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亲缘关系

摘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我东北鸭绿江流域，公元前37年建国，公元312年势力抵达今天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公元668年灭亡。本文主要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沿革，高句丽的族源，高句丽政权的建立及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的流向，四个方面来论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
关键词：高句丽，高句丽族源，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族人的流向
（一）
在高句丽政权的归属方面，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政权是中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是朝鲜的一个地方政权。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是目前研究高句丽问题经常遇到的问题，不同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研究高句丽的有关民族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某些历史地理情况。其具体内容如下:
1.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反映了当时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人们的地理概念。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
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
东北正式有了本区域名称，是到了战国时期，与燕国在此设郡联系在一起。燕国处北方，经常遭到强敌东胡的内侵。昭王时，始筑长城，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括在长城以内，设郡以辖其地。据《史记·匈奴传》载记甚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西与辽东两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辽宁省境。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是当时辽东郡的首府。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建制设郡。自此，辽即成了今辽宁地区的代名称，历代相沿不变。有时也把辽泛指为东北地区，但它真正含义，还是限指辽宁地区。秦结束了战国长期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大统一。为防御匈奴，集燕、赵长城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如《史记·蒙恬传》说：〃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仍把辽宁大部划入长城的藩篱之内，所置辽东、辽西与右北平三郡，是对燕制的承袭和进一步完善。
2.”古朝鲜”主要指的是”箕氏朝鲜”和”卫氏朝鲜”.
箕子胥余是殷末的贵族.<<尚书…商书.微子>>记载:”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微子若曰父师、少师……”下小注:”父师少师三公箕子也；少师孤卿比干．”（尚书卷五微子十七商书），《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者，纣亲戚也”．周武王灭商后,周武王访问箕子治国之道, “箕子对曰”,”其后,箕子超周”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朝鲜候国正式建立.有史料可证,据《后汉书·东夷传》载：“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又制八条之教。”《三国志·东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载,《三国遗事》记载:檀君〃都平壤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近年来,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了箕族铭文的窖藏青铜器,并且山东省黄县也出土过箕器,这些出土品说明,箕子走之朝鲜与被封于朝鲜是不庸质疑的.箕子朝鲜的历史延续千年,至西汉初为燕国人卫满所灭,建立了卫满朝鲜《后汉书》记载:”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后汉书卷85《东夷传·韩》)《三国志》记载:”侯准既潜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灭绝,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韩》)
3.在战国燕昭王向东北拓疆之前,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存在着一个”古辽东”;其西限在今山海关一带,其东限至今朝鲜的清川江,古朝鲜在辽东之东的今大同江中下游地区.“古辽东”，是指战国时期燕国设置辽东、辽西郡之前的辽东，亦即最早提到的“辽东”这一称谓.“辽东”之名最早见于《管子·地数篇》：“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这里的齐是指春秋时期的齐国，燕是指齐国的北邻燕国。房玄龄注：“渠展，齐地?水（济北）所流入海之处，可煮之所也，故曰渠展之盐。”据此，渠展应是现在渤海南岸的莱州湾一带。关于“辽东”，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辽河、大小凌河入辽东湾一带，在渤海的北岸，至今辽宁的重要盐区仍密布在盖平至葫芦岛角之间”（朱活：《?币续窥》（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载于《古钱新探》）。