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下令“九评”赫鲁晓夫的来龙去脉_(一)

作者：青石
从１９５８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到１９５９年双方在北京的争吵，再到１９６０年苏联撤退专家、停止援助、撕毁合同，中苏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但是，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都未必想到要就此根本破裂两党关系。考虑到当时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国经济处于空前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又退居二线，正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人甚至未必会像毛泽东那样非得和赫鲁晓夫争个输赢不可。这也就使得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召开、中共中央着手总结“大跃进”失误的教训时，存在着调整毛泽东激进的国内外政策的可能性。王稼祥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争取和平局面，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政策性建议，集中地反映了中共内部存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进行决策的强烈愿望。只可惜，中共还没有形成一种民主决策的有效机制，毛泽东不论在“二线”在“一线”，始终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意志决定着党的命运，因而也决定了中苏关系的最终走向。
毛泽东认定：赫鲁晓夫代表高薪阶层，与资产阶级差不多
１９６１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苏联方面也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并且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先进的米格２１型歼击机的生产技术，愿意帮助中国解决一些粮食困难，比如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１００万吨粮食和５０万吨古巴糖等。注意保持与苏联的团结，看来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他这时还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
但是，在１９６１年，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仅仅几个月时间，苏联不仅宣布停止经济援助，撤出阿海军基地和所有苏方人员，最后干脆宣布断绝了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２２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到会的数十个各国党的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苏共２２大召开于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７日，北京选派周恩来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次大会，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证明北京没有预料到赫鲁晓夫先生会对阿尔巴尼亚发动猛烈进攻”。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难以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而苏共２２大作出的其他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把斯大林遗体迁出红场，开除莫洛托夫等人党籍，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成为全民国家，２０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也都让中国方面深感吃惊。对此，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不仅在１９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更在２１日亲率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并于两天后、即２３日晚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毛泽东亲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全体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北京机场迎接，对周恩来的行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周恩来率团前往参加苏共２２大，本意是准备去莫斯科“强调团结，强调反帝”的。但事实上，毛泽东这时在内心里已经判定赫鲁晓夫是改不了啦。当赫鲁晓夫７月底突然抛出一个所谓“现代的《共产党宣言》”，宣称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毛泽东仿佛突然悟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过去，毛一直冥思苦想，始终弄不懂赫鲁晓夫现象产生的根源，而这时，他已经开始把赫鲁晓夫现象同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挂上钩了。他在９月份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而他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因此反对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定中共八大决议关于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不对，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很自然地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斗争联系了起来。只是，由于理论上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他在这里还没有直接使用“阶级”这个字眼，但意思已经很清楚，即赫鲁晓夫的问题实际上是有社会根源的，即使暂时不叫阶级斗争，也同阶级斗争差不多。
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恢复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苏共２２大会后《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辞的文章和信件，却没有做任何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但是，毛泽东还是压抑不住他的失望与愤懑。在与苏共２２大开完后路过北京回国的亚洲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时，他的态度明显地严厉起来。他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２２大花样特别多。他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毛泽东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
不管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如何考虑，苏共２２大之后，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断定苏共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他明确讲：“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质了，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天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很难相信，在当时面对“大跃进”造成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在发生了上千万农民饿死的惊人惨剧之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会有毛泽东那样的革命雄心，要去公开向苏共挑战，把苏联推向自己的对立面。事实上，不论毛泽东在党内如何为全党干部打气，强调中苏团结的情况还是持续到了１９６２年。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３０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当着全党七千名中高级干部的面，也仍然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一面继续大讲“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面还是明确地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这段讲话在１９６６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如今许多人引用这段话时，往往不注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改动，把１９６６年他加上的诸如“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之类的话，都当成他１９６２年的讲话，这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泽东当年讲话时并没有这样的看法。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王稼祥当时怎么会直截了当地向中央提出下述包括缓和中苏两党关系在内的一系列大胆建议来。）
中共元老之一王稼祥提出缓和对苏关系的建议
在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苏共中央来信，也提出了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响应，在复信中强调说：“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表示赞成苏共中央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考虑到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再加上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中印边境争端一触即发，身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深感缓和对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向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避免争论、求同存异的重要建议。
２月２７日，用王稼祥后来的话来说：“当时我觉得‘内忧’够多了，而对‘外患’的可能性，在我脑子中形成了一幅可怕的图画，于是乎我忧虑得不得了。”鉴于七千人大会提倡“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所以“抱着对党中央勇敢提意见的态度”，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明确提出，我们应当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中苏之间的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对外关系的其他方面，也都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绝不能一味地采取毫不松动、一斗到底的策略，使争论愈闹愈大，关系愈弄愈僵，直至完全破裂。３月，他又进一步提出在支持别国革命问题上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说：“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在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空头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们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必须考虑到中共已经有了国家政权，有了外交关系，中国的做法不能不受国际关系方面的约束。６月，他更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国际和平环境的外交思想，主张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他同意在原则上说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人民是要革命的，但强调“这并不是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世界上到处存在着革命形势”。
很明显，这时在第一线负责领导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对王稼祥的建议是倾向于赞成的。因此，在７月份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竟然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了赞同。这种态度，立即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为此，在苏联影响下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大跃进”动摇了毛泽东威信　毛断言中国也有修正主义
１９６２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干塔城地区少数民族边民集体逃亡事件，共有数万人逃往境外苏联一方。这一集体逃亡事件的发生，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与几乎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大批难民外逃香港的情况相联系，不难想象它可能与当时国内的饥荒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显然在于当时伊犁地区存在着大量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少数民族边民，历史上又长期受到苏联影响这一特殊的情况。由于当时这些边民仍可来往于中苏之间，中苏之间严重的政治分歧和经济差距不免对他们产生影响，再加上有着苏联背景的少数人蓄意挑拨，就造成了这一严重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方面虽仍表示不能让当前的事件破坏中苏的团结，但又越来越强烈地指责苏联特务的挑唆了。不久，中国外交部更明确要求苏联方面关闭他们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使中苏关系再度呈现紧张。
一方面是新疆少数民族受苏方挑唆集体逃亡，另方面一些欧洲国家的党这时又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这不能不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６月２１日他接见朝鲜劳动党代表时就公开断言：“修正主义不会改了。”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做法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发展，和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做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整个工作中注意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主张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外交上搞缓和，在党内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自然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还在１９６１年９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已经很不喜欢听人们老是谈大跃进的问题了，曾经很不耐烦地表示过：“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错误？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现在，他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一些人还总是揪住大跃进中的某些问题不放，甚至公开表示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呢？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人，都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矛头所向，未必不含有对中共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责难。也正因为如此，彭真才会异常勇敢地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毛泽东的责任问题来。他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我想，该包括就得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留下恶劣影响。对此，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当场表示反对，称：彭真同志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都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但彭真似乎并未被陈伯达吓倒，仍然坚持辩解说：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说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在两年多之前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上向毛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即被打倒的历史悲剧依然历历在目的情况下，彭真能够如此率直地讲话，可见当时党内要求民主的压力，确实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不难想象，彭真的这番谈话在毛泽东心里的反响。同样不难想象，当意识到党内出现“离心”（偏离毛核心）倾向之后，毛泽东对国防部长林彪在大会上那番歌功颂德的赞歌是何等的欣赏。林彪当时在大会上是这样为毛泽东辩解的，他说：“三面红旗”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当前出现的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的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而我们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毛泽东通常并不是很喜欢别人过分地阿%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