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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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静:秦腔贾平凹

我甚喜贾平凹,一喜他的是农民,二喜他善字,每每读他总有心得,也写了一点评论,却不如这扬州女子,此文佳妙,录之观摩可也——葛红兵

  一


  第一次见贾平凹是在1996年。1996年的贾平凹很郁闷。《废都》出版后引起的哗然以及市面上的嚣闹已经平静下来,现在轮到老贾不平静了。事实上,《废都》一经问世,老贾就没有平静过,虽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作品本身,上纲上线的东西还是很多,铺天盖地,弄得当事人也闹不清这事到底是文学、文化范畴的事,还是政治范畴的事。贾平凹当时正在生病住院,病房里的病人也在争论这本书,他不得不化名“龙安”去住院。化名后来还是被识破,有人知道贾平凹也住在医院,来病房找他签名和找他讨论的人络绎不绝,他一出病房,到处有人指指点点。后来,实在住不成了,就躲到四川绵阳,在一个山上的学校,写字画画。老贾说,山上的学校有一个报栏,每天没事就去看报,隔三岔五都有文章说他。后来,不看报了,到沿河的街上去逛,寻个清静,想在路边的台子上坐一会儿,顺手牵了一张风刮来的报纸。拾过报纸一看,上面也有一篇骂他的文章。到了1996年,如此这般的铺天盖地的批评已经过去,按说老贾心境应当好很多才是。可老贾依旧郁闷不已。


  1996年,在中国作协的建议下,中宣部、中组部安排他到南方看看,希望他写写中国的改革形势。这是好事情。也是中国社会逐步政治开明的标志,换在文革期间,不会对他这么客气,随便提哪一壶都够他老贾喝的。1996年,不仅不让他一壶壶喝麻的辣的,所到之处还都拿他当上宾待,态度好得让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江苏华西村,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那里就是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经历了历次政治变革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这面旗帜依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飘扬,他老贾不仅应邀去那里采风,还在那里挂职担任党委副书记,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风光。尽管如此,贾平凹的心里依旧不平静。说实在的,这时的不平静,与外部世界无关,是老贾内心有个政治恐惧的心理在作怪。贾平凹的父亲文革期间被打成过历史反革命,他太清楚政治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老贾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把他作流氓作家来批不要紧,可千万别说他政治上有问题。


  就这样,只让他拿到4万元薄酬的《废都》,使他成了全国最有争议的作家,也成了全国最牛B的畅销书作家,做盗版的书商从《废都》挣到的钱要比他本人多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据不完全统计,各类盗版与正版的《废都》的发行数加起来总共有1200万之多,如果按照码洋百分之十的标准获取版税报酬,光缴个人所得税大约也得缴上千万税款,这些所得税用不着老贾去缴,因为他除了4万元的稿费别无所得。噢,对了,听说“出事”后,出版社连这四万元都不给了。也不知是不是真的。前几年,有位老板登门去感谢贾平凹,那人对贾平凹说,当年他就是从做盗版《废都》起步,现在成了大老板。换一个角度,如果把当年媒体哄炒《废都》的宣传视作是人为的炒作,这笔宣传费用大约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废都》的盗版令许多不法书商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成为大老板,《废都》的批判与禁售又最大限度宣传炒红了贾平凹。这都是许多年后的价值判断。1996年,人们还不至于会这样去算帐。尽管现在有评论认为,对于过去的1990年代,《废都》应该是最好的读本,说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处境中的真实的精神状态,但在1996年,似乎谁也没有这样去评价,当然也不敢这样去评价。


  1996年,贾平凹走出秦川来到江浙,看先进地区的大好形势,这种安排当然是冲着《废都》里的“颓废、混浊和悲观”而来的。贾平凹先去了华西村,他去了那里以后挂职副书记,对那里的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以后,又把从来没有到过的浙江、江苏等地都走了一遍。走这一遍的收获都反映在了他的《江浙日记》里了。游走江浙,扬州自然是绕不过去的。皇帝老儿数次巡幸过的地方,老贾当然要来。何况扬州还是他非常敬重的汪曾祺的家乡。这也让我有机会第一次走近贾平凹。按照钱钟书的有关蛋与鸡的理论,我是在尝过一只又一只鸡蛋后,终于有幸见到了下蛋的鸡。


