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毛泽东极度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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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毛泽东极度不满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来龙去脉

文章摘自《问史求信集》 作者:阎长贵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核心提示: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〇”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〇”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〇”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〇”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〇”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