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南京祭(中国，我为你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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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祭(中国，我为你哭泣） 京城刺客／文
无论研究华夏的历史，还是探讨中国国民的性格，南京都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有人说，中国的帝王大多产生在北方。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的大气、豪迈使其个性得以极大的张扬。而在世间，只有极大地张扬自己个性的人才有可能创造辉煌的业绩。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其实都是个性十足的人中豪杰。但不幸的是，这种张扬是以压抑和禁锢众多生命的个性作为代价的。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喉咙，就有成千上万个沉默的嘴巴；有一个昂首挺胸的身影，就有无数个柔软弯曲的脊柱。此长彼消，此起彼伏。这一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并且至今也看不出消亡的迹象。所以，庞大的、威严的、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的北京不是中国性格的主调，不仅不是，它还近乎是一种欺骗，以为中国人原本就是如此不可欺侮的。这就如同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但其实龙不能代表中国的形象，能代表中国形象的动物是羊，这是一种温驯的动物。而能代表中国性格的城市则是南京，这也是让一座让无数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城市。 一、历史最长而又最短的民族 提起中国历史，人们都会升起一股自豪感。五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让每一个华夏儿女脸上生光。据说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谈起家世，中国人能说出自己的十八代祖宗；而美国人就惨了，他连自己爷爷的爷爷都说不清。为什么？美国历史短啊，从独立到现在才200来年，还不及我们的一个零头多。但我又想，真正的文明史不应该从使用石器或火之类算起，而应该从人类发现自己的价值的这一天算起。因为其他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但他们从不思考在茫茫宇宙里自己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方面，西方人比我们早多了，他们在十五世纪就开始关注自身、呼唤自由和人权了。文艺复兴其实是西方思想家借助文艺来挖掘久被深埋的人性，从而提升人的价值的一场解放运动。但中国一直没有这样的运动。这就是东西方在近现代思想领域里的差距。西方思想家让人认识自己，看重自己；中国思想家则相反，总是教人忽略自己，自轻自贱。中国也有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年代，那就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要比西方早2000多年，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才出现这样的时代。但遗憾的是，无论孔子、庄子，还是韩非、墨翟，都没有发现人类自身价值，因而也都没有建构起昌盛我们民族的理论体系。他们学说或许有利于国，但都毫无例外的有害于人。而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也就永远失去了诞生伟大思想家的土壤。那些一天到晚替皇上思考的人其实已经变成了御用的思想工具，成了前代某个教条的信奉者和牺牲品。思想家除了要有超人的心智，还要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天才的头颅尽管稀少，但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中国人长期受权力阶层压制和愚弄，所以心理多少都有点问题。也许庄子是一个特例。但庄子太超乎尘上了，他把人与万物等同，甚至把所有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在就对江山社稷的影响来说，他还不如孔子。孔子教人世俗，但庄子教人出世。庄子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多也就影响了李白陶渊明那一帮不得志的文人。孔子的影响就大多了。儒家至秦以后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被历代统治者不断修改和阉割的儒学理论已经和孔孟的最初教义大相径庭了），一直延续了好几千年。这恰恰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精神*********，让汉民族（后来也传染给了其他民族）吸食成瘾，由于时间漫长，其毒素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孔子把儒家思想核心概括为“仁”，你可以由此引申出博爱、宽容、中庸、忠君、谦逊、忍让、和睦等无数个美丽的词条。但每一个词条都浸透了销蚀新鲜与活力的毒素。终于有一天，这个中毒的东方巨人变得神志不清四肢发僵了。于是虎豹和蝼蚁一起赶来，迫不及待地从这个巨人身上夺取最后的晚餐。 叔本华和尼采曾提用“惟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去启悟德意志人的本体意识，后来希特勒有把它演绎成法西斯主义，并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叔本华和尼采都是让人做“狼”，用不着顾忌和假惺惺。孔子则是教人做“羊”，所以儒学是“羊的哲学”。用羊的哲学去行事，肯定要成为虎狼之辈的牺牲品，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儒家思想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羊样”的国民，从而维护了一代又一代君主的利益。这是儒家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民族最失败最悲哀的地方。尽管我们也有陈胜、吴广那样的英雄豪杰，但数量实在少得可怜。正因为少得可怜，人们才对于《水浒》里的英雄津津乐道，因为在梁山好汉身上，寄托了弱势人群的英雄梦想。这恰如那些不能自保的羔羊，被狼吃急了，就幻想有一天能成为狼，或者虎豹。但幻想只是幻想，或者是梦，一旦回到现实，羊还是羊，它们依然低头啃着青草，或者流泪对着豺狼，或者惶恐地看着屠刀。它们永远不会反抗，甚至于从来没有想过反抗。1937年的12月的南京，禽兽不如的日本军队对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屠杀的场面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之中，中国人柔弱和日本人野蛮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极至。这恐怕也是人类这种生灵所能达到的极限。日本人进行屠城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在外围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我看来，这种抵抗远远谈不上激烈。当初蒋介石用唐生智守城就是错误的。因为唐不是断头将军，他是一个首鼠两端的投机者。一当听到日本人攻城的炮声，这丫就存不住气开溜了。主帅一跑，士兵就再也无心恋战，失败就是注定了。战争中的失败并不算丢脸，丢脸的是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投降了。更丢脸的是投降了也没保住活命，而且还要忍受奇耻大辱。当几百个鬼子押解着几万国军士兵去燕子矶集体枪杀时，这些憨态可掬的将士们竟然非常听话的配合着，不要说反抗，甚至于连逃跑的想法都没有。军人尚且如此，群众就可想而知了。日本人侵入民宅之时，总是满不在乎的把枪往门前一放，然后开始实施强奸和杀戮。更无耻的是，他们往往故意在丈夫面前奸污妻子，在儿子面前蹂躏母亲，在父亲面前侮辱女儿，最后再全部杀光。与之相对的是南京居民的那种出奇的懦弱，面对刽子手的枪口与屠刀，他们除了颤抖和哭泣，剩下的就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慷慨赴死的从容，而是一种令人心寒的迟钝和麻木。我想也许就是这种迟钝和麻木勾起了日本人屠杀的欲望，在侵略者眼里，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活力四射万物之灵，而是一大群无知的没有头脑的羔羊或者青草。犯罪感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杀戮的激情和乐趣，还有什么理由放下嗜血的屠刀呢？许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可信的，是编造的谎言。除了东瀛的一些右翼分子的别有用心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一事件的惨烈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和理解的范围。有时我们谴责日本教科书隐瞒这一事件的真相，其实我们自己的历史书编写得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是因为资料匮乏，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伤口再次流血，也可能是为了表现我们不计前嫌的姿态，我们的历史在记录这一事件时也一直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60年之后，当华裔作家张纯如涉猎这一段历史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守护自己的理智。当她用柔弱的手指一点一点的翻开那些历史的册页时，真相让她彻底崩溃，于是在大洋彼岸的加州洛斯盖多的一条公路上，她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间是2004年的11月9日。她有三个可爱孩子，还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