但是，燕国在春秋时的疆域并没有达到今辽河以及大凌河流域。在齐桓公北伐山戎、孤竹之前，今滦河以北至大凌河一带的沿海地区是孤竹、屠何、貊人的居住区。当时燕国“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史记·燕召公世家》）。即使在齐桓公“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管子·小匡篇》）而“为燕辟地”（《谷梁传·庄公三十一年》）之后，燕国的势力也没有很快到达大、小凌河流域，有许多迹象表明，原居于西喇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东胡趁机南下，填补了大、小凌河流域的空白，占领了这一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发展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据考古家言，夏家店上层文化乃是东胡文化，其分布区域，其北限是到达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迤北的丘陵地带，其南限未过滦河与燕山，西南大体以七老图山为界，东部不过柳河与医巫闾山，其活动中心先后曾发生过变化，“早期活动中心偏北、偏西，晚期活动中心则偏南、偏东，有一个由北逐渐向南发展和移动的趋势”（靳枫毅：《夏家店上层文化及其族属问题》，载于《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管仲所说的辽东，决非今辽河至大、小凌河入辽东湾这一带地区，因为燕国当时向东北渤海沿岸的扩展不会太远，充其量也只能到达今辽宁省的绥中县以北地区。关于古辽东的记载，还见于《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
关于这段，有人认为“真假掺半，它是燕昭王后期的部分史实为基础，又揉进一些妄言，然后托为苏秦说燕王语，而上系于燕文侯时”，林胡、楼烦俱非燕地，九原和云中亦不属燕，但“燕东有朝鲜、辽东”则符合史实（阎忠：《＜战国策＞燕国疆或辨析》，载于《史学集刊》1995年第3期）。然而，持此观点的学者却认为这“符合史实”的含义是“秦开东攻朝鲜后，辽东及原朝鲜部分居地也并入燕国疆界”，“是知《燕策》此言不虚”。显然，这位学者是将上述引文中的“有”字理解为占有了。有的外国学者在解释“朝鲜、辽东”时，竟然去消了其间的顿号，认为它表达的意思是“朝鲜的辽东”，“战国时期的中国承认了朝鲜的辽东”（〔朝〕李址麟：《秦汉两代辽东郡的位置》，载于《历史科学》1963年1期）。而我国也有人认为“朝鲜、辽东”应作“朝鲜之辽东”解，因为“这时燕还不曾据有辽东地区”5。关于去消“朝鲜、辽东”中间顿号的说法，已有人指出其错误所在，认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去理解问题，其中的“林胡、楼烦”岂不变成了“林胡的楼烦”，而“呼沱、易水”也就变成“呼沱的易水”了吗（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再探讨》，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1期）?笔者认为，如何理解“燕东有朝鲜、辽东”应是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能否正确分析，对搞清东北亚某些历史问题来说，并非无足轻重。首先应明确，朝鲜（即古朝鲜）和辽东应是两个互不混淆的概念。在语法上说，“朝鲜、辽东”应是并列词组而不是主从关系，这应当是个常识问题。因此，“朝鲜、辽东”所表达的意思是指两个不同的地域，朝鲜既不能包括辽东，而辽东也不能包括朝鲜。其次应明确，苏秦所说的这段话应是燕昭王建立五郡以前的历史地理，而不是相反。其中的“有”不作占有讲，而当存在讲，是“无”的反义词，苏秦讲的是燕国的四至，而不是其全盛时期的疆域。在战国初期，燕国的北面是东胡，古辽东本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之地，苏秦不讲东胡而只讲辽东，原因亦在于此。我们抛开这话是不是苏秦讲的这一点，单就“燕东有朝鲜、辽东”来说，朝鲜应在辽东之东是毫无疑问的，朝鲜虽与燕国辽东相隔，但从海路来看，亦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因此，说朝鲜和辽东皆为燕国的东邻是没有错的。综上所述，从东北亚地区某些历史地理沿革变化来看，古朝鲜和高句丽的领土都属古代中国，但是，高句丽前期同古朝鲜之间并任何瓜葛，当高句丽建国之时，古朝鲜则已经灭亡，而古朝鲜族大都与汉人相融合。
 
(二)
高句丽族源根源于中国。尽管我国学者对于高句丽的族源存在着一些分歧，大体上存在有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但是无论那种说法，都是在中华大地范围上。笔者也认为秽貊说、夫余说、汉人说是符合历史的，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的主张：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主源说，汉人是高句丽的一个主源说。
1．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说。
秽貊是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古籍都有记载《尚书·大传》》：“三者十税一，多於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税一谓之大貉（貊）、小貉（貊）（注《尚书·大传》卷六），周传多方）”，《孟子·告子下》：“子之道，貉（貊）道也。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貊）、小貉（貊）也。”（孟子卷12告子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后汉书·东夷高句丽》：“句丽，一名貊耳，有别种依水为居，因名小水貊”（《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魏氏春秋》：“辽东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因名之曰小水貊。”《诗经·大雅·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即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史记·燕召公世家》说：“燕外迫蛮貉（貊），内措齐晋。”表明秽貊族分布地已经包括今天东北地区，。在周灭商之时，为周人东进所迫，除部分留居故地外，大部分向东北和北方迁徙。