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各朝书法概述

先秦书法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文字起源很早。在传说中多把仓颉作为造字人，据说他“生而能书，及受河图录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充满神话色彩。现在所见到跟汉字起源有关的最早实物资料，是距今六千多年的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迹号陶文。
中国书法艺术只有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才能产生，商代的文字已臻于成熟，已成为纪录语言的工具。从商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可以看到在书写上已具有了用笔、结体和辛法三个方面的书法要素。
甲骨文是在龟甲和兽骨上用尖利的工具锲刻的，在甲骨上也可看到用类似毛笔书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甲骨文并非商代文字的全部，那时候的文字也出现在铜器、陶器和玉石上等。晚商的青铜器上，铭文少则一两个字，多则几十个字，字数较多的如《戊嗣子影》、《宰甫卣》、《小臣缶方鼎》等，其特点是笔划尖峰，中肥，收笔处时有波磔。
如果说甲骨文为商代书法代表，金文则是两周书法的代表。金文发展到了两周，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其形体的多样化，被后世举为大篆的典范。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室权利的衰落，诸侯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但与两周器相比，制作已经简陋，铭文内容减少，列国间金文也还相差不远，北发的晋国出现了尖颔肥腹，形似蚯蚓的文字，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的文字，在字体上常常见到用鸟形加以装饰的鸟书，笔划多加曲折和拖有尾巴。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有大量完整的墨迹，有字较多，如近年出土的盟书、帛书、竹木简牍等，都是研究此时书法极为引人注目的宝贵资料。
秦汉书法
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变迁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时期大篆经过简省而创造了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进入章草阶段，随着隶书和草书的发展，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更为重要的是，这时期“书法渐成艺事”，书法家也随之大量出现。
小篆在秦代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等。它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而俊逸，体态典雅宽舒，是一种很美的书体。流传至今的秦代刻石小篆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均为李斯所书。秦代篆书还有权、量、诏版上的刻字，由于刀刻的局限，同时受民间书风的影响，风格比较质朴率直，笔画结构方折，无圆转流动的笔势，线条瘦硬，棱锋峭丽。秦代的墨迹，今天可见的有简书和帛书，从这些墨迹中可以窥见秦篆用笔的情况和技巧。
汉代基本上继承了秦代的制度，文字亦承秦代八体。但汉通行的文字有小篆、隶书和草书。小篆在汉代用于高级的官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如天子策命诸侯王、柩铭等，此外还用于金石刻辞。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文书、一般经籍和碑刻的书写。草书，用于较低级的官文书和一般奏牍草稿。
西汉至今未发现巨碑大碣，刻石都比较小而书写草率，纯正的小篆仅见于《鲁北陛石题字》、《祝其卿坟坛》等石刻。东汉立碑风甚，隶书石碑亦随之出现。著名的篆书碑石有《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袁安碑》、《祀三公碑》等。东汉碑额上的篆书是最具风采的汉篆。其或方圆结合，婀娜多姿，如《景君碑》额；或结体茂密，笔划浑厚，如《韩仁铭》额；或结构方整，笔划疏宕，如《郑固碑》额；或风格华丽，笔划流丽，如《孔宙碑》额；或体态奇肆，笔划矫健，如《张迁碑》额等等，皆各具面目，无一相似。两汉砖瓦文字，大都为篆书，以示庄重。
隶书的起源，可上溯到战国时期，秦代已普遍流行于民间，到西汉已达到成熟阶段，成为汉代的主要字体。
