毛泽东洞若观火，清晰地发现了“黑线专政”和“江山变色”和诸多官员“蜕化变质”的残酷现实（34）。如果仅仅是权力斗争而不是整个官僚阶层出现了大面积的功能性病变，毛泽东完全可以采取党内斗争和组织处理的策略而大可不必动用民间力量进行“整风”。红卫兵造反并暴露出的暴力倾向走向失控可以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缺憾，但这一运动的主流则符合毛泽东的逻辑推理。只是可惜，这一革命先是受到了执行者的扭曲（35），继而又因为毛泽东的老迈和逝世而没有贯彻到见到成效的一天。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哲学命题，也同“文革猜想”（36）一样成为毛泽东的未解之谜。然则，不管是“病夫治国”（37）还是政治老人的晚年癫狂或者是“回光返照”，毛泽东本人确实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所作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却是不争的事实。不管后人做如何的评定和猜度，二十世纪的中国再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拥有毛泽东将诗人、理论家与革命家融于一身的超人秉赋却也是现实。政治家们可以不得不考虑利益的取舍和民意的向背，不再与那个时代有利害纠葛的人们，至少应该努力着多一点“理解之同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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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当成一次次“激情秀”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把他的“弹剑赋诗”演绎成了风花雪月、光风霁月、把酒临风、心旷神怡、儒雅曼妙、美趣横生的行为艺术。由不得你不赞叹。
注释：暂略
毛孔联姻三世缘——补《毛泽东后人的“泽东”情结》
因为有了被历代王朝尊崇的大儒家孔子，“衍圣公”孔家也便成了中国第一尊贵姓氏（1）。通常我们礼貌地向陌生朋友问及“贵姓”时，也只有孔姓和桂、贵二姓可以不必谦虚地答以“免贵姓X”（2）——因为孔姓本就尊贵，甚至尊贵到了得到文化认同的地步，是绝对不可以“免”去的。在曲阜的孔林里，据说还埋了清代的一位公主——因为得了绝症而被要求必须嫁给一家比皇室还要尊贵的家族才能消灾，她便成为皇室与孔家成姻的一位玉叶金枝。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皇帝”（3）毛泽东家的公主李敏（毛姣姣）也与孔家缔结了百年之好。“驸马”是西安灞桥人孔令华，起义将领孔从洲之子，北京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
在毛嗣三房（4）中，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一系最为繁盛。不仅仅每一位当事人——从贺子珍、孔从洲到李敏、孔令华再到孔继宁、孔东梅——都有许多故事，而且三代人都与毛泽东有缘。这种缘不仅仅是血脉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毛孔结缘之后的三代佳话，也让毛泽东的人文生命快意地延伸……
三代佳话有两大共同点：一是孔家三代都是毛泽东的坚定拥戴者；二是从贺子珍到女儿李敏再到外孙女孔东梅，都曾经做过“留学生”——贺与李是到苏联休养，孔则是到美国读研。
一、             孔从洲与毛泽东
毛泽东的亲家孔从洲（1906-1990 ），虽不是井冈山一系的老革命，却有着可资炫耀的传奇经历。作为少年时就被西北军接纳的杨虎城亲信将领，他先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严峻气氛中沉着着地把军中的共产党员安全转移，又在一九三六年任西安城防司令时参加了张扬组织的西安事变并负责肃清城内蒋系嫡系和保护杨虎城、周恩来，到了解放战争中，时任国民党陆军三十八军中将副军长的他率领五十五师起义后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后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第二炮兵学校校长、西南军区军械部部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炮兵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灞桥孔家作为书香门第，可以从对孔从洲的命名中间接看到。孔从洲原名孔从周，字郁文，取自“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古训。
据《毛泽东与共和国将帅》（5）一书披露，毛泽东亲家的身份让孔从洲的上书可以直达天听，并因此而让许多老干部得到了毛泽东认可的保护。二位亲家之间互相尊重，每次见面都是相见甚欢。
二、             孔令华与李敏
李敏的婚姻明显比同父异母妹妹李讷要幸运和顺当的多。这可能与李敏继之贺子感人肺腑的低调有关。还是在高中尚未毕业之时，他就看上了一表人才的孔令华。在辗转得到了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的认可后，他们于一九五九年结婚。
据孔继宁说：“外祖父毛泽东很喜欢我父亲这个女婿，说他是个老实人，而且多次跟他聊哲学问题，这促使我父亲认真地攻读哲学，马列专著几乎都通读了。”孔令华生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十分感兴趣，而且一直在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因为本身是学自然科学的，加之毛泽东在与科学家的接触中，对科学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论述，从1993年起，孔令华每年都召开一次有关毛泽东与科学的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99年他去世的前一个月，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他希望儿子孔继宁能继承他的心愿。
孔令华与李敏结婚后曾经与父亲毛泽东同住了近二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孔继宁就是在中南海出生，其名字也是拜毛泽东所赐。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公务之余的“含饴弄孙”（6）成为一件颇能缓解其大权旁落的失落感的乐事。但是好景不常，江青发现了由李敏递送的贺子珍的“西瓜诗”（7），二人便顺理成章地被“赶”出了中南海。
