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历史原型

晚清危机重重，要想完成现代化的全面司法改革，必须有四件事情作为前提保障。一是碾灭社会革命，防止现有体制被摧毁。二是抗拒、拖延、软化西方入侵，避免国家被瓜分或被操纵。三是消减守旧势力，使其成为稳定器，又不至于拖后腿。四是抑制激进改革派，使其冲击旧事物，又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有这四件事在先，才可能给稳健改革派腾出空间，按部就班地出洋考察、向内移植、最终构筑全新的中国现代司法体系。
环视清廷上下内外，胜此大任的惟一希望，全在风烛残年的慈禧太后身上。这个老太婆能否胜任，历史事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上的慈禧，仅以文艺镜像上的慈禧做凭证，我们会对这个答案感到诧异。所以，为了说清现代司法制度何以起始于晚清，我们只能撇开根深蒂固的文学影响，来看一看慈禧的历史蓝本。
慈禧生于1835年11月，夺权于1861年11月，死于1908年11月，所以寿命整整74年，掌权整整47年。慈禧的时代，中华民族处在重大抉择的十字路口，她的奋斗没能给万里家国带来荣耀，相反屡战屡败，因此，人们忘记了她曾在狭窄逼仄的空间里，为中国拉开了现代化的帷幕，只在她的文化镜像中贴上了四大标签——残暴、专横、昏庸、腐朽——这种简单化的标签归类法，不能说全错，但至少可以说不全对。
先说“残暴”。可以说，帝制时代有作为的君臣，如果清算起来，无一不有两本账目，一本是功德账，一本是残暴账。唐太宗是仁君，前提却是玄武门同室操戈。乾隆是义主，但在镇压人民起义问题上毫不手软，措施严厉，甚至大兴“文字狱”。那个时代的王侯功德，基本都建立在残暴之上，无论朝廷内外，只要有政敌出现，早晚是肉体消灭。慈禧生活在帝制时代晚期，想维持江山社稷，残暴是必然的手段。
但慈禧是否像文学作品里的描述得那样残暴，我们可以客观考察一番。毫无疑问，对太平军，对捻军，对末期义和团，她的确果敢而残忍，这是她维系家国秩序的第一任务。施仁政而稳定社会，那是资产阶级向帝制历史学得的一条经验，无法苛求帝制时代的老太后能通晓其意。何况资产阶级发展到了20年代，也没有弄清子弹和救济金究竟哪个更合算，所以胡佛总统才会去镇压美国老兵。不过，说慈禧对统治阶级内部也实施残暴政策，这纯粹是文学家和批评家的臆想。残暴可以打江山，但坐江山依然残暴，只会把自己埋葬，哪怕是为了革除旧疾。这个道理，许多王者不知道，但慈禧眼见过前车之鉴，早早懂得了这个道理。那时有一位重臣，叫“爱新觉罗?肃顺”，官至户部尚书兼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财政部长、国土资源部长、民政部长、劳动部长、农业部长、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集于一身，而且还代总理，可谓大权在握，威风凛凛。他建议咸丰皇帝，打破持续200年的种族歧视，启用湖南汉将。他用大刀阔斧去整顿吏治，杀了一批大贪，废了一大批小贪。他削减满族福利，为的是改变八旗子弟游手好闲的作风。但是，肃顺失败了，他做的是好事，可是太残暴。钦差大臣耆英在天津与英法联军谈判，遇到麻烦做不了主，情急之下没先请旨便进了京城，肃顺毫不通融，杀了这位皇族老将。在科举替考弊案中，肃顺顺藤摸瓜，查得司法部领导罗鸿禩为弟弟罗鸿绎舞弊，托国防部领导李鹤龄给国务秘书蒲安递条子，让柏葰总理的门卫靳祥撤换试卷，取中其弟。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肃顺亲去菜市口做监斩官，杀了两袖清风的柏葰。柏葰的遗言是，“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果然，仅仅3年之后，肃顺在菜市口被斩，天下欢然。而杀他的人，是他一心想杀掉的慈禧，这便是“辛酉政变”，慈禧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慈禧发动政变，是夺权自卫，她不杀肃顺，肃顺必杀她。英法联军在通州击溃清兵时，咸丰要北撤承德，慈禧坚决反对，求丈夫留京督战，与洋人决死。肃顺认为这是“忤旨”，是女人干政，建议学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咸丰心太软，慈禧捡了条命。
