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熏风血雨菜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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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故居 □陈一鸣
近几年解说满清权谋的影视、文艺作品有如过江之鲫，情节大都像一场以不同皇上为黑哨的比赛，一干人等谁能逃过菜市口并把对方送到菜市口，谁就是胜方。对某些人物的戏说大概可以不介意，但对菜市口却轻浮不得———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热血就洒在那里，仅此一点菜市口就是沉重的。
1644年清顺治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菜市口随之成为京城法场。菜市口之所以有此“荣幸”，全拜其繁华所赐。早在唐代，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时称檀州街）就是幽州城的闹市，据考证金代将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
清朝修建铁路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很悠久，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
菜市口太有名了，以至于有人说明代英烈于谦、袁崇焕的就义地点也在菜市口，事实上明代北京的法场是西四牌楼。南宋末代名相文天祥的就义地点叫柴市口，有专家说柴市口就是菜市口，只是后来音变；再则菜市口向南，曾经对着的胡同刚好叫丞相胡同，应是以文丞相得名。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也有专家考证元大都的柴市口是东城区的交道口；丞相胡同之说更有以讹传讹之嫌：在清末光绪时代的“详细帝京舆图”上，丞相胡同还叫绳匠胡同，后来才陆续改名叫神仙胡同、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
所以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还是从清朝算起较为确凿。
“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杨懋建《京尘杂录》）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清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过菜市口诗》）在不同的前人眼中，身兼法场与闹市二职的菜市口也有不同的风貌，这里曾有熏风，更有血雨。
今天和昨天
比起CBD、亚运村来，今天的菜市口已明显落寞，但也不乏升腾景象。十字街头车来车往，匆匆忙忙；密密麻麻的电线在天上纠缠不清。
十字街头的四个角，有两个角在忙着拆改建：西北角沿线正在拆除旧民房；西南角“菜市口移动通信枢纽楼”行将竣工，是一座银光闪闪的大厦。东南角的旧房形貌低矮，是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估计拆除是早晚的事儿；东北角以黄金首饰闻名的原菜市口百货已人去楼空，等待招租，楼顶“国际传媒大道”广告牌预言着宣武门外大街未来的辉煌。如今的菜市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块普通工地，为了不落后于北京的崛起速度，忙得热火朝天依然嫌慢。
西北角的一个胡同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饭勺一样的小铲子疏通胡同里的地沟，他说自己77岁了，打小就住在菜市口，原来菜市口是丁字路口，南北向的宣武门外大街向南，截止于西侧的广安门内大街和东侧的骡马市大街。丁字路口向南原本是狭窄的菜市口胡同。近几年大街才向南一头扎下去，菜市口胡同改叫菜市口大街了，丁字路口也改成十字路口了。
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拿着清末的“详细帝京舆图”寻觅菜市口昔日模样，十足是在刻舟求剑。“刑人”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肯定不会消失的。
原以为找到鹤年堂就算是找到法场了。鹤年堂药店太容易找了，十字街口向西十余米，夹在“小肥羊”和“李老爹香辣蟹”之间。
清朝时菜市口“刑人”就在鹤年堂门前。前一天晚上，刑部官员会通知鹤年堂掌柜准备酒菜；第二天，就着鹤年堂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是为监斩台；犯人从刑部大牢押出，出宣武门，一路向南到菜市口，跪到鹤年堂门前。瞬间法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等着看杀人。当时菜市口丁字口的三条土路都很窄，能够看得清杀人场景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
眼前的鹤年堂是座二层小楼，灰砖灰瓦，飞檐斗拱，“鹤年堂”的招牌字体古拙雄浑，但铝合金的窗户怎么看怎么透着新鲜劲儿。店员说：“现在这个鹤（北京土音：豪）年堂原来叫西鹤年堂，是鹤年堂的分店。老鹤年堂拆了以后，西鹤年堂这才叫鹤年堂。老鹤年堂在骡马市大街铁门胡同西边一点，现在是菜市口百货。”
