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百年国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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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9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迎来了百年诞辰。回顾历史，她的产生、成长、发展和壮大与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紧密相连。从京师图书馆，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再到现代化的国家图书馆一、二期新馆，这一系列变化也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历程。一个世纪以来，国家图书馆在引领和推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搜集和保存中国文献典籍和世界，在传承文化、服务社会诸方面，承担了应有的历史重任，发挥了重要社会职能，使百年国图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殿堂。
一、京馆诞生 事业奠基（1909.9-1949.1）
1909年，清廷重臣张之洞执掌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9月9日清政府准学部之奏，建立京师图书馆，但未及开馆，清鼎已革，馆务筹备遂告中辍。民国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
任命江翰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继续筹备开馆。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开馆。
1913年2月，江翰调任，教育部任命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在夏曾佑不能莅馆主持馆务的情况下，京师图书馆的管理之责，由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担当。
广化寺馆舍狭隘潮湿，不宜存放图书，且地址偏僻不便阅览，1913年10月京师图书馆闭馆。1915年6月，教育部议定原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新址。由此，京师图书馆开始建立规章制度、接收典籍等相关筹备工作。1917年1月26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1925年10月22日，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 11月5日成立了以范源濂为委员长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任命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1926年10月，教育部通知将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对机构进行了调整，改图书、总务两部为总务、采访、编目三科，奠定了图书馆的业务基础。
1928年6月，南北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7月18日，国立京师图书馆奉大学院令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陈垣等5人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选定中海居仁堂为平馆新址。
1929年1月10，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举行开馆典礼。开馆后废除了购券阅览和周一闭馆的制度，长年开放。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6年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举行第三次常会推举蔡元培、袁同礼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副、馆长。
文津街馆舍建设，自1926年赎回用地至1931年6月落成历时五年。新馆的落成，不但在国内外图书馆界与建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改变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无定所的局面。此后，平馆的人才培养、馆藏建设、目录索引编纂、学术研究成就卓著，在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1931年6月25日，庄重典雅的文津街馆舍举行了开馆典礼，蔡元培馆长主持仪式，袁同礼副馆长致答辞。
正当国立北平图书馆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给图书馆事业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为国家珍贵典籍免遭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并开始了艰辛曲折的馆务播迁。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中心南移，在上海、长沙、昆明、香港、重庆设立办事处。 1939年4月，昆明办事处升格为馆本部。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坚持馆务，发展事业，负责监护南运藏品，继续搜集西南地区文献和抗战史料。
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恢复馆务。主要工作是对原有藏书进行清点和进行一定规模的藏书建设。
1949年1月，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新生。
二、平馆新生 稳步发展（1949.1-1966.5）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人民政府接管了国立北平图书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北京图书馆。1951年3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首次明确了其方针、任务，使北京图书馆从为旧中国服务的文化机构，改变为服务广大人民的国家图书馆。
1953年4月，冯仲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馆长。
1955年，北图制定了十二年工作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北京图书馆是我国的中心图书馆，是中外书刊及贵重善本书、手稿的国家总书库。今后应以种类齐全的巨大藏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要把大力配合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成重点，以便发挥本馆应有的作用”，第一次提出北京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里，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明确办馆方针，调整了组织机构，多方补充馆藏，扩展馆舍书库，改进读者服务，举办展览讲座，编制联合目录，研制新分类法，在自身业务全面进步的同时，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
三、“文革”受创 艰难前进（1966.6-1976.10）
“文革”十年给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巨大的波折。1966年5月以后，北京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不能正常进行。从解放军工作队进入，直到“文革”后期，党委会被停止履行职权，工作队、军事管会、工宣队和革委会轮番掌握党政领导权，业务工作遭重创，广大读者被剥夺了阅读权利。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在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注下，克服干扰，开始逐步恢复“文革”前的行政体制，逐步恢复工作秩序。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以后，北京图书馆就自身方针、任务问题进行调研，明确应以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科研部门、重点建设生产单位服务为主要任务，并适当开展一般的读者阅览服务。根据这一方针、任务的定位，北京图书馆排除各种阻力干扰，恢复了停止多年的读者服务工作，并重启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等基础业务研究工作，同时新馆建设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四、新馆落成 快速发展（1987.10-1998.12）