秦到西汉初期，是隶书的“古隶”时期，即篆隶嬗变时期。结构方圆相辅、疏密相承、用笔圆转的特征已消失，多用顿挫的直线，已见波势的雏形。到了西汉晚期，古隶已完成了过渡的使命，成为成熟期的隶书，其特点是点划的俯仰呼应的产生，笔势波挑姿态的确定，形体逐渐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
汉简是汉代隶书最丰富的宝库，如居延出土的《尧典》、罗布淖尔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等等都是整饬的隶书。汉代隶书墨迹还现于陶器、漆器诸物上的题字。最能代表汉隶成就的，应是东汉的碑刻隶书。
汉代碑刻流传至今的已有数百种之多，有的原石已佚，仅留拓本，如《华山碑》、《刘熊碑》等，有的仅存残石，但原石保存至好的也为数不少，这种碑刻上的书法，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字形方整，法度严谨，波磔分明的整饬隶书，另一类是书和刻都比较随意，法度不十分严谨，而有放纵自然意趣的隶书。
隶书到了汉末，由于过于讲求装饰性，挑脚都成了方棱形状，波势矫揉造作，结构板滞，往往千篇一律，缺乏生气，开始走下坡，到了魏晋，更是江河日下，这样，隶书的衰落，楷书取而代之成了必然趋势。
秦汉时期，书法艺术的另一重大成就是草书的发展。汉代的草书，多是隶书的简易、急速的写法，有人称这时的草书为“草隶”或“隶草”。东汉时期，草书逐渐出现波磔，后来称这种草书为“章草”。东汉是章草的繁盛时期，章草名家辈出，如杜度，崔瑷、崔寔、张芝等。章草书，过去仅见于摹本和刻帖，由于辗转相摹，已难见原貌，近代汉简大量出土，才显现出原来的面目。
秦汉时期，书法地位初立，书学尚未确立，所以学者对书法艺术尚未进入系统研究和探讨，书法理论处于初萌阶段，故流传于后世的书法论著多不可靠。
魏晋六朝书法
魏晋六朝的书法是各种书法交相发展的时期，隶书继续走汉末程式化的末路，楷书逐渐发展成熟，草书经章草时期发展为今草，行书在楷隶的递变中由发展到成熟。
魏晋六朝的书法大略可分为两个时期：魏、西晋为前期，东晋、南北朝为后期。魏晋的隶书为通行书体，当时碑碣都用隶书，《上等尊号碑》、《受禅表碑》均为曹丕称帝而立，是典型的官隶书，书体方正，气势庄严。这时民间流行的楷书逐渐发展完备，开始取代隶书。
楷书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于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减省隶书波磔、笔划的楷书，更便于消息的传递和军令的发布，而书法本身发展的规律是由繁到简的过程，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楷书的形成，是和隶书的相互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楷隶的递变，我们可从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泰始五年简、晋人写《三国志》残卷等书迹中了解其全过程。
草书是这一时期的另一成就。草书到汉末流行愈来愈广，面貌也日益增多，这时就需要有一个标准的写法，这样，笔划带波磔的“章草”就应时而生。章草到了西晋时逐渐起了变化，开始向“今草”转化，即不带波磔的草书。由于隶书的衰颓、楷书的兴起，章草向今草转化成了必然的趋势。魏晋是章草和今草的交替时期，到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逐渐定型，今草删除章草的波磔，加强了用笔的使转变化，既有转折而笔势又连绵不断。由于结构、体势的变化，又富于流动而有韵致，使草书发展到更高更美的艺术水平。
行书产生于汉代，发展成熟于魏晋，行书成为一种书体，与楷书的产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钟繇善楷书，楷书“务从简易”即成行书，随着楷书架势、笔划顿挫的定型，行书也渐趋定型，时间大约是在东晋。行书经王羲之的创新，成为士大夫中最为流行的一种书体。王羲之脱尽魏晋以来用笔滞重的写法，创造出俊逸、雄健、流畅的书风，从此，行书成为中国书法艺术重要书体之一，流传至今。
书法发展到东晋和南北朝，与绘画并列为艺术珍品，搜集珍藏法书成为时尚。当时书家对墨迹珍重备至，经常把玩。晋之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晋人书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俗好清淡，风流相扇，志轻轩冕，情鹜皋壤，机务不以经心，翰墨可是假手，或品极于峰杪，或赏析于毫芒，至乃父子争胜，兄弟竞爽，殚精以赴，疲神靡辞，以此为书，宜其冠绝后古”（见《书林藻鉴》）。
魏晋六朝书论盛行，也促使了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流行至今的论著有：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势》；北魏江式的《论书表》；南齐王僧虔的《笔意赞》、《论书》；梁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陶弘景《论书法笺启》；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