《逸周书·王会篇》“正东高夷”晋人孔晁注说“高夷，东北夷高句骊”，《荀子·强国篇》载，秦“北与胡貉为邻”；《管子·小匡第二十》记载：“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逾太行，与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河为今山西与陕西间或内蒙古与宁夏间黄河河段；卑耳，山谷，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西北，说明有一支秽貊人向北迁移到陕西，山西或宁夏的北部地区，这支秽貊人秦汉以后的史书无其活动记载，应该是与当地所在居民融合了。《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说明北迁的秽貊人有一支折向东，迁移到今河北省东北部地区，他们在燕昭王（前311-前279）派秦开北破东胡时，惧祸及己，再向东北迁移，迁到了靠近潢水的东北大地，以后，长城以内再无秽貊活动记事，秦汉以后的史书都把秽貊列入东北夷或东夷。
 
秽与貊尽管在汉以后史书多联称，但是从族系上细分，应该指中国东北地区同一东夷系统的南北不同的部族，其中北部或东北部（日本海沿岸）之秽族，按《说文》解释为“水多貌”，显然指秽地多川谷，湿地，其中心地区即“西团山文化”为主的松花江中上游及松嫩交汇的川谷山地，并波及滨海地区，而貊又作“貉”，貊之族有两层意思：首先，是地理概念。正如，林云先生指出在《燕亳与燕亳邦小议》指出《左传·昭公九年》中的“燕亳”即“燕貊”。（林云《燕亳与燕亳邦小议》史学集刊，1994年第二期），而亳指古代高台之居的部族，如商之先居“汤亳”。显然，《左传》中的“燕亳”与《尚书·大传》中的“大貉（貊）、小貉（貊）”都应该分居于北方“燕地”的高山之“亳”和居于古代辽东“二江”（大小水）上的高山部族之一“貊”部。其二，是“貊”作为古代四夷之民的泛称。如《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貊）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汉书》卷64下《汉书·贾捐之传》）这里的“骆越”公认为南方百越之一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以后南方百越之“骆”与东北东夷之“貊”都不过是当时人对不同地域四夷之民的通称。正如《汉书·礼乐志》称“隅辟越远，四骆咸服”（《汉书》卷二十二《汉书·礼乐志》）
 
高句丽中的”高”为方位,句丽为”山川纡曲”,两者合称应指辽东”二江”流域的”高峰曲谷”之高句丽民族的地理观念.高句丽最早始兴的”消奴部(西部)”,学术上已公认为在辽宁省桓仁县为中心的浑江流域的”高山曲谷”中,其高山之城即为”五女山城”;其”故国之川”应为今浑江和富尔江流域.而这一地区正是春秋战国前后,辽东诸”貊”中的”小水貊”的核心地区.以次推断,假如说先秦时期,活动于鸭绿江中游右岸和浑江流域的”高夷”,是高句丽先民的主要族源之一(不是唯一族源),则其后见于春秋以后文献中的大小貊(主要是小水貊),与汉代高句丽的”消奴部(西部)”,从族源和地缘上看，亦应是”高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和构成高句丽早期族源的主体。
国内学者支持高句丽族源是貊的有很多人。张博泉认为：“高句丽原是出自的”（张博泉《东北古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1983年版1期）又说“高句丽出自秽貊，亦即貊。”（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姜孟山认为：“朱蒙建国之前已有高句丽族”。“朱蒙建国前高句丽族一名貊，即‘句丽别种依小水作用，因名之为小水貊’”。“高句丽是貊族的一支，是从貊族中分离出来的。”（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5期）傅朗云等认为：“高句丽族属于貊族”（傅朗云等《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陈连庆认为“高句丽出自貊族”。（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史学集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期）90年代关于高句丽起源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新说辈出。
1990年李殿福、孙玉良提出：“高句丽人是中国东北地区古代秽貊族的一支”，“在高句丽政权未建立以前，在今日新宾县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个称为高句丽的貊人部落。”（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韩国汉城三省出版社，1990年版）1994年魏存成提出：“高句丽原系貊，但其王室来自夫余，高句丽和夫余同属秽貊族系。……夫余和秽更密切一些。”（魏存成《高句丽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李殿福提出；“我们认为高句丽民族的族源作为主体来说，应该是生活在浑江中游和鸭绿江一带的貊人，尽管高句丽王国的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邹牟来自北夫余。”（李殿福《东北考古研究（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1997年王绵厚提出：“高句丽先世之主体，应是以鸭绿江两岸的大石棚、石棺墓和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汉代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貊族文化”（王绵厚《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考古学文化》，《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一），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秽貊族是高句丽的主源。
2.夫余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
