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里的1935年汪精卫遇刺案

    核心提示：蒋介石的感慨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庆幸身为行刺的第一目标的他，却能避开杀身之祸；第二层是庆幸案件迅速得破，自己得以洗刷；第三层则是将此偶然事件，当成必然，联系自己以前几次大难不死的遇刺经历，说成是上帝庇护的结果，言语之间不免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自得。

来源：《世纪》杂志 作者：陈红民 傅敏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的中央党部举行，就在开幕式后举行全体委员合影之际，摄影记者中突有一人举枪射击，只见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行政院长汪精卫当场中弹倒地。“行政院长汪精卫遇刺”一时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轰动程度盖过了四届六中全会本身。当时，日本策动“华北事变”，中日矛盾激化，国民党内部倒汪的风潮不断，四届六中全会本是为召开确定国民党内外方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的，此际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自然引起中外舆论的极大关注：谁?为什么要刺杀汪精卫?这是人们最想知道的答案。

　　蒋介石一度被怀疑为刺杀事件的指使者。理由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历史上曾经针锋相对，在不少问题上有矛盾。刺杀案发生于集体合影之时，蒋介石已到会场却没有参加照相，这种反常举动更令人心生疑窦。许多文章均写当蒋介石闻讯赶到汪精卫被刺现场时，汪的妻子陈璧君情绪十分激动，双手紧紧扭住蒋介石，边哭边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可以不干，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啊?”蒋介石竟无以应对。还有人质疑，刺客能混入警戒严密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下手，说明背景很深。

　　不久之后，案件宣告侦破。实施刺杀汪精卫的是华克之领导的一群爱国人士，他们强烈不满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组织了晨光通讯社，周密部署，伺机以记者采访新闻的便利接近蒋介石，将其刺杀。在错失几次机会后，终于确定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合影时动手。不料，蒋介石竟然没有出现，实施行刺的孙凤鸣临时决定将枪口对准了汪精卫，汪成了蒋的替死鬼。案情公布时，南京方面又说，刺客系受共产党指使，或是“斧头帮”王亚樵所策动，但许多人仍将信将疑，认为南京宣布“破案”是蒋介石在使用转移公众视线的“障眼法”。直到刺汪案一周年时，华克之为纪念因此案死难的孙风鸣等战友，特地写《告全国同胞书》，揭露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坦诚刺杀是由他们所为，与共产党、王亚樵均无关，行刺的目标就是蒋介石，最后射击汪精卫，则是孙凤鸣不得已的临时选择。蒋介石才从刺汪案中彻底解脱。

　　有关1935年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案件的文章已相当多，对案件某些方面的挖掘也很细致，但作为缺席主角的蒋介石当时有何作为与感想，却鲜有论及。《蒋介石日记》中对此事件有极详细的记述，正可弥补其他文章之缺憾。

　　蒋介石记事通常较简略，但1935年11月1日、2日对汪遇刺的情节及个人观感的记述却相当详细，而且两天日记连在一起写(因1日汪遇刺内容太多，页面所限写不下，故延至2日页面上)，11月1日至7日每天的日记都记有关于汪精卫遇刺的内容，在11月的“本月反省录”中，还对刺汪案与侦破大发感慨。仅从行文上就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如笔者在《蒋介石为什么写日记》中所分析，蒋日记的内容是有选择性的，记什么，不记什么，他有自己的标准。有些事情，他只做不写，如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等。有些事情他认为日后可能会遭“误解”“蒙冤”的，他会写得详细，如1931年他软禁胡汉民事件等。汪精卫遇刺案属于后者。蒋开始也不知行刺者及其动机，怕自己“背黑锅”，故尽量记得详细，以备洗刷自己。

　　读《蒋介石日记》，可以了解他与刺汪案的一些细节。

　　一、蒋介石为何不参加集体合影而逃过一劫?

