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魂—献给为共和国捐躯的先烈们（组图）

    资料图片：2008年10月1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这是胡锦涛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６日电（记者 白瑞雪、张宗堂）这是新中国诞生前的最后一个傍晚。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率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纪念碑正对着天安门。天安门身后的紫禁城，是昔日的皇家宫殿。

    一个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王朝的崭新国家，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铭记构筑她的基石——千千万万为民族独立与解放而牺牲的人民英雄。

    又一个甲子过去。民政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共１７５万余人。然而，据估算，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先烈就有约２０００万人。

    在这些有名和无名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那么鲜活、那么年轻、曾经为了梦想孜孜追求的生命。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标记着共和国的起点和一路走来的漫漫征程。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2006年7月14日摄）。新华社发

    共和国的奠基者——他们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他们生命的彩虹，化作五星红旗上最鲜艳的色彩

    一对汉白玉铸成的风帆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军徽，高扬在于都河的波浪之上。

    在铁道游击队战斗的微山湖边，在八路军出师抗日的黄河堤旁，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的长江岸畔，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它们不约而同地以帆作碑，似乎寓示着在漫长岁月里，中华民族革命的航船是如何于惊涛险浪中驶入新中国幸福的港湾。

    反“围剿”中的红军在行军（资料照片）。从1930年底至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5次对中共在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从福建、江西边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长征。长征结束时，4支红色大军仅剩下5.7万人，有16.6万名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路上。新华社发

    ７５年前的１０月，就在于都渡口那个后来树起纪念碑的地方，时任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与叶剑英分手话别，目送着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结束时，４支红色大军仅剩下５．７万人，有１６．６万名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路上。而没有参加长征的刘伯坚，也在中央红军出发５个月后被害于江西大余县。

    ４０岁的刘伯坚留下遗书：“我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占据刘伯坚全部思想的，仍然是大写的“中国”。

    从１９世纪中叶起，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就是中华民族百年不变的梦想。

    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各种力量尝试了各种救国方案之后，黑暗的中国却陷入了更深的黑暗。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这茫茫夜色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穿透黑暗，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从成立之初起，这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就确立了“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但，新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向民主共和国的路究竟有多远？

    牺牲每增加一分，中国就向着答案迫近一步。

    身体倒作铺路的石，鲜血凝成照明的灯。在２８年的艰辛探索中，多少像刘伯坚一样的志士为理想而捐躯。

　１９２７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时，年仅３８岁。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和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曾这样预言：“不出十年，红旗将飘满北京……”

    拒降，甚至拒绝营救。就义前最后的照片上，３６岁的方志敏神情淡定从容。

    “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中所述，何尝不是日后新中国的写照？

    抗日烽火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一次突围时不幸殉国。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我牺牲了我的一切幸福为我的事业来奋斗，请你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

    在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中，１９岁的战士董存瑞托起炸药包、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冲啊”，让敌人的碉堡和自己的身体一起消失在了冲天的火光中……

    没有谁，比这些革命者更热烈地期盼着新中国的到来。他们的呼唤如惊雷掠地，他们所描绘的蓝图如同他们的牺牲一般绚烂。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

    即使是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时刻，仍然有不少烈士在黎明时倒下。

    此时，国民党的“陪都”重庆仍笼罩在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共产党人，２９岁的江竹筠是其中的一位。她有着一个永远年轻的称呼――江姐。

    “她个子不高，身子很瘦，但脸上胖胖的，扎两根短辫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曾经与江竹筠关押在渣滓洞同一间牢房的盛国玉回忆说。

    狱中的江竹筠多次受刑。老虎凳、辣椒水、竹签一次次摧毁了她的身体，却没能从她口中获得任何信息。看到她教大家学英语、用自制的纸笔写字，盛国玉由衷地感到，这是个有文化、了不起的人。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并没有传到渣滓洞。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几天后，在距渣滓洞几公里处的白公馆监狱，人们得知了开国大典的盛况。他们在一床绣花被面上绣上了五个五角星，因为没有见过国旗，一颗大星绣在中央，四颗小星分居四角。

    重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是“中美合作所”最大的两座监狱，左图为“渣滓洞”的一排牢房，右图为“白公馆”的大门（资料照片）。无数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在这里惨遭杀害。革命先烈们在狱中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表现出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宁死不屈的高贵品质。新华社发

    大家说，等到重庆解放，我们要扛着这面红旗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这是个未能实现的约定。