在书法用具上，这一时期，造纸材料和技术发展，使纸得到大量生产和广泛应用，已取代竹木简和帛书。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有韦仲将的制笔方法，他选用兔毫和羊青毛，使其软硬相辅，用起来更得心应手。东晋时笔有“鼠须”、“鸡距”等种类，《笔经》传钟繇、王羲之皆用鼠须笔。
南北朝是楷书百花齐放的时期，楷书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到了东晋已逐渐成为通行的书体，南朝宋刻石大都运用楷书，北朝碑刻比南朝更为丰富，尤其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为精彩。正是由于楷法尚未定型成矩，其体势以至笔法可任书法家自由发挥，不受成法所限，所以南北朝书法千变万化，琳琅满目，并不是偶然的。
魏晋六朝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期，在复杂的历史时代中，发展完成了楷、草、行等书体，产生了像钟繇，王羲之那样伟大的书法家，创作出了光彩夺目、五色缤纷的书法作品，从而开拓了唐代书法的鼎盛局面。
隋唐书法
隋代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虽然只有短短十七年，却上乘魏晋六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调整趋向规范的新局。著名书法家有智永、智果、丁道护等人，欧阳询、虞世南历仕陈隋，严格说来也属于隋代书法家之列。智永闭阁学书三十年，秃笔成冢，所书《真草千字文》八百卷，分藏浙东诸寺庙，流传到北宋后期，宣和内府中存有七卷，南宋以来，仅一卷流传。沙孟海先生从字体结构上作出分类，阐述隋代真书承上启下的来龙去脉：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第二，峻严方饰一路，从北魏出来，以《董美人》、《苏慈墓》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第三，深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殊经碑》出来，以《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运笔细挺，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薛稷、薛曜）。
唐代在我国历史上是统一强盛的帝国，文学艺术繁荣兴盛，书法也达到鼎盛时期。唐代书法以具有雄厚的民间基础，加之统治者提倡，官府社书学，使之成为专科。李世民本人也喜爱书法，曾拜虞世南为师，遍搜二王墨迹，潜心研究，故书法修养很高。《晋祠铭》、《温泉铭》即是他的手迹。欧阳询父子、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兄弟，是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传世碑刻有《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皇本诞碑》等，其子欧阳通有《道周碑》等，多是楷书，其书法妍紧技群，劲险刻厉，墨迹有《草书千文》残本，《行书千文》全本，《楚奠帖》等。
虞世南唐初与欧阳询地位相伯仲，评者谓“萧散洒落，真草惟命，如罗绮娇青，鹓鸿戏沼。”有《孔子庙堂碑》传世。
褚遂良源出于虞永兴，又进入王右军堂奥，故有“字里金生，引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之誉。
盛唐时期，通过欧、虞、褚诸家远追王羲之的势头依然连绵不绝，楷书虽难接踵初唐，但草书却有了新的发展。开元大书法家张旭在今草基础上发展而为“狂草”，使草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颜真卿一生勤于书艺，真行褚体传世也最多，“真卿真行书，锋绝剑催，惊飞逸势”，传世作品有《多宝塔碑》、《颜家庙碑》、《麻姑仙坛祀》、《颜礼勤碑》等，并有行草《祭侄文稿》、《自书告　》等等。
释怀素承颜氏而笔法源于张旭，今、狂草兼优，为张旭后草书又一大家，有“以狂继颠”之誉。
晚唐书法趋于盛极而衰的境况，只是柳公权本出于颜而能自出于新意，即以骨法为尚，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有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传世。
唐代写经书法亦十分精良，虽信笔出之，但笔法精到，可见当时民间书法也是高手林立。
五代的书家和传统的作品寥若星辰，可提的人物有杨凝式，他对五代书法做出了特殊贡献，《唐讨外传》谓“凝式笔亦遒劲，师欧阳询、颜真卿加以纵逸”，草书天真烂漫，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传世作品有《神仙巨居法帖》、《韭花帖》、《夏热帖》等。
宋代书法
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菁菁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是为《凉化秘阁法帖》。有了帖，便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