1987年10月6日，北京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开馆仪式。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是北京图书馆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馆采用的消防中央控制系统和空调集中控制系统，书刊传送、音像视听设备，以及人性化的阅览环境，优化改善了开馆运行条件。在读者服务方面，除设置了开架为主的各类型阅览室外，还设置了闭架借阅、参考咨询和学术活动等服务设施。先进设备、设施的引进与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图书馆履行国家馆职能，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
1991年-1995年北京图书馆完成了电子计算机中、西、日、俄文联机采访、编目、检索系统的建设，基础业务和读者服务工作不断完善，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同时，瞄准国际数字图书馆发展动态，开始跟踪、研发数字图书馆技术。
进入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图书馆也面临着管理的改革问题。针对这种形式，北京图书馆于1992年至1997年在后勤、业务和人事方面推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改革的探索。1998年又解放思想，从本馆的实际出发，更新思想观念，理清改革思路，明确改革内容，从管理机制入手，出台一系列的机构、干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加强了员工的职业意识、岗位责任感和服务观念；同时搞活了内部机制，逐渐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机制，营造了事业发展的环境；有效地发挥了图书馆在文化建设、社会教育中的作用，为国家推行事业单位深化改革，探索并提供了经验。
五、再建馆舍 持续发展（1998.12-2009.9）
1998年12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京图书馆，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国家图书馆积极响应，广泛运用新技术，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界面，不断推出体现人文关怀与科技含量的服务新举措，着力研发非到馆读者的服务,体现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特征，各个服务层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1999年实现了365天全天候开馆，推出扩大办证范围、简化入馆手续、增加服务网点等多项服务新举措，。1999年4月，国家图书馆第一家部委分馆的建立，标志着服务范围的扩大和为党政领导机关服务水平的提升。2002年1月，首期“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举办，以及其他面向公众公益讲座的举办，为讲座品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9年起，国家图书馆的网络建设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率先开通了千兆位馆域网，网络建设实现了重要突破。2003年，ALEPH500业务管理集成系统的平稳着陆，全面实现了采访、编目、加工、流通、连续出版物、规范控制、馆际互借等项业务的自动化管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图书馆转换机制。从2003年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以来，国家图书馆以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为内部机制改革，推行全员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建立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制度，激发了干部工作积极性，增强了活力，服务能力、管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馆领导班子适时提出“三大发展战略”，支撑国家图书馆的事业持续发展。
2004年1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数字图书馆工程举行隆重奠基仪式。2008年6月二期新馆落成，9月9日向读者开放。国家数字图书馆于2005年10月启动，初步完成了二期新馆开馆所需的数字资源建设、网络建设、软硬件采购与研制工作。2010年将完成国家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建设。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和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将传统与数字信息融为一体，为读者构建了完整的信息空间，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向数字化的重要转变，推动着国家图书馆向现代化、国际化迈进。
一、京馆诞生 事业奠基（1909.9-1949.1）
1909年，清廷重臣张之洞执掌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9月9日清政府准学部之奏，建立京师图书馆，但未及开馆，清鼎已革，馆务筹备遂告中辍。民国政府成立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
任命江翰为京师图书馆馆长，继续筹备开馆。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在广化寺开馆。
1913年2月，江翰调任，教育部任命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管京师图书馆。在夏曾佑不能莅馆主持馆务的情况下，京师图书馆的管理之责，由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担当。
广化寺馆舍狭隘潮湿，不宜存放图书，且地址偏僻不便阅览，1913年10月京师图书馆闭馆。1915年6月，教育部议定原国子监南学旧址为京师图书馆新址。由此，京师图书馆开始建立规章制度、接收典籍等相关筹备工作。1917年1月26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1925年10月22日，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签订《合办国立京师图书馆契约》， 11月5日成立了以范源濂为委员长的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任命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1926年10月，教育部通知将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并对机构进行了调整，改图书、总务两部为总务、采访、编目三科，奠定了图书馆的业务基础。
1928年6月，南北统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7月18日，国立京师图书馆奉大学院令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陈垣等5人组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选定中海居仁堂为平馆新址。
1929年1月10，国立北平图书馆在居仁堂举行开馆典礼。开馆后废除了购券阅览和周一闭馆的制度，长年开放。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926年自办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仍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同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举行第三次常会推举蔡元培、袁同礼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副、馆长。
文津街馆舍建设，自1926年赎回用地至1931年6月落成历时五年。新馆的落成，不但在国内外图书馆界与建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改变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无定所的局面。此后，平馆的人才培养、馆藏建设、目录索引编纂、学术研究成就卓著，在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1931年6月25日，庄重典雅的文津街馆舍举行了开馆典礼，蔡元培馆长主持仪式，袁同礼副馆长致答辞。