夫余为古代中国东北地区继古代朝鲜国后最先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盛于汉代，南北朝时期国亡民散。古籍中有记载，夫余真名最早出现于《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渤，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魏书·高丽传》“高丽者，出於夫余，自言先祖朱蒙。”《周书·高丽传》“高丽者，其先出於夫余，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影所孕也。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土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仍以高为氏。其孙莫来涿盛；击夫余而臣之。莫来裔孙琏，始通使於后魏”以此我们可以推出夫余族是在高句丽建国以前已经存在，其族后归属于高句丽。《南史·夷貊·高勾丽传》“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先所出，事详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辽山，辽水所出。汉、魏世，南与朝鲜、秽貊、东与沃组、北与夫余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北史·高句丽传》“高句丽，其先所出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隋书·东夷·高丽传》“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於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朱蒙。”
朝鲜一些书籍也有关于夫余的记载：《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东明圣王传》“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玮朱蒙。一云邹牟，一云众解。先是，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祭山川求嗣。”《三国遗事·高句丽传》“高句丽，即卒本夫余也。或云，今和州，又成州等，皆误矣。卒本州在辽东界。国史《高丽本纪》云。始祖东明圣帝，姓言氏，讳朱蒙。先是，北夫余王解夫娄既避地于东夫余。”《东国史略·高句丽传》“高句丽始祖朱蒙立。汉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二十一年。先是东夫余王金娃，夫余王解夫娄老无子，求嗣祭山川，所御马至鲲渊，见大石相对而泪，转石有小儿，金色娃形，喜而养之，名曰金娃，及长立为太子。”（以上史料出自高句丽史籍汇要）《好太王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圣德”（《好太王碑新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冉牟墓》“河伯之孙明之子邹牟。圣王元出北夫余天下四。”此墓是1935年秋被日本人伊腾伊八掘开，镜池内宏著录在《通沟》一书的上下卷，中外学界开始了解这座高句丽贵族的墓葬。此墓在好太王碑东北6公里鸭绿江右岸平原上，文字保存尚可。这是牟头娄为其旧主人高句丽大兄冉牟撰写的墓志。据好太王碑文和冉牟墓志开头文字，可知邹牟王出自北夫余。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引《古记》曰：“北夫余于前汉宣帝神舜三年壬戌四月八日立都称王，国号北夫余，自称名解慕漱，生子名曰夫娄，以解为氏焉；后因上帝之命，移都于东夫余。东明继北夫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为卒本夫余高句丽始祖”（转引张博泉、魏存成《东北古代民族》，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13页）以上我们可以认为高句丽是北夫余的一支。
夫余人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后汉书·东夷传》：“以殷正月祭天”这可以证明夫余人确实有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在。在其神化史事制造始祖起源传说中，很自然地加入天神崇拜观念，这就是《论衡》所载的“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辰。”但是仅此而已。其对天神的祭祀名为“迎鼓”，与始祖东明有关系。高句丽早期宗教观念中仍采用天神崇拜。《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好祀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隧神，亦之，十月迎而祭之。”按《前书音义》解释：“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辰曰饲以中，号曰零星。”《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共公三公，衣服皆锦绣金银以白饰，大加主簿头著责，如责而无余，其小加著折风，形如羿。”可见，高句丽对天神的祭祀是定期举行的，并且是十分庄重和严肃的。以后，《魏书》、《梁书》、《北史》都称其十月祭天，祭祀名曰东盟。《梁书》中写作“东明”，而高句丽语中东明之明读盟，与朱蒙之蒙发音正同。说明高句丽人所祭祀的天神即东明，也就是夫余人的始祖。《三国史记·杂志》祭祀条引《古记》称朱蒙庙为始祖庙。
主张夫余是高句丽的主要族源的学者有：禹钟烈在《高句丽民族分布》⑴（禹钟烈《高句丽民族分布》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史研究》第5期1983年）中认为，“高句丽属于秽貊语族夫余的一支，在卒本建立高句丽后逐步扩大势力，统一周边的沃组、秽貊、夫余等属于秽貊语族的国家和部落，在这些地区，或建立郡县，或者封为属国，其居民逐渐为高句丽同化。”；王健群在《高句丽族属探源》中认为，“高句丽人出自夫余，夫余是肃慎系统的通古斯，即后来的女真族。高句丽人也应该是肃慎人的后代，与女真同一族属”（王健群《高句丽族属探源》《学习与探索》1987年6期）；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中认为，“高丽本为芥菜，芥即我国上古之介族，姜姓，炎帝裔”，而“菜即我国上古强族菜夷……知其为，姜姓，炎帝裔”；“高句丽族源出自夫余”，“换而言之，高句丽民族与夫余民族同源”，而“夫余的主体民族便是同属于炎帝族系，皆由山东等地迁居而来”。（李德山在《高句丽族称及其族属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1992年）；金岳在《东北貊族源流研究》中认为，高句丽“源出夫余”，而北夫余和东夫余皆出自貊人，北夫余的一部分向北挺进，于今吉林市地区赶走了秽族，夺取了秽族的都城“秽城”；至于东夫余，乃北夫余王夫娄所建，根据《好太王铭》“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而知，东夫余王金娃收解慕所私柳花而养其子朱蒙，朱蒙又为卒本夫余之王和高句丽始祖。（《辽海文物学刊》1994年2期）综上可见，早期高句丽与夫余同祭祀东明为始祖，后来将东明祭祀与天神祭祀混同，以天神为东明，始祖神音化为朱蒙。以上就是我们认为夫余是高句里的又一大族源的根据。
