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大奇案揭秘 风流女诱发党争-煮酒论史-文化纵横-搜狐社区

载振纳妾的事如同藏不住的风，在晚清的政坛上传播。此事引起了御史赵启霖的注意，为了通过打击段芝贵达到扳倒袁世凯的目的，赵启霖向慈禧弹劾段芝贵“疆臣备缘视贵，物议沸腾”，此奏一出，朝野震惊。事态进一步升级。

　　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段芝贵因为玩人肉贿赂连升三级的内幕很快被世人所知。1907年4月30日，京报首先以《特别贿赂之骇闻》为标题披露了此案，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满朝文武表面自然不敢说，但是在暗地里，却将此事变着版本地述说着。

　　这事，引起了当时有名的权臣赵启霖的注意。

　　赵启霖，字芷荪，号瀞园，清咸丰九年（1859）出生于湘潭县十四都梅村里（今石鼓镇森梅村）一个贫苦农家。由于出身贫寒，赵启霖自小便十分刻苦，勤奋且好学，8岁时就读了《诗经》、《尚书》、《易经》、《礼记》等典籍，且出口成章。有付出终会有回报，同治十三年（1874），不满16岁的赵就中秀才，入县学读书，之后又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编修。

　　1906年1月，赵启霖补河南道监察御史，9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11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即劾纠察之类的言官。赵启霖褒善贬恶，旗帜鲜明，敢于仗义执言。他任职仅一年多时间，就曾11次上奏，呼吁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民、注重实效。

　　段芝贵的劣迹暴露后，赵启霖自然是深恶痛绝，心中的愤懑不吐不快。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赵启霖义无反顾地向慈禧太后上了《劾段芝贵及奕劻、载振疏》的折子，指斥段芝贵“无廉耻”，奕劻父子“无心肝”，将段芝贵夤缘权贵，献妓贝子的事向慈禧全盘托出。

　　这个结局是段芝贵等人万万没有料到的。这等献美邀宠的案例，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是屡试不爽的伎俩，自己做起来却是如此地大费周折，甚至会让自己阴沟里翻船，这实在令段有点措不及防。

　　其实，这也很好解释，因为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几千年历史虽然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却也摸索出一套内部制衡的监察手段。在当时，御史制度就成了高高在上的皇权和显赫的权贵的有力制约力量。虽然御史官员的品级都不是很高，但是能量却不小，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舆论，甚至直接影响皇帝的裁决。

　　既然御史官员品级不高，他们又怎么能左右舆论、影响皇帝的裁决呢？这和御史身上的两件法宝有关：

　　第一，御史基本上都是清廉之士，不好财是以身作则的内在要求，要惩治贪官首先自己得身正，才不至于让别人抓住把柄，所以充任御史的官员都必须清廉，就算是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那些京城的御史也只是苦守每年数百两银子的微薄俸禄。

　　第二，御史因为职位的特殊性，都有不怕死的勇气。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的工作需要冒触怒皇帝的风险，虽然得罪高官并不可怕，但是直接开罪皇帝本人就需要莫大的勇气了。然而，那些御史们的口号一向是“武死战，文死谏”，动不动就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有的甚至自虐到了病态的地步：巴不得皇上把自己杀了好青史流芳。因此除了那些个别凶悍的大暴君以外，一般的皇帝也是拿他们没办法，就算心里对他们的纠缠已经焦头烂额，表面上却还不得不以笑脸来敷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熏陶、培养出了无数轻生重义的忠直之士，一些人口中的“愚忠”，“书呆子”，“愣头青”，恰恰就是担负那艰巨无比的监察工作的中坚力量。

　　御史的力量实在不容忽视，因此赵启霖的参劾奏章就直接给了段芝贵和贝勒载振一记沉沉的闷棍，同时也让幕后的庆亲王奕劻坐立不安。对他来说，段芝贵当不当巡抚，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因徇私罢官，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而是“杨翠喜”会不会成为自己捏在别人手里的把柄，给了他在朝中的政敌一个绝好的扳倒他的机会。