二战时纳粹德国曾经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战后的犹太人不是让人同情，而是令人钦佩。他们首先核实了几乎每一个遇难者的身份，包括姓名、年龄、性别、住所、遇难时间等等十分翔尽的资料。并且时刻不忘彻底清算纳粹的罪行。除了那些被纽伦堡法庭处决的战犯之外，他们不遗余力的在世界各地追捕那些残害过犹太人民的凶手，即便逃到天涯海角，即便过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只要他还活着，就千方百计把他弄到以色列的法庭进行最严厉的审判。这就是坚强不屈的犹太民族。劫后余生，犹太人变得无比的团结、英勇和刚强，所以现在，即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携手共同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认输。相比之下，中国人就差远了。我们对于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屠杀知之甚少，死亡人数到现在也没有搞清，至于说遇难者的身世姓名更是不得而知。逝者无辜，这是生者的责任。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健忘的民族，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和日本人坐到了一起，侵华的总司令成了南京政府的座上宾。所以日本人特别瞧不起中国人，不是因为大和民族真的是什么优等民族，实在是我们自己太没架子了！一个自轻自贱的民族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问题，日本领导人多次向韩国道歉，向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道歉，但惟独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脾气。道不道歉无所谓，反正我们能忍受，还会自我安慰。好象每年少去参拜两回靖国神社就算给我们面子了。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研究十分透彻，所以他在修理中国人方面堪称一代大师。但他对日本历史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认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他大度地放弃了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失误：为了得到一个弹丸小国的承认而泯灭了杀父之仇、牺牲了几亿中国民众的利益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这一宽容的后果更是为后来日本政客大耍流氓埋下了隐患。 毛是一个政治强人，但他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却失掉了他一贯的强硬作风。也难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毛 /泽-东，已经泯灭了早年的磅礴之气，而在他治下的八亿国民，因为疲倦和饥饿，连喊口号的力气都快没有了。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他有点喘不过起来。所以尽管田中首相把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说成是小小的“麻烦”，只是让周/ 恩 /来稍微表示一下不满，就在那个象征中日友好的合同书上签了字。这个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书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另一个《南京条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中国人再次败倒在小鬼子脚下。只不过这一回签字的不是那个拖着辫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是我们敬爱的共和国总理。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一直没有发现自身的价值，也许某个时候一个思想家的头脑里灵光一闪，但很快又被专制的污水浇灭了。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就不会争取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去努力争取国家的价值。梁启超把二十四史看成是二十四家帝王的家谱堪成是诛心之论。中国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分人践踏另一部分的历史，是少数人作威作福的历史，也是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历史。
所以我以为我们真正站起来的历史并不算长，甚至于现在，我们也还是没有真正的站立起来！
二、南京之痛 有人说，南京是一个不宜建都的地方。
综观历史，北京和南京都曾不止一次被新生的政权作为都城。但有意思的是，建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相对来说，建都北京的政权要稳固的多。个中原因，还有一个传说。远在春秋时期，楚威王灭越之后，看到南京的地势虎踞龙盘，有帝王之气，生怕自己江山不稳 ，遂在此地埋金以压之。这便是“金陵”这一地名的由来。也许从那时起，帝王之气就被永远镇压了下去，试图在此坐江山的王朝都没有好的结果。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决定不能忽视，否则你无法解释岛国民族和大陆居民之间的巨大性格差异。就中国而言，我以为是因为南北地域的地理环境因素塑成了两地民众的不同性格。一般说来，北方人粗犷豪迈，南方人则细腻柔弱。所以中国社会的重心一直在北方，特别是在中原。所以自古有“北方稳则天下稳，中原定则天下定”的说法。历史上朝代易鼎的最关键战役大多发生在中原，所以有“逐鹿中原”的说法。有意思的是，凡是政权在北方，然后向南打的战争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比如秦、元、清，包括毛领导的政权。而所谓的北伐却鲜有成功的范例。诸葛亮、祖逖不行，岳飞、韩世忠也不行。后来的蒋介石在其他政党的帮助下也仅仅弄了个形式上的江山一统，并且仅仅存活了22年就寿终正寝了。南京虽称是六朝古都，但基本上都是脆弱的和短命的王朝。有代表性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其实他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真正的“太平”过，虽然苦苦挣扎了十余年，拼了个半壁江山，无奈自己不争气，不等曾国藩把刀磨快，就自己一路狂奔见阎王去了。民国成立之初，临时政府不信邪，偏要在南京建都，孙中山的屁股还没把总统宝座焐热，袁世凯就来要权了。这回老袁学乖了，死活不愿到南京就任。因为他知道中国的重心在北方，而他的势力也在北方。在北方他可以当总统，甚至高兴了还可以当皇帝，但到了南京他就底气不足了，不要说当总统，弄不好连个部长也干不上。面对袁世凯的固执，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再次表现出了软弱和天真的“南京性格”：既然已经交出了权力，你爱咋咋吧。这种政治妥协大大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来他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帝制埋下了伏笔。 如果打个比喻，北京就象一个威严的长者，南京则是一个柔弱的风尘女子。1644年，横扫千军的满族统帅多尔衮，在看到气象万千的北京宫殿时也禁不住屈身下拜，而“临江控淮”的江城南京却鲜有英雄为之折腰。不仅如此，她还一次次地遭到异族的侮辱和蹂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最为屈辱的城市。 ——公元280年8月，晋武帝的大将王浚率八万之师围攻建业（南京），东吴的偏安皇帝孙皓闻王浚的水师“经期器甲，属天满江，威势之大，莫不破胆”，遂遣使者乞降。孙皓带着亡国之礼，乘着白马素车，“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士大夫穿起丧服，抬着棺材，请降于王浚的营门之下。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讥讽道：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一代雄杰孙权，曾让曹操为之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想不到其后人是如此草包，真是丢尽了祖宗的颜面。好在王浚不是嗜杀将军，他只是全部接管了东吴的政权和资产，并没有取那一帮酒囊饭袋的小命。684年之后，后蜀国君孟昶率文武百官和十数万大军投降北宋。后蜀的国都虽然不在南京，但君臣共降的场面却如出一辙。一个有骨气的青城女子花蕊夫人表达了对这伙投降派的不屑：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人是男儿！ ——1864年6月16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清军从江宁（南京）各门向内城同时发起进攻。太平军顿时大乱，曾国荃下令：凡是留着头发或新剃头发的一律杀死。太平军将士和城中百姓有几十万人惨遭杀害。尸体堆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血腥弥漫了大江两岸。 ——距孙皓投降1657年之后的12月，南京再次被鲜血染红。这一次屠杀不单来自异族，还来自异邦。守城的中国士兵遇到了来自东方岛国军人的挑战，结果近十万头顶清天白日帽徽的国军将士向大和民族的屠刀低头求饶，但这一回屈膝投降却没能达到保命的目的。于是长江岸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浩浩江水。而连续六个星期的******、掠夺和屠杀，更把这座昔日美丽的中国之都变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 ——2年之后，在“大日本帝国”威胁利诱之下，那个在抗战之初高喊“全民抗战”“焦土抗战”的国 民 党的副总裁却最先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无耻的败类！而他的汉奸政府的都城，就设在这做临江的城市。投降、叛变、失败、堕落，让这座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次次蒙羞。虎踞龙盘，挡不住异族的铁蹄；滔滔江水，洗不尽千年的耻辱。南京，一座喋血之城，一座投降之城，一座屈辱之城，成了中国人心中一块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 2004年的5月，我去南方时路过南京，在那儿呆了一晚。那天正赶上下雨，傍晚时分，昏黄的灯光映着灰蒙蒙的天空，但整个城市依然繁华而喧嚣，寻不到一点幽怨和哀伤。第二天早晨，天气转晴，丽日东升，整个城市都撒满了绯红而妩媚的阳光。我没有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也没有去拜谒民国之父的寝陵，因为我不够冷静，也不够坚强，而南京是一个最折磨人心灵又最刺激人神经的地方。她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断砖和碎石，都能激起我们丰富的泪水，并让我们的灵魂长久地抽搐和疼痛。
三、怯懦和麻木：南京心理 马克思把宗教称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足见其对世人心灵的毒害之深。但宗教也有让人鼓舞的力量，它让人狂热，也教人虔诚。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给信奉的人群升起了一个精神的太阳。中国没有宗教，严格地说是没有西方那种影响全民的宗教，因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让全民追逐的信仰。佛与道都曾影响过中国的民众，但数量太少，因而影响也就太小，伊斯兰教的翅膀甚至没有飞出过新疆的天空。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是儒学，但儒学毕竟是一种思想体系而非宗教，所以尽管历代统治者把它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从没有激起过万千民众为其赴汤蹈火的热情。在加上儒学又是让人冷静、克制与仁爱的哲学，它反对狂躁、激进和冒险。久而久之，中国的民众都没有了脾气，当然也没有了胆量、气概和决心，慢慢地变成了沉默的乖顺的羔羊，于是英雄消失了，历史成了残暴者施虐的日志。记得一个诗人说过：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的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的永生 |默默的死去 其实永生只是重复一个简单的过程，和死亡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思想一当消亡，躯壳不过是一堆烂泥。活着就是沉睡，就是死亡。鲁迅对中国人的愚昧和麻木痛心疾首，后来毅然弃医从文，用投枪匕首一样的笔锋猛刺那些已经失去知觉的神经。鲁迅一辈子所做工作就是唤醒。他死于1936年的12月，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神州大地风雨飘摇，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是什么让国人如此温顺和胆怯？难道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怯懦的基因？翻开历史的册页，我们的祖先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五千年以前，在滔滔黄河的岸边，一个女子看到有闪电绕过北斗，遂感应而怀身孕。二十四个月后分娩产下一个男孩。这孩子容貌堂堂，前额隆起。如太阳悬空。长大后才华出众，勇猛异常。成为部落首领后，他加强军事训练，用武力平定四方，他还训练了熊罴虎豹等猛兽，作为战争的新式武器，让周边部落望而生畏，纷纷来服。这个杰出的部落首领就是黄帝，中华民族的祖先。以上资料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尽管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我们祖先的英武和神勇。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上都流淌着英雄的血液。可惜后来的中国历史，英雄总是一闪即逝，更多的篇章里充斥着投降的乞求和懦弱的哭泣。是什么让我们民族产生了如此的突变？是儒学（再次声明：是被历代统治者歪曲和阉割的儒学而非孔孟最初的教义）。中国的骨骼是被儒学的醋汁泡软的。儒学维护国家的社会秩序，因而也就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这也是历代统治阶级尊孔崇儒的根本原因。但儒学毒害人们的心灵，让人迟钝和麻木。儒学首先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神经，让这个智识阶层放弃了独立思考，不再独立特行，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所以文人多数是没有骨气的，许多看起来有骨气的人，其实是因为没有受到当政者的青睐。比如屈原，他的投水自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气节，而是因为不能帮闲的绝望。李白看似超脱的仙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这丫标准的假清高。当初磨尖了头往官场上钻，得了皇上一点口水就拿出去炫耀于人。及至后来遭贬被逐，又恨恨不平起来。后来写的那些所谓愤世之作，和一个失宠妃子的哀怨没有什么大区别。这也有点象伊索笔下的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都是酸的，自己当初就不想吃。后来的那个郭姓文人更是一个让人呕吐的典型。“文人无行”，到他这里可算达到了一种极至。这厮脑子挺灵，也有几分才气，但他不甘写书做学问，老想着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他那篇《请看今日之蒋 介 石》为他赢得了勇敢的美名，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和蒋 介石翻脸，充其量也就是一次不甘寂寞的政治赌博。所以后来，老蒋让他回来做文化厅长，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因为他总算找到了帮忙的机会。后来有人正是看中了这家伙的无耻，才把他树为文学旗帜。老郭也是知恩图报，充分运用他的谄媚与无耻之术，成了建国后的一个最卖力的吹鼓手！他不遗余力的跟风，包括逢迎主席、讨好江 青、批刘批邓、歌颂文革。尽管那场浩劫也让他家破认人亡，但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真是卑鄙到了极至，迂腐到了极点。他做过政务院的副总/理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老郭是四川乐山人，但却有着典型的南京性格，这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性格！ 有道是，智识阶层是社会的风向标。可惜中国的这个风向标一直指向君主，很少有指向普通大众。子曰：学而优则仕。不过出仕的目的并不是为民众谋取福利，而是为君主追求最大的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去实现自己作为奴才的价值。天下是国君一人的天下，其他的人便都是他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只有乖乖地俯首听命，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该斩首或者灭族。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算得上是奴才教育的培训大纲。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教化让人完全放弃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的生命等同于猪狗和草芥，是对最基本人性的无视和践踏，它极大的摧毁了中国民众的自尊，成为后来中国人自轻自贱的思想基础。 鲁迅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吃人固然要吃人者的残暴，另一方面，还需被吃者的乖顺，最好密切配合，被吃了心甘情愿，最好还感激涕零。中国的教化确实达到了这种功效。齐桓公说自己没尝过婴儿的味道，易牙回去就把自己的儿子给蒸了送来，以显示自己的忠心。