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克文　吴立奇的人格魅力（上、中、下）

吴立奇的人格魅力
——吴立奇逝世周年祭
□ 程 克 文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凌晨一时二十分，中共上海市委原市顾委委员吴立奇，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岁。上海各大报，均有消息报道。讣告传到安徽，合肥、芜湖、黄山等地熟知他的战友们，心情无不沉痛。
吴立奇是安徽省歙县西溪南乡人。早年曾受教于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位于上海市区和宝山交界之地，进行军事、生产、科学、文化、民权等各方面教育）。一九三五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开始，回到家乡开展党的工作。不久，奉调去浙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以后转入抗日民主根据地。日本侵略军投降后，投入辗转南北的解放战争。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胜利，随军进入芜湖。时年三十，是芜湖市委一名最年轻的委员，分工青委书记，并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公开名称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长。
我初识吴立奇，就是在那时接受他分配工作。不久，我受命筹办芜湖市文艺工作团，也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芜湖市委领导关系后来调整，原来由南京市委代管改为由屯溪迁芜的皖南区党委直接领导。吴立奇的工作岗位也有了变动。市文工团也和屯溪来的一批同志会合，组建成皖南区党委文工团，归区党委宣传部领导。我和吴立奇的工作接触，只有半年多时间就这么分开了。但我们之间的感情联系，一直未断。即使不在一地，还不时有通信来往。他在上海，我利用偶然的出差机会去看望他，他总拿出交谈时间，给我莫大教益。就这样，转眼五十年过去了。是什么力量，不因岁月流逝而淡化那实际存在的良师情、战友情呢，我总觉得他有着一种个性化的高洁的人格魅力在吸引我，感染我。
坚 守 革 命 家 园
吴立奇进入芜湖，肩负宣传教育重任，经常向干部们作报告。那矫健、潇洒的身影，也到大学，跟知识分子宣讲政策，听取意见，启发、诱导他们认清形势，有时也到文工团教育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学习革命人生观和正确的文艺方向。他说话热情、明确，逻辑紧密而有层次，深受听众欢迎。他有时自己也背着照相机，和文工团摄影人员一道走上街道，不摆当官架子，去拍摄群众活动。当时有庆祝上海解放，取缔银圆贩子，和庆祝开国大典沸腾场面，也有疏通水灾中群众交通的活动。有人不理解，吴部长为什么要亲自摸照相机呢，原来他要直接体现他自己的意图，为历史留下记录。
1993年我把在安徽《志苑》杂志上，发过一篇《麻川之水天上来》的游记，寄给了他，请他给看看。不久，我得到他热情的长信。并附来一首旧体诗来，诗句是“麻川九曲筏争游，两岸青山拥碧流。时有殷红波中现，如血似花往事稠。”他原想画幅“麻川行筏图”给我，拟稿数次，总不满意。以后，他又应我的请求，将诗写成一条幅，赠送给我。从信中的内容结合条幅题记文字看，他对过去怀有难忘的历史情结。由于我提及新四军首长在一大户歇脚的情况。他回顾了当年要抗日，却被顽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说到了新四军兵站负责人被杀。阶级对立非常严重。一次，他和一位江西过来的战友去军部开会。战友见到路口那豪绅大宅，都咬牙切齿，暗暗骂了起来。其实这位战友也还不知道这家却是开明士绅。出现这种杀红了眼的情绪是遗憾的，也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些话语说明，我感到他确实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又有并不掩盖过去简单化、情绪化的枝节。因为他是严峻历史的过来人，也是冷静的当代人。重要的是，他始终是忠实于人民群众的人。