  对于贾平凹的江浙之行,当时我们被有关部门告知:不报道,不宣传,要低调。因此,讲演、座谈会、签名售书等现在的常规待遇在那时一概免去,所有的安排只有一个字:看。这倒正好合了贾平凹怕见人、怕说话的秉性,每到一处,他默默地看,偶尔会向陪同者发问,碰上感兴趣的会让随行的宋老师用相机拍下。我那时的身份是副刊编辑,也并不知道,他一路走过来还有个《江浙日记》的写作计划。因为被告之“不采访,不报道”,所以得以不带任何任务、没有思想负担地跟着他慢慢地走、闲闲地看。安排的那些去处自然是我烂熟于心的,于是所有的注意力都用来观察贾平凹了。1996年的贾平凹在20多岁的我眼中,是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这种神秘包括他的异人之相(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脑袋,不生动的五官,1.65米的身高),包括他腰间系着的一块雕着鬼脸的玉石(他告诉我是用来避邪的。有什么邪要避呢?),还包括一看到他就忍不住想起《废都》中的一个个方框及其后的“此处删去XX字”。


  高邮是扬州的一个县级市,那里有处名胜古迹叫文游台,乃当年秦少游、苏东坡等一帮文豪雅集宴乐之所。贾平凹在高邮留下了一幅字:文游游心。何为“游心”?如何“游心”?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二


  10年过后,2006年。因为《美文》杂志的一个写作赛事,贾平凹分别在5月和8月再次来到扬州。因为《美文》主编的身份,免不了要在各种场合发表或长或短的讲话。他讲话时,听者无一不竖起耳朵凝神屏气。这一方面是出于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一口商洛方言。陕西话之于扬州人,除了张艺谋的电影、郭达的小品,似乎没有其他可亲近的路径。所以,除了不时出现的“厄”(我),贾平凹的讲话对于听众来讲,基本就是“外语”。同来的毕飞宇说,他跟老贾面对面时,老贾的话能听懂80%,而到了公众场合,则只能听懂20%。这当然有个语境的问题。更主要还是老贾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秦腔——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老贾能把地方剧种秦腔吼得像模像样,2006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出版、获奖的热气还没有退烧,贾平凹与秦腔原是分掰不开的一块坯。


  有一则关于他的方言的秩事。一次在南京,与汪曾祺一起,讲演。贾平凹慢条斯理、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想起问听众:我说话你们听得懂吗?会场上数百张嘴巴一齐喊:听不懂!结果是汪曾祺给他当起临时翻译,他讲一句,汪老翻译一句。关于老贾的秩事还有很多。其中有一些关于他吝啬的秩事,曾经传得沸沸扬扬。早年的吝啬秩事且不说,单说贾平凹成名以后,他是当今中国文坛上少有的几个文学大腕之一,挣下的和省下的稿费这辈子怎么花也花不完,但吝啬的本性难移。有外地朋友到西安会他,到了吃饭的当儿,他只请朋友们去吃葫芦头泡馍。那饭经济实惠,极容易给客人留下记忆。饭菜端上桌子,他便问:“你们知道葫芦头是什么吗?”然后自己回答:“葫芦头就是猪痔疮!”一语既出,四座皆惊。记忆里更深了一层,胃口却也倒了,于是便给主人省下不少钱。这当然也可以当作笑话来听。笑话的喻意不外乎:吝啬对于贾平凹来说,犹如初级阶段对于中国一样,那是一种特色。


  贾平凹的另一个特色是始终乡音不改。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文化人,一个在经常在国内参加各种活动的名作家,一般来讲接触普通话的环境与学习语言的能力,应当不至于让他不会说一句普通话。


  面对这种问题,他有时会幽默一下: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厄就不用说了吧。这当然是玩笑,也是一个机智的借口。


  当我面对面将对他乡音不改的好奇说出来,他的回答是:我的语言敏感度差得很,小时候又没学过拼音,学拼音字母的时候正好逃学了。没有拼音一般发音就不准确了。可为什么到正式场合比如开会时,就更听不懂你的话呢?贾平凹抱歉地笑笑,说,到正式场合,我怕讲话,可能因此而不知不觉加快了语速吧。他不知道,他的这个“不知不觉”给听众带来了多大的难度。贾平凹说,他绝不是刻意讲方言,刻意的东西都是干不成事的。如同穿着奇装异服刻意把自己装扮成艺术家的人,肯定不是真正的艺术家。有时候看到别人讲普通话他也很羡慕,不会讲普通话确实给他的交流带来很多障碍。他说,为什么自己总不爱说话?不会说普通话应该是原因之一。


