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武装冲突事件,第1页

鲜为人知：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武装冲突事件
先介绍一个人物。何厚铧　(Edmond Ho，　Ho Hau Wah，1955年3月—)生于澳门，广东番禺人，现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也是澳门华人领袖何贤与夫人陈琼排第12的儿子，在永援中英学校(今陈瑞祺永援中学)完成小学教育，14岁时赴加拿大继续学业，于1978年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工商管理系，回澳后于港澳两地工作，何业务范围如：会计、金融、交通运输、土地发展和公用事业等范畴，因其声誉也是澳门多个金融、慈善、体育团体组织的负责人。1986年起参与中国及澳门的政治事务。何厚铧在1999年澳门特首选举中击败汇业财经集团主席区宗杰，1999年5月15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委任成为澳门首任行政长官。五年任期(1999年─2004年)后在无其他候选人竞逐下连任至2009年。下面的史料来自“何厚铧家族传”。
1952年发生在粤澳边界间的枪战纠纷，后来人们将这次纠纷命名为“关闸事件”，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这座古关闸，是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所以，那时的关闸每月只开放六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
1952年的澳门关闸，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大家都各有四五个哨兵。在澳门西洋兵里，有个黑人兵，而解放军这边，也有个年轻的小战士。1952年7月15日，这只不过是澳门边防线上很平常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两名战士在关闸放哨，见到对方的葡兵有一个竟是黑人。那时的边防战士哪里像现在的拱北海关人员那么见多识广，战士们平时很少见到外国人，而对黑人大兵更是好奇，所以一个战士禁不住用手指点比划了一番，又对黑人士兵露出笑意。倒霉的就是这一笑。对方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战士有意取笑，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黑人士兵怒骂，我方士兵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砰砰砰”！突然间，葡兵们一梭子弹飞了过来，我方立刻做出反应，向他们投去个手榴弹，以示警告。不料，对方火气升级了，又接连发出十多枚炮弹。一时间炮声隆隆，炮弹落在我方前线的民房上，几间民房眨眼间毁掉了……
关闸立刻关闭起来，双方人员都不得进出。可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那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问题。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
澳督觉到事情的严重，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他们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深夜，罗保找到了马万祺，将澳督的意思告诉他，希望他与中共方面联系，寻求解决方法。马万祺便于当夜打电话到广州，向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报告了澳门方面的消息。就在澳门方面紧张地找关系与中方接头时，在广州梅花村30号中共华南分局的会议室里，华南分局也在就此事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主持会议的人，是当时任华南分局书记的叶剑英。
叶剑英在等大家都发言之后，说：“这事件只是个地方事件罢了，用不着大动干戈。”
此时，统战部长饶彰风匆匆走进会议室，附在叶剑英耳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叶剑英点点头，马上对着与会者说：“刚才澳门商会马万祺先生来电话，说澳门当局希望双方接触，商量解决这次事件的办法，我看可以派人去和他们谈。但是目前我国与葡萄牙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不宜与澳门当局直接接触，叫他们委托两位民间代表来与我们谈好了。”
最后会议决定，派港澳工委副书记黄施民和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赶赴拱北，与澳门方面谈判。黄曹二人于当天晚上搭乘花尾渡到了中山石岐，第二天一早又由石岐坐吉普车奔赴拱北关闸，住在海关大楼上。南光公司总经理柯正平，却比他们早一天已赶回澳门。此时知道黄施民和曹若茗已到，便再次驱车来到拱北。澳督府罗保接此讯后，想到的最合适的谈判人选，除了马万祺，就是何贤了。
何贤接到罗保的电话时，正准备上床入睡。罗保在电话中谈了澳督的意见：谈判只求不要将事态扩大，但要避开事件的责任，谁对谁错的问题免谈。　何贤忍不住叫起来：“喂，这没得谈。你碰撞了人家，好话都不说一句，还叫我们怎么谈？”　　罗保也知此事难以搪塞过去，只好说：“贤哥，我也不能做主，您就当帮我解围吧！老实讲，哪一次有麻烦都得劳你贤哥出马，你反正说丑说好都一样解决，不是吗？”
在海关谈判没费多少工夫，不用猜，何贤带来的澳方口信与中方要求相去甚远，当天下午，何贤与马万祺，只得又往回赶，回到家中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何贤顾不上吃饭，马上给罗保挂电话转述中方的态度和要求：“我多跑几次腿没问题，但政府仍是这种态度，跑一百次也没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连美国人都不买账，何况你们葡国人？”
罗保对何贤言语的冒犯并不生气：“我去向总督转述中方的意见，回来再给你打电话，明天说不定还得劳你们再跑一趟。”　　　何贤这边刚把饭碗撂下，那边罗保的电话又响起来了。澳督只是答应了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一条，其余条件都不答应。　何贤对罗保说：“我是看在澳门几十万居民的份上，才答应再去的。你应当多向澳督进言，请他早点改变态度才好解决。”
在拱北，黄施民等人也在与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开会。会上气氛仍不轻松，对立情绪也没有化解，黄施民对大家说：“何贤、马万祺两位先生是爱国人士，他们实际上只是充当信使的角色。无论怎样结局，他们都为关闸事件的妥善解决出了很大力。因此，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热情对待他们。”
次日，何贤与马万祺转述澳督的意见，事态当然不可能出现突破性进展。何贤、马万祺回到澳门后，迅速打电话给罗保，要求亲自见见澳督。罗保联系后回电话说，澳督同意接见他们。在澳督府，何贤转述了中方的意见，澳督听了何贤的话，久久不表态，最后才说：“让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早上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罗保打来电话，说澳督同意了中方提出的全部条件。何贤、马万祺比任何一次都轻松释然地又起程前往拱北关闸。
事后多年何贤回忆这一段历史说：“我那次上大陆做传达，不多不少都去过二十几次，一日两三次的情形都有……那时两国无邦交，我们夹在中间没法明着向谁，自己是中国人，却代表着葡人政府，怎么办？只有两头讲好啦！……可好周总理在广州，他以格外宽容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至此，拖了一个月的关闸事件，终于和平地得到解决。　关闸事件的解决，对何贤的一生来说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此之前，何贤在澳门民间有崇高的威望，而关闸事件之后，他在官方也有了很重要的一席地位。中澳双方都把何贤看作是最合适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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