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富士康---纵向层层加码的压力与横向的碎片化生活

记者金微，实习生卢荣荣
(本文部分内容刊于国际先驱导报，现将采写的原文发表)
5月14日晚，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从宿舍楼顶坠地抢救无效身亡，这是富士康短短5个月来第九例跳楼的员工。
7死2伤的“九连跳”令这个全球最大代工企业深陷舆论漩涡。尽管有和尚行法事、心理干预队进驻、还有员工跳舞自救等方式，但谁也不知“十连跳”什么时候发生。
富士康为何成了“赴死康”？
九连跳后，一种广泛的说法是新生代的80、90后员工集体心理承受力脆弱，是导致跳楼的主要原因，富士康也积极迎合着这种个案自杀，属于“社会问题”的说法。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通过采访富士康前员工、社会学家、卧底记者了解到，富士康设立森严的等级管理制度，层层加码与压力传导下，这已超出了年轻员工承受的底线。而员工在碎片一样孤立与单调的生活、“嗜血的插针机”一样的工作环境中，以及那些不知所措的青春，个人问题往往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逃离富士康？
“我不想成为老油子！”李文逃离富士半年多后，在接受采访时到今还反复念叨过这句话。2007年大学毕业的他来到富士康后，成了新干班的一员。
“新干班”，是富士康对于当年招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统称。在新干班培训过一段时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富士康的“储备干部”，如果生产线上的线长、组长和课长等管理人员出现空缺，“储备干部”就会“转正”，拥有正式的管理岗位。
尽管是管理普工的储备干部，但李文工作得却很不开心。“刚培训那段时间我就感受到了，不是累，而是人和人间的冷漠，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漠侵蚀心灵。”
他说，那段时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公司的老油子，老油子是对富士康老员工的称谓，这一称谓在公司很普遍。“总之这些称为老油子的人很油滑，对同事对下级对客户都很冷漠，他们唯我独尊，尽量推卸责任，他们也不想承担任何过多的责任。”去年，富士康跳楼的人中就有刚进来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看不惯老油子，经常会受到一级一级的批评，压力很大。”
管理者承受的压力可从几名跳楼者窥见一斑。第七名跳楼者卢新被调入富士康龙华园区后，成为制造部的工程师。工程师的一个职责是：控制产品的不良率。一旦产品不良率超过规定，整个部门都要受到牵连处罚。卢新经常为产品的不良率能否合格而提心吊胆。同样的压力也体现在卢新校友刘志军身上，刘志军同事讲述，刘志军生前有梦游的迹象。舍友看到，他曾在凌晨两三点梦游并且在宿舍里拿着拖把拖地。
重压之下，上下级间无和谐可言，而干部对员工则更为冷漠。李文曾在流水上实习四个月，见过许多在机器面前焦虑无奈的80、90后，“有人说我不像富士康的人，因为富士康的干部不会热情。我在实习期间也感受到了员工们没有任何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个人就像是机器运转上的螺丝钉。”
南方周末刘志毅潜入富士康调查后这样描述这里：“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除了消磨的青春，富士康普工们的精神压力也备有煎熬，有报道称最让普工们感受到精神压力的是“陷阱测试”，“线长和管理人员经常会在你全神贯注工作的时候，从你的桌子上拿走一个半成品，如果你没发现，那又要受处罚了。”
卓别林的经典影片《摩登时代》里面曾经用一组镜头，主角夏尔洛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加快的传送带式的作业线上，被弄得精神失常，卷入巨大的机器齿轮中。刘志毅说：“富士康的工人比电影里多遭受的，还有心理的枷锁。”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工人腰上挂着计数器，工作时手举一次，计数器上就多一个数字，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但你无法逃脱。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员工精神高度紧张，整天战战兢兢，生怕出一点差错。
李文说：“来到富士康，大家都是为了钱，这个群体会出现两个极端：有人三个月呆不下去了，但有人能工作七八年。”富士康每天要招聘3000人，这意味着每天有3000人离开。在工作一年半后，李文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同化为“老油子”，成为监督富士康机器运转的一部分，要么逃离富士康。
权衡之下，他选择了后者，成了逃离大军中的一员。
心理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富士康系列跳楼事件后，“血汗工厂”再度成为对富士康的讨伐，不过，李文认为富士康比珠三角血汗工厂还是要规范得多，“至少这里有社保等。”而在富士康卧底的记者也否认的血汗工厂一说。
对于媒体质疑富士康的管理漏洞造成员工工作压力过大，刘坤说富士康正在积极查找管理上的漏洞，而跳楼这种社会现象应由专业的心理专家来剖析。刘坤强调，9名员工坠楼仅属于个案，其中包括婚恋、疾病、家庭背景等诸多因素，是复杂的社会问题。
“同样的80、90后，为什么在其他企业没有发生“九连跳”的员工自杀事件，而唯独富士康？” 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无法认同刘坤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跳楼还可以说是个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员工九个人接连跳楼就很难说与公司管理、公司文化无关了。
在富士康，不仅管理人员与员工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员工与员工间也很少进行沟通，媒体报道称最近发生的第九例跳楼者，同宿舍的人都不知道他的姓名。
在富士康厂内，通常是早上７点半进厂，晚上７点半出厂，除了中午有１个小时的午饭和休息时间外，事实上就只剩下１０分钟上厕所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是绷紧神经干活，一个人干两个人工作在厂内是普遍现象。在富士康，工作也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无法逃逸。
而富士康这么大的厂区居然没有一个老乡会，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
这是一个庞大而无法舒展的机器，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的灵魂。
刘志毅说：“工人和工人看到的都是彼此相同的影子，这样单一的社会关系之下他们成了一个个孤立的点。在几十万人在厂区里面，人海茫茫，彼此都是互相的影子，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富士康远远超过80、90后认知的压力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者各有原因，但寻求自杀的原因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有的人因为贫困而坚强，而另外一个人可能会因为贫困而自杀，其实贫困是跟自杀没有关系的。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发现，在不同的群体中人们的自杀率是不同的，心理学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需要从社会学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自杀分成：利他自杀、利已自杀、迷茫自杀。利他自杀是个人与社会整合过分紧密，而利已自杀则没有整合社会。
这与涂尔干的“自杀论”不谋而合，涂尔干认为“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而他提到自杀最主要的障碍，就是集体——这个“集体”在涂尔干的理解中是将个人处于一个网络中，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多，他在社会承担的就越多，这样当他产生自杀的念头时，他对世界留恋的就越多。另外当他的社会关系越复杂，他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对他支撑的这张网就可以对他有更多的分散缓解的功能。
在富士康龙华工业区，尽管有30万员工，但他们完全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他们像碎片一样活着。夏学銮认为，自杀更需要从富士康和其职工的关系上找原因，“当外界客观的压力大于主观认同的压力后，这个人的认知能力容易脆化，而富士康的员工压力远远超过80、90后认知的压力，这是富士康森严的等级管理制度导致的结果。”
逐级向下尽情传递压力是中国的社会现象，但在富士康森严的等级管理制度下表现的更加明显。
学者夏河年分析认为，知识产权意识的薄弱和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全线崩溃，是九连跳的经济基础。而低低利润率前提下保持贸易顺差原因只有一个：剥削工人。利润率的代工企业，只会逐级尽情向下传递压力，传到最底层的工友时再也传不下去，此时，抗压能力差一些的，只要一阵风就能将他从７楼楼顶上吹下去。“富士康跳楼现象归根结底却是压力逐级、尽情下传引发的惨剧。”
对此夏学銮同样指出，“充满冲突的社会体系、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和非人性化的文化制度，企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缺乏，是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的深层原因。”
（李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