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输谁赢自己品

“中国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一点没察觉，他们突然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

在德国多特蒙德，造价六亿五千万欧元的“帝座”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炼焦厂，投产八年后于2000年熄炉停产。2003年初，山东兖矿集团以六千万欧元买下“帝座”全部技术专利，并以每吨十五欧元的价格收购该厂所有设备。

四百多名中国工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拆厂，将设备运往中国。在两位留守“帝座”的德国老工人眼里，这群人的工作热情令人惊诧：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一周七天，每月挣四百欧元，却干着给德国人四千欧元也不愿干的工作，而德国人以为三年才能完成的工作，他们居然一年半就完成了。

2003年至2004年间，在鲁尔工业区土生土长的德国导演乌里克·弗兰克与迈克尔·吕肯，跟踪拍摄了整个拆迁过程，2006年完成了纪录片《输家赢家》。

把德国工厂装进中国箱子

面对操着简陋工具的中国工人，德国工人莱纳和维纳存有习惯性的心理优势：他们建造了这座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工厂，掌握着最先进的技术。中国人的劳动安全意识令他们瞠目：无论工人还是领导，没人顾及安全施工的常识，违规操作随处可见。

“你们这样是做不成的。”莱纳恼火而无奈。一名中国工程师立刻向他介绍起“战绩”：“十八年前，我们在慕尼黑拆卸了纯达普摩托车厂。1987年，我们在卡塞尔拆卸了AEG公司冰箱压缩机生产线。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志‘中机建设’，您懂中文吗？您下次在哪个地方看到这个标志，就会想到我们。”他拍拍莱纳的肩，“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拆迁工厂，我们有经验！”

中国工人们带来两口大锅：一口用于煎炒烹炸，一口用于接收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这两口锅被放置在食堂，支撑起工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德国人看来，食堂对中国工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吃喝，这里是他们获取能量的场所。年轻的厨师希望回国后能立刻结婚，有了这一年半的收入，差不多挣够成家的钱了；一名工人从会计那里支了些钱，他刚接到国内来信，重病的妻子因就医而举债……
每个星期，最出色的七名中国工人会挂上红绸扎成的大花，照片被贴在食堂墙壁最醒目的位置，作为奖励，这令弗兰克和吕肯无比好奇。

这四百多人还共用一部电话，过节时排起长队轮着跟亲人通话。吕肯捕捉到一个动人的镜头：当那个男人打电话时，我听到电话里传来“爸爸、爸爸”的喊声，我们就问他：“你是不是有孩子？多大了？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工作？”那工人回答我们说：“出远门是为了挣钱，让孩子将来有更好的生活。”

“帝座”消失的速度快得惊人，厂区日见空落，德国人的炼焦设备被装进了中国人的集装箱。为了这一天，中国工人们已经在异国他乡辛劳了一年半。

2006年，炼焦厂在中国重新投入生产。在中国另外两个地方也建起相似的工厂。炼焦厂被卖给中国后，国际焦炭价格从五十美元一吨上涨到最高五百美元一吨。由于世界范围内原料需求的增长，德国鲁尔区的人们在考虑：是否重新在自己国家生产焦炭。

德国人的恐惧

在“帝座”炼焦厂工作的德国工人，从前是两万人，后来是八百人，人数已经大幅削减。他们有社会福利上的保障，工作没有太大动力。整个拆迁过程中，德国人有很多担心，那种以后不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们深受伤害。

中国人一年半就拆了整个工厂，德国人来不及生气，更多的是惊讶。他们无法想象这样高速的进度。两位导演问中国工人：“工作这么辛苦，还有私人时间吗？”他们告诉导演，你们应该去看看中国的工地就明白了。

弗兰克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团体意识非常强烈。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个人利益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国家强大、集体好了，个人的生活才会有所改善。当然，他们每个个体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和这个世界上所有人一样，都在争取更富裕的生活，为自己的家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吕肯也补充道：“我们能感受到，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矛盾的局面中，一方面开放市场，有一定资本主义元素在里面；另一方面，又有原来的社会主义等一些传统东西。那些年长者来自那个社会主义时代，但在年轻人身上，更多的是市场的东西，两种元素在不断碰撞、交融之中，构成一个集体。”

谁是输家谁是赢家

弗兰克说：“有段时间，我们看到很多工人天天都在谈论‘神五’升天。到了那天，工人的神情都很紧张：电视机有没有问题？天线有没有调好？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事一定很重要，一定要拍到镜头。很多德国人都认为，中国人拆不了这个炼焦厂，我们就想用这个镜头做背景：你看，中国人连载人飞船都能上天，为什么你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愚昧？你们自认是第一世界的人，但世界一直在变化中。”

德国工人这边，莱纳最后一次脱下工作服，像平时一样把它仔细地挂进衣柜，当他把柜门关上时，感叹了一声：“啊，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那一刻，他非常的失落与难过。工作毕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失去工作机会，相当于失去了自我，这让他们非常害怕。

中国工人这边，有很多镜头让人非常感动。其中，有位中国工人因为发高烧“早退”，被扣除了半个月工资。“其实也就早走了十分钟。”他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另外一个年轻工人说，他要挣足儿子以后的学费。“因为没文化，只能当工人。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能成白领，不要像我这样，从事这样辛苦的工作。”
究竟谁是输家，谁是赢家呢？弗兰克说：“事实上，这问题带点挑衅意味。大家一开始会很明确，中国人戴大红花，是赢家，德国人是输家。转念想想，可能并不是这么回事。对每个人来说，生命中的‘得’和‘失’都有一番意义。在鲁尔区，德国工人不仅丧失了工作机会，也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如何面对这种社会身份的骤变？而中国工人失去了某段和家人团聚的时光，他们在严酷的工作条件下，追寻一个可能更好的未来，有时近乎盲目。只是，当这个未来最终实现的时候，他们还能健康、安然地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