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我预言了大学破产

大学负债与教育券的理念          薛涌
不久前，吉林大学自曝欠国家贷款三十亿，正进入付息高峰，每年必须偿还银行的贷款利息就高达1.5到1.7亿。同时，其他大学负债过重的情况也很普遍，甚至有大学整体欠银行二千亿的报道。中国大学破产之说不胫而走。教育部虽然发了安民告示，称大学不会破产，但也已经开始调查大学的财务情况。
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其中一大原因，就是有关部门没有听从我几年前提出的预言和改革方案。在2005年一月，云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两本书：《谁的大学》和《炫耀的足球》，搜集的主要是我从2002-2004年在国内报刊中的言论。在这两本书中，我提出中国的体育界和高等教育界都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都试图在市场经济中用计划经济的方式经营自己的事业：不管干什么事情，先要增加经费，保证自己的部门利益，为此象个醉鬼一样拼命地花钱，把事情弄大后进一步要追加经费。结果，买卖没有开张，质量没有提高，成本先上去了。这和那种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靠物美价廉来扩张事业的市场经济原则南辕北辙。当时足球衰相已露，我预言了“总崩盘”的前景，并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和足球用的是一个模式，如果不改革，我们的大学将步足球的后尘。
怎么改革？我提出了“教育券”的方案。其基本原则很简单：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经费培养大学生。但是，这种经费一定要直接交给学生。首先，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然而把这笔教育经费，在考虑到家庭收入格差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比如最高额是一个一年一万块钱。这笔钱，要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为他用。
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当学生决定到一个大学就读时，把教育券交给大学支付学费，多退少补。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
在计划经济中，大学是一个政府部门。这个部门的基本利益，是争取国家的经费。而争取经费的方式，是虚张声势地办大事，向国家证明自己的钱不够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是这么搞起来的：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说中国这么个大国必须有一流大学，然后说自己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且比来比去，说哈佛耶鲁有多少钱，我们没那个钱怎么一流等等，于是经费源源不断。学校的精力，全在造高楼等“炫耀性”的项目上，以吸引上面的眼球，哪里还管教育质量。
教育券的方案则改变了这一游戏规则：你是不是一流，不是自己吹的，不是政府指定的，而是竞争出来的。当学生手里有教育券，拿着你的经费时，你就要想方设法把这个学生吸引过来，否则就揭不开锅。怎么吸引学生？一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服务（比如帮学生找工作等等）。你的毕业生就业率低，起薪低，就没有人来，你就有存亡的危机。二是降低教育成本。学生手里的教育券值一万，你可以把学费压到六千，这样学生还剩四千块的生活费。如果你成本太高，一万学费不够，学生还要再自己贴二千，那你可要三思而后行了。这就象市场上的彩电，刚开始很悄，大家买不起，后来不得不削价竞争。这样教育成本也会下来。想想看，在这种　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的竞争中，还有哪个学校敢不惜工本地盖大楼，修校门？
遗憾的是，我的方案不仅没有受到注意，甚至有些圈内人士事后也拒绝反省。比如，最近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撰文说我提出教育券的主张，并把此事的创意归功于自己头上是“恬不知耻”，理由弗里德曼首先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他则把弗里德曼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等等。殊不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公立中小学，我不仅对他的理念有详细介绍，而且独自提出了中国大学应该参考这种模式的主张。而且，在一些细节上，我也进行了有预见性的讨论。比如，吉林大学财政危机的一大原因，就是把当地几所大学合并，把规模办大。这也是当时高等教育界靠扩展规模来向政府要经费的普遍战术。我特别写过一篇《大学不能“大”》的文章，指出大学进行市场竞争，小规模更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我在《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和《精英的阶梯》两书中，对相关的细节问题也有讨论。如今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大家可以看看：当初如果听我一句话，中国的大学怎么会有今天！象夏良业，张维迎等在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至今也没有站出来公开认同在中国的大学实行教育券的主张。
中国的大学要案摆脱现在的困境，首先要问责：看看几年前谁都主张了什么，谁对了，谁错了。应该说，我几乎是呼吁在中国的大学施行教育券的唯一人士。在这件事情上的是非，历史已经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