  三


  贾平凹常说,“我是个笨人”。不会说普通话,笨。不会用电脑写作,也是笨。直到现在,贾平凹写作时还是一本稿纸,一支水笔。拉了窗帘,把阳光与世界隔在外面,然后拧亮台灯,写作台便成了这间屋子的中心。这种写作氛围与他收藏的那些古朴的汉罐、无言的奇石是相契合的。


  有段时间,他下决心要用电脑写作。机器搬回来了。可这字没法打。用拼音吧,他连普话通都不会说,哪里还谈得上拼音?用五笔吧,就是把字根贴在墙上,也记不住。试试手写板吧,还是不行,电脑不认他的字。勉强写了200来字,就发狠再也不用电脑了。他从小爱音乐,想拉二胡,可到现在也学不会,指头特别硬。他对此解释为:我可能是很笨的那种人,就好像一条狗,你给它开了再大的门,它还是从小洞里钻;就好像一只鸡,你把它放在粮堆上,它还是扒着吃。几十年都用笔在写,突然用机器写,对字的那种快感、那种敏感就没有了,与其花半年时间来扭转思维,改变习惯,真的还不如让我慢慢地消磨我的生命,慢慢地在字里玩着。


  贾平凹家里有车,但他不开。因为他当年骑自行车还摔跟头呢,摔断过腰,还撞过不下5个人。贾平凹也用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手机的其他功能于他而言基本上是聋子的耳朵。有一次,他说,我这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的?别人拿过去一看,好好的呀,是他不会用。指导了半天也教不会他,怎么办?只好找张纸来,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写下:手机来电存储功能操作方法一二三……


  这就是他自己所谓的“笨”了。


  果然笨吗?你听说过哪个笨人能像他这样,写出几十本散文、小说?据说他年轻时,有一年竟创下了每周发表一篇作品的奇迹。这不但与“笨”丝毫联系不起来,而且简直可算得上天才了。用汪曾祺的说法,贾平凹是个“鬼才”。《美文》执行主编穆涛是河北人。一次车过秦岭,穆涛说:你们陕西人真谦虚,那么大一个山,叫个岭。老贾反应很快:你们河北人更谦虚,那么大一个省会,叫个庄。这段经典对话,都被老贾写到文章里了。说自己“笨”,老贾这是自相矛盾呢。


  对于他自嘲的“笨”,也许叫“拙”更精当些。“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拙和讷是贾平凹给人的外在印象,而巧与辩才是真实的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贾平凹就像一颗荔枝,一眼看过去,是粗粝的,不起眼的,而剥开表皮后,里面却是莹润细致的。


  在哪里都能成活的树,往往成为处处皆见的行道树;只有那些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的才会越来越少,最终成为珍稀树种。贾平凹就是只有在三秦大地才能显示出旺盛生命力的珍稀树种。这便显出了“拙”的优势。


  在公众场合,贾平凹常显现出他的“弱项”:不善言辞,说话对他是一种负担。他自称对外界有一种胆怯心理,社交不行,讲话不行。他说这是遗传自他的父亲。


  贾平凹的父亲是教师,文革中翻档案翻出他是“特务分子”、“敌特分子”,被打成了反革命。事实是这样的:胡宗南在西安举办一次报告,各个学校把参加报告人员的花名册报上去了。那天贾父偷偷跑出去看秦腔了,并没有参加报告会。但是资料报上去了,在档案里装着,后来文革的时候把那场报告定为“特务训练班”,他父亲就这么被打成了“特务”。


  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以后,不敢说什么话,每天还教育子女:出去以后必须对谁都恭恭敬敬。贾平凹说,慢慢地,说话、社交的能力就减弱了。


  那天从扬州去高邮一所中学,参加一个活动。车上聊天,我问贾平凹: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到西安以外的城市,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最愿意去的可能是哪些地方?他想了一下,说:我最愿意一个人呆着,哪也不去。怕见人哩。