经回忆，1960年左右，他从外地转回在芜湖铁山疗养，我路过芜湖，也曾特地赶去看望了他。这次见面，我知道他登过黄山，现在歇下来了。有待继续调理神经。他本是习惯独立思考的人，大约对之前以左的情绪推行反右扩大化，显得困惑。反右后，党内滋长的左的情绪，马上转入经济上的大跃进，紧接着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也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他借病假离开南方海滨城市的。此时，他可能，已向组织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又过了十多年，听说他确实是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当1973年再见面时，我却是在黄山脚下他的皖南老家里。发生这么大变化。这就是“窝里斗”的文革后期。吴立奇曾在江苏的一座城市里工作，碰上混乱的文革。是支持哪一派号呢，哪一派又是正确的呢，他不屑以亮相来获宠安排重用，捞个革命干部桂冠。他获准返回故里蜇居养病，总算得到一个比较清静的环境。当我和同行的美术干部踏上他家老房子时，他和夫人荣奋同志热情欢迎。互叙别情片刻后，老俩口配合默契，荣奋用木柴生火，冒着浓烟围着锅灶忙碌，立奇则领我们参观古村建筑、花木盆景和附近的种植业。立奇也还领我们到他画友家观看一位老画家作画。最后还领我们看了村口的丰乐溪。他指着河滩地介绍说，1938年新四军八省健儿会合岩寺后，这里就是其中四支队开大会的地方。从此，他们走向远方。他淡泊明志，神情似在解甲归田，但眼神又在浮现往事，似处于百感交集之中。1995年春我在《志苑》发表的有关文化名人的《弘一法师传奇人生》曾请他看过，勾起他对自己心路的回顾。他说，他在读小学时，从阅读中知道叔同其人的“爱的教育”，“到了中学时代，国难深重，日益撞击，一颗纯洁的心，年少激情，热血沸腾，便把那悠悠的‘芳草呀’、’爱呀’冲出了九霄云外，自身则跃进到现实的战壕之中，愈来愈和法师、高人隔远了。”60年代初，在南方海峡之滨，“我们自己不断处于狂热之中，还有隔海的炮火轰鸣，我在极度紧张、疲劳之中，最喜冒着蒙蒙细雨，漫步南普陀，以求一种轻松。”对当时南方岁月的心情，在给我的另一信中提到自己的旧作，即指《题黄山天都峰》：“黄狱之峰天上游，恍如狂海泛轻舟：轻舟不共流波去，永泊天都最上头。”说到：“可以看出那时候我的头脑是很热的，但自以为也还有冷静的时候，‘轻舟不共流波去’多少有些意思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调到省委机关工作。暂住稻香楼，我们见过面。只一年左右，工作最终定在上海。每次我经过上海，我还是喜欢登门求教听他说说，他也表示情牵安徽，问长问短。我知道他很关心农村。他在安徽，就关注过农村多种经营。对于农村的变革，他认为“那种对于担心农村社会主义阵地解体，显得无穷忧虑的态度，没必要。”关心群众利益，只能尊重群众意愿，一切从实际出发。当然还要不断关心群众实际生活。最终还要进入深层次改革。我从中知道他坚守精神家园与生命之根相连。他是独立思考的，明显和一般走老步子的人显示出差异。他还对社会出现严重腐败，分配差距加剧，表现焦虑。他说过，“实际情况让人容易糊涂”。这也说明，他既欣慰现实已取得的进步，又保持忧国忧民在远瞩更高目标。1999、11、16－12、15
吴立奇的人格魅力（中）
生 命 中 不 可 承 受 之 轻
吴立奇一次陪中组部的老同志到九华山，后来他经过屯溪。某夜忽有感慨，写了《华山问答》四句：“青阳阿九传消息，问君排到数第几？只为江山添锦绣，何必名位论高低！”平时他与人共事，态度也是既谦逊，又明朗，不含糊。对自己严格，却不迎合某个人，不随风转。他是非分明，也不是会有失分寸和人过不去。对工作能主动挑重担，只在特定时候，才躲避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这就可能让人感觉的印象是：格格不入，卓尔不群。其实，他在顾大局的前提下，是要保持个性，拒绝屈从，择善而从。
他从不轻易写作文章发表，特别是记叙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我记得省里有个文史资料内刊，发过一篇别人记叙他的历史活动的文章，事先并未让他过目。他发现与事实有出入，马上就来信要求更正。这是他具有一种自尊、自重的情操表现。他在进入九十年代，整理自己保存的照片，其中有自己拍的，也有要旁人给拍的。一次，他在信上跟我说到，芜湖市委有关机构曾经要他写点解放初期在芜湖工作的情况。他显得为难。因为当年芜湖市委的领导干部，活着的只他一个了。他没法准确写出一个地方的历史资料。他认为胡乱写是不严肃的，那自己就不是负责任的。后来，总算想出一个办法，那就是用自己找出的几张老照片，每幅加了些历史说明，才勉强寄出完成任务。我悟出，当时不存在摆弄场面，也可算“读图时代”生出奇效的一种好办法了。