岳飞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不单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的誓词，在含冤之际还不忘拉回自己的儿子一同赴死。还有，皇上哪天不高兴了，就向大臣扔一把剑让其自裁，美其名曰“赐死”，被逼自尽的大臣还要磕头拜谢隆恩。古人提倡“文死谏武死战”，其实是宣扬一种不分是非曲直的愚忠。 中国人的奴才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根子还在统治者那里。为了坐稳自己的江山，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采用“骗”和“杀”两种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文治武功。骗，也就是迷惑和欺骗，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攻心”。比如什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君权神授”，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等，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再配合“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措施，就完全剥夺的民众独立的思想空间。所以统治者治民的第一步便是“愚民”，若欲“治”之，必先“愚”之。这是统治者最惯常使用的基本套路。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无论多么完美，都不可能愚尽天下之人，因而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和敢于犯上作乱的暴民。对此，统治者毫不手软坚决镇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到，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国家对于海盗之类的暴徒并不是一杀了之，而是给他们封上爵士，授予军职，让他们戴罪立功，去海外去开拓疆土。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殖民地的版图，另一方面也保护了种族中的强者。然而我们的治人者却没有这样的胸怀，他们的处置方式很简单，一个字：杀。大家想一想，杀的都是什么人？杀人越货的土匪，占山为王的强盗，还有坚贞不屈的义士。换句话说，杀掉的恰恰是我们民族中“坚强”的部分。经过一代又一代如此残酷的筛选，剩下的便都是善良之辈，软弱之徒。而这也就成了我们民族中的多数。 所以我说，是中国统治者的王权思想催生了民众的奴才意识，而这种意识一旦被强化，就成了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奴才情结。想一想，当大清皇帝退位时有多少人哭得死去活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失去了磕头的对象，从而找不到奴才的位置了；64年之后，当毛 /主/ 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也有许多人哭喊着“我们以后还怎么过呢”。这绝对不是成熟的国民对领袖的感情，说白了，这是典型的奴才心理。我把它叫“南京心理”。 四、失望和希望：南京的明天 中国（具体的说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的风雨而至今不灭，不仅不灭，还有越发繁盛之势。有人把它归结为中国文化的优越和顽强，其实是一相情愿的扯淡。中国的存活依靠的是自身的生命质量的低劣。低劣的生命往往不需要太优越的环境条件，如同杂草，践而愈长，割而复生。在这一点上，花卉与禾苗显然不如杂草，它们对气候、水、肥等外在的条件要求较高，所以它们就永远没有杂草那样旺盛的生机。在人类的族群里，中国就是一片旺盛的杂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残酷，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的生长、蔓延。历史上的黄巢、曹操等义军首领或封建军阀都曾大规模的杀戮，张献忠更是把杀人当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但他杀了一辈子，也没有把四川人彻底杀光。后来的多尔衮也不行，尽管多次率兵屠城，但刀总有卷刃的时候，而头颅是砍不光的。后来那个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岛国之师，从1895年之后对中国的民众进行的一次次野蛮的屠杀，包括甲午期间在营口旅顺的暴行和1937年冬天对南京的血洗，但所有的杀戮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灭绝。 中华不灭的另一个原因是恰恰也来自外族。面对异族的刀剑，我们学会了叩头和哭泣，一当侥幸得生，很快便忘了伤痛和屈辱，有滋有味的生活起来。“乐不思蜀”，不是那个刘姓亡国之君的专利，我们都有健忘的毛病。我们很快就会忘了历史，并且把杀父仇人认作我们的一个回归的远亲。隋唐易鼎，应该说是中国亡于胡，因为李渊的脉管里，潜藏着胡人的基因；宋元禅代，中国亡于元，那是蒙古人的荣耀；清人代明，中国亡于满，那是八旗子弟的辉煌。但灭掉中华的人后来都成了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并且还是响当当的老爷，原来的老爷则心安理得的当了奴仆，于是继续苟延残喘起来。好在后来中国没有亡于日，否则我们的现在的历史会怎样？不敢设想，想起来就让人心跳，后背冒汗，脸上发烫。荷兰人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毅然决开海防大堤，让海水淹没自己的家园，然后驾舟飘洋过海远走他乡，中国人有这种决心吗？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对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的说法表示怀疑。英国的火炮可能是比我们的杀伤力大一些，但远没有现在的热核武器这么厉害。我们是输在我们自己的畏怯心理上了。如果我们的海防线上都是林则徐邓廷桢，我就不信英国人能嚣张到北京去。再说了，海上不行，就把它放上岸，三元里一支民间武装就能把手拿火器的西洋兵士打得屁滚尿流，何况大清国的百万之师？而1895年的甲午海战对中国来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闹剧。如果说1840年的的中英之战的失败还能用装备落后来搪塞，那么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舰队的北洋海军的覆没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罪孽。而1931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投降史，1937年之后的抗战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汉奸情结。当二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面对一万八千名日本军人的挑衅，就不发一枪，拱手让出了东北的千里沃野锦绣江山；当三千日军把几十万国军打得狂奔千里，弄得“当兵的比老百姓跑得快，当官的比当兵跑得快，跑得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副司令长官找不到自己的将军”；当我们的一个正规师还没有正式开火就向十六七个鬼子投降；当几百个皇军押送着好几万国军将士去刑场屠杀，我们的内心不禁生出一种浓烈的悲哀。这也恰恰应验了一个伟人名言：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如同是一只羊，你给它披上了狼皮，它还是要吃草；你给它拿上刀剑，它还是要颤抖。 中国是个大国，但中国的国民却是世界上最弱的国民。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研究后认为：中国和日本经济势力相差30年，但两国国民的素质则至少相差了50年。这个数字未必精确，但两国人的素质悬殊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个站不起来的民族，是一个被剥夺了说话自由的民族。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造就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近代又饱受列强的欺凌，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久而久之，沉默就成了我们的习惯。1949年10月1日，一代巨人毛-泽=东在天安们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同时我们听到了广场上震耳欲聋的“万岁”的叫喊。那是1911年以后国人最不愿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们依然生活在专制的时空里。所以当1978年以后，当我们渐渐有了说话的自由，我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思想，准确的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独立思考了，我们的脑袋是仓库，总是装着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但我们仍然要感谢邓小平，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宽松的谈论空间，尽管没有他，我们迟早也会等到这样的空间。但他让这个时间至少提前了十数年。虽然现在还不是评价他是非功过的时候，但他无疑是改变了中国思想的巨人。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人治产生集权，集权孕育愚昧和盲从，催生奴隶和奴才。所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官吏都喜欢向上看，因为乌纱帽是上面给的，而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没有权力的人民不会有尊严感，也不会有创造力，有的只是“草民思想”和“贱民意识”。得志的时候是奴才，不得志的时候是奴隶。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活着就是给这个世界充个人数。这就是我们民族大众的千年写真。 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回避历史。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看清未来。南京曾经无数次让我们痛苦和失望，但我们不能由此在地理上抹掉这个城市。也许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座屈辱的南京，但振兴的希望也在这里。南京又是中国腾飞的一个支点，坚信这一点，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明天，而南京的明天也就是中国的未来！（全文完）