3.汉族是高句丽的又一大族源。高句丽族起源，除了貊人、夫余人外，汉人也是高句丽的一个重要的族源。有一些史料记载了汉人进入高句丽境内的情况。其一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百姓为躲避战乱逃投高句丽的人很多。《三国史记》载；“（故国川王）十九年，（公元197年、汉建安二年）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投者甚多。”《三国史记》既然把197年汉人逃投高句丽作为重要事记于史，并说明“来投者甚多”在联系秦末大乱，燕、齐、赵民投朝鲜者有数万口（《后汉书》记载“辰韩耆老自演：‘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则人数当也有数以万记。又如山上王二十一年（建安二十二年，217），“秋八月，汉平州（治今辽宁辽阳市）人夏瑶以百姓一千家来投，王纳之，安置栅城”。（《三国史记》卷16《高句丽本纪第四》之《故国川王纪》、《山上王纪》）桓仁下古城子遗址中发现与汉代文化相近器物，可作佐证。下古城子东十余公里的高力墓子村1986年出土铁攫，形制同抚顺莲花堡遗址、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城址出土的铁攫相近，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出土的铁攫，出土的铁攫亦具汉代风格。此外城内还出有一种陶片，夹砂陶质或夹砂红褐色陶质，内含少量滑石粉，胎质松软，均手制，估计年代也应较早。下古城子西的四道河子乡大甸子石棺墓出土的青铜短剑、窄身、长锋、形制与旅顺尹家村12号石棺墓出土者极其相似，应为Ⅻ式，属辽东地区第四期遗存。两墓出土的环状石器也十分相似，而且墓葬结构又大体相同。尹家村12号石棺墓的年代当为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两者不仅年代相近，文化上也有一定联系。沙子镇秋皮沟村大夹板沟墓葬出土的铜铃，不论形制和纹饰，都与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铜铃一致。与河北省阳原西汉年墓出土的铜铃亦相近，铜镞与内蒙古朝鲁库伦城出土的汉代铜镞形制仿佛。因此该墓的年代约为西汉初期。桓仁镇凤鸣村石室烧土墓附近出土铜钗，侧面刻饰的卷云饰，酷似汉代瓦当上流行的纹饰，内蒙古宁城黑城古城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当面上就饰有这种卷云饰。⑵（梁志龙、王俊辉：《辽宁桓仁出土青铜遗物墓葬及其相关问题》《博物馆研究》1992年2期）从这些与汉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墓葬看，这地区早期应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居住。集安市旧城下汉土城址也发现与汉代文化有关的遗物。近年在今鸭绿江右安，浑河以东的集安县城高句丽石城下发现汉代土筑城桓遗迹，出土遗物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代，土筑城桓的结构、形制与西汉十分相象。附近搜集到战国的刀币、布币、汉代的五铢钱。（贾士金：《集安高句丽文物考古工作中的新课》，《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时中郡丰清里三十三号墓发现有巩铁斧，并有铁矛。（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一卷刘永智译。中国朝鲜史研究会1985年）时中郡深贵里七十三号墓出土绊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三卷，潘畅和鲁学编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4-6页）朝鲜慈江道渭南郡发现的遗址，出土了铁制的锄、镐、镰、半月刀、锛、匕首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朝鲜全史》第二卷，转引自姜孟山《试论高句丽族的源流及其早期国家》，《朝鲜史研究》1983年版3期）这些遗址遗物时间大约为公元前三世至二世纪，文化内涵都属于汉文化。也反映了汉人在这一地区活动。其二，高句丽通过掠夺汉人来壮大自己。如《册府元龟·外臣·备御二》记载：建安元年（121）“高句骊王宫死，子遂成立……明年（122），遂成还汉生口诣玄菟。降诏曰：‘遂成等桀逆无状……连年寇抄，驱掠小民，动以数千，而载送数百人，非向化之心也。’”（《三国史记》卷15《高句丽本纪第三·大祖大王纪》中《海东古记》，在末尾注意说，宫于东汉本初元年（146）逊位于同母弟遂成，与《册府元龟》所记异。）这说明，高丽人在东汉前期还不强大时期已经经常掠夺汉人，并“动以数千”。又如《三国史记·美川王》记载：“（美川王乙氟利）三年（302）秋九月，王率兵三万侵玄菟郡（郡治时在今天沈阳市附近），虏获八千人，移之平壤……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虏获男女哦千余口。”（高句丽史记汇编490页）这说明，美川王时期有万人以上的汉人被掠夺入高句丽区内。其三，被中原王朝派往东北地区征高句丽的将士，在战场上因为各种原因进入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的居民。如《魏书·天象志》记载：“至太延二年三月，燕后主冯文痛去国高丽”。大兴二年（319）十二月，晋平州刺使崔毙联络高句丽、鲜卑、段氏和宇文氏,进攻慕容鬼，慕容鬼用计，联盟瓦解，兵败，毙俱，“与数十骑”奔高句丽。（晋书卷108《慕容鬼载记》）《资治通鉴》记载：“晋显宗咸康二年（338），慕容皇讨慕容仁。甲申。城破，杀仁，仁之司马佟寿郭充奔高句丽”。（《资治通鉴》卷95十七·显宗中之上）《三国志》卷《魏书·东夷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句骊西北，今所谓玄菟故府也。”在乐浪郡发现大量古墓群或汉墓群，如平壤市周围有贞柏里、石岩里、将近里、悟野里等汉墓群；在乐浪地区也有大量汉墓群，并且大同讲（贝水）也有大量汉墓群。