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英雄张自忠

“华北头号汉奸”张自忠
芦笛
倒是过去的汉奸如今玩命和日寇干。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可以说是八年抗战里产生的第一个汉奸，他曾经被国人称为汉奸，百口莫辨，忍辱负重，殉国于宜城境内的十里长山。用自己的生命洗刷了汉奸的罪名。张自忠将军当初曾卷入过华北自治运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时走马上任，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他所代理委员长的这个冀察政务委员会，本身即有相当的“汉奸”嫌疑。为了抗议它的成立，1935年12月9日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游行，就是号称与“五四”齐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这场运动的意义，或曰胜利成果，便是“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77事变后第三天，第37师准备会同其他部队进攻丰台地区的日军，张自忠进行了阻拦：“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并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以至当时的平津舆论甚至第29军军中都流传着“37师打，38师看”的说法。其实那场活动是蒋忍辱避战的战略实施，张不过因为是当地驻军首长，奉命行事罢了，却被国人争相咳吐，如同刚登上帮主宝座的北丐一般，最后只好出洋考察，躲避痰飞顿作倾盆雨。抗战军兴，张将军回国驰骤疆场，壮烈捐躯。由四方城回寓时, 他在车上流泪对秦德纯说: 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 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 誓死以报国家. 後来他所以决心殉国, 大概志向就决定此时！殉国的国军将领中，似乎谁也没有他那样死得悲壮莫名，彷佛是去自杀一样。我常常想，张将军如此不顾后果，毫无必要地以上将之身亲冒矢石，手持钢枪和敌寇肉搏，似乎完全是以死自明。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让当年那些勇于污辱他的爱国壮士们害死的。
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承受的最惨痛的民族牺牲。不但上千万中国人民丧生，无数财产被毁，更从根本上打断了原来大有希望的现代化过程，使中国从此堕入黑洞，文明大幅度倒退，至今无希望挣扎出泥塘。这个打击的沉重，似乎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的子孙毁灭世界第一流的南宋文明、最终使疯子朱元璋得以上台、完成文明全面倒退的的罪行。不需要超人的想象力就能看出，如果张少帅九一八时奋起抵抗，使日本无法进入中国，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光景，而如果三十年代的爱国昏民没有强暴劫持理性政府，今日中国又是何等模样。只要抗战能往后推延数年，哪怕国府没有全面完成备战计划，对日作战也决不会遭致如此惨重的牺牲。
这几个如果，比岳爷爷当年留下的那几个沉重万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乐于回答岳爷爷的如果，却很少有人想想三十年代青年岳飞们对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大罪。这原因其实很简单，回答岳爷爷的如果，能让我们在想象中获得感情的宣泄，能让我们在幻觉中证明自己其实不窝囊。而要正视三十年代的岳飞们留下来的那几个如果，就得面对那令人无法相信的无边的全民愚昧。袁大帅如岳爷爷一般冤屈，死的惨酷百倍于岳飞，而且满清修《明史》时已公布真相，正式为他洗雪，他的英名却远不如岳飞响亮，一般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因为岳飞的名字使民族低沸点的热血沸腾，而袁大帅的名字代表著全民族的难堪！
因为咱们的自尊心如同崔莺莺的脸蛋吹弹得破，所以自然没人去想那几个如果。这结果，就是唾液腺一天天大起来，大脑一天天小下去。甚至在当今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国际大环境中，有人就硬是要去充岳飞，发挥唾液腺的异常想象力，彷佛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再度被迫超负荷使用唾液腺一般！当岳飞不仅成了勇敢、轻松、安全的干活，而且竟然成了专门和民族利益对著干的把戏，甚至成了催动政府与老美打核大战，好让民族绝种断根的高效自杀术！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当然不是岳飞的错。岳飞的名字一旦成了历史遗产，便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任后人摆布去了。南宋以降，物换星移，参横斗转，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改变，而他的名字却如同刻在失剑之舟上的那个固定记号，成了放之一切环境而皆准的绝对尺度，最后竟堕落为政治家作秀的道具和民族切腹的好快刀。作为几百年前的一个爱国军人，岳飞的战功远不如徐达，屈死远不如袁崇焕，却因个人的冤枉和国运的衰颓编织在一起而被越捧越高，阴错阳差地变成压断民族脊梁的巨无霸神祗。让后人如此强奸，想来岳爷爷生前做梦也不曾梦见。我想，这才是这个悲剧英雄的真正悲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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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