　　作为国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蒋介石却“无故”不参加会议集体合影，而谋刺汪精卫就发生在此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他与刺汪案的关系。他在1935年11月1日的日记中对自己当天上午的活动及感想记述如下：

　　早起，祷告静坐毕。八时前谒陵毕，见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到党部开六中全会之礼节亦纷乱如故，犹未改正，不胜悲愤。将至摄影场时，一出门即当头遇见倭人，察其形色，似专候余之出来者，心犹疑滞。及至场所情形纷乱，心更痛戚。本党同志之不知礼乐，不守秩序，其无建国能力，一望而知。(以下内容写在11月2日页面上——引者)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口(一字无法辨识——引者)皆由于此，乃因悲慨独回议场，不愿摄影。正欲益之(朱培德字——引者)等痛切告诫此理，而未及片刻，忽闻摄影场枪声连作，有人来报汪先生被刺。

　　根据国民党开中央全会的习惯，会前全体与会人员须先到中山陵，拜谒孙中山，开幕式后集体合影，允许中外记者拍照，然后再进入正式议程。正是这种惯例的议程，使得华克之、孙凤鸣等人可以预先设计刺杀方案。1日上午谒陵之时，委员们衣着不统一，行动拖拉，“礼节与秩序仍如往日之纷乱”。蒋介石是个注意细节的人，对此纷乱状况已觉不爽。六中全会开幕之时，司仪又看错议程单，漏掉读“总理遗嘱”程序，引起会场小混乱。蒋大为不满，他将国民党高官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尚不自觉悟的行为上升到“无建国能力”的高度，认为这是“启敌国之轻侮攻伐，增友邦之卑视”的根源。他也曾到合影现场，但见场面混乱，便“因悲慨独回议场，不愿摄影”。

　　根据这段日记，蒋介石未参加合影，有偶然的成份。他是到了摄影场地后见场面混乱，“心更痛戚”，又退回去的，希望以此引起他人的觉悟。另一个以前文章均未提到的细节是，蒋介石出门时，迎面遇到一个日本人，似乎专等蒋出来，引起蒋的警觉，“心犹疑滞”。按常理，国民党的高官们从全国各地到南京开会，难得见面，在谒陵、开会与拍照间隙聊天寒暄属人之常情。会议开幕式及拍照既然对中外记者开放，正值中日关系紧张之时，日本记者出现并伺机访问蒋介石，也属正常。但蒋的过分敏感与警觉却保护了他(有文章记汪精卫不见蒋来，曾专门去请，蒋未允，并说“情况很乱，可能要出事情”，劝汪也不参加合影。蒋日记中未记载此细节。)。

　　蒋这段日记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是，国民党纪律相当松弛。蒋不满于其他人的不知礼节不守秩序，自己却更不识礼节，擅自不参加集体合影(好像朱培德等高官也未参加)，如此双重标准，他显然是将自己置于党之上了。

　　二、案发后蒋介石所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蒋介石在1日的日记中接着写道：

　　余即下楼，见其(汪精卫——引者)已眠于地上，血流满面，彼犹以余两人之感情，能否恢复，能否谅解昔时误会为言。心滋悲戚，对泣无语。坐待其傍约一小时。医生始来，乃始敷药车往医院。而会仍未开，余乃入场催开会。会毕，往医院诊视，详察弹壳，乃为最旧之弹，必无伤于生命，此心始安。下午，连访数次，精神甚受刺激也。

　　蒋介石赶到行刺现场时，汪精卫已经血流满面倒于地上。汪精卫见蒋来，竞在生死未卜之时，问蒋能否恢复两人感情，“能否谅解昔时误会”。言下之意，是怀疑蒋因不谅解而报复行刺的，蒋闻之“心滋悲戚”。但此时任何解释也不起作用，两人只能“对泣无语”。日记称，“约一小时，医生始来”，显然是夸张。一则对汪的抢救不会拖这么久，中央党部离南京最好的医院也不远。二是当天上午四届六中全会完成了谒陵、开幕式、集体拍照及正式会议所有议程，若汪

　　遇刺后一小时才重新开会，时间上肯定来不及。蒋介石当时焦虑无助，度日如年，所以感受到那段时间特别漫长。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以解释的。汪被送医院前，蒋一直陪在旁边，送医院后，蒋又数次去医院探望病情。2日，蒋又去医院探汪三次。他自述“精神甚受刺激”，一方面固是汪何以在中央党部遇刺让蒋也感到疑惑，另一方面则是各方面的矛头直指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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