北宋书法家历来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从他们的生活年代来看，自真宗朝到徽宗朝，经历了北宋的大部份，从书体看，行草、楷各体具备，四家既是同代人，又有先后，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论评，各自都体现了“用意”的特色，发挥了各自的个性，体现了书法的意境、意趣。苏轼早期字《兰亭序》，后学颜真卿、杨凝式、李邕等，擅长行、楷，而以行书最多。楷书有《柳州罗地庙碑》、《米乐亭记》，行书有《赤壁赋》、《黄州塞食帖》、《李白仙诗卷》等。黄庭坚草书优于行书。四家独黄庭坚以草书雄视当时，沈周称他“草圣”。《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帖》是大草，中锋侧锋并用，笔法变化丰富。米芾学书勤奋，师承广泛，“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时人称“集古字”，《蜀寺帖》、《苕溪诗卷》达到了米芾行书最高成就。蔡襄一生仕途顺利，对书法尤其是楷书下功力很深。而从留下来的蔡襄墨迹看，其笔势最优，如他的行楷字《橙心堂纸帖》、《虚堂帖》、《山堂帖》、《大　帖》，行草《脚气帖》、《中间帖》、《扈从帖》，草书《入春帖》、《陶生帖》等，湿润婉转，韵味蕴藉。北宋影响较大的书法家还有薛绍　、蔡京、赵佶、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等。
南宋的书法，行书成就比较高，赵构、张昂之、陆游、张孝祥、范成大、赵孟坚等，都是当时有影响的书法家。
综观宋代书法，尚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宋书不是简单否定唐人，也不是简单回归晋人，禅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下，宋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胸次高，读书多，见识广，诗词、音乐方面的功力也为前人所不及。
元代书法
元代书法，追求复古模拟道路，并得到各帝王的支持。在元代复古等帖的风气之中，赵孟頫起着带头的作用。他的篆书法《石鼓》、《诅楚》，隶法梁鹄、钟繇，行书取法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则振兴章草。在他的影响下，元代书家如邓文原、鲜于枢、康里巎巎、方从义等人都爱章草，形成了一个章草复兴期，并一直延续到明代。赵孟頫小楷师法《黄庭经》、《乐毅论》，并形成自己的风格，自诩“欧褚以下不足论”，代表作有《闲邪公家传》、《道德经》、《灵宝经》、《致季博提举札》等。元初与赵孟頫鼎足的还有鲜于枢（代表作有《王安石杂诗卷》、《苏轼海棠诗卷》、《老子道德经》、《尺牍》等）、邓文原（代表作有《书清居院记》、《居庸赋》等）。他们学古功课，基本上离开了宋四家的尚意书风。
继元初之后，虞集在真草隶篆方面都有成就，作品有《诛蚊赋》、《何澄归庄图跋》、《不及入阁帖》等，柯九思专精楷书，学唐代欧阳询父子，作品有《读诛蚊赋诗》、《老人星赋》、《重题兰亭独孤本》等，元末杨维桢、康里巎巎、承旨、危素、亦有很高的造诣。杨维桢的作品有《张氏通波阡表》、《周上卿墓志铭》、《城南诗卷》等；康里巎巎作品有《李白诗卷》、《唐人六绝句》、《致彦中贤友札》、《述笔法卷》、《归去来辞》等；承旨的作品有《陈氏方寸楼记》等；元代大画家倪瓒从小楷分隶入手，参意晋人写经，故他的字具有荒率野逸的“倪迂”特色，作品有《致慎独有道诗札》、《客杭日记》等。
综观元代书法，较集中于行草，在书法学风上，讲求坚实的功底，使历史上冷落已久的章草和小楷，又重新昌盛起来，另外，元代出现了更多的书法与题画的结合，从而固定下中国文人画风中的诗书画一体的形式。元人的那种“自童时今，至于白首”，而“精一于中”的学书精神，造就了有元一代的书家和书风，其历史功绩不可忽视。
明代书法
明代书法是继宋、元帖学书法的又一发展阶段。明代历朝皇帝和外藩诸王大都爱好书法，因此丛帖汇刻之风尤甚。明代书法虽然承沿宋、元帖学之路，但并未故步自封，而是能在晋、唐、宋、元帖学基础上集其大成，并能鲜明地突出书者的个性，造成了明代书法分明的阶段性和典型化的个性。
明初书法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二沈”（沈度、沈粲）为代表，“三宋”是由元入明、主要活动在洪武年间的书家，“二沈”是盛行于永乐、宣德年间的台阁书法的代表人物。宋克擅长真、行、草诸体，尤以章草名噪于时，作品有草书《急就章》、《出师颂》、《月仪帖》、《豹奴帖》，行书《七言绝句》、《两来得书帖》等。宋璲的小篆被誉为明朝第一，传世作品很少，小楷仅有《跋〈周朗杜秋图〉》，草书有《敬覆帖》。宋广传世作品仅有草书一体，《风入松词》、《李白月下独酌诗》为其代表作。
台阁体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诏术四方善士写外制，又诏简尤善者于翰林写内制，故大批善书者被征入宫，如沈度、沈粲、陈登、朱孔易等人。主要职责是缮写诰敕、诏命、玉牒、册宝，以及宫殿的匾额、城坊等。产生了书法史上前所未有的台阁体和台阁书法家。台阁体书法，对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有悖于帖学书法抒发性情的需要。但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倡导，又促使了明代书法的繁荣。