  说着说着就见识了他的“怕见人”。车到高邮那所学校的门口,贾平凹忽然一声惊呼:怎么这么多人?不是说就搞个座谈会吗?我往车外一看,校门两边,数十位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在列队欢迎呢。下车,献花,跟当地领导拍照,看得出来,贾平凹始终紧绷着神经。这种场面是他最怵的。西安方面同来的人说,今天可把老贾吓坏了。


  还有一件事,很逗,一想起来,我就忍不住要笑。贾平凹这次来住迎宾馆。扬州空气湿度大,从黄土地来的贾平凹总觉得被褥是湿的。就跟同来的穆涛嘟囔。穆涛是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主儿,平时拿老贾逗惯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对话:


  “我的被子是湿的。”


  “湿啊?你穿上短裤睡。”


  “穿的呀。可是上身还是觉得湿。”


  “哦,那好办。上身不盖就行了。”


  “……呵呵……”


  那可是接待过希拉克的宾馆,当然不会把湿的被褥拿到客房。再说了,那些服务员谁不知道贾平凹呀,怎么也不可能服务太差吧?关键是扬州的气候。在西北干燥惯了,到了东部会觉得太湿,就像在高原习惯了,到低海拨地区会醉氧。


  有时,贾平凹的“拙”,倒会透出一点点可爱来。


  四


  离开扬州的前一天,到富春吃早点。出来是得胜桥。小巷两侧一溜儿排开小铺子,卖扬州三把刀和暖壶、耳挖等别处难寻的老物件。


  贾平凹走得极慢,边看边问,这是扬州的古玩市场吗?我告诉他古玩


  市场在天宁寺,鼓动他抽空去一下。后来一想,西安是什么地方,地下宝藏可以算得上世界之最,随便找个地方挖一锹,就能找到宝贝,扬州的古玩市场他哪看得上啊。


  在一个卖烟斗的摊位前,贾平凹站住了。他拿起一只小巧的木嘴烟斗:多少钱?摊主要12元,他听不懂,我翻译了一下。“10元吧!”成交。看起来贾平凹对这只小烟斗还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木嘴有点瑕疵。据他自己说,他收藏的烟斗有数百只,最贵的值五六千,这次买的是最便宜的一只。他说,“我不喜欢弯把的。”难怪单单选中了这把破了相的。那些漂漂亮亮的,只因为是弯把,就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一直一弯,其实也可看出贾平凹的品性来。


  许多人都知道贾平凹爱收藏。据说他的工作室内,奇石、陶罐、字画、拓片、佛像各得其位,甚至还有几张狐狸皮和老虎皮。


  他收藏的第一大门类当属奇石。据说他家里到处可见石头,包括厕所。我想住在他家楼下的人一定患有失眠症,担心夜里楼板吃不消,石头掉下来砸自己身上。


  “姓贾的都与石头有缘。贾宝玉就是青峰埂下的一块顽石。”嘿,他还找到依据了呢。到了山区,贾平凹的眼睛就像粘在了石头上,在沟沟坎坎里到处逡巡。有一次,他还真的在河滩上捡到一对石头,上面的纹路正好是“平”“凹”二字,也算是机缘巧合了。一次去新疆,贾平凹竟托运了几大包石头回来。朋友帮他运回家,说我这么辛苦跟你要两块不算过分吧?贾平凹咧嘴一笑:送是要送的,不过要等我挑好了。这一挑,自然也就没了下文。那些石头就像一条河流,只朝着一个方向流动,到了贾平凹手里,就不会再倒流出来。


  贾平凹早期曾写《丑石》自喻。贾平凹还自称“长安第一丑人”。这些平凡的石头是不是让生在农村他有惺惺相惜之感呢?


  西安是汉都城,出土的汉罐自然特别多。一般人忌讳这些从墓葬里挖出的东西,贾平凹却说,他不怕鬼,他觉得这带鬼气的东西激活了他无穷的想像力。他想这陶罐都是泥土捏成又烧熟了的圣物,那汉罐里该有司马迁吧,唐罐里该有李白吧?他因此也希望自己百年之后化为泥土了,也变成陶罐被人收藏着。


  石头,汉罐,都是大气而又朴素的,其间的气象倒是与贾平凹自身相符,收藏者与藏品之间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吧。