无论研究华夏的历史，还是探讨中国国民的性格，南京都是一座绕不开的城市。有人说，中国的帝王大多产生在北方。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北方的大气、豪迈使其个性得以极大的张扬。而在世间，只有极大地张扬自己个性的人才有可能创造辉煌的业绩。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其实都是个性十足的人中豪杰。但不幸的是，这种张扬是以压抑和禁锢众多生命的个性作为代价的。有一个振聋发聩的喉咙，就有成千上万个沉默的嘴巴；有一个昂首挺胸的身影，就有无数个柔软弯曲的脊柱。此长彼消，此起彼伏。这一现象贯穿于中国历史的整个过程，并且至今也看不出消亡的迹象。所以，庞大的、威严的、看起来凛然不可侵犯的北京不是中国性格的主调，不仅不是，它还近乎是一种欺骗，以为中国人原本就是如此不可欺侮的。这就如同中国人喜欢把自己称作“龙的传人”，但其实龙不能代表中国的形象，能代表中国形象的动物是羊，这是一种温驯的动物。而能代表中国性格的城市则是南京，这也是让一座让无数中国人倍感屈辱的城市。 一、历史最长而又最短的民族 提起中国历史，人们都会升起一股自豪感。五千年的文明史足以让每一个华夏儿女脸上生光。据说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谈起家世，中国人能说出自己的十八代祖宗；而美国人就惨了，他连自己爷爷的爷爷都说不清。为什么？美国历史短啊，从独立到现在才200来年，还不及我们的一个零头多。但我又想，真正的文明史不应该从使用石器或火之类算起，而应该从人类发现自己的价值的这一天算起。因为其他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但他们从不思考在茫茫宇宙里自己作为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方面，西方人比我们早多了，他们在十五世纪就开始关注自身、呼唤自由和人权了。文艺复兴其实是西方思想家借助文艺来挖掘久被深埋的人性，从而提升人的价值的一场解放运动。但中国一直没有这样的运动。这就是东西方在近现代思想领域里的差距。西方思想家让人认识自己，看重自己；中国思想家则相反，总是教人忽略自己，自轻自贱。中国也有一个盛产思想家的年代，那就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要比西方早2000多年，西方直到文艺复兴才出现这样的时代。但遗憾的是，无论孔子、庄子，还是韩非、墨翟，都没有发现人类自身价值，因而也都没有建构起昌盛我们民族的理论体系。他们学说或许有利于国，但都毫无例外的有害于人。而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也就永远失去了诞生伟大思想家的土壤。那些一天到晚替皇上思考的人其实已经变成了御用的思想工具，成了前代某个教条的信奉者和牺牲品。思想家除了要有超人的心智，还要有健全而独立的人格。天才的头颅尽管稀少，但每个朝代都会出现。中国人长期受权力阶层压制和愚弄，所以心理多少都有点问题。也许庄子是一个特例。但庄子太超乎尘上了，他把人与万物等同，甚至把所有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在就对江山社稷的影响来说，他还不如孔子。孔子教人世俗，但庄子教人出世。庄子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至多也就影响了李白陶渊明那一帮不得志的文人。孔子的影响就大多了。儒家至秦以后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指导思想（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被历代统治者不断修改和阉割的儒学理论已经和孔孟的最初教义大相径庭了），一直延续了好几千年。这恰恰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儒家思想其实就是一种精神*********，让汉民族（后来也传染给了其他民族）吸食成瘾，由于时间漫长，其毒素已经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孔子把儒家思想核心概括为“仁”，你可以由此引申出博爱、宽容、中庸、忠君、谦逊、忍让、和睦等无数个美丽的词条。但每一个词条都浸透了销蚀新鲜与活力的毒素。终于有一天，这个中毒的东方巨人变得神志不清四肢发僵了。于是虎豹和蝼蚁一起赶来，迫不及待地从这个巨人身上夺取最后的晚餐。 叔本华和尼采曾提用“惟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去启悟德意志人的本体意识，后来希特勒有把它演绎成法西斯主义，并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叔本华和尼采都是让人做“狼”，用不着顾忌和假惺惺。孔子则是教人做“羊”，所以儒学是“羊的哲学”。用羊的哲学去行事，肯定要成为虎狼之辈的牺牲品，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儒家思想培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羊样”的国民，从而维护了一代又一代君主的利益。这是儒家最成功的地方，同时也是我们民族最失败最悲哀的地方。尽管我们也有陈胜、吴广那样的英雄豪杰，但数量实在少得可怜。正因为少得可怜，人们才对于《水浒》里的英雄津津乐道，因为在梁山好汉身上，寄托了弱势人群的英雄梦想。这恰如那些不能自保的羔羊，被狼吃急了，就幻想有一天能成为狼，或者虎豹。但幻想只是幻想，或者是梦，一旦回到现实，羊还是羊，它们依然低头啃着青草，或者流泪对着豺狼，或者惶恐地看着屠刀。它们永远不会反抗，甚至于从来没有想过反抗。1937年的12月的南京，禽兽不如的日本军队对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民众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士兵进行了一场疯狂的大屠杀。屠杀的场面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进程之中，中国人柔弱和日本人野蛮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极至。这恐怕也是人类这种生灵所能达到的极限。日本人进行屠城的理由据说是因为在外围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我看来，这种抵抗远远谈不上激烈。当初蒋介石用唐生智守城就是错误的。因为唐不是断头将军，他是一个首鼠两端的投机者。一当听到日本人攻城的炮声，这丫就存不住气开溜了。主帅一跑，士兵就再也无心恋战，失败就是注定了。战争中的失败并不算丢脸，丢脸的是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就投降了。更丢脸的是投降了也没保住活命，而且还要忍受奇耻大辱。当几百个鬼子押解着几万国军士兵去燕子矶集体枪杀时，这些憨态可掬的将士们竟然非常听话的配合着，不要说反抗，甚至于连逃跑的想法都没有。军人尚且如此，群众就可想而知了。日本人侵入民宅之时，总是满不在乎的把枪往门前一放，然后开始实施强奸和杀戮。更无耻的是，他们往往故意在丈夫面前奸污妻子，在儿子面前蹂躏母亲，在父亲面前侮辱女儿，最后再全部杀光。与之相对的是南京居民的那种出奇的懦弱，面对刽子手的枪口与屠刀，他们除了颤抖和哭泣，剩下的就是沉默。这种沉默不是慷慨赴死的从容，而是一种令人心寒的迟钝和麻木。我想也许就是这种迟钝和麻木勾起了日本人屠杀的欲望，在侵略者眼里，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活力四射万物之灵，而是一大群无知的没有头脑的羔羊或者青草。犯罪感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杀戮的激情和乐趣，还有什么理由放下嗜血的屠刀呢？许多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不可信的，是编造的谎言。除了东瀛的一些右翼分子的别有用心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一事件的惨烈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正常人所能承受和理解的范围。有时我们谴责日本教科书隐瞒这一事件的真相，其实我们自己的历史书编写得也好不到哪里去。可能是因为资料匮乏，也可能是因为害怕伤口再次流血，也可能是为了表现我们不计前嫌的姿态，我们的历史在记录这一事件时也一直是轻描淡写无关痛痒。60年之后，当华裔作家张纯如涉猎这一段历史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她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也无法守护自己的理智。当她用柔弱的手指一点一点的翻开那些历史的册页时，真相让她彻底崩溃，于是在大洋彼岸的加州洛斯盖多的一条公路上，她用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时间是2004年的11月9日。她有三个可爱孩子，还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