咸丰临死前，委任肃顺、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中央警备局局长景寿、还有4位军机大臣做“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视慈禧为祸水，多次商议诛杀慈禧。所以对慈禧来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无所谓残忍。而她在处理八大臣及其党羽时，却汲取了肃顺失败的教训，特以宽大示人。
清廷议定：肃顺是“大逆”罪，刑罚是凌迟，碎尸万段，不得好死；郑亲王和怡亲王要砍头；其他5位大臣撤职，发配新疆充军；其党羽株连一大片。但慈禧决断为，肃顺降为砍头，载垣和端华自己了断自己，留下全尸，景寿撤职，但保留公爵爵位，其他3位大臣撤职便罢，只有1位大臣撤职后去新疆支边，他们的党羽，撤职6名官员，5名太监轰出宫去。
也就是说，整个“辛酉政变”一共处理了19人，其中仅3人被杀。
要知道肃顺为“科场舞弊”杀了4人，门卫靳祥另死于狱中，另有7人革职，一共处理了91人。所以中外古今，像“辛酉”和“戊戌”这样的政变，惟有英国和泰国可以寻得。这种宽忍和随后出现的“同治中兴”，使慈禧的人气窜升，时称“女中尧舜”。
再说“专横”。在这方面，文学佐证更多，但却多半失于简单化和脸谱化，比如说慈禧“垂帘听政”，飞扬跋扈，窝囊死了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女强人的人生悲剧。丈夫死的时候，她才26岁，贤妻做不成了。紧接着政变成功，她一心想着与男人们较量，无心去做良母。可以说，做母亲这个问题，慈禧对不起同治。但如果说同治19岁病死，是慈禧虐待而死，那是小说电影看得太多了。
慈禧有一名御前女官，叫“裕德龄”，是英文和法文翻译。裕德龄在《舐犊情深》里回忆说，慈禧每逢同治的生日忌日，总是整日静坐，想着儿子的每一件琐事，脸上满堆阴沉愁苦的颜色，眸子里盈满苦泪。有一次，慈禧来到存放同治遗物的宫殿，一件件摩挲儿子小时候穿过的小袍小褂，喃喃地说，“他的仪表大方和华贵是人间不易见到的”，但“相貌好看是不值得称道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孝顺和守礼”。据说，慈禧伤心得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最后才发出惆怅而柔软的声音：“要是我的孩子还活着，我想，凭他那样的聪明果敢，必然大有作为，我们的国家在他这样一个贤能的人君统治下，必不至如此糟法。屈指算起来，到今天，他已经有56岁了。”类似的记载，《清稗类钞》中也有。这些记述，与我们从文学作品里获知的慈禧，天壤之别。
对于光绪，裕德龄在《瀛台泣血记》里记述，他4岁进宫时，慈禧反复叮咛勤务员，要他们向光绪灌输，说他不再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而是皇太后之子。在这一点上，慈禧确实过分。她不许光绪出宫与父母见面，婉贞多次带着儿子喜欢的零食进宫探望，都没能见到孩子。直到婉贞病危，光绪才获准出宫探望。
奕譞是咸丰七弟，是他给慈禧出主意，要她找六哥奕发动政变。婉贞更是亲人，是慈禧的妹妹。慈禧因此才萌生了把光绪当儿子养的天真想法，她要重新做一次母亲。所以在裕德龄笔下，慈禧“专横”地爱着光绪，把不曾给予同治的爱，全部给了光绪。
光绪刚进宫时，慈禧亲自为他打理生活。光绪瘦弱不堪，慈禧便要御膳房荤素搭配，照顾光绪少食多餐。光绪肚脐生病，慈禧天天给他擦洗，衣服一日三换。光绪怕雷，每逢雷鸣电闪，慈禧便把他抱进怀里，紧紧搂着，再轻拍入睡。
进宫第2年，慈禧亲任启蒙教师，教光绪识字，亲授四书五经。后来，慈禧精心挑选，确定大学问家翁同龢为帝师。慈禧仍不放心，经常去视察，而光绪放学后第一件事便是，去西太后那里背诵当天的功课。
这种爱，有时会显得过分，看起来更像是迫害。比如说大婚，慈禧竟把弟弟桂祥的女儿，强行嫁给光绪，也就是隆裕皇后。但光绪和皇后并无共同语言，后来渐渐爱上珍妃。而慈禧处死珍妃，成了她专横跋扈的另一个证据，是恶婆婆虐待小媳妇。
其实，慈禧一度非常喜欢珍妃，喜欢她有头脑，求上进，而且在她身上，常常能看见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因此对其女扮男装，以照相取乐，甚至无视祖制，越级乘车，留宿养心殿，没做太多干涉。她与珍妃第一次剧烈冲突，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那时，在以光绪为核心的“帝党”中，珍妃和她的哥哥志锐是积极分子，是主战派。1894年11月，北洋水师惨败，颓局不可收拾。慈禧惩治光绪不妥，便把怒气集中在珍妃身上，认定其媚主专宠，惑主干政。此外，她还发现，珍妃曾通过太监，卖官鬻爵。于是慈禧“痛责”珍妃，致其人事不省，尔后将其降为贵人，还撤了志锐在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的副部长职务，发配乌里雅苏台，志锜逃亡上海。