  收藏成痴,有时候不免干出些巧取豪夺的事来。与贾平凹相熟的人可以讲出许多此类的故事。以物易物是一种方法,高价收购是一种方法,用自己的字画去诱惑是一种方法,最厉害的一招是运用心理战术智取。话说那天贾平凹去朋友家作客,一眼就看中了一只巨罐。有多大?反正要两个人才抱得过来。这当然也是朋友的宝贝。不好意思开口。回家以后就害上了相思病。某天,终于想出一条妙计,铺纸提笔写信。一开头就气势压人:“古语说,神归其位,物以类聚,我想我能得到你存的那只特大土罐,你不要急。”明明是他急,他却让人家不要急。强势之后是和风细雨:“此土罐虽是你存,却是我爱。因为收集土罐上百,却无统帅,你那里却有将无兵……还不如放在我处,让外人观之叹我收藏之盛,让我抚之念友情之重。”其间摆出若干诱人的交换条件,最后再以激将法收官:“古时友人相交,有赠丫鬟之举,如今世风日下,不知兄肯否让出瓦釜?”这言下之意,人家古代的人,连丫鬟都肯送给朋友,你若连个破瓦罐都舍不得,也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信发出很长时间都没回音,正当贾平凹在家恨得咬牙切齿大骂朋友小器的时候,朋友来电话了:“此罐乃我家镇家之宝,你既这么说,就只好给你了。”真是福音天降啊。放下电话,贾平凹乐得搓着手在屋里直转悠。当然,我没看到,这是我想像的。


  所以呢,哪位手上要是有宝贝,可千万别让他看到。否则,就算挖空了心思他也要弄到手。古人云:不怕贼上门就怕贼惦记啊。


  五


  该说说贾平凹的书画了。贾平凹的书画确实不好说,也说不好。


  其实,文人书法、文人画,本来就不该拿去跟专业书法家、画家的作品相比较。本来,贾平凹写写画画,挣点家用谁也管不了。愿买愿卖,公平交易。贾平凹自己也说,写字比文学创作来钱快。


  都是秋雨惹的祸。本来贾平凹的麻烦事就多,余秋雨的麻烦事更多。这两位到一起,那麻烦事还不得成堆?余秋雨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把贾平凹的书法收入了他主编的某中学教材。这还了得。看不惯余秋雨的要说话了,看不惯贾平凹的也要说话了。于是有了连篇累牍的质疑,甚至于连“文化腐败”的高帽子都扣上来了。余老师,您这不是把人往风口浪尖上推吗?这简直就是捧杀呀!其实,贾平凹自己也一直以“书法票友”自居。


  有人言辞激烈地说,贾平凹的字,那也叫书法?不过我想,见惯了八怪作品的扬州人应该不会这么说。扬州人见怪不怪,对什么都能包容。金农的“漆书”,你说好看吗?扬州八怪的书画,哪个走的是寻常路子?要不哪会叫“八怪”?“八怪”有幸,身处扬州,换个地方,也许就不会有“八怪”的生存之地,更遑论成名成家,造就一个响当当的书画流派。


  当场见过贾平凹写字。贾平凹的字用笔有点怪,逆势起笔、笔锋回收等毛笔书法的基本法度,贾平凹都弃之不用。这倒是印验了一种说法:贾平凹没有练过字。他的字也说不上是什么体,说是隶书吧,不像,说是行书吧,又不是。不按法度写出的字当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符号。但是,奇就奇在,人家没规没矩、率性而写的字,还偏偏很有味道。这种味道,可以叫做稚拙,也可以称作质朴。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有不同意见的可拍砖。


  据说贾平凹的字现在行情看涨,求的人多了,干脆不写。要写,拿银子来。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吧。因为给你不给他写会得罪人,都写吧,实在没那个精力。更何况许多人拿了他的字是去送礼、办事。


  要让贾平凹白送你字,得看机缘。他一高兴,没准不要你开口,他就写了送你。而有些自恃与他交情不错的,反倒常常讨个没趣。不过,贾平凹的拒绝也极富贾氏特色。这次扬州的赛事有位评委,来自北京,圈内也算是名家,当着贾平凹说了两次:我还没有你的字呢。说第一次,贾平凹不吭声;说第二次的时候,在场的人都看着贾平凹,就听他说什么。他沉吟半晌,才吐出6个字:很多人都没有。这不是“损”,就说的大实话。好多人都没有。没有任何引申之义,弦外之音。