二战时纳粹德国曾经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但战后的犹太人不是让人同情，而是令人钦佩。他们首先核实了几乎每一个遇难者的身份，包括姓名、年龄、性别、住所、遇难时间等等十分翔尽的资料。并且时刻不忘彻底清算纳粹的罪行。除了那些被纽伦堡法庭处决的战犯之外，他们不遗余力的在世界各地追捕那些残害过犹太人民的凶手，即便逃到天涯海角，即便过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只要他还活着，就千方百计把他弄到以色列的法庭进行最严厉的审判。这就是坚强不屈的犹太民族。劫后余生，犹太人变得无比的团结、英勇和刚强，所以现在，即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携手共同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也不会认输。相比之下，中国人就差远了。我们对于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屠杀知之甚少，死亡人数到现在也没有搞清，至于说遇难者的身世姓名更是不得而知。逝者无辜，这是生者的责任。中国人是一个特别健忘的民族，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就和日本人坐到了一起，侵华的总司令成了南京政府的座上宾。所以日本人特别瞧不起中国人，不是因为大和民族真的是什么优等民族，实在是我们自己太没架子了！一个自轻自贱的民族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就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问题，日本领导人多次向韩国道歉，向印尼、新加坡和菲律宾道歉，但惟独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的脾气。道不道歉无所谓，反正我们能忍受，还会自我安慰。好象每年少去参拜两回靖国神社就算给我们面子了。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的研究十分透彻，所以他在修理中国人方面堪称一代大师。但他对日本历史就没有那么清楚了，对日本民族特性的认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他大度地放弃了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失误：为了得到一个弹丸小国的承认而泯灭了杀父之仇、牺牲了几亿中国民众的利益实在是得不偿失。而这一宽容的后果更是为后来日本政客大耍流氓埋下了隐患。 毛是一个政治强人，但他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却失掉了他一贯的强硬作风。也难怪，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毛 /泽-东，已经泯灭了早年的磅礴之气，而在他治下的八亿国民，因为疲倦和饥饿，连喊口号的力气都快没有了。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他有点喘不过起来。所以尽管田中首相把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说成是小小的“麻烦”，只是让周/ 恩 /来稍微表示一下不满，就在那个象征中日友好的合同书上签了字。这个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书对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另一个《南京条约》。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中，中国人再次败倒在小鬼子脚下。只不过这一回签字的不是那个拖着辫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是我们敬爱的共和国总理。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人一直没有发现自身的价值，也许某个时候一个思想家的头脑里灵光一闪，但很快又被专制的污水浇灭了。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就不会争取实现自身的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去努力争取国家的价值。梁启超把二十四史看成是二十四家帝王的家谱堪成是诛心之论。中国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分人践踏另一部分的历史，是少数人作威作福的历史，也是多数人受苦受难的历史。
所以我以为我们真正站起来的历史并不算长，甚至于现在，我们也还是没有真正的站立起来！
二、南京之痛 有人说，南京是一个不宜建都的地方。
综观历史，北京和南京都曾不止一次被新生的政权作为都城。但有意思的是，建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的。相对来说，建都北京的政权要稳固的多。个中原因，还有一个传说。远在春秋时期，楚威王灭越之后，看到南京的地势虎踞龙盘，有帝王之气，生怕自己江山不稳 ，遂在此地埋金以压之。这便是“金陵”这一地名的由来。也许从那时起，帝王之气就被永远镇压了下去，试图在此坐江山的王朝都没有好的结果。我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决定不能忽视，否则你无法解释岛国民族和大陆居民之间的巨大性格差异。就中国而言，我以为是因为南北地域的地理环境因素塑成了两地民众的不同性格。一般说来，北方人粗犷豪迈，南方人则细腻柔弱。所以中国社会的重心一直在北方，特别是在中原。所以自古有“北方稳则天下稳，中原定则天下定”的说法。历史上朝代易鼎的最关键战役大多发生在中原，所以有“逐鹿中原”的说法。有意思的是，凡是政权在北方，然后向南打的战争几乎都取得了成功，比如秦、元、清，包括毛领导的政权。而所谓的北伐却鲜有成功的范例。诸葛亮、祖逖不行，岳飞、韩世忠也不行。后来的蒋介石在其他政党的帮助下也仅仅弄了个形式上的江山一统，并且仅仅存活了22年就寿终正寝了。南京虽称是六朝古都，但基本上都是脆弱的和短命的王朝。有代表性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其实他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真正的“太平”过，虽然苦苦挣扎了十余年，拼了个半壁江山，无奈自己不争气，不等曾国藩把刀磨快，就自己一路狂奔见阎王去了。民国成立之初，临时政府不信邪，偏要在南京建都，孙中山的屁股还没把总统宝座焐热，袁世凯就来要权了。这回老袁学乖了，死活不愿到南京就任。因为他知道中国的重心在北方，而他的势力也在北方。在北方他可以当总统，甚至高兴了还可以当皇帝，但到了南京他就底气不足了，不要说当总统，弄不好连个部长也干不上。面对袁世凯的固执，临时政府和孙中山再次表现出了软弱和天真的“南京性格”：既然已经交出了权力，你爱咋咋吧。这种政治妥协大大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也为后来他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帝制埋下了伏笔。 如果打个比喻，北京就象一个威严的长者，南京则是一个柔弱的风尘女子。1644年，横扫千军的满族统帅多尔衮，在看到气象万千的北京宫殿时也禁不住屈身下拜，而“临江控淮”的江城南京却鲜有英雄为之折腰。不仅如此，她还一次次地遭到异族的侮辱和蹂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座最为屈辱的城市。 ——公元280年8月，晋武帝的大将王浚率八万之师围攻建业（南京），东吴的偏安皇帝孙皓闻王浚的水师“经期器甲，属天满江，威势之大，莫不破胆”，遂遣使者乞降。孙皓带着亡国之礼，乘着白马素车，“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士大夫穿起丧服，抬着棺材，请降于王浚的营门之下。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讥讽道：
