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喜欢江湖，一定喜欢广州城中村

生活便利、成本低，是城中村给外来务工者的最大慰藉。

一块新大陆，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一切重来。

很多人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与期待踏入广州的。

城中村，往往是这些异乡人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点，那里是他们与这个城市的第一个连接点。

除了生活成本低，城中村的自由、随性，是这些初来乍到者最深的感触，以致成为恋上这座城的理由。

■小村深处

一片宽容的大地释放了人的鲜活存在

“眷村”这个词在这里是要表达一种我们对城中村时代的“眷恋”，但我们知道，这个词是有一个词源的，而且同样和我们有关。

国民党败走大陆之后，带了两百多万人迁播去台，这些人和当时的台湾居民身份不同，他们被称作“外省人”，除了一些政要权贵之外，这些人只能群体蜗居在一些指定的社区里，那便是“眷村”。

如今台湾已经在逐步改造眷村了，当这些破旧拥挤的村落淡出历史视线时，许多从这里走出的人物走回来，用各自的方式缅怀凭吊。这些眷村名人中有我们熟悉的邓丽君、杨德昌、林青霞和任贤齐。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朱天心等台湾文人也发表作品，描写眷村人在“原乡”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所以，客居异乡却扎下希望之根，这不仅仅是我们顾影自怜的人生经历，也是许多年代许多人的追梦记忆。

每个人的背井离乡后面都有一个奋斗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不会一味阳光灿烂，在家乡或许有不堪的往事，或许有种种社会的藩篱，出于一种人“生而自由”的本能，人们开始寻梦。站在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看着疲惫的人群背着行囊沉缓地走出来，那眼中不是欣喜而是强烈的渴望，这让我想起在欧洲兴起种族运动修建起集中营毒气室时，那些聪慧而无望的犹太人搭乘船只，驶向一个新大陆上开放的国度，在颠簸的甲板，憧憬地看着远处逐渐清晰的自由女神像。

于是，我更愿意把陈旧破败杂乱无序的城中村理解为一片新生之地，大地虽然泥泞，但她释放了人的鲜活存在。城中村在中国的形成有着天时地利的因素，三十年前政治上的常态化使得人有了相对的自由权利，沿海等相对发达地区的开放让耕种有了希望，没有什么比自在的空间对于自由的心灵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城中村开始告别历史舞台时，我们突然宽容了她之前的尘世丑陋，其实是她曾经宽容地给了我们庇护和尊严。

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底部刻着犹太裔女诗人爱玛·拉扎罗丝的诗句：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闫涛

■村光掠影

穷人也可以自在地享受便利的生活

在新车评网运营总监高晓宁看来，城中村是个奇妙的地方，刚住的时候觉得又杂又乱，但只要过上一两月就觉得，那简直太好、太妙了：自由，充满了生气；自足，又不乏新鲜。

每个城中村都住出不同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高晓宁的第一份工作在江门，做了两年后，1995年想闯荡一番的他来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是他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之处。尔后，搬去冼村，再然后，住进了石牌村，接着是猎德村。

他说，广州每个城中村都不一样。冼村乱得像个迷宫，没去过的人进去后肯定会迷路。半夜三更会有人查房，没暂住证的还要登记罚款等，以至于一听到是查房的，合租的4个人就会集体躲到阳台。所以，在冼村住了一年后，他就搬到了石牌。在石牌村住了三年，搬了7次家，因为合租的结构极不稳定。谈起往事，他笑说当时一个手推车就把家搬完了，极为简单。而比之冼村，石牌的突出优点是没人查过房，没丢过东西。

猎德，他认为是住过的城中村中最舒适的，没那么商业化，住的人也不多，保留了广州典型的农村风，根本不像城中村，不是遍地都是发廊、小吃店，餐馆也就那么几个，还是粤菜，湘菜、东北菜根本见不着。

350元的“临江豪宅”生活

住猎德时租的房子350元一个月，房子前面有条河，高晓宁说虽然是臭水沟，但朋友去了都说他住的是临江豪宅。每年，猎德村人都会在这条河涌进行一个月的赛龙舟训练，喇叭、锣鼓夹杂着号子，热闹得不行。