此地的汉墓群总数据大正十五年（1925）朝鲜总督府调查的数字为1386盔，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汉人在高句丽大量存在，并且是影响了高句丽文化。最近发现的吉林集安高句丽3319墓。在墓前南约9米的东西两侧，对称地立有两块大石，相距约27米。其中东侧石质为灰色深积岩，长104厘米、宽54厘米、厚109厘米，斜面向神道摆设，用刀偏锋阴伐凿刻一半身人像，人身结构程“十”字结构。关于“十”图纹，在我国上至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纹饰，下至秦汉时期画图案中都有大量文化遗存。在红山文化、仰韶文化、马厂文化的彩陶纹饰，还有内蒙古的分河和阴山，江苏连云港将军崖……青海海西等地丰富的原始岩画中，都普遍存在这种文化符号；在以后殷商甲骨文和金文和两周、秦汉时期的铜镜、瓦当以及壁画中，也都大量出现了“十”字文物符号。（何新：《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十子图纹与中国古代的日神崇拜》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从美术史上可以推断，“十”字文物符号表示上古时期华夏民族崇拜的万物之神－太阳。《楚辞》王逸注：“高阳，是为帝‘颛顼’”。《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生韩流……生颛顼。”据考证高阳氏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太阳神，故笔者认为3319号墓的太阳神应该是高句丽民族崇拜的祖先神－高阳氏颛顼帝。因为《晋书·慕容云载记》曰：“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子也。祖父和，高句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后裔，故以高为氏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族是高句丽的一大族源。
（三）高句丽政权的建立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
高句丽自公元前37年建国始，历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十个王朝，经700年。其中虽然出现与中原王朝的冲突乃至战争，但是，高句丽政权仍是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
高句丽未建国，其民族称应源于汉定朝鲜，以高句丽为县。《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高句丽县的设立说明，高句丽民族在玄菟郡内占有一定比重。汉朝设置高句丽县后，始称高句丽，可见，其族称亦是西汉王朝册封的。当时，高句丽尚未建国，只是以部落群形式散居于玄菟郡内，是故汉朝“赐鼓吹伎人”以迎合高句丽民族“男女欢聚，相就歌戏”（《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之俗。同时随玄菟郡内受朝服衣责，表示自己是汉朝的臣民。
高句丽建国于西汉元帝建诏二年（公元前37年），但是，早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建立了玄菟郡，即已说明高句丽已经建立县治并且还是首县（郡县）。西汉末年王莽专权，一度破坏了高句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汉书·王莽传》记载：“先是，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囚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丽驺（邹牟）。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今州郡且尉（慰）安之。今猥被大罪，恐其遂叛，夫余之属比有和者。匈奴未灭，夫余、秽貉复起，此大尤也。’莽不尉安，秽貉遂反，诏尤击之。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莽大悦，下书曰：‘……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貉人愈犯边。”（《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三国史记》把王莽发高句丽兵以伐胡之事。它在琉璃王三十年（13年）文中说：严“尤诱我将延丕斩之，传首京师。莽悦之，更名吾王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于是寇汉边地愈甚”。
东汉光武帝中兴，调整了与高句丽的关系，高句丽开始以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形式参与东汉王朝的政治生活，即《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骊传》载：“建武八年（32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所谓“复其王号”是指王莽新朝将高句丽王改为高丽侯，所以才有东汉王朝的“复其王号”。“建武二十二年年（46年），高句骊万余家因乐浪郡附于汉。翌年，又有‘句丽蚕支落大加戴生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后汉书》卷85句丽蚕支落大加戴生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后汉书·东夷列传·高句骊传》）但是，东汉与高句丽的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时有矛盾冲突发生。据史料记载，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53－146年）曾经七次侵扰辽东。尤其是东汉末年，国力衰退，军阀蜂起，高句丽乘势大举扩张。但是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高句丽也很快和曹魏王朝建立了臣属关系。高句丽为表臣属，青龙四年（236年）高句丽王宫斩吴使胡卫之首献于魏。此前孙吴政权曾遣使密结高句丽，欲夺魏辽东。有史可证，《三国志·明帝纪》记载：青龙四年（236年），“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吴孙权使胡卫等首造，诣幽州。”