  再说贾平凹的画。那天在穆涛处见到今年第三期的《当代作家评论》做的是贾平凹专辑,封三是贾平凹的几幅画。我随口说了句:像农民画。穆涛一听就乐了:“你说他的画是农民画呀?上次老贾抱怨,现在看不到好的农民画了。我就说:‘你画一幅不就得了。’老贾开始没明白,后来回过味来,自己也笑。”这虽是拿贾平凹逗乐,也至少说明,不止我一个人认为他的画像农民画。


  说是像农民画,并没有贬低的意思。陕西农民画可是和天津杨柳青年画一样,既被专家肯定又受市场欢迎的。现在“申遗”很热门,陕西农民画似可入选“非遗”项目。贾平凹的画以人物、动物题材为主,用笔简洁、拙朴,这些都是农民画的特征。但贾平凹是文人,又好佛,他的画里自然多了些性灵与禅意。简单的构图,配上看似浅显其实大有深意的题款,很能引人品咂,让人玩赏。贾平凹最得意的一幅作品《向鱼问水》正是这样的意趣之作。


  艺术相通,一通百通。古代文人往往诗书画兼美。贾平凹由文而书而画,自由出入于几个不同的艺术门类,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或不平了。同样吃的是草,你挤鲜奶,人家却能一边挤鲜奶,一边挤酸奶,有时还能挤出高钙、加锌等更多花样的奶。你只有叹气,服气,谁让你不也去写写画画呢?唉不好说,真正能坐下来,说不准也能写出一笔好的文人书画来。然而,坐下来写,坐下来画,未必是所有作家愿意做的事,这需要心内沉静,需要坐得住,整天坐着写字就够累的,写字之余去做一些不需要坐下来的事不更好吗?


  六


  当代作家中,有书画名声的不少,汪曾祺是很突出的一个。贾平凹是钦佩汪老的,汪老的文章,汪老的书画,汪老的人品。当年,这一老一少两位大作家是有着一段交情的。


  这次在高邮,参观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写下了“到高邮想汪老山高水长”一幅字。写完后,自己很满意:写得好!回扬州的车上,还在想这事儿:咦,今天写的有点像汪老的字。是汪老扶着我的手写的。这十个字,三三四的音步,怎么看都有点像京剧里二黄导板,让人联想到京剧《沙家浜》里唱腔:“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


  到高邮,想汪老。他到底想起了汪老什么?肯定想到第一次见面了。他谈起,与高邮的联系源于汪曾祺老先生。他与汪老第一次见面是汪老到西安,那时,他还不是“冒号”,用他的话说,还没有列支权,因而,在家里烧了点家常菜,备了一瓶酒。刘心武提醒说,汪老酒性很好,于是又加了一瓶。喝酒时说了些什么?贾平凹没说,大概他也记不清了。不过一老一少的缘份就此结下。


  他肯定也想起了与汪老的第二次见面。那是1987年,在桂林,参加漓江出版社的一次旅游文学笔会。就是那一次,汪老送了贾平凹“鬼才”之称,还专门解释:鬼才者,非凡才能之人也。贾平凹则作诗一首,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愿得沾狐气,林中共营生。”


  他也许会想起汪曾祺对他的评价:“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1988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飞马文学奖”。看到自己喜爱的“鬼才”获此殊荣,汪老很开心,并且在给《瞭望》杂志的专文中写道:“平凹确实是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从我和贾平凹的接触中,他全无‘作家气’,在稠人广众之中,他总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他很寡言,但在闲谈中极富机智,极富幽默感。”


  他更加会想起汪老对他无言的支持。《废都》“出事”后,有记者希望听到汪老的评价。以汪老当时在文坛的名声,他说什么都会产生影响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过《废都》。所以没有任何看法。”这个机智得有点狡诘的老人!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不愿意对着媒体说实话。在心底里,他是怜惜贾平凹的。


  2000年冬,得知高邮建汪曾祺文学馆,贾平凹寄来一幅字:“文章圣手”。并在信中写道:“知高邮办汪曾祺文学馆,真是高兴!汪曾祺是应该建庙立碑的人物。汪老在生前,我与他有过数次交往,现每一回想,音容宛在,如是昨天的事。为表对汪先生的敬重和怀念,我写了一张字,望接纳。”