我对他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化的。中间也发生过我对他的性格误读、误解，曾经错误地以为他是入世随俗的，他的谦逊或许只是过于拘谨。事情是我擅自作主将他给我看的旧诗交给一家刊物发表了。这是新近修订的旧作。我还以为事后他会意外的惊喜。哪知惹他十分生气。他来信写道，“从来都说我不写东西，更不发表。自知写不出有发表价值的东西。现在您替我‘露’了，人们会以为我这人太虚伪，说不写东西，这不是写了吗！想及此，我头昏起来，难过得很！”我得知闯祸后，我忙写信向他表示我愿承担责任，日内将找刊物主编商讨发启事，声明该稿未经作者本人同意，现由提供稿件人特向作者、读者致歉。用这样公开办法来挽回影响。我并向老领导检讨，此事纯由我浅薄、浮躁而引起的。我已认识到他根本就不想发表这组诗作，他应该有他自己私人写作天地。是我不慎侵犯了他的名誉和权益。想不到没两天，他又来信表示向我“检讨”，说一时激动了，此事放下，等有人问起可口头说明‘原委’就是了。当我接到此信，实在感到他把委屈留给了自己。
事后，我找出此前的来信，我琢磨他的诗作主导思想，我发现他确实断续写过：“其实我只是思，而不是诗”“我之古汉语根基是十分浅薄的，同时，也许过早接受了陶行知的主张，强调白话入诗，诗重易懂，所以到老终难写成一首诗。”“我立意不因追求诗味而吃苦果，‘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我无诗，但不能无思。有时因诗而录之，但写过即弃。也请一看即弃。”他的洒脱、郑重，“一看即弃”写得明明白白，我却忽视了以至误解了，真使我惭愧万状。
一九九五年元旦前，我应邀到沪将参加一位旅日摄影家的“黄山神韵”影展开幕式。这一影展，国内只安排北京、上海两个城市。已确定开幕式上将邀有政界、文化界、乡贤人士参加。我受托前去邀请吴立奇，并同时征求意见，如能出席元旦这晚花园饭店的大型宴会，将发请柬。他态度非常明确：“开幕式入场券收下，届时一定前去参加；我不去赴宴，请柬别发了。”
我把摄影家诚意说了两遍，他也继续推辞过去。果然，元旦开幕式上，吴立奇、荣奋准时飘然而至。他兴致勃勃和荣奋同看了每幅作品，也让我介绍摄影家和他们见了面。
因摄影家又有事忙去，我送他们走出美术馆大门。我没想到吴立奇会邀我在美术馆大门前合影，并且，他把照相机也带来了。他夫人荣奋主动承担掌机，很快选好角度和人机距离，就按了快门。他问我什么时候走，会不会再去他家，我说时间不多，但再次代表摄影家相邀晚上的宴会，说这样是否能再见面，他也再次惋谢。我们就这样的话别了。这时他请司机驱车离去。这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永别。他对社交的淡泊使我加深了认识，但他对故土的眷念，在以后的信中，仍溢于言表。“1957年秋我自京赴厦门，曾取道故乡，承安徽老同志厚爱，得一良机，在黄山一周。1961年以病休假，得闽皖两省领导同志的照顾，自秋至冬居黄山近半年。黄山之于我，可谓情有独锺。可愧的是我生碌碌，亦极愚钝，虽也能触景生情，但情不在云、松、泉、石之间，所以印象仍缺乏艺术境界。今我老矣，重访此山之机遇难得，而闲时思慕之情却不时缭绕于怀。”他的人格分量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1999、11、16－12、15
注：本文收在程克文文集《暮鼓晨钟》散文卷，前曾在《江淮文史》2000/3期发表
作者：程克文
吴力奇的人格魅力（下）
做 人 为 重   死 而 后 已
吴立奇于前几年的一次来信中就说过：“我今年的一切，可以一个‘平’子概括：平常、平静、平淡…。因之可谓平安。有时，外来诸事亦在内心激起微波，但我总以‘平’字处之，这也是一乐。”看来，他就是这样以‘平常人平常心’看待一切，是有着大气量的。结合他在另一信中说的话：“如今老矣，回顾一生，唯求献身党的事业，决不为名图利，来时光溜溜，走时清清白，决不损害党和他人的利益，于愿足矣！”我理解这话也是和陶师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一脉相承的。
他非常关心昔日老战友和遗属的处境。一次我寄给他安徽一张报上的资料，他来信说，欧同志纪念戴纪亢同志文章已读了。戴的冤案达到平反，“我的痛楚并未消失”。戴的爱人王珍流浪中曾将幼子送给一农户。我和钟民同志曾为他寻找儿子出力，感谢蚌埠市长大力相助终于找到他们的儿子，但儿子已成家有儿女，养父养母家庭和睦。王珍反顾自己衰病之躯，微薄的生活费，只好叹口气，自认“命苦”迳返北京。他说前后多么令人心酸。