　　庆亲王最担心的政敌就是瞿鸿机与岑春煊，他们和庆亲王结下梁子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只不过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扳不倒谁。如果这次给了他们一个把柄，对方肯定会借机发难，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很危险了。于是他连夜让自己的儿子想出对策，以便能够躲过此劫。

　　其实，让庆亲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政敌不仅仅利用这件事情来对付自己，而且还利用此事来制约当时政坛的“黑马”人物——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袁世凯也是以办新军起家，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他的权势的迅速扩张引起了朝廷对他的戒惧。

　　同时，他提出的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矛头直指皇权，试图以此来约束皇权的力量。朝廷早已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拔之而后快。加上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连跳三级的升迁，控制了整个黑龙江，整个东北几乎都成了袁的天下，这是很多大臣不可容忍的事情。

　　于是一批皇亲的孤臣孽子，纷纷想出办法，想要把他拉下马来，然而，一下子要把矛头对准袁世凯是不可能的，于是资历平平、声望不足的段芝贵就成了牺牲品。庆亲王奕劻的仇家也就顺势追溯，那么，段芝贵把杨翠喜送给载振的事必然也就成了这些早就在找机会的人牢牢抓住的一个把柄。于是，才有了慈禧太后对于弹劾事件勃然大怒的事件。

　　清末科状元刘春霖就曾在1908年10月28日的家书中提到此事：

　　“袁大军机开缺回籍，此事甚骇听闻。监国与项城①早有意见，不料如此之速。昨日有陈给事中，赵御史（炳麟）②两折，前日有江御史（春霖）③一折，均未发。江上折日，召见，大约是议论庆邸④兼及项城，袁动摇，恐当有继起者，不知将来如何变局。监国举动颇不平庸，但操之过急耳。若加以持重，国事可望有起色。此等闲谈，不必向外人道及。切要。十二”

　　注：①指袁世凯。袁系河南项城人。②赵炳麟，广西全州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授编修。1906年授御史，历掌福建、江南、京畿各道。并和御史江春霖、赵启霖同号“三霖公司”，不畏权贵。曾与赵启霖就“杨翠喜案”弹劾庆亲王父子，第二年又弹劾军机大臣袁世凯。家书中上折即指此事。③江春霖（1885—1918），福建莆田人，光绪12年进士，授检讨，历充武类殿纂修，国史馆协修、撰文处行走。官至新疆道、兼署辽沈、河南、四川诸道。以屡劾亲贵闻名，曾严劾袁世凯。家书中讲江御史上折，即指此。④庆邸：庆亲王官邸。

　　此家书就对晚清两位不畏权势的御史赵炳麟、江春霖与庆亲王、袁世凯之间的斗争有所涉及，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政治动荡之时的上层矛盾斗争情况。关于瞿鸿机、岑春煊与袁世凯、奕劻等人的纠结渊源，这里面可大有看头。

　　瞿鸿机出身于耕读世家，深受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拥有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机为官多年，真正是做到了“两袖清风”，甚至在一次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的晚清，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作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瞿鸿机并没有像他那样奢靡，生活相对来说简俭和简单多了。瞿虽然也是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当时他的这种品行很受人的敬重。

　　袁世凯则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靠着红包、重礼游走在朝廷之间。他的糖衣炮弹就使首席军机奕劻成了自己的死党。但是瞿鸿机就不吃袁世凯这一套。开始的时候，袁世凯也曾想用糖衣炮弹打通瞿鸿机这一关，于是三番两次地派人给瞿鸿机送上红包，但是却都被对方礼节性地送了回来。

　　第一次，袁世凯给瞿鸿机送了“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怎料被瞿退了回来。袁世凯并没有放弃，第二次，又派人送去“请为昆弟交” 的结交性礼金，又被对方拒绝。袁世凯当下有些犯晕，这瞿鸿机到底是何许人，居然会对金钱这么淡漠，还是自己的糖衣炮弹不够分量？于是，袁世凯便决定不再贸然献礼，而是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进献大礼。

　　后来，瞿鸿机的次子成婚，袁世凯觉得机会已经来了，于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然而令袁世凯大跌眼镜的是，瞿鸿机居然第三次回绝了袁世凯的好意。