珍妃不是一般女人，对政见执着而不怕死。“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夺了光绪的权，珍妃本已自身难保，可还是冒死去为光绪求情，结果被打入冷宫。再后来，八国使馆卫队杀入北京，要惩办“后党”，拥戴“帝党”，慈禧终以你死我活的态度，把25岁的珍妃草草推入井中，挟帝西撤。
这样看来，慈禧杀珍妃，并非像坊间传说的那样，仅仅是一场女人之间的无厘头的嫉妒和纠纷。一如杀肃顺一样，是一场生死角逐。与其说慈禧杀死的是珍妃，不如说杀死的是另一个年轻的慈禧，一个雄心勃勃的女政治家。
提到珍妃，总有人喜欢把李翰祥《垂帘听政》中的丽妃扯进来，佐证慈禧专横。在这部电影中，慈禧把丽妃的胳膊腿全剁掉，躯干塞进大瓷瓶，只露脑袋在外。实际上，这是吕后对付戚夫人的故事，李翰祥把它挪用到慈禧身上，以虚构她的嫉妒和狠毒。其实，慈禧没干过这档事儿，而且对丽妃超级好。
慈禧大丽妃两岁，两人一起选中秀女，伺候咸丰，慈禧封“兰贵人”，丽妃封“丽贵人”。后来，慈禧封“懿嫔”，丽妃封“丽嫔”。再后来，丽妃生皇长女，晋封“丽妃”，慈禧生皇长子，晋封“懿妃”。丽妃并非像电影里那样能歌善舞，相反体弱多病，药不离身，所以慈禧没机会像电影里那样嫉妒，相反对其倍加爱护。她以同治名义，使其越过“丽贵妃”一级，直接晋封“丽皇贵妃”。最后干脆降懿旨，封之为“丽皇贵太妃”，地位仅次于皇太后。
丽妃54岁病逝，金棺葬在东陵。在其中定陵的妃园寝后院，一共有3排15座宝顶，丽妃的宝顶排在首排正中，是园寝最尊位置。对于丽妃的皇长女，慈禧封其“荣安固伦公主”。清朝制度规定，皇后的女儿才能封“固伦公主”，妃的女儿只能是“和硕公主”。可见，慈禧对丽妃母女都很够意思，所以通过文艺作品来学习历史，很成问题，会影响对世界的认知。
对慈禧的“昏庸”之说，最强的标注是说她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游乐。
这段历史，说起来复杂，并非传说的那样简单。而且，有一个重要细节一直被忽略，那就是，慈禧到底是为了在颐和园享乐而耽误了北洋水师发展，还是因为清廷危机重重而有意限制李鸿章膨胀，免得节外生枝。如果是后者，说明慈禧不但不昏庸，反而过于聪明。李鸿章以淮军起家，凭借军事实力，跃入岌岌可危的中央，颇受多方猜忌和挟制，其中也包括慈禧的慎用。因此，适当限制他的北洋水师，另有深意，否则为什么偏偏挪用海军军费。
顺便说一句，奕譞和李鸿章修复清漪园，康有为提供的模糊数字是，挪用3000万两白银，但王道成近年来遍查皇家档案，发现很不准确，实际挪用数字是550万。当然，抽走550万，也不是个小数字。丁汝昌想买速射炮，只需60万，却没得到批准。那么慈禧为什么非要从海军军费里抽头，笔者的推测是：
一、北洋海军已在1888年铸就，军舰多达25艘，居亚洲之首，全世界第八。如此威风堂堂，足以高枕无忧，腾挪些银两他用，无碍大局。二、如果不抽出一些钱，任其膨胀，可能会造成李鸿章拥兵自重，给内河和北京造成危险，所以特从1888年高枕无忧开始，全面修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焚毁的清漪园。三、1889年，慈禧“撤帘归政”，光绪情愿给姨妈改造出个颐和园，让她住得离紫禁城越远越好。四、军力判断失误，没把日本海军放在眼里，想在颐和园一边庆祝太后六十大寿，一边听到日军惨败的消息，来个“谈笑间，强橹灰飞湮灭”。
对于甲午海战，珍妃兄妹、光绪、翁同龢都低估了日军实力，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清朝必赢。这从足以说明，对甲午局势判断失误，并非慈禧昏庸所致，当时没有人相信日本这样的撮尔小国能打败大清帝国。此外，对于中国人而言，六十为一个甲子，所以60岁生日非同寻常，慈禧的60岁生日就更关乎国家颜面，是甲午头等大事。日本预见到这一点，所以判断“慈圣庆典，华必忍让”，于是择取这一年发动了海战。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军事背景下，有人提议，“撙节庆典费用以供战费”，慈禧怒言：“令吾不欢者，吾必令彼终身不欢！”