当时，猎德村还是香蕉批发的一个点，每天下午5点就有香蕉运到，臭水沟里是一艘一艘运香蕉的船，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满地都是香蕉。高晓宁说，有时早上起来早了，就在村里跑步、闲逛，顺带买几挂香蕉，批发价，几毛钱一斤。

如果你喜欢江湖，一定会喜欢城中村

人生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一个人如果不自由自在了，挣多少钱有多大房子那也是不快乐的。采访中，三十多岁在电脑城经营着一点小生意的汪成武，一再提到他对快乐生活的定义，他认为现在自己的状态就是自由自在，想喝就喝，想唱就唱，想家就回家看看，当然，还不能想不上班就不上班。

人员杂，活法多

1998年，揣着对广州的梦想，还没大学毕业的汪成武从江西来广州看世界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找了一个多月，计算机专业的他才找到一份落差感极大的工作———打字员。同学、老乡共5个人，在西村鹅掌坦合租起了房子。

打字员的起点虽低，但汪成武坚持了下来，没有因此打道回府。他说，学的虽然是计算机，但都是理论，对计算机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当时不要说计算机的结构，连名片是怎么印刷出来的都不知道。打字员就打字员吧，认了。老虎都有落平阳的时候，等的是一个机会。尔后，他还做过多种工作，电脑销售、杂志、服装……现在自己有个档口，做的是耗材。

汪成武说，一直到现在广州以及广州城中村给他的印象都没有变———乱，但自由。人是杂些，城市白领有，贩夫走卒也有，但人随和、好接近，住到石牌村后，后面的那个特点尤为突出。在一个小空间内，各有各的活法：一个月拿1万多的白领可以过得不错；一个月拿1000多的清洁工能养活老婆、孩子；推个牛杂车，也能养活一家子。他们各不相同，又和谐地相处。但在深圳就不一样了，阶层之间有很强的排他性，汪城武说。

楼下记账，楼顶喝酒

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可以出门，楼下就有啤酒、花生，东西随便拿，跟士多店老板说几号几楼，记账就行。有时是真的没钱了，有时是身上没带钱，总之都可以。没带电话，手机店、士多店的电话，都愿意借给你打。汪成武说，这种信任度让人感觉亲切，除了城中村，在这个城市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有时手头上不方便，房租拖欠一两个月，房东也不催。

汪成武说，如果你喜欢江湖，一定会喜欢城中村，那里你会看到江湖义气重现。住石牌村的人，大多在电脑城上班，经常同时出门，同时下班。下班时在电梯里问一下你在哪个档口，有什么要帮忙，就交上了朋友，以后若有什么需要打个招呼就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给人打工或做点小生意，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里的人见了面会聊天、打招呼，而不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聊得来的，马上一拍肩膀，一起吃饭喝酒去了。

对现在的安居之处———石牌村，汪成武很满意。有钱买房，但不愿买房，因为汪成武觉得人生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老一辈都在算计着过日子，难道每一代人都要这样过？从走出大学校门起，他就已经想过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不再算计、随性、率性的生活。现在他不用为供房而烦恼。住天河岗顶是什么地段？市中心！要啥有啥，走几步路就到天河城，早上四五点起床，到体育中心打乒乓球，豪华小区也没有这样的配套。

寻梦于斯，事业于斯，扎根于斯

李越是城中村较早一代的租户，一住就是近二十年。一个茫然的小伙子来到广州，一步一个脚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经营一家照相馆。但可以衣锦还乡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已不止是眷恋，而是扎根于斯了。

湖南人打造冼村老字号照相馆

1990年，湖南人李越来到广州，仅做过几年生意、一门手艺也没有的他，找工作时遇上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方向。后来，在烈士陵园一家照相馆，他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跟着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处理相片。他说，那时是黑白照，一天一般20多个客人，早上9点开始上班，晚上11点下班，非常辛苦，累得不行的时候还哭了，想回家。