王浚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一代雄杰孙权，曾让曹操为之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想不到其后人是如此草包，真是丢尽了祖宗的颜面。好在王浚不是嗜杀将军，他只是全部接管了东吴的政权和资产，并没有取那一帮酒囊饭袋的小命。684年之后，后蜀国君孟昶率文武百官和十数万大军投降北宋。后蜀的国都虽然不在南京，但君臣共降的场面却如出一辙。一个有骨气的青城女子花蕊夫人表达了对这伙投降派的不屑：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更无一人是男儿！ ——1864年6月16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清军从江宁（南京）各门向内城同时发起进攻。太平军顿时大乱，曾国荃下令：凡是留着头发或新剃头发的一律杀死。太平军将士和城中百姓有几十万人惨遭杀害。尸体堆满了南京的大街小巷，血腥弥漫了大江两岸。 ——距孙皓投降1657年之后的12月，南京再次被鲜血染红。这一次屠杀不单来自异族，还来自异邦。守城的中国士兵遇到了来自东方岛国军人的挑战，结果近十万头顶清天白日帽徽的国军将士向大和民族的屠刀低头求饶，但这一回屈膝投降却没能达到保命的目的。于是长江岸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浩浩江水。而连续六个星期的******、掠夺和屠杀，更把这座昔日美丽的中国之都变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 ——2年之后，在“大日本帝国”威胁利诱之下，那个在抗战之初高喊“全民抗战”“焦土抗战”的国 民 党的副总裁却最先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成了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无耻的败类！而他的汉奸政府的都城，就设在这做临江的城市。投降、叛变、失败、堕落，让这座依山傍水的古城一次次蒙羞。虎踞龙盘，挡不住异族的铁蹄；滔滔江水，洗不尽千年的耻辱。南京，一座喋血之城，一座投降之城，一座屈辱之城，成了中国人心中一块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 2004年的5月，我去南方时路过南京，在那儿呆了一晚。那天正赶上下雨，傍晚时分，昏黄的灯光映着灰蒙蒙的天空，但整个城市依然繁华而喧嚣，寻不到一点幽怨和哀伤。第二天早晨，天气转晴，丽日东升，整个城市都撒满了绯红而妩媚的阳光。我没有去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也没有去拜谒民国之父的寝陵，因为我不够冷静，也不够坚强，而南京是一个最折磨人心灵又最刺激人神经的地方。她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块断砖和碎石，都能激起我们丰富的泪水，并让我们的灵魂长久地抽搐和疼痛。
三、怯懦和麻木：南京心理 马克思把宗教称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足见其对世人心灵的毒害之深。但宗教也有让人鼓舞的力量，它让人狂热，也教人虔诚。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给信奉的人群升起了一个精神的太阳。中国没有宗教，严格地说是没有西方那种影响全民的宗教，因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让全民追逐的信仰。佛与道都曾影响过中国的民众，但数量太少，因而影响也就太小，伊斯兰教的翅膀甚至没有飞出过新疆的天空。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是儒学，但儒学毕竟是一种思想体系而非宗教，所以尽管历代统治者把它奉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但从没有激起过万千民众为其赴汤蹈火的热情。在加上儒学又是让人冷静、克制与仁爱的哲学，它反对狂躁、激进和冒险。久而久之，中国的民众都没有了脾气，当然也没有了胆量、气概和决心，慢慢地变成了沉默的乖顺的羔羊，于是英雄消失了，历史成了残暴者施虐的日志。记得一个诗人说过：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在公开的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的永生 |默默的死去 其实永生只是重复一个简单的过程，和死亡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思想一当消亡，躯壳不过是一堆烂泥。活着就是沉睡，就是死亡。鲁迅对中国人的愚昧和麻木痛心疾首，后来毅然弃医从文，用投枪匕首一样的笔锋猛刺那些已经失去知觉的神经。鲁迅一辈子所做工作就是唤醒。他死于1936年的12月，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神州大地风雨飘摇，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 是什么让国人如此温顺和胆怯？难道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着怯懦的基因？翻开历史的册页，我们的祖先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五千年以前，在滔滔黄河的岸边，一个女子看到有闪电绕过北斗，遂感应而怀身孕。二十四个月后分娩产下一个男孩。这孩子容貌堂堂，前额隆起。如太阳悬空。长大后才华出众，勇猛异常。成为部落首领后，他加强军事训练，用武力平定四方，他还训练了熊罴虎豹等猛兽，作为战争的新式武器，让周边部落望而生畏，纷纷来服。这个杰出的部落首领就是黄帝，中华民族的祖先。以上资料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尽管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我们祖先的英武和神勇。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上都流淌着英雄的血液。可惜后来的中国历史，英雄总是一闪即逝，更多的篇章里充斥着投降的乞求和懦弱的哭泣。是什么让我们民族产生了如此的突变？是儒学（再次声明：是被历代统治者歪曲和阉割的儒学而非孔孟最初的教义）。中国的骨骼是被儒学的醋汁泡软的。儒学维护国家的社会秩序，因而也就维护了统治阶级利益，这也是历代统治阶级尊孔崇儒的根本原因。但儒学毒害人们的心灵，让人迟钝和麻木。儒学首先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神经，让这个智识阶层放弃了独立思考，不再独立特行，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所以文人多数是没有骨气的，许多看起来有骨气的人，其实是因为没有受到当政者的青睐。比如屈原，他的投水自杀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气节，而是因为不能帮闲的绝望。李白看似超脱的仙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这丫标准的假清高。当初磨尖了头往官场上钻，得了皇上一点口水就拿出去炫耀于人。及至后来遭贬被逐，又恨恨不平起来。后来写的那些所谓愤世之作，和一个失宠妃子的哀怨没有什么大区别。这也有点象伊索笔下的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都是酸的，自己当初就不想吃。后来的那个郭姓文人更是一个让人呕吐的典型。“文人无行”，到他这里可算达到了一种极至。这厮脑子挺灵，也有几分才气，但他不甘写书做学问，老想着在官场上混个一官半职。他那篇《请看今日之蒋 介 石》为他赢得了勇敢的美名，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和蒋 介石翻脸，充其量也就是一次不甘寂寞的政治赌博。所以后来，老蒋让他回来做文化厅长，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因为他总算找到了帮忙的机会。后来有人正是看中了这家伙的无耻，才把他树为文学旗帜。老郭也是知恩图报，充分运用他的谄媚与无耻之术，成了建国后的一个最卖力的吹鼓手！他不遗余力的跟风，包括逢迎主席、讨好江 青、批刘批邓、歌颂文革。尽管那场浩劫也让他家破认人亡，但其“痴心不改，无怨无悔”，真是卑鄙到了极至，迂腐到了极点。他做过政务院的副总/理和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老郭是四川乐山人，但却有着典型的南京性格，这也是许多中国文人的性格！ 有道是，智识阶层是社会的风向标。可惜中国的这个风向标一直指向君主，很少有指向普通大众。子曰：学而优则仕。不过出仕的目的并不是为民众谋取福利，而是为君主追求最大的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去实现自己作为奴才的价值。天下是国君一人的天下，其他的人便都是他的奴仆。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只有乖乖地俯首听命，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该斩首或者灭族。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算得上是奴才教育的培训大纲。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种教化让人完全放弃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的生命等同于猪狗和草芥，是对最基本人性的无视和践踏，它极大的摧毁了中国民众的自尊，成为后来中国人自轻自贱的思想基础。 鲁迅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吃人固然要吃人者的残暴，另一方面，还需被吃者的乖顺，最好密切配合，被吃了心甘情愿，最好还感激涕零。中国的教化确实达到了这种功效。齐桓公说自己没尝过婴儿的味道，易牙回去就把自己的儿子给蒸了送来，以显示自己的忠心。岳飞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不单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的誓词，在含冤之际还不忘拉回自己的儿子一同赴死。还有，皇上哪天不高兴了，就向大臣扔一把剑让其自裁，美其名曰“赐死”，被逼自尽的大臣还要磕头拜谢隆恩。古人提倡“文死谏武死战”，其实是宣扬一种不分是非曲直的愚忠。 中国人的奴才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根子还在统治者那里。为了坐稳自己的江山，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采用“骗”和“杀”两种方法，也就是所谓的文治武功。骗，也就是迷惑和欺骗，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攻心”。比如什么“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君权神授”，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等等，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再配合“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的措施，就完全剥夺的民众独立的思想空间。