这句话，过去仅仅被理解为昏聩不知轻重的疯话，其实它是双面语，一面是说给大臣和奴仆听，一面是对日本人的诅咒。当慈禧发现北洋水师不敌日军，她并未像后人讹传得那样，执意要在颐和园受贺，相反，大典改在了紫禁城宁寿宫。
至于“腐朽”说，更是因为慈禧的文学形象而得到加固，仿佛在改革和守旧问题上，慈禧是“顽固派”，从来都反对改革。这是大谬不然的，慈禧一上台就启动了“洋务运动”，大搞经济改革，仿效西方技术，被守旧派指责为“用夷变夏”。对于改革和守旧，她采取的是平衡法，鼓励“洋务”，但不让它走得太急，重视守旧派，但阻遏他们打压改革。
奕要建“天文算学馆”，在进士和举人中选拔学员，遭倭仁总理反对，理由是，科举出身的人向洋人学习天文和数学，简直是斯文扫地，国之大，人之多，只要去找，一定能找到精通天文和数学的中国人。慈禧逗他玩儿，说您找几个来给咱看看，咱自办一个“天文算学馆”，搞个中外竞争。倭仁找不到，慈禧便建议他别老窝在皇家图书馆看《四库全书》，不如去总理衙门干干，了解了解世界。那个时候，总理衙门是“洋务”的核心机关，倭仁是宰相级高干、同治帝师、皇家图书馆馆长，觉得自己去总理衙门，是天大的耻辱。他奏请慈禧收回成命，慈禧不允。倭仁很受伤，在给同治上课的时候，大哭了一场。
正是这种有力而适度的支持，清末经济改革才得以实施，这便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近些年，许多评论家让了一步，相信慈禧早年确是改革者，但晚年仍是“顽固派”。其实，慈禧晚年越来越迷恋权力是真，对义和拳和外国使馆的认知也有极大失误，但言其是保守派，没有事实根据。果真如此的话，她便不会在“庚子事变”之后，以垂垂暮年之力，启动更为壮观的晚清新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全面修订新法。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革中，她派员出洋考察和学习，鼓励农工商发展，训练新式军队，废止千年科举，兴办新校和女校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才发现，她一辈子屡屡向西方列强宣战，但屡战屡败，几乎每一个10年都要被迫缔结一揽子战败协议，结果反倒是新政带来了和平，为中国实现制度现代化赢得了时间。晚清最后10年，没再爆发大规模中外战争，意在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全面修律运动启幕而作。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腐朽”之人可以使得，相反差不多堪称“不朽”了。
耐人寻味的是，慈禧的文艺形象和她的历史蓝本能拉开距离，正是由于她在司法改革中期解除了报禁。她搞“洋务”，守旧派恨她。洋务派多是大商人，有思想压力，讲究多做少说，守旧派多是大儒，有充分的闲工夫口诛笔伐，所以骂慈禧的声音比赞她的响亮。慈禧搞垮了“帝党”和戊戌变法，激进派厌恶她。“后党”多为务实派，承受着民间指责，大多三缄其口，“帝党”多愤青，有浓烈的爱国激情，个个文才飞扬，酷爱表达和启蒙，所以批判慈禧的文字比颂扬她的有力。慈禧镇压革命，孙文视之为死敌。最终，保皇党失败了，国民党夺了天下，自然慈禧成了一代妖后。
所以早在清末民初，慈禧已经被文化产品妖魔化了，而她解除了报禁，恰为这些言论提供了传播渠道和生存空间。及至1957年，中国作家协会《新观察》杂志连载舞蹈家裕容龄的《清宫琐记》，有位历史学家很生气，发表了《那拉氏反动的一生》，说裕容龄掩盖了慈禧的反动本质，从此给慈禧定了性，其文学形象越变越坏，离历史蓝本越来越远。
在所有这些批判中，或多或少还浸染着男权思想，认为慈禧是女流之辈，不配治国。对于这位满族女人的文化水平何如，多数专家也是含糊其辞，不愿承认她的实际水准。如果这些偏见得不到澄清，我们便无法理解，一个没文化的反动老妖婆子，怎么可能推动蔚为大观的全面司法变革。固然，慈禧的问题也大，针对修律而言，摆在她面前的困难很多。其中最为困难的是，她必须首先与自己头脑中固有的自大、冒进、独断做斗争，而且必须在“新政”彻底完成之后再死去。其中任何一个链条断裂，都会功亏一篑。也就是说，当她摆平了自己，改革就向前发展，当她被自己牵制，社会和改革就会付出代价。
那么，慈禧这个老太太能不能战胜自己，最终战胜敌对势力，成为清末新政和全面司法改革的总舵主呢，且看下月专栏细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