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这一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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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
张国焘走下坡,也影响到军统局中中共叛徒们的处境。军统各处室,可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军统基干人员,一种是“来归”人员。大至开会、交友、聚餐,小至散步、串门、看电影,都是各自扎堆,壁垒分明。军统基干人员虽然业务纯熟,但素质很低,只会盯梢、捕人、偷窃机密文件,他们对国家大事根本不去关心,有的甚至连报纸都不读。这些人还喜欢拿“来归”人员开心,有事没事就与他们辩论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孰好谁劣,经常搞得“来归”人员无地自容,下不了台。
张国焘心里也承认前途暗淡,他对一些亲信讲:“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没什么出路。要在国民党做点事,第一要有大学学历,第二要起码懂得两国语言,第三还要有要人是你的亲戚,提拔你。做做一般的事,有点饭吃就行了。”
投奔他而来的两个中共叛徒心灰意冷地放弃了宦途,开始“练摊”。何畏在重庆歌乐山办起农场,喂了几百只鸭子,养鸭卖蛋以挹补生活的不足。官至军统华北联络站站长的朱德崇利用特种工作到敌占区之便,贩卖西药,套取差价,打算一旦攒足了本钱,即脱离军统,或者下海经商,或者出国讨生活。
不甘心沦落受辱的张国焘转而寻找其他出路。
1940年,张国焘由蔡孟坚搭桥攀上了江西萍乡老乡甘家馨(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然后又由甘家馨引见给国民党中组部部长朱家骅。朱家骅看到张国焘处境狼狈,又同为北大校友,心生怜悯,安排他到反共设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以为时来运转,可以大展拳脚,谁知这个委员会纯属摆设,“无计可设,无公可办”,委员们每日到会一二个小时,闲谈一番,然后散去,只图领点干薪。
1941年,张国焘被蒋介石推荐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议员。
戴笠一直把“为领袖分忧”当作自己的职责,于是亲自上阵,一方面召集张国焘等与军统有关的参政员开会,商量办法,分配任务,另一方面则拿出大笔经费,安排大批美女,用钱色来打通关节和收买有关人士。
张国焘也想有所作为,可是他的名声太臭。首先是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提名中共叛徒为参政员表示强烈不满。毛泽东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国民党进行交涉,其原则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继续维持国共合作,就请自动撤销张国焘参政员的资格,否则,中共代表团将拒绝参加会议。周恩来致函国民党代表张冲,提出不同意张国焘、叶青出席国民参政会,并请他将中共的态度转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和。由于蒋介石的坚持,张国焘仍然参加了于1941年3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其次是各界人士都耻于与张国焘为伍,对他不约而同地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多以党派为主。他被共产党开除了党籍,羞见故人,看见了中共参政员就避开,不可能与他们一起活动;他与青年党、民社党素无关系,掺和不进去;他只能列入无党派人士之列,而无党派人士均为社会贤达或各界名流,特别讲究名节,连招呼都不肯跟他打。
由于处境孤立、说话没有人听,张国焘心生怯意,一改过去无会不到、无到不言、无言不厉的活跃作风,变得瞻前顾后。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派他以无党派人士与会,就是希望他以民意代表的超然身份,在政坛上充当一门攻击中共的大炮,但是,他却言欲说而嗫嚅,足欲行而踟蹰,采取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姿态。
张国焘连任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议员,每次都形单影只,不能完成国民党交付的任务,气得蒋介石大骂自己“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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