鹤年堂已不是原来的鹤年堂，法场当然不在这儿。
找到了铁门胡同。胡同里的老者验证道，老鹤年堂确实就在铁门胡同西边一点。法场确定无疑了，就在菜市口百货南门、临近铁门胡同的地面上。
“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右侧坚长秆，其下红淋漓。”现在这里只有红砖铺就的人行道，向南一点是骡马市大街辅路，看看铁门胡同，看看胡同口的吴裕泰茶庄，看看大街南面的米市胡同，《过菜市口诗》中描写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海外传奇。古人尚且能为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建祠，菜市口法场是否应该树立一个六君子殉难纪念碑呢？
熏风不只是现在，即便回到作为法场的年代，菜市口也多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风貌被人提及。
除了前文提到的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当年菜市口附近的老字号，仅卖剪刀的就有“王麻子”、“老王麻子”、“真王麻子”、“老汪麻子”。另外还有以馓子麻花著名的南来顺饭庄；米市胡同里有最早的便宜坊烤鸭店；北半截胡同南口有鲁迅多次招待宾朋的广和居饭庄。
老作家许钦文1930年代的散文《菜市口》，菜市口仍是一派繁盛景象：“即使到了半夜过，南半截胡同里卖果儿冰糖和油硬面饽饽的叫声仍然不时可以听到”，“……中秋节的前几晚……卖水果和兔二爷的摊子是这样的多，从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摆到北半截胡同，简直不留一点空地。”
清朝曾在北京活动的人文、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
北半截胡同有谭嗣同故居，南半截胡同有鲁迅故居；米市胡同，李大钊、陈独秀曾创办《每周评论》，更有康有为故居。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刘光第、蔡元培；秋瑾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担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名人们的故居紧密相邻，又都与菜市口近在咫尺。
他们断然不是冲着法场这个由头住到菜市口的，但他们中确实出了如此之多的愿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刑人于市”，并不妨碍“大隐隐于市”，菜市口不乏风雅。歌舞宴饮场所自不待言，原来菜市口的财神会馆、文昌会馆都以戏楼著名，湖广会馆也离菜市口不远，戏楼至今仍在使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虽然已出菜市口地界，但离菜市口并不远；而曾被鲁迅讥为“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李渔也曾在菜市口附近居住；1899年秋，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鹤年堂药店发现甲骨文，无疑也是菜市口的一件文化盛事。
古老的四合院和街巷，让人难以割舍，而现在老字号只剩下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了；菜市口胡同没了，南半截胡同、米市胡同还在，尚有一些前朝遗韵。也确实，四合院居家拥挤，破败不堪。拆与不拆，心情矛盾。
现实的菜市口让人感怀的是沧桑巨变，文字中的菜市口才能使人感觉到鲜血从地下汩汩涌出，流进心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菜市口当作“无形文化遗产”看待也许更贴切些。
规则与潜规则
追思菜市口，是因为那里曾有英雄殉难。在菜市口殒命的，更多的是冤或不冤的犯人们，他们在规则与潜规则的缝隙中挣扎钻营的情状足以令人震惊。
读清朝法制史，你会发现，按照法律把一个人送到菜市口非常吃力。
全国所有死刑都要报皇上批准，除皇上外，任何机构、任何朝廷大员都无权直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死刑逐级汇报至皇上，皇上批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会审。会审结果再报皇上，皇上“批红”；除强盗、谋反等大逆之罪“立决”；其他罪责较轻的“斩（绞）监候”，要等到“秋审大典”再复核一次，皇上仍要亲自参与定夺。
秋审大典一般在农历八月的某天进行，清朝所有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西隆重集合，三法司再次审核死刑，报请皇上勾决，此时的皇上身着素服，文武百官肃立左右。看起来，“斩（绞）监候”可以活命的机会很多，比如父母老迈，犯人是独子等。如果犯人不服，原则上还可以上诉，甚至允许“叩阍”直接上诉到皇上那里。有些“斩（绞）监候”甚至能拖上20年不死。
从法律规则上看，“恤刑慎杀”的儒家思想使得清朝法律制定得程序繁复，慎重异常，为了人命宁可付出昂贵的行政司法成本。
有规则就有潜规则。法律之外的潜规则，要比法律执行严格得多，也严酷得多。