他经常想到的是别人。他近年很不寻常地在处理历史照片。他问我，你有芜湖市文工团放大的合影吗，他接着把唯一的一张送给了我。他说“弹指一挥间，四十五年过去了。难得这张照片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时刻，留住了青春。这张照片由你保存最合适。”他又让我转给文工团老同志一张过去赠给他的单人照片，他已记不清该同志名字了。我一看是当年和他一道搞摄影的同志，此时已被疾病缠身，显得虚弱。当照片转到那位病人之手时，病人显然也非常激动。同行中还有别的老同志在看望病人。我们共同感觉，一张张老照片承载着老首长的深情厚谊。吴立奇做人总是宽厚待人，润物无声。如上面提到的我乱发他的诗稿，既侵犯他的权利又伤害他的感情的事，他却只字未给我批评，相反他说：“我应作自我批评，我没有让自己的同志理解自己。”读罢此信，我不安地无地自容。特别之后，他一如既往和我在信上说诗谈文，不存芥蒂。我还想起市文工团初建时，我曾想搞个团歌给大家唱唱，当请示到宣传部时，他得知后，明白表示不同意，要宣传科长转告我“没必要”，促我自省。但一点没有上纲上线，扣个帽子。我事后自审，确实也完全没必要。
他平常勤于练字作画。我见过他家中挂出不少书法作业。会客室也陈列出自己的山水画作，上署“大可”别号。他厌恶名利物欲，能驰骋在艺术世界里，自得起乐。他的字画作品实际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他却还在高年攀登高峰。炎热夏天，在听美术课。又，不断跑上海市博物馆，找人给观摩馆藏精品佳作。来信中说起“某些社会现象令人耽忧’”接触社会“实践颇受限制”。“画画越来越感到不像样，鼓起勇气上了老龄大学国画初级班，当老年大学生。这大学比老干部大学离我家远些，来回一个小时。我认为‘老龄大’比‘老干大’好，一是督促我健身，二是可以放宽社会接触面。这学校生员是社会各方面的老人。在那里，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社会的人而存在。”
他的精神生活很为充实，具体表现有浓厚的书香气。我知道，他是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顾问之一。他一直关心安徽历史名人的研究。他对家乡史志学家许承尧的学术成就，对开明士绅、教育家方与严的社会贡献，对两部旧村史作者的局限性，都表示过自己的看法，以澄清学术界一些简单化的观点。他涉猎很广。一次在和我交谈中，还曾提及又一位歙县古人，即明代“海盗首领”王直的历史作用。果然，过了几年，我从《炎黄春秋》上，就看到过有当代史学家重新评述了海禁形势中的这位历史人物。可见，有识者所见，并不孤单。
他也关心当代普及的传媒－电视。上海拍摄的《陶行知》连续剧，他就为之出过力。安徽电视台拍摄人物专题片《人民音乐家张曙》、《马克思笔下的王茂荫》都曾得到他的关爱。我  酝酿几年在编写的《戴震》专题台本，他听了也高兴。他甚至出过清末书法家、学者包世臣（泾县人）的题目，认为遗迹不少，可以考虑作为选题，有意义，能搞的很生动。
存在就是办事。他坚持为人一世，以做人为重。在我经手的专题片中，他也提供出自己手边材料。我有时需要在上海找历史见证人，现在已是很忙的文化名人，他也乐于拨电话代为约定拜访时间。这就给了我很大方便。他无形中被卷入电视，甘于主动作幕后一员在默默奉献。这是就我直接感受到的。最近，我得知他在故乡蛰居时光上山植树的事。他曾经以一名共产党员名义找农林局上访，要求支持植树，造福群众。事后就真的自己掏钱买树苗，让儿子和群众一起上山植起树来，他说话做事就是这样堂堂正正，在当地引为美谈。我也如同再见其人的风采。
这次，噩耗传来，使我震惊。我忙去信给荣奋同志打听吴立奇弥留的情况。荣奋同志认真作了答复。万想不到，荣奋又给我另寄出吴立奇生前要赠我的一本书和一纸最后没发出的信。立奇信上说，“我越来越感到写字也不行了，要是知道你的电话号码，我一定只打电话了。我在蒋文杰同志处要来他的一本集子给您，读来亦颇多启发”。这是一位杂文大家的选集，书名《做官与做人》，显然，作者的主要篇章“做官与做人”中所提出的问题，吴是赞赏“做人为重”的。这就是我看到的吴立奇绝笔。现在吴公已作古，我为了说明我对他的认识，在行文中，不得不披露他的信函内容和引用部分他的诗作。我告罪亡灵，并请吴公遗属原谅，这样做，与社会并无妨害，相反却是对社会有益的一种净化剂！他的心灵质量是超越他在社会的位置的。
总的来说，我对他完整人格的认识，主要之点正如上海蒋文杰在诗作中所称颂的那样：
君是方方正正人，  不跟风转不同尘。
黄山白岳多佳士，  铁骨铮铮守道真。
现在，人们已在进入新的世纪。这位曾经处于世纪末病中挣扎的老人，他一直在沉思，并期待着年轻人能迎来更好的明天，他自己也能多看看，但病魔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已不可能多看看了。他，可真的走了吗，他的风范犹在，生命之火还在燃烧，他的生命意义在延伸！1999、11、16－12、15
注：本文收在程克文文集《暮鼓晨钟》散文卷，前曾在《江淮文史》2000/3期发表
作者：程克文
注：本文收在程克文文集《暮鼓晨钟》散文卷，前曾在《江淮文史》2000/3期发表
作者：程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