所以统治者治民的第一步便是“愚民”，若欲“治”之，必先“愚”之。这是统治者最惯常使用的基本套路。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无论多么完美，都不可能愚尽天下之人，因而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和敢于犯上作乱的暴民。对此，统治者毫不手软坚决镇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到，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国家对于海盗之类的暴徒并不是一杀了之，而是给他们封上爵士，授予军职，让他们戴罪立功，去海外去开拓疆土。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殖民地的版图，另一方面也保护了种族中的强者。然而我们的治人者却没有这样的胸怀，他们的处置方式很简单，一个字：杀。大家想一想，杀的都是什么人？杀人越货的土匪，占山为王的强盗，还有坚贞不屈的义士。换句话说，杀掉的恰恰是我们民族中“坚强”的部分。经过一代又一代如此残酷的筛选，剩下的便都是善良之辈，软弱之徒。而这也就成了我们民族中的多数。 所以我说，是中国统治者的王权思想催生了民众的奴才意识，而这种意识一旦被强化，就成了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奴才情结。想一想，当大清皇帝退位时有多少人哭得死去活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失去了磕头的对象，从而找不到奴才的位置了；64年之后，当毛 /主/ 席逝世的时候，全国也有许多人哭喊着“我们以后还怎么过呢”。这绝对不是成熟的国民对领袖的感情，说白了，这是典型的奴才心理。我把它叫“南京心理”。 四、失望和希望：南京的明天 中国（具体的说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的风雨而至今不灭，不仅不灭，还有越发繁盛之势。有人把它归结为中国文化的优越和顽强，其实是一相情愿的扯淡。中国的存活依靠的是自身的生命质量的低劣。低劣的生命往往不需要太优越的环境条件，如同杂草，践而愈长，割而复生。在这一点上，花卉与禾苗显然不如杂草，它们对气候、水、肥等外在的条件要求较高，所以它们就永远没有杂草那样旺盛的生机。在人类的族群里，中国就是一片旺盛的杂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残酷，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的生长、蔓延。历史上的黄巢、曹操等义军首领或封建军阀都曾大规模的杀戮，张献忠更是把杀人当成上天赋予自己的使命，但他杀了一辈子，也没有把四川人彻底杀光。后来的多尔衮也不行，尽管多次率兵屠城，但刀总有卷刃的时候，而头颅是砍不光的。后来那个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岛国之师，从1895年之后对中国的民众进行的一次次野蛮的屠杀，包括甲午期间在营口旅顺的暴行和1937年冬天对南京的血洗，但所有的杀戮都没有使我们的民族灭绝。 中华不灭的另一个原因是恰恰也来自外族。面对异族的刀剑，我们学会了叩头和哭泣，一当侥幸得生，很快便忘了伤痛和屈辱，有滋有味的生活起来。“乐不思蜀”，不是那个刘姓亡国之君的专利，我们都有健忘的毛病。我们很快就会忘了历史，并且把杀父仇人认作我们的一个回归的远亲。隋唐易鼎，应该说是中国亡于胡，因为李渊的脉管里，潜藏着胡人的基因；宋元禅代，中国亡于元，那是蒙古人的荣耀；清人代明，中国亡于满，那是八旗子弟的辉煌。但灭掉中华的人后来都成了我们大家庭的一员，并且还是响当当的老爷，原来的老爷则心安理得的当了奴仆，于是继续苟延残喘起来。好在后来中国没有亡于日，否则我们的现在的历史会怎样？不敢设想，想起来就让人心跳，后背冒汗，脸上发烫。荷兰人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毅然决开海防大堤，让海水淹没自己的家园，然后驾舟飘洋过海远走他乡，中国人有这种决心吗？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对把鸦片战争的失败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的说法表示怀疑。英国的火炮可能是比我们的杀伤力大一些，但远没有现在的热核武器这么厉害。我们是输在我们自己的畏怯心理上了。如果我们的海防线上都是林则徐邓廷桢，我就不信英国人能嚣张到北京去。再说了，海上不行，就把它放上岸，三元里一支民间武装就能把手拿火器的西洋兵士打得屁滚尿流，何况大清国的百万之师？而1895年的甲午海战对中国来说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闹剧。如果说1840年的的中英之战的失败还能用装备落后来搪塞，那么拥有当时世界上一流舰队的北洋海军的覆没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罪孽。而1931年之后的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投降史，1937年之后的抗战史其实就是一部与投降主义斗争的历史。日本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汉奸情结。当二十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面对一万八千名日本军人的挑衅，就不发一枪，拱手让出了东北的千里沃野锦绣江山；当三千日军把几十万国军打得狂奔千里，弄得“当兵的比老百姓跑得快，当官的比当兵跑得快，跑得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兵，副司令长官找不到自己的将军”；当我们的一个正规师还没有正式开火就向十六七个鬼子投降；当几百个皇军押送着好几万国军将士去刑场屠杀，我们的内心不禁生出一种浓烈的悲哀。这也恰恰应验了一个伟人名言：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如同是一只羊，你给它披上了狼皮，它还是要吃草；你给它拿上刀剑，它还是要颤抖。 中国是个大国，但中国的国民却是世界上最弱的国民。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研究后认为：中国和日本经济势力相差30年，但两国国民的素质则至少相差了50年。这个数字未必精确，但两国人的素质悬殊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个站不起来的民族，是一个被剥夺了说话自由的民族。几千年的封建专制造就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近代又饱受列强的欺凌，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久而久之，沉默就成了我们的习惯。1949年10月1日，一代巨人毛-泽=东在天安们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同时我们听到了广场上震耳欲聋的“万岁”的叫喊。那是1911年以后国人最不愿听到的声音！事实上，我们依然生活在专制的时空里。所以当1978年以后，当我们渐渐有了说话的自由，我们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思想，准确的说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独立思考了，我们的脑袋是仓库，总是装着别人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但我们仍然要感谢邓小平，是他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宽松的谈论空间，尽管没有他，我们迟早也会等到这样的空间。但他让这个时间至少提前了十数年。虽然现在还不是评价他是非功过的时候，但他无疑是改变了中国思想的巨人。中国有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人治产生集权，集权孕育愚昧和盲从，催生奴隶和奴才。所以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官吏都喜欢向上看，因为乌纱帽是上面给的，而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没有权力的人民不会有尊严感，也不会有创造力，有的只是“草民思想”和“贱民意识”。得志的时候是奴才，不得志的时候是奴隶。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活着就是给这个世界充个人数。这就是我们民族大众的千年写真。 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回避历史。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看清未来。南京曾经无数次让我们痛苦和失望，但我们不能由此在地理上抹掉这个城市。也许每一个民族都有一座屈辱的南京，但振兴的希望也在这里。南京又是中国腾飞的一个支点，坚信这一点，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明天，而南京的明天也就是中国的未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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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你快死去吧！我为用安利的朋友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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