死一个囚犯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据统计，清朝全国每年死刑案件3000件左右，但每年全国监狱中至少要死1万多人。在大堂上被打死，在监狱中病死，被狱卒或同监犯人打死……随时都会死。
清朝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狱中杂记》对潜规则的记载是如此触目惊心：相关司法部门为行敲诈，千方百计把人送进监狱；潜规则的“信誉”极佳，一样的受刑，可以按照行贿金额，精确地把人打死、打残、打伤，甚至没事；潜规则的执行力度也让人咋舌：有被判了死刑但换了他人送死的；有坐牢坐出甜头，与狱卒互为表里敲诈其他犯人的。
死刑犯人能熬过漫长的规则与潜规则的搅拌，囫囫囵囵活着拉到菜市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所以有狱卒向死囚贺喜这一让人哭笑不得的风俗。
除了立决，菜市口只有冬至前才杀人。杀人的整个过程是规则与潜规则同台竞技的华彩章节。
刽子手把杀人叫“出人”。“出人”前，刑部会派剃头匠给犯人整理仪容，既可显示规则的仁爱之心，又能掩饰潜规则留在犯人身上的伤痕。行刑的仪仗，一面破锣前面开道，后面跟着犯人的囚车，行刑刽子手披红挂彩走在犯人的后面，监斩官压阵，诸多衙役走在犯人两边。鹤年堂门口席棚，监斩官升座行刑。犯人押到法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长休饭，永诀酒”，接着就是杀人了。
按照《大清律例》，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是斩和绞，另外大盗枭首，谋反凌迟。据马芷庠1935年编纂、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在菜市口犯人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对于清朝司法人员来说，犯人踏上菜市口的整个过程，无不充满商机。死了就完了？不是，死也有惨死和好死；死后还没完，有全尸和残尸。《狱中杂记》记载，敲诈凌迟者：“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对绞刑：“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斩首，可以把犯人的脑袋收起来，让犯人家属来赎买。
无冤无仇，何以至此？狱卒说：“是立法以警其馀，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而《狱中杂记》记录的时间是盛世景象初现的康熙五十一年，地点是天子脚下的京师刑部大狱。
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要点安神药，而围观人群往往一拥而上，想治病的泡人血馒头，想驱魔的买监斩官勾决犯人的朱笔，还有抢绑犯人的绳子的，据说这种绳子拴牛牛不会惊。清朝时菜市口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想想菜市口众生在尘埃与泥浆中灵动跳跃的样子，也别有一番滋味。
最惨的要数犯人家属了，他们还要请“缀元”师傅把犯人的头和身体缝合起来，全尸入殓。棺材铺子就在米市胡同里，原房屋至今还在。
对于菜市口的死者来说，菜市口是漫长的人间惨剧；但对于绝大多数看客来说，菜市口“刑人”只不过冬至前的一个偶然事件。犯人正法后，法场旋即以黄土掩盖。几天以后车水马龙，街面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规则和潜规则并不能维持古老帝国的命运，菜市口在清朝行将谢幕的时刻，却成就了自己的非凡意义，抗争开始了。
法场历史的终结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民间，短时间内席卷河北、天津，1900年春夏，进入涿州，抵达北京。由于刚毅力荐，老佛爷对义和团神功信以为真，支持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反对一切西方列强，一切西方文化，其表达方式充满快意恩仇的非理性冲动。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杀了不少教民和涉嫌西化人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所以义和团也杀清廷反对的白莲教。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记载：6月19日在菜市口，义和团以白莲教罪名“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一次杀死男妇老幼78名，使得菜市口“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
1900年6月，菜市口是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的断魂之所。
义和团尚未向外国开刀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毫无理由地杀害义和团二十余人后被击毙，“克林德事件”是义和团攻打教堂的重要导火索。
清廷战和两派经过激烈讨论，以慈禧为首的主战派决定对外宣战。为示战斗决心，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分别于7月、8月于菜市口斩首并弃市。按清朝律法，立山、联元作为旗人，理应在内务府或宗人府处死。立山和联元弃市于菜市口，看得出老佛爷的决心之大，在此之前，她曾把死敌肃顺送到菜市口斩首，以示羞辱。