　　这时的袁世凯才算彻底明白对方的意思：瞿鸿机已经对金钱完全不感兴趣，和自己是无法谈到一起的异路人。既然如此，按照当时的官场逻辑，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和瞿鸿机形成了两派对立的局面。

　　不过，从当时的政治力量来看，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相比之下，瞿鸿机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其实也不然，瞿鸿机仕途之路并不坎坷，他的势力也不是太弱，因为他的背后靠山就是当时的慈禧太后。他在庚子之难后就得到了慈禧太后宠信，当初，他是在西安为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在朝野之上，势力越大自然越好，瞿鸿机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以便与奕劻等人抗衡，自然而然将同样在庚子之难中因护驾有功而受宠信的岑春煊拉到了自己的麾下，成了自己死党中的一员。

　　岑春煊，1861年生于广西西林的一个官宦之家。原名春泽，字云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举人，任候补郎中。

　　1889年岑毓英去世，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十八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诸多往还。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调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岑以此书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调任广东，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遂赴川署理总督。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甚至当时地方总督里流传着“北袁南岑”的说法。和瞿鸿机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广州的米商们按照惯例送来了“公礼”——在禀帖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存心刁难那些商户，反而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严肃吏制，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官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弹劾并处罚买官而来的官员的行为也直接引起了奕劻的不满，因为奕劻是这些官员的后台，是权钱交易的最大利益人。所以，这种正面的、反面的、直接的、间接的对抗使得瞿鸿机、岑春煊等人和庆亲王结下梁子。

　　其实从整个事件来看，当时晚清的吏治已经严重败坏，即便再多出十个岑春煊等这样的人物也无法力挽狂澜，清朝政府还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是越是这样，清朝政府的掌权人就越要做做样子，一旦哪里有风吹草动、鱼腥猫腻，就毫不犹豫将权杖打向那里。自然而言，载振和杨翠喜之间的风流韵事自然而然少不了清朝政府掌权人物的干涉。所以，此次的参奏弹劾事件实在是奕劻心头之一大患，杨翠喜这个曾经的大美人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人肉炸弹”，一旦处理不慎，将会使清朝政坛炸得灰飞烟灭。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后，考虑到维护朝廷体统，大怒，责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彻查此事。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避开弥天之祸，载振连夜召集谋士想对策，最终以金蝉脱壳之计挽回了败势。

　　虽然奕劻一直在努力掩盖杨翠喜的事件，但是赵启霖的奏折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刚开始慈禧太后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事情，毕竟皇亲国戚在外面寻花问柳的事情在历朝历代都不算是什么稀奇事。但是这并不是瞿鸿机等人想要的结果，于是，趁着一个机会，他们在慈禧太后身边如此这般地耳语了一番，精明的慈禧太后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于是一个歹毒的计划立刻在慈禧太后等人脑子中形成了。

　　这个计划就是：慈禧太后借着“杨翠喜”案件削弱一下袁世凯的力量，并且达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打击一下奕劻。说心里话，奕劻虽然是皇亲，但是慈禧太后也不想奕劻把事情搞得太大，有损皇族颜面，给自己的威信带来不利的一面。再说载振如此胆大的勾当，即便她有心将事情压下去，可是却很难给出一个众人都能接受的说法。

　　考虑再三，慈禧下谕给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尽力查办。受命之后，载沣、孙家鼐又派属下满洲印务参领恩志、内阁侍读润昌前往天津调查取证。

　　为了能达到自己的最初目的，瞿鸿机开始借着慈禧的名义开始积极地动员一切力量向奕劻发难。虽然瞿鸿机和奕劻本人并没有很深的过节，但是他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是死对头。当年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就曾狠狠玩了光绪皇帝一把，这种“欺君”行径在瞿鸿机等“忠臣”的眼中无异于在什么头上动土，这就在瞿鸿机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袁世凯两面三刀的小人嘴脸让瞿鸿机恨得牙痒痒，他一直在伺机报复，只是袁世凯刚开始的时候甚得慈禧的宠幸，瞿鸿机一直找不到得手的机会，所以，瞿鸿机一直隐忍等待着，伺机而动。终于让他等到了这次的杨翠喜事件。瞿鸿机自然不会放过机会，他暗暗地告诉自己，此次的杨翠喜事件就是自己攻击袁世凯的一个突破口。