    １９４９年９月起，疯狂的大屠杀席卷歌乐山。

    “那天晚上，我们闻到了血腥味。”８３岁的盛国玉回忆说，１１月１４日傍晚，江竹筠被国民党特务押出牢房，从此没有回来。

    盛国玉清楚地记得，在走出牢门时，江竹筠把一张贴身而放的相片拿出来亲吻，然后又放进“心口”。

    照片上是她的幼子彭云。江竹筠牺牲时，孩子只有３岁。

    １１月２７日的最后一场大屠杀结束时，已有３００多名革命者倒在了晨光马上就要撕破黑夜的时刻。渣滓洞的女牢里，盛国玉是唯一的幸存者。

    ３天后，重庆解放。四川全省的棺木，被紧急调往山城……

    今天，歌乐山烈士们的照片排列在纪念馆的墙上，深邃的目光与参观者们静静对视。

    那是一张张多么俊美的年轻面庞啊。照片中的女性大多身着精美的旗袍，男子无不西装革履。他们中的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殷实富足的家庭。

    在投身革命之际，他们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只是，在革命者的心中，在国与家之间，他们只能作唯一抉择。

    他对卫士说，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

    共和国的保卫者——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他们倒下的地方，高耸起民族不可侵犯的高贵和尊严

    青松覆盖的山林掩映着石壁。石壁之上，朱红的油漆铭刻着中国军人的名字——

    黄继光、朱有光、王万成、邱少云……

    这是朝鲜的五圣山。半个多世纪前的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军用地图把它标为“上甘岭”，美军则称之为“三角形山”。在这里打响的上甘岭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战和悲怆的一页。

    ３年抗美援朝，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在内的１１万中华儿女，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新中国建立了，老家也分房分地了，我就该回家种地享太平了。”当年的志愿军第１５军４５师１３５团７连连长、８３岁的一等功臣张计发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１０月，他所在的部队正在广西与国民党残敌作战。

    张计发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他的最后一仗。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军接到新的命令——开赴朝鲜。此时的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已参战１００多天。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就此拉开序幕。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新华社发

    “到了东北看到沈阳的大烟囱，感觉祖国真伟大，不能让美国鬼子破坏了。等到过了鸭绿江，看到朝鲜的新义州被炸平了，我们更是定下决心，就是死在朝鲜，也不能让敌人占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张计发回忆说。

    上甘岭战役的第一个晚上，部队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军长说，豁出去了，就算１５军打光了，一寸土地也不能丢！

    一夜交锋，敌人在阵地上留下４００多具尸体，张计发所率１６０多人的７连伤亡一半。

    战斗最激烈的１０月３１日，６连副连长李德斌找到张计发说，现在我听你指挥，我连只有我一个人了。２９师前来支援的一个连一路打到团指挥所报到时，也只剩下一位副连长……

    上甘岭的其他阵地上，同样满山英烈，遍地英雄。

    １０月１９日夜，２１岁的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机枪眼。

    此前的１０月１１日夜，为配合上甘岭战役，同样２１岁的邱少云在奉命潜伏时，被敌军侦察机抛下的燃烧弹点燃了身体。

    大火熊熊燃烧的３０多分钟里，邱少云纹丝未动。

    硝烟散去，邱少云匍匐处，只剩下一双深深插入泥土的手。那双手，仿佛是伸向大地的问号与惊叹号――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士兵？！

    无论是否获得勋章与称号，志愿军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中，他们以口径不一的步枪和还不具备作战能力的空中力量捍卫了新生共和国的安全，把拥有先进陆海空军和原子弹的美国人打到了谈判桌边。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承认，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得战争胜利而签署停战协定的将军。

    正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所言，一个觉醒了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无论他们面对的是侵略者，还是其他难以预料的威胁。

    今天，中国万里边防虽无战事，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牺牲。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仅在西藏边防因公牺牲的官兵就达１万余人。

    1998年6月，面对广西梧州市被洪水冲垮的防洪大堤，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筑成人堤，堵住决口。新华社发

    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成为布满“高原红”的老兵之前，就被高原心脏病、高原肺水肿以及突如其来的雪崩、泥石流夺去了生命。