1900年7月、8月，菜市口成了“主和派”的非命之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西狩”。“西狩”途中，老佛爷发谕剿杀义和团，义和团受到内外夹攻，菜市口又堆满了义和团的头颅。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八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二款第一条规定严惩肇事者。前后共涉及官员140多人。菜市口又流满了“主战派”的鲜血。
1900年的菜市口法场是如此繁忙，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义和团、主和派、主战派，各色人等在菜市口大团圆之后，鲜血终于渗在了一起。
1900年，当西方与中国在菜市口遭遇时，所谓文明与落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八国联军进京后“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的描写并非文学杜撰：“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
京城的法场不再只有菜市口，东交民巷、前门广场，无不是法场。初来乍到时，八国联军杀人采用的是中国人不熟悉的枪毙，而后竟也迅速入乡随俗，开始采用中国式的砍头，这也算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吧。
1906年，卢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后铁路由卢沟桥延伸至北京，名为京汉铁路。车站不带菜市口，菜市口作为顶级闹市的地位开始趋向没落。
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仿照西方近代刑法体例、原则制定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斩首基本结束，菜市口血腥味淡了许多。同年，清朝完了。
1914年，北京《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用枪毙。随即，北京的法场也从菜市口迁至天桥南面。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其行刑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主要资料来源：感谢吴越先生，韶华先生，徐萍芳先生）
菜市口杀义和团
闹市斩首
吴裕泰茶庄见证了菜市口的沧桑巨变
今天的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
鹤年堂已不是从前的鹤年堂
近几年解说满清权谋的影视、文艺作品有如过江之鲫，情节大都像一场以不同皇上为黑哨的比赛，一干人等谁能逃过菜市口并把对方送到菜市口，谁就是胜方。对某些人物的戏说大概可以不介意，但对菜市口却轻浮不得———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热血就洒在那里，仅此一点菜市口就是沉重的。
1644年清顺治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菜市口随之成为京城法场。菜市口之所以有此“荣幸”，全拜其繁华所赐。早在唐代，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时称檀州街）就是幽州城的闹市，据考证金代将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
清朝修建铁路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很悠久，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
菜市口太有名了，以至于有人说明代英烈于谦、袁崇焕的就义地点也在菜市口，事实上明代北京的法场是西四牌楼。南宋末代名相文天祥的就义地点叫柴市口，有专家说柴市口就是菜市口，只是后来音变；再则菜市口向南，曾经对着的胡同刚好叫丞相胡同，应是以文丞相得名。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也有专家考证元大都的柴市口是东城区的交道口；丞相胡同之说更有以讹传讹之嫌：在清末光绪时代的“详细帝京舆图”上，丞相胡同还叫绳匠胡同，后来才陆续改名叫神仙胡同、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
所以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还是从清朝算起较为确凿。
“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杨懋建《京尘杂录》）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清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过菜市口诗》）在不同的前人眼中，身兼法场与闹市二职的菜市口也有不同的风貌，这里曾有熏风，更有血雨。
今天和昨天
比起CBD、亚运村来，今天的菜市口已明显落寞，但也不乏升腾景象。十字街头车来车往，匆匆忙忙；密密麻麻的电线在天上纠缠不清。