三、             孔继宁与孔东梅
孔令华与李讷的一对儿女双双选择了基于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文化开拓，这实在是这二位有着四分之一毛泽东血统的当代青年的一种脱俗之笔，即如他们的外祖父曾经多次以自己的言行展示于人的那样。
孔继宁，出生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曾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工作，后先后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和英国使馆任武官助理，从事了8年的外交工作。1997年离开了部队并为继续父亲晚年的事业进行筹备。2002年，他成立了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以此建立起一个宣传和传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和精神的平台。中心策划出版了李敏的自述《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参与主编的《真实的毛泽东》辑录了100多位工作人员回忆主席的文章；理论研究丛书《百年后的毛泽东》则从人性与学术的角度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电视片《孔从洲》与李敏所著《我的父亲毛泽东》、毛新宇所著《我的伯伯毛岸英》、孔淑静所著《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也应该是该中心的成果。从2003年起，研究中心两次组织和资助了与中央党校合办的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研讨会；2004年又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共同组织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贺子珍》，而且被广电部列为国家影视重大题材。
为了呈现有血有肉的领袖形象，孔继宁专门成立了东方昆仑文化传播公司，拓展影视领域，进行主旋律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制作，向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中国优秀历史题材为主要的红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提倡民族精神等内容的重大选题进行投资；依靠自主原创的选题作品，拍摄电影、影视剧、纪录片、文献片、电视专题节目；并出版图书，纪念品制作，音像制品的发行等。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我后半辈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承毛泽东精神。”最近又赞助了由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以崔永元为主持人的这档节目将于红军长征七十年后开播（8）。
孔东梅，生于1972年。1996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英语专业，后进入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工作，成为该公司创始人之一。之后，东梅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回车后攻读北大博士学位。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3年底，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由她公司承办的《领袖家风》展览轰动京城。随后，她应湖南卫视之约合作拍摄电视纪录片《亲人毛泽东》。作为公司的主打项目，她的新书《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和《听外婆讲故事——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已风行全国。在读过她的这两本书并参考了贺敏学的传记后，我写过一篇《迷雾重重：毛贺姻缘纵横谈》。
孔氏兄妹的名字都由毛泽东“钦定”且二人都是在贺子珍身边长大的这些共同点可能对他们今天的又一个共同点即从事与毛泽东有关的文化活动起到了催化作用。孔继宁投拍的《贺子珍》和孔东梅所写的两本书都与这位被长斯冷落的“永新一枝花”直接相关。他们说：“外婆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一个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她是最早上井冈山的女红军和女共产党员，后来与主席一起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这十年非常艰苦，毛主席受到排挤，红军又经历了长征，但她的革命信仰始终没有改变”。“共和国没有给外婆一枚勋章，她去世火化后骨灰里剩下十几块弹片，有几块长在脑骨里。我觉得这跟随她一辈子的十几块弹片就是她的勋章。”毛泽东的不世伟业和贺子珍的辉煌经历将是孔继宁兄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且会给他们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
2006年2月28日、3月1日草稿谢绝转载
[走近毛泽东（9）]起死回生：毛泽东依托抗日的军事崛起
如果说毛泽东在政治崛起得自于他在长征中通过自己的据理力争和有效战法征服了战友们，并通过遵义会议和以后的六届六中全会、七大做了进一步的确认的话，毛泽东在军事上的真正崛起则是他充分利用“抗日”这个口号、公关、统战、战略、机会、运作而最初完成的。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整整十年的时间，他把中国革命从“长征”这种被迫的、全盘性的、最初和相当多的时间甚至是绝望的转移或逃亡的极端低潮中，运用“北上抗日”、“一致抗日”这个旗帜和一系列相关策划，恢复并大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元气、士气和战斗力，并最终赢得了与相对而言是伤了元气也贻误了战机的蒋介石“掰手腕”的机会。1946年以后，蒋介石看似在数量和武器上占优的军事实力，因为其并没有绝对的压倒优势且没有贯彻相对而言是切实有效的布局，最终反而大败于毛泽东以及他在抗日烽火中壮大和强大了的军队。