但本来就是没什么出路才来广州打拼的，哪能一事无成就回去？这一坚持，就有了今天冼村这家经营得最久的照相馆。1992年，李越开始自己做，早先档口在三元里，尔后搬到了冼村，就一直没变动过。这对流动性极强的城中村来说，几乎是一个奇迹。旁边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家档口，但都没经营多久就关了。不善言谈的李越总结道：做生意跟做人是一个道理，技术过关，诚信经营。不过，这家称得上冼村老字号的照相馆，走过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勇字当头的他一向不畏强暴，早期还跟来收保护费的人打了起来，好处是从此不再有人来骚扰他的店。

能衣锦还乡时，根却留在了广州

衣锦还乡，是李越的心愿。照相馆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在李越勤勤恳恳的经营下收入不错。8年前，李越在湖南老家花10多万元买了一套128平方米的房子，并花了好几万豪华装修。房子很漂亮，但他们住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老家的大房子，他们住着不舒服，倒是在广州租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让他们觉得舒坦。老婆和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家里”。李越说，以前总想着回家，但现在发现自己和家人都改变了，喜欢上了广州这座城市。即便以后冼村拆了，他说也会在广州另找一处档口，还做他的照相馆生意。现在的李越自称“老广”，对以后的路也已不再迷茫。

扎根冼村近二十年，李越说，城中村也有很稳定的租客，他的一帮熟客就是。他们每换一次工作他都知道，因为照的几乎都是工作照、身份证照。熟了，成了朋友，见了面问候一下，平淡、朴实。跟房东也早已成了朋友，他说，除了来的那年签了一次合同，此后就再也没签过，因为彼此已经信任。近二十年，广州的房价涨了几倍，但他档口的租金没涨过，有一年不好做，房东还主动降了价，而且降后就没再加。房东说：“你愿意做就做，不想做了，跟我说一下就行。”

采写：南都记者 黄河方 汪晶晶 实习生陈梦莹

摄影：南都记者 方谦华 黄皓

黄集昊

■村史在册

雏形期

从狭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广州上百个城中村便是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

城市发展中跳跃而过的土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称，1986年广州举办六运会，产生了一批新建筑，那时的形态还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到了80年代后期，就开始变成城市与农村的混搭形态。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和房地产大发展，就慢慢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形态，农村的面积越来越小。

城中村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太快，要快点拿地搞建设，有一定难度、影响发展速度的就跳跃式发展。90年代有数据显示广州有138个城中村，到现在也还是可以用这个数据。据统计，城中村总用地面积84.1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吸引300多万人“蜗居”在此。90年代政府已意识到要控制城中村，但为了赶紧发展城市骨架，东进、南拓，并没有真正有所行动。城市建设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政府没有太多精力放在城中村改造上。涉及城中村征地的大量土地出让金，主要被用于地铁等城市建设，政府为了避免开发商进入城中村可能导致容积率过高，因而长期都不允许开发商介入改造。

让外来人口低门槛进入广州

早在1984年，石牌村的居民就开始把房出租给外来打工者居住，多年来城中村形成了廉价公寓特色，让外来人口低门槛进入广州。中国最典型的城中村在广州，广州最典型的城中村在天河。

广州每一个城中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登峰村已登记境外人员涉及83个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三个国家是马里、印度、几内亚。除此之外，苏丹、伊拉克、伊朗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人也不少，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小联合国”。由于外国人众多，为便于管理，这里还专门成立了越秀区登峰街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杨箕村集中了很多媒体界人士；石牌则有很多IT人士；冼村有“广州最多年轻靓女聚居地”之誉，面积18万多平方米，居住着3000多村民和4万多外来租客，其中，近万名租客为附近商圈———天河城、正佳广场等商场、写字楼里的销售小姐。城中村里居住者的身份都与周边的产业形态有紧密联系。

由于面积有限，随着租住人口越来越多，不能向四周发展的城中村只能向上发展，于是大量握手楼出现，道路方面也几乎没有系统可言。城中村继承传统农村居住形态，大多没有集中绿地，中学、小学、幼托等公建配套不足。而宗亲色彩浓厚的“宗祠”、“神庙”大多有所保留。这是城中村不能无视的生态。90年代末开始，政府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出租屋管理。每个城中村都有了出租屋管理中心。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