237年，高句丽又遣使献于魏。高句丽与曹魏王朝建立臣属关系后，开始积极地参与曹魏王朝对北方、东北的统一。据《三国志·公孙度传》记载：景初元年（236年），公孙渊“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二年（238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高句丽王）宫遣主簿大加将数千人助军。”（《三国志》卷30《东夷列传·高句骊列传》）这一仗，高句丽参加曹魏军队大获全胜，辽东、带方、乐浪、玄菟诸郡纳入了曹魏王朝的统治范围。但是高句丽与曹魏的关系也不是十分稳定。高句丽多次出兵侵扰辽东。为此，曹魏以高句丽侵叛为由，派幽州刺使关秋俭两次其兵万余伐高句丽。第一次是正始七年（246年）魏军万余直捣丸都城（今天吉林省集安市）。高句丽王优位居败奔沃沮。第二年（247年），关秋俭遣玄菟太守王欣第二次追讨高句丽，过沃沮界千余里，至肃慎氏南界，诛纳八千余口，徙一部与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原来臣属于高句丽的沃沮、秽貊也乘势摆脱高句丽，一并归附曹魏。正始八年（127年）高句丽以丸都城残破，迁都平壤（今朝鲜平壤市）。高句丽此役遭到重创，其势力退缩至今天浑江、鸭绿江流域。可见，曹魏政权加强了对高句丽的管制。
晋王朝与高句丽仍然保持着君臣关系。晋咸宁（276年）晋分幽州之昌黎、辽东、乐浪、玄菟五郡置平州，治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同时设置东夷校尉，由平州刺使兼领。晋初，东夷诸国均诣东夷校尉内附，高句丽也在其中。有考古资料可证，解放前，在今天吉林省集安市曾经发现几方晋代铜印，其中有“晋高句丽率善邑长印”“晋高句丽率善佰长印”及“晋高句丽率善仟长印”等。该印文皆冠以晋字，表明三方官印是晋朝颁发给高句丽相关人员的。据此说明，晋时高句丽作为晋王朝属臣，统归东夷校尉管辖。
东晋，慕容鬼势力崛起，并独占辽东。鉴于慕容鬼收平辽东，晋拜慕容鬼为安北将军、平州刺使。其后晋又以鬼为都督幽、平哦州，东夷诸军事。晋咸康三年（337年）鬼子皇称燕王。晋咸康八年（342年），燕王慕容皇亲率四万兵出南道，遣慕容瀚将兵一万五千出北道伐高句丽，高句丽王遣精兵五万拒北道，结果高句丽大败，燕兵进丸都城，虏男女五万余口，高句丽王单骑逃遁。晋建元元年（342年），高句丽称臣于燕。《晋书·慕容隽载记》：（355年）“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隽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军大将军、营州刺使、封乐浪公、王如故。”（《高句丽史籍汇要》199）但是，后来由于燕发生内讧，势力大减，已经无法控制辽东。《资治通鉴·晋纪·安帝戊》记载：“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侵燕。”《晋书·慕容熙载记》：“高句丽寇燕郡，杀略百余人，熙伐高句丽，以符氏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熙曰‘待铲平寇城，朕当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於是城内严备，攻之不能下。会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归。”（《高句丽史籍汇要》206）
高句丽占有辽东之后，国力大增，但是与南北朝诸中原王朝仍然保持臣属关系，接受册封。《梁书·诸夷·高句丽传》记载：（413年）“至孙高琏，晋安帝义熙中，始奉表痛贡职，历宋齐并授爵位，年百余岁死。”（《高句丽史籍汇要》208）《宋书·少帝纪》记载：“景平元年（423年）三月，是月，高句丽遣使朝贡。景平二年（424年）正月，高句丽遣使朝贡。”（《高句丽史籍汇要》209）《南齐书·高帝纪下》记载：“建元二年（480年）夏四月丙寅，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高句丽史籍汇要》232）《南史·齐本纪·高帝纪》记载：“夏四月丙寅，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同上）。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一文中提出：高句丽同北魏的共处，“高句丽通过和平交往手段，赢得较长时间的和平局面以便致力于内部发展”。“主动与北魏交好，连年遣使入魏朝贡，恪守藩臣之礼”。接受南北朝的册封。（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博物馆研究》1990年3期）高句丽历代诸王均向中原王朝政权遣使朝贡，克尽臣中，并接受中原王朝的招赐和指令。历代高句丽朝贡共计143次，而南北朝占109次，长寿王迁都平壤后及其后诸王均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政权的隶属关系，请求与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向中原王朝政权朝贡，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
隋唐时期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战争性质的国内统一战争。581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高句丽按例遣使朝贡于隋。隋授其王为大将军、辽东郡王。如《隋书·高祖纪上》记载：“开皇元年（581年）冬十月酉，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授昌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十二月壬寅，高句丽王高阳遣使朝贡，授阳大将军、辽东郡公。”《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七年（624年）春正月已酉，封高句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开皇十八（598年），高句丽结末曷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破之。自此，隋与高句丽关系趋于紧张。同年，文帝发兵30万分陆、水二路分道伐高句丽。并下诏削高句丽王官爵。高句丽惧，遣使谢罪，称“辽东粪土王臣元”。（《隋书·东夷·高丽传》《高句丽史籍汇要》268页）其后，隋炀帝又三次大规模征伐高句丽，结果失败，使隋朝统治陷于不可自拔的危机，使高句丽民穷财尽，为唐朝灭高句丽奠定基础。