正是“抗日”这个最初是“稻草”而后是“良缘”的外来物的介入，让毛泽东和他的党和军队起死回生、由弱转强。特里尔也说：是日本人间接地帮助了毛泽东（1）。如果我们把一九三三年前后红色根据地全盛时五十万红军与十数块根据地的面貌与一九三六年三大主力红军齐聚陕北弹丸之地且总共不过三四万人（2）的局面相对照，不能不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对红军进行了全方位的挤压并将其从南方根据地基本上驱逐。如果不是因为华北事变和事变后的特定形势——主要是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变了军政大局，转入到以日本人为主要敌人的战略上来，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纵是在建立了与张扬的三角同盟（3）之后，这种存亡问题仍然严峻着。在共产国际的促成（4）下，一项被某些党史工作者称之为“招安”（5）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才让处境仍然不明朗的红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好在这种招安是以不解散党而只是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设延安为国民政府边区的条件下进行的，红军在公关上又大大地胜了一筹。
另一个例子则特别生动地反映着“抗日”成就毛泽东的军事孵化器。一位日本领导人来访，并向毛泽东就侵华战争道歉。而毛泽东则笑道：我们应该感谢你。没有日本侵华，就没有人民的团结抗战。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是啊。（6）毛泽东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没有你们把蒋介石的势力赶走，我们还不可能获得那么大的发展空间呢。如果没有你们在相持阶段用于中国战区的兵力越来越少、越弱，我们还不可能取得那么顺利的发展呢（7）。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三十年代的民心所向，也是在蒋介石开始把足够的精力用之于围剿红军根据地以后为避免自相惨杀而削弱以后的抗日国防力量的谈判说辞，更是红军期望摆脱革命低潮的堂堂正正的“借口”。在蒋介石借助外国军事力量和军事策略的帮助（8）对红军进行压倒性威慑的情况下，飞机大炮、堡垒战术和分区助剿等有效战法，先让张国焘所在的四方面军放弃了“苏维埃”的称号而改称“西北联邦政府”（8），又使长征后的新中央苏区陕甘宁根据地改称了“国民政府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称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种低潮下的策略实际上成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可以说，是抗日促成了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崛起。
从军事上而言，抗日为中/共军队提供了一个“雪崩式”发展的大好机会，红军所擅长的“游击”和“割据”使之如鱼得水。长征中走出的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成为一面旗帜，在抗日战场上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不再需要过去机械的“扩红”而得到自然地扩张。这种扩张发展到一定阶段，甚至到了挡不住的地步，不得不因为供给的短缺而进行大规模的地方化（9）。一九三七年刚刚编成三师六旅十二团四万五千人，到二年后就再次“打报告”要求解决二十二万人的给养（10），而这二十二万者明显不是实际已经拥有的兵员数，可见发展之快。是抗日局面的到来，让中国共产主义事业“起死回生”。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11），中国共产产党无时无刻不投之以密切的关注和积极的策略。检视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损益，是认识毛泽东军事崛起的极好视角。
一、             九·一八后的宣战
朱毛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全国表达了他们反抗日本侵略的决心（12）。共产党人的这一积极行动肯定有助于唤起民众的支持。但在同时，王明们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13）的口号却被证明并不高明。
另一个行动也使得这一口号看上去有些遥远。就是在日本人对中国工作总结采取行动后不久，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他们的临时政府。毛泽东成为这个“马背上的共和国”的主席（14）。
二、             一·二八后的公开信
1932年，朱毛再次发出给国民党士兵的公开信（15），提出以停战讲和为标的全力对付日本侵略。当毛泽东从赣南会议的尴尬中走出来又被项英邀请出山后，毛泽东选择了停止攻打对抗日战略本身无关的赣州而率领东路军拿下了临海的漳州，并用在这里缴获的飞机到厦门上空宣传抗日（16）。
三、             抗日先遣队誓师北上
1934年，为应付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寻淮州、粟裕所领导的第七军团远征闽浙赣来分解敌人的注意力。二人都出自井冈山“正脉”，其部队中也有毛泽东秋收起义部分的部分力量（17）。这支部队的名称叫作“抗日先遣队”，部队到达方志敏、邵式平领导的苏区后改编成红十军团（18）继续北上，虽然付出了方志敏、寻淮州等大部牺牲的代价仍然没有起到缓解中央苏区危机的作用，但确实起到了抗日宣传的效果。
四、             长征归宿
长征最初的目的地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与湘西。但在“通道转兵”（19）时变更为贵州并在遵义会议是确定为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后来，又变化数次一直到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基本确定为川陕甘。芦花会议后，又发生了是南下成都还是北上陕甘之争（20）并最终导致了中央率一三军团的单独北上，而北上支队的名称就是抗日先遣陕甘支队（21）。兵过哈达铺得知了陕北有刘志丹、谢子长的根据地，“北上”便因此成为一件与抗日直接相关的军事政治行动（22）。陕北既靠近苏联又接近抗日前线，极其符合毛泽东的战争地理学（23）。