　　除此之外，瞿鸿机牢牢咬住此案不松口，正是打着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载振是庆亲王的亲儿子，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大红人，再加上此案已经是满城风雨，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让瞿鸿机觉得是除去两位政敌的良机到了。

　　当然，袁世凯等人也不会等着瞿鸿机来“消灭”自己，眼看着局势对自己不利，为了自保，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商讨和筹划着脱身保全之计。

　　首先，他们一致认定，作为“引爆线”的杨翠喜是肯定不能再留在载振府中了，得马上把她弄回天津，并且还得做好一切“杨翠喜从未到过京城”的证据。

　　可是杨翠喜交给谁呢？怎么做证据呢？一连串的问号冒了出来。一时间，谁都没有能力把问题想的这么远，关键是要把杨翠喜送离载振府，不要让慈禧太后等人逮个现行，否则一切都不好说了。就在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载振手底下的人已经积极行动了起来，连夜将杨翠喜送到了天津。

　　杨翠喜这位纤弱的女子，自叹命运对自己不公，才寻得一个安身之处，给自己历经沧桑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却又不得不开始过漂泊的日子。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命运曾眷顾了杨翠喜，但是没人知道，命运在眷顾她的同时也把她置于更大的风浪之中，命运会将她推向哪里？等待和迎接她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境地？谁都不知道。杨翠喜心里在默默地思考一个问题：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红颜多薄命”？

　　载振虽然垂涎杨翠喜的美色，但是当自己的前途、官运受到威胁的时候，他自然是无暇顾及杨翠喜了，一心只想着如何摆脱这位给自己带来是非的累赘。杨翠喜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她深感前途渺茫，生活又将再度漂泊，心里自是一番苦味往上涌。在临走之前，杨翠喜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充斥着权势和名利味的庆王府，心里撒下了一把辛酸泪。毕竟，自己只是个出身贫寒的小女子，又有谁能够真正关心和在乎自己内心的感受呢？同时，她心里也闪出了李叔同的影子，恨只恨自己当时贪念太重，想摘一个大西瓜，结果却丢了自己最能抓住的芝麻。

　　载振、袁世凯等人忙着周旋，自是无暇顾及杨翠喜的感受。在得知杨翠喜已经送达天津的时候载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商量如何造假证据了。

　　思前想后，袁世凯等人觉得王益孙是最合适的人选，原因有三：

　　第一，当初，杨翠喜在进京前就曾住在他家，这样造起证据来也比较方便；

　　第二，王益孙是个有名望的商人，他能出来说话的话也会比较有分量；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王益孙也一直觊觎杨翠喜的美色，无奈难如心意。如果这次载振等人为免人口舌，把杨翠喜送回天津交给王益孙，王益孙自然高兴不已。

　　在分析了“一二三”之后，载振等人最终决定，将杨翠喜送到王府，制造证据的计划启动了。

　　让王益孙高兴的事情不仅仅能够抱得美人归，而且为了把这事办圆满，载振与袁世凯在送还杨翠喜的时候，还结结实实地送了一批丰厚的礼物，希望王益孙在调查人员来到的时候，谎称杨翠喜是花了3500银两从陈茂尊处买的小妾。天上掉下这么大一个馅饼，谁还不愿意捡呢？王益孙自然很乐意做这个顺水人情。