唐朝建立后，与高句丽建立君臣关系。《旧唐书·东夷·高丽传》记载：“唐武德二年（619年），（高句丽）遣使来朝贡。唐武德四年（621年），（高句丽）又遣使来朝贡。”（高句丽史籍汇要）322页）《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记载：“武德五年（622年），是年，突厥颉利可汗及高丽，并遣使来朝贡。”（高句丽史籍汇要）323页）624年，唐朝封高句丽王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此时唐朝与高句丽的关系比稳定。但是，由于高句丽与百济切断新罗朝贡的道路，唐朝多次告戒，但是高句丽王不听告戒。643年，唐朝与高句丽关系出现裂痕。从唐太宗至唐高宗曾经六次征伐高句丽，并与668年灭高句丽。《旧唐书·地理志·安东都护府》记载：“总章元年（668年）九月，司空李绩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是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置安东都护府於平壤城，以统之。用其酋为都督、刺使、县令，令将军薛仁贵以兵二万镇安东府。” （高句丽史籍汇要）454页）
（四）高句丽族的流向主要集中于中国
公元668年，高句丽亡国，唐凡收其“户六十九万”。（《新唐书》卷220《高丽传》。《旧唐书·高丽传》记载“户六十九万七千”）此为高丽国境内的总户数，内中包括了许多非高丽族户。高句丽亡国后，其族人的去向大体集中于中国，有三：迁居中原、亡入渤海、散入突厥。
第一，高句丽人迁居中原各地。《唐会要·高句丽》记载：“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移其户二万八千於内地。”（高句丽史籍汇要）461－462页）唐太宗迁高句丽人居中原在贞观十九年（645年），《资治通鉴》是年十月条载：“凡征高丽，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中原）者七万人”。（《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贞观十九年十月条）《新唐书·高丽传》记载：“绩攻盖牟城，拔之，得户二万，粮十万石，以其地为盖州。”克辽东城后，。“获胜兵万，户四万，粮五十万石，以其地为辽州”。降白城后，“获男女凡万，兵二千。以其地为岩州”。这说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在辽、盖、岩三州俘获的高句丽人，约八万左右人。由于他们与汉人长期交往，已经汉化。1990年李殿福、孙玉良《高句丽简史》介绍了辽宁省台安县大高丽房子村，有高氏家庭聚居，据他们的家谱记载是高句丽长寿王的后裔。由于年长岁久，与汉族杂居共处，互相通婚，自然而然成为了汉族。1995年，高氏家族后裔高之谦发表了《关于高句丽长寿王后裔研究：以高氏家谱为中心》一文，该文论证了“高氏家族的汉化是有历史根源的”，“高句丽灭亡以后，留在故地的高句丽遗民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辽金开始，汉族化的速度更加快了。”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在谏唐太宗再征高句丽表文中，涉及太宗掠与内迁高句丽人的话语记录如下：“前后虏获，数十万记，分配诸州，无处不满。”（《唐会要》卷95《高句丽传》）
唐高宗继位后，永徽六年（665年）又发兵征伐高句丽，延续至高句丽灭亡。这一时期，史载乾封三年二月，李绩在萨（薛）贺水（今辽宁省丹东市西南赵家河）“俘生口三万余人”；九月唐军执高丽国王高藏，收户“六十九万七千”。（《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被迁到中原各地，《新唐书·高丽传》记载：“总章二年，徙高丽民三万余江淮、山南（唐道名，地包括秦岭以南，伏牛山西南，嘉陵江以东，长江四川、湖北以北地区）。”《旧唐书·高丽传·高宗纪下》总章二年（669年）五月庚子条载，“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将入内地，莱（治今山东莱州）、营（治今辽宁朝阳市）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治今山西省境）、凉（治今甘肃省武威市）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东国史略·三国》记载：“唐兵合新罗兵攻平壤城，拔之，高句丽王藏降，李绩执藏及子福南、德南、大臣男建等二十余万众还京师，高句丽亡。”
迁徙到中原各地的高句丽人，分布在今天省市有北京市、安徽、江苏、河南、湖北、山系、陕西、甘肃、四川。散居中原的高句丽人，为官为民，与中原汉族兄弟一样：他们长期杂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中，互相吸收，逐渐融于汉族。所以，史书中无高句丽人再迁徙之事，唐朝以后，中原地区也没有以高句丽人为实体的活动记载。
第二，亡入末曷（渤海）。末曷族为我国东北古老民族肃慎族系之一。《竹书记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虞帝）南抚交址……北山戎，发自慎。”郑玄注：“息慎或肃慎，东北夷。”《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不咸山，今长白山。隋唐称为太白山或徒太山），有肃慎氏之国。”那么，高句丽王国后其人为何流入末曷呢？理由有三。其一，末曷与高句丽接壤，并且其地理环境好，为高句丽人流入其境内提供了客观条件。《新唐书·黑水末曷传》记载：“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山，与高丽接壤。”高句丽人处于“多大山深谷，无原泽，百姓依之以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三国志·东夷·高句丽传》《高句丽史籍汇要》3页）而末曷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形大部分是平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唐高宗668年，高句丽亡国，高句丽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徙，而流入末曷是个首选。其二，渤海由于受中原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的影响，社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鼓，扶余之鹿，嫫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