五、             《八一宣言》
一九三五年，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和书记处书记的王明，在苏联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表达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抗日决心和相当的抗日策略（24）。这对开展国共之间的谈判和合作大有帮助，并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接纳”（25）。
六、             东征抗日
1936年初，毛泽东发动了对山西的“东征”。师出有名通过山西到河北抗日，打出的旗号却有些“权宜”：阎锡山要出卖陕西给日本人，所以要讨伐他。
本来希望从穷困的陕西杀向富裕的山西建立靠近抗日战场的根据地，但因为中央军的入晋不得不退回陕北。不过，东征还是获益的：不但扩了军、筹了款，还对以后建立以山西四隅为依托基地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火力侦察”（26）。毕竟，八路军的发展是从山西发端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八路军》也主要是以山西为拍摄地的。
七、             书信公关
东征归来毛泽东开始实施他受到八一宣言和与张学良接触影响而生发的公关热情。一封封信发出去，义正辞严而又其情可感（27）。其中有一封写给了阎锡山并称可以接受他的指挥参与抗日（28）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大打抗日牌很是全力以赴。
八、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对中国共产党人大有利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从毛泽东到朱德、从周恩来到张国焘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希望张学良处死蒋介石然后发动全民抗日的心愿（28）。是斯大林的“顾全大局”（29）和盛气凌人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这一事件显然可以作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公元元年（30）。蒋介石表态不再以红军为主要敌人，共产党人从此摆脱了被再次围剿并赶到外蒙的尴尬（31）。
九、             统一战线
通过抗日摆脱危机的想法，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张国焘都是有的（32）。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的具体落实却是从局部开始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三角联盟（33）在周恩来等人的卓越努力中化为现实，这个以张学良为牵头人的统一战线是全国统一战线的发端。后来，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以及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建立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反蒋抗日”的口号先是变成“联蒋抗日”继而变成“拥蒋抗日”（34）。
十、             七七之谜
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后，日本人尝试了对中国的局部侵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大陆政策进行着修正。从资料看来，日本人对于使用武力对中国进行全面占领的计划是十分审慎的（35）。从实际操作而言，逐步渗透策略对于全球企图十分贪婪且对南下和北上并无最后定策的当局而言更加现实（36）。
而国民党当权方面确实已经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投入大规模的国防计划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日军侵略（37），华北事变的发生让他们感受到了现实的压力。
但是必须说，日本方面和国民党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1937年7月开始正式宣战（38）。相反，双方上层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39）。当然，作为拼命部的驻军，无论是日军还是西北军都不愿意在奥妙的状态下率先发难而背负挑起全面战争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谁最有可能从中日开战加获益呢？谁最可能渴望着这场战争并借助这场战争而危机呢？
有至少五份关于七七事变的外国研究文献“猜测”最初开枪的是第三方比如共产党人，他们希望由此使国民政府卷入战争。但这种“猜测”缺乏有力的证据。（40）。
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因为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在华北局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是不是包括进行了这方面的策划不得而知。
但从当时的局面而言，毛泽东当然希望中日战争真得打起来，而后来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勤王”的策划也就顺理成章。日本人一天不进行全面战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屠刀都可能随时砍下来。
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周恩来与国民党的改编谈判一直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时，毛泽东因为对方的缺乏诚意而做出这样的表示：不管他们是否同意我们已经做出让步的计划，到了时间我们都要进行自行的改编并开赴前线（41）。因为有了过去的割据经验，这样的开赴肯定不只是去牺牲。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是否改编并不是关键的，通过抗日进入敌后建立当前是抗日以后是与蒋介石争夺天下的战略基点，才是重要的。