从成化、弘治时期开始，明代书法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台阁体书法随着朝廷的而腐败日弛，已失去往日雍容遒丽的风范，表现为刻板僵化，渐渐失去艺术生命力；二是朝野书家普遍地意欲摆脱台阁体束缚，故又开始崇法魏晋法帖，以畅神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新在文人书法中兴盛。由此，明中期书法以成化、弘治时期为过渡，走向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又一昌盛时期。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下法书归吾吴，而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祝允明传世书法极多，工小楷、行、草，尤以狂草最显本色，如《李白歌风台》卷、《赤壁赋》卷等，挥毫落纸如行云流水，千变万化，奇宕潇洒。文征明善楷、行、草、隶诸体，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小楷书法，年九十仍能作蝇头小楷，人以为仙。《真赏斋铭并序》师法《乐毅论》、《黄庭经》，《归去来辞》师欧阳询，行草《七言律诗四首》卷师《圣教序》、智永等。王宠书学不如祝允明、文征明广博，而专务晋唐风韵。代表作有《宋陈子龄会试诗》、《五言律诗》、《张毕励志诗》等。
隆庆、万历年间至崇祯年间是明代书法发展的第三阶段。邢侗、张瑞图、董其昌、朱万钟、徐渭、赵宦光都是当时成就卓著者。其中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要推董其昌。他的存世作品之多，为明代书家之冠，他曾说过：“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故作品以行草最多，以楷书为贵。徐渭在明代是很特殊的一位书家，袁宏道称其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不伦书法，而伦书神”。他擅行草，以狂草最见本色。他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现其对己书之重视。明末的最后二位齐名的书家是黄道周和倪元璐，他们贴近碑书风格，有意识地把帖学书法变为阳刚之美的形态。
综观明代书法，可知已将宋元帖学书法演为繁盛之势，表现出时代性与个性的统一，产生了一大批集大成者。同时又有一股股潜在的艺术生命力，暗示着帖学书法盛极而衰的趋势。
清代书法
明清之交，书法界人才辈出，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朱耷造诣最卓，其次还有石涛、程邃等人，他们的真草、行书非但为清朝中后期所无，即使与明代书法极盛时期的祝允明、文征明一辈相比，亦不逊色。
清代学者研究小学、金石学，成绩斐然，超越前代，同时带动了篆刻学与各体书法。清代晚期新发现的大量文物，如字阳商代甲骨，敦煌汉晋木简和各代写经，都是过去人梦想不到的。嘉道以后，小学家，金石家大量涌现，著作繁富，使得这一时期的书法丰富多彩。著名篆书家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隶书家有桂馥、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兼擅篆隶的名家有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最突出的是邓石如的篆书，它以李斯、李阳冰为基础，参法汉曹魏部分碑额笔意，自成一家面目。邓石如之后，学篆书者无不效法，号为“邓派”，直到如今。清人篆隶，确实超越了前代。亦有个别人涉猎金石文字，创别裁新体，如“扬州八怪”之中的金农，用扁笔刷字，后世称它是“漆书”。郑板桥自名“六分米书”，皆是唾弃世法，参杂篆隶，吸收金石气，自成面目。
清代盛行“北碑南帖”之说，此说创自阮元。他曾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两文，轰动一时。他认为历代书法可分南北两派，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等；北派由钟繇、卫瓘传给索靖、崔悦、欧阳询、褚遂良。并说，北派书家长于碑榜，南派书家长于启牍。清代中晚期，书法界刮起重碑抑帖之风，以致盲目迷信碑板，甚至对一些劣品也盲目崇拜。
生活在咸同年间的赵之谦，学问诗文不可一世，书画篆刻皆一流。其篆书刚健婀娜，翩翩欲飞，别有境界，真行书初师颜真卿，后专攻北碑，功夫极深，沈著生动，破觚为圆，是其独特本领。与他同时的李文田、陶浚宣等人均学北碑，但不逮赵之谦名隽浏亮。赵之谦曾刻一闲章文曰“汉后隋前有此人”，可见其自负。晚清除了赵之谦外，翁同和、吴大澄、康有为、梅洞鼎、李瑞清、沈增植等名家，亦各有专胜，为时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