十字街头的四个角，有两个角在忙着拆改建：西北角沿线正在拆除旧民房；西南角“菜市口移动通信枢纽楼”行将竣工，是一座银光闪闪的大厦。东南角的旧房形貌低矮，是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估计拆除是早晚的事儿；东北角以黄金首饰闻名的原菜市口百货已人去楼空，等待招租，楼顶“国际传媒大道”广告牌预言着宣武门外大街未来的辉煌。如今的菜市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块普通工地，为了不落后于北京的崛起速度，忙得热火朝天依然嫌慢。
西北角的一个胡同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饭勺一样的小铲子疏通胡同里的地沟，他说自己77岁了，打小就住在菜市口，原来菜市口是丁字路口，南北向的宣武门外大街向南，截止于西侧的广安门内大街和东侧的骡马市大街。丁字路口向南原本是狭窄的菜市口胡同。近几年大街才向南一头扎下去，菜市口胡同改叫菜市口大街了，丁字路口也改成十字路口了。
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拿着清末的“详细帝京舆图”寻觅菜市口昔日模样，十足是在刻舟求剑。“刑人”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肯定不会消失的。
原以为找到鹤年堂就算是找到法场了。鹤年堂药店太容易找了，十字街口向西十余米，夹在“小肥羊”和“李老爹香辣蟹”之间。
清朝时菜市口“刑人”就在鹤年堂门前。前一天晚上，刑部官员会通知鹤年堂掌柜准备酒菜；第二天，就着鹤年堂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是为监斩台；犯人从刑部大牢押出，出宣武门，一路向南到菜市口，跪到鹤年堂门前。瞬间法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等着看杀人。当时菜市口丁字口的三条土路都很窄，能够看得清杀人场景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
眼前的鹤年堂是座二层小楼，灰砖灰瓦，飞檐斗拱，“鹤年堂”的招牌字体古拙雄浑，但铝合金的窗户怎么看怎么透着新鲜劲儿。店员说：“现在这个鹤（北京土音：豪）年堂原来叫西鹤年堂，是鹤年堂的分店。老鹤年堂拆了以后，西鹤年堂这才叫鹤年堂。老鹤年堂在骡马市大街铁门胡同西边一点，现在是菜市口百货。”
鹤年堂已不是原来的鹤年堂，法场当然不在这儿。
找到了铁门胡同。胡同里的老者验证道，老鹤年堂确实就在铁门胡同西边一点。法场确定无疑了，就在菜市口百货南门、临近铁门胡同的地面上。
“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右侧坚长秆，其下红淋漓。”现在这里只有红砖铺就的人行道，向南一点是骡马市大街辅路，看看铁门胡同，看看胡同口的吴裕泰茶庄，看看大街南面的米市胡同，《过菜市口诗》中描写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海外传奇。古人尚且能为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建祠，菜市口法场是否应该树立一个六君子殉难纪念碑呢？
熏风不只是现在，即便回到作为法场的年代，菜市口也多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风貌被人提及。
除了前文提到的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当年菜市口附近的老字号，仅卖剪刀的就有“王麻子”、“老王麻子”、“真王麻子”、“老汪麻子”。另外还有以馓子麻花著名的南来顺饭庄；米市胡同里有最早的便宜坊烤鸭店；北半截胡同南口有鲁迅多次招待宾朋的广和居饭庄。
老作家许钦文1930年代的散文《菜市口》，菜市口仍是一派繁盛景象：“即使到了半夜过，南半截胡同里卖果儿冰糖和油硬面饽饽的叫声仍然不时可以听到”，“……中秋节的前几晚……卖水果和兔二爷的摊子是这样的多，从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摆到北半截胡同，简直不留一点空地。”
清朝曾在北京活动的人文、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
北半截胡同有谭嗣同故居，南半截胡同有鲁迅故居；米市胡同，李大钊、陈独秀曾创办《每周评论》，更有康有为故居。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刘光第、蔡元培；秋瑾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担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名人们的故居紧密相邻，又都与菜市口近在咫尺。
他们断然不是冲着法场这个由头住到菜市口的，但他们中确实出了如此之多的愿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刑人于市”，并不妨碍“大隐隐于市”，菜市口不乏风雅。歌舞宴饮场所自不待言，原来菜市口的财神会馆、文昌会馆都以戏楼著名，湖广会馆也离菜市口不远，戏楼至今仍在使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虽然已出菜市口地界，但离菜市口并不远；而曾被鲁迅讥为“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李渔也曾在菜市口附近居住；1899年秋，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鹤年堂药店发现甲骨文，无疑也是菜市口的一件文化盛事。