    仍然是这支保家卫国的人民军队，在洪水袭来的１９９８年，痛失高建成、李向群；在抗击非典的２００３年，李晓红献出了生命；在抗震救灾的２００８年，烈士名册上又多了邱光华、武文斌……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仅是武装军人。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的湖南衡阳火灾，在４００多名群众安全脱险之后，突然倒塌的楼房，把２０名消防官兵埋在了废墟下；２００４年８月，在禁毒一线已工作１２年的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吴光林，被一名毒贩开枪击中头部……

    任长霞、谭东、盖起章、杨松林、雷宏……烈士的名单太长、太长。公安部的统计数字表明，从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０９年上半年，先后有１０７６８名民警光荣牺牲。

    他们的战友们，仍在执著地守护着共和国每一个忙碌的白天和宁静的夜晚。

    共和国的建设者——他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献身的事业，是今日一切幸福的源泉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新中国国庆５０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

    为“两弹一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郭永怀（右一）在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受到表彰的２３名科学家里，７人已经不能亲自来领取那金光闪闪的勋章。人们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并不熟悉的名字：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勋章的郭永怀。此时，距郭永怀遇难已有３０年又９个月。

    如果说抗美援朝的将士是用一次次冲锋发出正义的誓言，“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就是用升腾的蘑菇云攥起了中国的拳头。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在“向科学进军”的召唤下，包括郭永怀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科学家纷纷从海外回国。

    李佩和郭永怀相识于中国的西南联大，相恋于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

    日本飞机在中国大地上的狂轰滥炸，促使郭永怀从光学转学航空。留学美国，郭永怀师从“航空之父”冯·卡门，与师兄钱学森结为好友。１９４５年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康奈尔大学任教，很快成为航空学院的佼佼者。

    在日后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一文中，郭永怀这样阐述他的初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一到康奈尔大学，郭永怀就声明，我迟早要回中国的，不要让我从事机密的研究工作。美国移民局让他加入美国国籍，被他拒绝了。

    就在准备回国的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扣留的同时，郭永怀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连假期去英国讲学也没能获得批准。直到１９５５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郭永怀才得以启程。

    在李佩的记忆里，回国后的日子异常忙碌。郭永怀不睡午觉，周末不休息，从美国带回的一大沓古典音乐唱片也已尘封。

    研制核武器，紧迫而神圣的国家使命下，郭永怀的头发很快变得花白。

    郭永怀加入到铸造和平盾牌的行列。这位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驰名世界的力学家，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形成了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的三大支柱，人称“三尊大菩萨”。

    对于丈夫的秘密工作，李佩毫不知情。每一次往返于北京和青海的试验基地，年过半百的郭永怀总是简单地说“我要出个长差”。到哪里、去多久只字不提。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北京城满街都是“号外”。李佩注意到，这次出差回来的郭永怀特别高兴，常常同时“消失”的王淦昌还特意请郭永怀夫妇去家里吃饭。

    李佩猜出了丈夫工作的内容。多年后，人们告诉她，在巨响惊醒戈壁大漠的那一刻，疲倦之极的郭永怀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最后一次返航，郭永怀却没有归来。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５日，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大家劝他换个时间，郭永怀坚持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飞临北京机场上空时，飞机突然扎向地面。

    机上唯一的幸存者回忆说，在飞机失去方向的一刹那，有人高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

    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郭永怀时，他与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烧焦的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１９８８年，郭永怀的塑像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楼前落成。李佩把他和牟方东的骨灰，一起从八宝山移到了塑像的下面。

    “老郭不喜欢热闹，他一定是愿意回到力学所的。”李佩说。

    郭永怀为“两弹一星”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的构想与抱负远不止于此。

    若英灵地下有知，他会欣慰地看到，每天从这座塑像前走过的后来者正在继续他没有完成的科学之旅。科学，永远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和制高点。

    就在科学家们进军科技高峰的同时，新中国的筑路大军正在攀登地球之巅。

    汽车在直穿横断山脉、连接四川和西藏的川藏公路上行驶（资料照片，1986年）。新华社发 

    １０余万以解放军为主的藏汉军民跨过高山与天险，筑成了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的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全长２４１３公里，平均每一公里，至少有一名官兵牺牲。

    一座巨大的士兵雕像，矗立在海拔５２３１米的唐古拉山口。他岿然不动，任高原的烈风与行云掠过。他如同一座无字碑，诉说着生命的价值和庄严。

    在共和国的每一处山川河流、每一片丰收田园、每一座伟岸建筑和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都耸立着这样的丰碑，它们属于那些为共和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献出生命的人们。那就是崇高，那就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