正当国立北平图书馆蓬勃发展的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祖国山河，“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给图书馆事业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为国家珍贵典籍免遭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并开始了艰辛曲折的馆务播迁。在抗战八年的艰苦岁月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中心南移，在上海、长沙、昆明、香港、重庆设立办事处。 1939年4月，昆明办事处升格为馆本部。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坚持馆务，发展事业，负责监护南运藏品，继续搜集西南地区文献和抗战史料。
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恢复馆务。主要工作是对原有藏书进行清点和进行一定规模的藏书建设。
1949年1月，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国立北平图书馆迎来新生。
二、平馆新生 稳步发展（1949.1-1966.5）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人民政府接管了国立北平图书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北京图书馆。1951年3月27日，文化部批准了《改造北京图书馆方案》，首次明确了其方针、任务，使北京图书馆从为旧中国服务的文化机构，改变为服务广大人民的国家图书馆。
1953年4月，冯仲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馆长。
1955年，北图制定了十二年工作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北京图书馆是我国的中心图书馆，是中外书刊及贵重善本书、手稿的国家总书库。今后应以种类齐全的巨大藏书，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要把大力配合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当成重点，以便发挥本馆应有的作用”，第一次提出北京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里，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明确办馆方针，调整了组织机构，多方补充馆藏，扩展馆舍书库，改进读者服务，举办展览讲座，编制联合目录，研制新分类法，在自身业务全面进步的同时，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
三、“文革”受创 艰难前进（1966.6-1976.10）
“文革”十年给我们党和国家乃至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图书馆事业经历了巨大的波折。1966年5月以后，北京图书馆的行政管理不能正常进行。从解放军工作队进入，直到“文革”后期，党委会被停止履行职权，工作队、军事管会、工宣队和革委会轮番掌握党政领导权，业务工作遭重创，广大读者被剥夺了阅读权利。
“文革”后期，北京图书馆在有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关注下，克服干扰，开始逐步恢复“文革”前的行政体制，逐步恢复工作秩序。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以后，北京图书馆就自身方针、任务问题进行调研，明确应以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科研部门、重点建设生产单位服务为主要任务，并适当开展一般的读者阅览服务。根据这一方针、任务的定位，北京图书馆排除各种阻力干扰，恢复了停止多年的读者服务工作，并重启分类法、汉语主题词表等基础业务研究工作，同时新馆建设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四、新馆落成 快速发展（1987.10-1998.12）
1987年10月6日，北京图书馆举行了隆重的新馆开馆仪式。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是北京图书馆向现代化迈进的标志，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馆采用的消防中央控制系统和空调集中控制系统，书刊传送、音像视听设备，以及人性化的阅览环境，优化改善了开馆运行条件。在读者服务方面，除设置了开架为主的各类型阅览室外，还设置了闭架借阅、参考咨询和学术活动等服务设施。先进设备、设施的引进与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图书馆履行国家馆职能，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
1991年-1995年北京图书馆完成了电子计算机中、西、日、俄文联机采访、编目、检索系统的建设，基础业务和读者服务工作不断完善，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同时，瞄准国际数字图书馆发展动态，开始跟踪、研发数字图书馆技术。
进入90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图书馆也面临着管理的改革问题。针对这种形式，北京图书馆于1992年至1997年在后勤、业务和人事方面推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改革的探索。1998年又解放思想，从本馆的实际出发，更新思想观念，理清改革思路，明确改革内容，从管理机制入手，出台一系列的机构、干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加强了员工的职业意识、岗位责任感和服务观念；同时搞活了内部机制，逐渐形成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机制，营造了事业发展的环境；有效地发挥了图书馆在文化建设、社会教育中的作用，为国家推行事业单位深化改革，探索并提供了经验。
五、再建馆舍 持续发展（1998.12-2009.9）
1998年12月22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京图书馆，发出“大兴勤奋学习之风”的号召。国家图书馆积极响应，广泛运用新技术，为读者提供良好的服务界面，不断推出体现人文关怀与科技含量的服务新举措，着力研发非到馆读者的服务,体现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特征，各个服务层面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1999年实现了365天全天候开馆，推出扩大办证范围、简化入馆手续、增加服务网点等多项服务新举措，。1999年4月，国家图书馆第一家部委分馆的建立，标志着服务范围的扩大和为党政领导机关服务水平的提升。2002年1月，首期“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举办，以及其他面向公众公益讲座的举办，为讲座品牌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99年起，国家图书馆的网络建设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率先开通了千兆位馆域网，网络建设实现了重要突破。2003年，ALEPH500业务管理集成系统的平稳着陆，全面实现了采访、编目、加工、流通、连续出版物、规范控制、馆际互借等项业务的自动化管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图书馆转换机制。从2003年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以来，国家图书馆以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为内部机制改革，推行全员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建立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健全财务管理和成本管理制度，激发了干部工作积极性，增强了活力，服务能力、管理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馆领导班子适时提出“三大发展战略”，支撑国家图书馆的事业持续发展。
2004年12月28日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暨数字图书馆工程举行隆重奠基仪式。2008年6月二期新馆落成，9月9日向读者开放。国家数字图书馆于2005年10月启动，初步完成了二期新馆开馆所需的数字资源建设、网络建设、软硬件采购与研制工作。2010年将完成国家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建设。国家图书馆二期工程和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将传统与数字信息融为一体，为读者构建了完整的信息空间，标志着国家图书馆向数字化的重要转变，推动着国家图书馆向现代化、国际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