古老的四合院和街巷，让人难以割舍，而现在老字号只剩下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了；菜市口胡同没了，南半截胡同、米市胡同还在，尚有一些前朝遗韵。也确实，四合院居家拥挤，破败不堪。拆与不拆，心情矛盾。
现实的菜市口让人感怀的是沧桑巨变，文字中的菜市口才能使人感觉到鲜血从地下汩汩涌出，流进心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菜市口当作“无形文化遗产”看待也许更贴切些。
规则与潜规则
追思菜市口，是因为那里曾有英雄殉难。在菜市口殒命的，更多的是冤或不冤的犯人们，他们在规则与潜规则的缝隙中挣扎钻营的情状足以令人震惊。
读清朝法制史，你会发现，按照法律把一个人送到菜市口非常吃力。
全国所有死刑都要报皇上批准，除皇上外，任何机构、任何朝廷大员都无权直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死刑逐级汇报至皇上，皇上批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会审。会审结果再报皇上，皇上“批红”；除强盗、谋反等大逆之罪“立决”；其他罪责较轻的“斩（绞）监候”，要等到“秋审大典”再复核一次，皇上仍要亲自参与定夺。
秋审大典一般在农历八月的某天进行，清朝所有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西隆重集合，三法司再次审核死刑，报请皇上勾决，此时的皇上身着素服，文武百官肃立左右。看起来，“斩（绞）监候”可以活命的机会很多，比如父母老迈，犯人是独子等。如果犯人不服，原则上还可以上诉，甚至允许“叩阍”直接上诉到皇上那里。有些“斩（绞）监候”甚至能拖上20年不死。
从法律规则上看，“恤刑慎杀”的儒家思想使得清朝法律制定得程序繁复，慎重异常，为了人命宁可付出昂贵的行政司法成本。
有规则就有潜规则。法律之外的潜规则，要比法律执行严格得多，也严酷得多。
死一个囚犯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据统计，清朝全国每年死刑案件3000件左右，但每年全国监狱中至少要死1万多人。在大堂上被打死，在监狱中病死，被狱卒或同监犯人打死……随时都会死。
清朝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狱中杂记》对潜规则的记载是如此触目惊心：相关司法部门为行敲诈，千方百计把人送进监狱；潜规则的“信誉”极佳，一样的受刑，可以按照行贿金额，精确地把人打死、打残、打伤，甚至没事；潜规则的执行力度也让人咋舌：有被判了死刑但换了他人送死的；有坐牢坐出甜头，与狱卒互为表里敲诈其他犯人的。
死刑犯人能熬过漫长的规则与潜规则的搅拌，囫囫囵囵活着拉到菜市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所以有狱卒向死囚贺喜这一让人哭笑不得的风俗。
除了立决，菜市口只有冬至前才杀人。杀人的整个过程是规则与潜规则同台竞技的华彩章节。
刽子手把杀人叫“出人”。“出人”前，刑部会派剃头匠给犯人整理仪容，既可显示规则的仁爱之心，又能掩饰潜规则留在犯人身上的伤痕。行刑的仪仗，一面破锣前面开道，后面跟着犯人的囚车，行刑刽子手披红挂彩走在犯人的后面，监斩官压阵，诸多衙役走在犯人两边。鹤年堂门口席棚，监斩官升座行刑。犯人押到法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长休饭，永诀酒”，接着就是杀人了。
按照《大清律例》，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是斩和绞，另外大盗枭首，谋反凌迟。据马芷庠1935年编纂、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在菜市口犯人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对于清朝司法人员来说，犯人踏上菜市口的整个过程，无不充满商机。死了就完了？不是，死也有惨死和好死；死后还没完，有全尸和残尸。《狱中杂记》记载，敲诈凌迟者：“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对绞刑：“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斩首，可以把犯人的脑袋收起来，让犯人家属来赎买。
无冤无仇，何以至此？狱卒说：“是立法以警其馀，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而《狱中杂记》记录的时间是盛世景象初现的康熙五十一年，地点是天子脚下的京师刑部大狱。
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要点安神药，而围观人群往往一拥而上，想治病的泡人血馒头，想驱魔的买监斩官勾决犯人的朱笔，还有抢绑犯人的绳子的，据说这种绳子拴牛牛不会惊。清朝时菜市口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想想菜市口众生在尘埃与泥浆中灵动跳跃的样子，也别有一番滋味。