十一、      独立自主
随着毛泽东战胜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42）甚至运动战等不利于发展八路军的战略战术都基本上被抛弃。独立自主且放手发动群众的敌后割据策略再次发生威力。蒋介石希望通过抗日削弱共产党人三分之二力量的企图（43）也不再容易实现。
十二、      敌进我进
日进蒋退的局面给了共产党的力量敌进我进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的良好条件。就是在这逐步扩张的敌后根据地里，八路军和新四军得到了最大幅度的甚至是无干扰的扩张。
十三、      国共摩擦
有些地方也是有干扰的。比如在日军进攻后仍然有国军“留”下来的地方，比如河北、比如河南、比如山东，比如江苏等那些存在着三方割据的地方，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军队的摩擦不断。大的反共高潮就有三场（44）。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的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胜于“有理有力有节”原则下反顽的力度（45）。从结果上来看，皖南事变中被“摩擦”掉了一个军部和六个团的九千人，但在河北、山东、江苏，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沈鸿烈、韩德勤的势力也遭遇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痛击（46）。统计资料显示，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军队消灭顽军的人数甚至不亚于消灭日本鬼子的人数（47）。在一次次的反顽战役中，八路军新四军战士们越来越增强了以后与国民党争天下的信心。
十四、      联合政府
对于中国革命，苏联人曾经认真地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法国模式（48）。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曾经希望过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甚至计划过在淮安建立共产党的首都以便毛泽东穿梭于南京和淮安之间（49）。但在同时，毛泽东继续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力才是硬道理，继续下大力气扩张队伍，打造精兵（49）。
十五、      延安整风
百团大战造成的日军对共产党部队的疯狂扫荡，使得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扩张受到了相当的影响。而抗日战争相持局面和毛泽东对运动战的反对又使得大规模的抗日行动相对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批共产党将领和官员被集中到红色大后方延安进行学习、整风和开会（七大）（50）。而在思想上被更加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在他们回到前线后将更加如虎添翼。
十六、      力量消长
抗日八年，在抗日初期不足八万人（八路军四万五千人、延安保安部队一万人、新四军一万人）的红军队伍翻了数番而达到一百二十万（51），而只据于陕甘一隅的局面也变为可能基本上控制华北和华东。加上苏联人默许进入的东北广大地区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毛泽东拥有了与蒋介石一争天下的雄厚资本。大批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率领着各大根据地选送的精兵强将进军东北，获得了依托东北与在抗日战争中被逼到西南的蒋委员长进行对弈的先行之利（52）。
十七、      重庆谈判
赴重庆谈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激迫，而谈判结果却让毛泽东大为得利。原来做好谈不妥就被“关起来”（53）的结果没有出现，而把江南八个解放区让出来并充实东北、巩固华北并以华东、中原和陕西做为与蒋介石开战的最前线的布局，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获得了相当好的地利。此后，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大战场上，四处分兵的蒋介石捉襟见肘，而五军协同的毛泽东则如鱼得水（54）。
十八、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最能印证毛泽东大打抗日牌的效果。受到过抗日锻炼的共产党部队面对的是战斗力并不比日本鬼子强的国民党军。他们放弃了在抗日战争中已经用熟了的游击战争的弱势战法而与国民党兵打起了“对攻”。一次次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成功和一次次“即俘即补”（55）的“化敌为我”让国民党兵越打越少。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用了四年的时间把日本人化了八年时间也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军大部消灭并驱逐到海岛和国外。基于抗日的韬略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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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抗日战争的适时爆发，就没有毛泽东充分发挥其大局谋略的机会，就没有他的部队从弱到强的历史，就没有他以割据之师战胜“王师”的传奇。他怎么可能不“感谢”日本人呢？
注释：40)[美]费正清、费惟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珍藏版）（上），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版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第624页。待补
2005年12月13日、14日、20日、2006年1月13日、3月3日不成熟草稿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