　　之后，袁世凯又指使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否认借银之事，证据基本上足够了。不久，载沣、孙家鼐派遣的查办人员抵津了，这个时候，袁世凯等人已经将事情准备好了，就好像电影一样，剧本、演员、场景都安排好了，剧情开始按着袁世凯的导演在发展了。对于杨翠喜只是王益孙花钱买的小妾这一说法，虽然大家都很怀疑，但是奉命调查的人心知肚明，毕竟此次事关重大，牵涉到重臣高官，关乎朝廷与皇室体面，谁也不敢较真，谁也不能较真。再说，这种事情能睁只眼闭只眼就不要过细询问，否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好在袁世凯等人事情做得天衣无缝，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下，他们也就知趣而退，图省事，懒得再去和破绽百出的证词较真，顺势走开了。最后他们调查后上报了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杨翠喜是天津富商王益孙用3500元买的小妾，并无赠给载振为妾一事；天津商会王竹林也未借钱给段芝贵行贿。案情 “真相大白”，孙家鼐遂上折奏报。这正是袁世凯等人想要的结果，当然，也是瞿鸿机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瞿鸿机看到这样的奏报气的捶胸顿足，大骂调查人员敷衍塞责，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固执的他一心想要将真相昭告天下，使奕劻、载振、袁世凯、段芝贵等玩弄权术的人得到应有的惩戒。

　　可是瞿鸿机的身边也有一些聪明人，他们也看到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其中就有一位工于心计的幕僚提醒瞿鸿机：“既然‘杨翠喜案’属子虚乌有，那么太后看到这样的奏报定会怪罪挑事的赵启霖，那么我们何不干脆来个火上浇油，将事情搞大。什么事情只要引起公愤了就好办了。”

　　久经官场的瞿鸿机立马领会了其中的深意，于是就在太后盛怒之下召开的军机会议上力主严惩御史赵启霖，并历数了赵启霖的种种罪行：捕风捉影、诬告亲贵……最后，瞿鸿机还义正严词地指出，对这样的御史要是不加严惩，势必让百官寒心，要是让别的御史官员来效尤，局面就更难收拾了，言外之意，慈禧太后应该将赵启霖斩首示众，以儆效尤。

　　这慈禧本来就对动不动就弹劾找事的赵启霖有重惩的意思，如今“清正”的瞿鸿机居然也不替他说话，正好借机向他发难。于是想也没多想就重重地点了点头，准了瞿鸿机的奏。

　　墙倒众人推，其他人见和赵启霖同为清流一党的瞿鸿机都开始向赵启霖发难，于是大家也都跟着指责赵启霖的不是，主张严惩。这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赵启霖是小命难保了，可是事情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正当赵启霖差点被同党的口水淹死的时候，对赵启霖恨得咬牙切齿的奕劻却跳出来帮他说话。奕劻言辞恳切地对慈禧太后指出：“赵御史虽然举奏不实，却对百官仍不失是个警告，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哀求太后从轻发落。”

　　听到有人为赵启霖求情，慈禧太后不由地吃了一惊，更何况这个人就是赵启霖的死对头。但是慈禧太后对于整个事件也是心如明镜，既然奕劻出面讲和，那么她也就只是将赵启霖御史一职罢去了事。

　　那么奕劻为什么要替赵启霖说情呢？不是奕劻良心使然，也不是赵启霖央求奕劻为自己说情，而是奕劻发现了瞿鸿机等人一个更大的阴谋。什么阴谋？

　　原来，瞿鸿机等人早就已经协商好，只待赵启霖一倒霉就一齐鼓噪喊冤制造舆论，于是他们都眼巴巴地盼着赵启霖被慈禧下令砍脑袋，好让奕劻进入他们设下的圈套，以便再给奕劻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

　　然而，谙于世事的奕劻敏锐地觉察到了瞿鸿机等人的谋划，在一片严惩声中跳出来为赵说话，警醒地跳出了圈套。不知道赵启霖当时会不会感觉很讽刺，自己为了扳倒奕劻才上奏弹劾他，可是最后让自己侥幸逃过祸灾的却正是自己弹劾的对象，这到底是该哭还是该笑呢？瞿鸿机等人到底是自己的“战友” 还是“敌人”呢？赵启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当中。

　　最后，《大公报》全文公布了慈禧的上谕，上面这样写着：

　　“……当经派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详细访查，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即王锡英买作使女，现在室内充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实无借款10万金之事，调查账簿，亦无此款。各取具亲供甘结……赵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查，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嗣后，言臣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观听。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钦此。”

　　至此，一场轰动全国的“杨翠喜案”看上去就算了结了。可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呢？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未必。相反，它带来的纷争还远没有结束，因为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正在暗潮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