最惨的要数犯人家属了，他们还要请“缀元”师傅把犯人的头和身体缝合起来，全尸入殓。棺材铺子就在米市胡同里，原房屋至今还在。
对于菜市口的死者来说，菜市口是漫长的人间惨剧；但对于绝大多数看客来说，菜市口“刑人”只不过冬至前的一个偶然事件。犯人正法后，法场旋即以黄土掩盖。几天以后车水马龙，街面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规则和潜规则并不能维持古老帝国的命运，菜市口在清朝行将谢幕的时刻，却成就了自己的非凡意义，抗争开始了。
法场历史的终结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民间，短时间内席卷河北、天津，1900年春夏，进入涿州，抵达北京。由于刚毅力荐，老佛爷对义和团神功信以为真，支持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反对一切西方列强，一切西方文化，其表达方式充满快意恩仇的非理性冲动。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杀了不少教民和涉嫌西化人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所以义和团也杀清廷反对的白莲教。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记载：6月19日在菜市口，义和团以白莲教罪名“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一次杀死男妇老幼78名，使得菜市口“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
1900年6月，菜市口是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的断魂之所。
义和团尚未向外国开刀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毫无理由地杀害义和团二十余人后被击毙，“克林德事件”是义和团攻打教堂的重要导火索。
清廷战和两派经过激烈讨论，以慈禧为首的主战派决定对外宣战。为示战斗决心，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分别于7月、8月于菜市口斩首并弃市。按清朝律法，立山、联元作为旗人，理应在内务府或宗人府处死。立山和联元弃市于菜市口，看得出老佛爷的决心之大，在此之前，她曾把死敌肃顺送到菜市口斩首，以示羞辱。
1900年7月、8月，菜市口成了“主和派”的非命之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西狩”。“西狩”途中，老佛爷发谕剿杀义和团，义和团受到内外夹攻，菜市口又堆满了义和团的头颅。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八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二款第一条规定严惩肇事者。前后共涉及官员140多人。菜市口又流满了“主战派”的鲜血。
1900年的菜市口法场是如此繁忙，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义和团、主和派、主战派，各色人等在菜市口大团圆之后，鲜血终于渗在了一起。
1900年，当西方与中国在菜市口遭遇时，所谓文明与落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八国联军进京后“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的描写并非文学杜撰：“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
京城的法场不再只有菜市口，东交民巷、前门广场，无不是法场。初来乍到时，八国联军杀人采用的是中国人不熟悉的枪毙，而后竟也迅速入乡随俗，开始采用中国式的砍头，这也算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吧。
1906年，卢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后铁路由卢沟桥延伸至北京，名为京汉铁路。车站不带菜市口，菜市口作为顶级闹市的地位开始趋向没落。
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仿照西方近代刑法体例、原则制定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斩首基本结束，菜市口血腥味淡了许多。同年，清朝完了。
1914年，北京《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用枪毙。随即，北京的法场也从菜市口迁至天桥南面。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其行刑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主要资料来源：感谢吴越先生，韶华先生，徐萍芳先生）
菜市口杀义和团
闹市斩首
吴裕泰茶庄见证了菜市口的沧桑巨变
今天的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
鹤年堂已不是从前的鹤年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