  贾平凹在高邮留下的笔墨不少。1996年游高邮时,贾平凹写了“文游游心”四个字,现在就挂在汪曾祺文学馆。这次来,贾平凹关照,用“山高水长”换下“文游游心”吧。同时,应东道主的请求,还写了“高邮名人馆”等若干幅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沾汪曾祺的光。贾平凹不是个喜欢到处留墨宝的人,也许因为在别的地方不肯写。


  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许只有“山高水长”四个字才能涵盖吧。


  巧的是,汪曾祺生前与《美文》执行主编穆涛也有着很密切的交往。那时穆涛还在河北《长城》杂志社,汪曾祺一到,看不到穆涛,就会问:“穆涛呢?把他叫过来,我喜欢听他说话。”因此,穆涛手头有好几幅汪曾祺的字画。


  话说那天,穆涛在办公室挂起了一幅汪曾祺的画。贾平凹看到了,连连说“好”,看得眼睛发直,简直就舍不得离开。穆涛说,你喜欢,就在上面题字呀。贾平凹一听,对呀,真的拿了笔来写。穆涛当时肯定心里还乐呢,汪曾祺的画,贾平凹的题款,这幅画身价可不一般了。


  哪知过了几天,贾平凹“图穷匕首见”了,说,这画应该挂我的墙上。穆涛说,咱们不是共的一面墙吗?贾平凹说,还是挂我那边好。说了几次,穆涛没舍得。一次出差,回到办公室,穆涛就发现画没了,找人来一问,果然说是“贾主席拿走了”。我想穆涛一定肠子都悔青了:不该露富啊。


  七


  贾平凹有过一个著名的“绯闻”,是关于三毛的。说“绯闻”著名并非因为的当事人都是名人,是腕。现如今,但凡名人大都与绯闻沾点边,即便没有什么事也会造点什么事,通过媒体大肆渲染,按照时下的行话叫做炒作。老贾没有想到过这个词罢,至少跟三毛这事,短暂得老贾还来不及想东想西,一切就结束了。如果说那也算“炒作”,是三毛用自己的生命为老贾“炒作”了一回。


  三毛去了。三毛自杀身亡。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贾平凹的《散文自选集》。


  三毛去世后的第11天,贾平凹收到了三毛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


  媒体兴奋起来了。媒体一兴奋,什么八卦消息都出来,以讹传讹,弄“贾”成真。传到后来,竟有人说是贾平凹为了三毛离婚什么什么的。一般来说,八卦消息总得有点影子。可贾平凹离婚的时候,三毛已经去世快一年了。更何况,贾平凹与三毛这桩绯闻,还真的没影子。正像我们家乡的一句方言:无影造西厢。


  不过从受众角度,我倒是希望这两人真有点什么故事。你想想,一个是走遍万水千山,写尽天下文章的传奇女子,一个是有“鬼才”之称,同样有着种种传奇故事的关中才子,这两个人若是有上那么一段情感故事,是一段佳佳话吧。而且呢,写传记的,编剧本的,拍电影、电视剧的,都会跟着沾光。老贾不来真的,还真是文化产业的一大损失呀!这都是玩笑话。这话要让贾平凹听到,他会拿他收藏的石头砸我的。


  其实,提到三毛,贾平凹的心里,很不好受。两个投缘之人,没来得及见上一面就阴阳两隔,确实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情。


  之前贾平凹并不知道三毛对他的书感兴趣。在杭州开会,三毛碰到西安作家孙聪,三毛说喜欢贾平凹的小说,“他用词很怪,可很有味,每次看完我都要流泪,眼睛都要看瞎了。”并说,明后年,她要以私人名义去西安,问问平凹愿不愿给她借一辆旧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说她在大陆几个城市寻找平凹别的作品,但没寻到,希望平凹寄她几本,她一定将书钱邮来。三毛还开玩笑地对孙聪说:“我去找平凹,他太太不会吃醋吧?”临分手时请孙聪送一张三毛的名片给平凹,上边用钢笔写道:“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


  贾平凹听了孙聪的话,便包扎了四本书去邮局,且给三毛写了信,说盼望她明年来西安,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他就和她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小事。


  三毛去世之前床头放着的《贾平凹散文自选集》就是那次寄过去的。


  信寄出后,贾平凹就盼着回信,盼了20天,等来的却是三毛自杀的噩耗。


  这就是“绯闻”的全部过程。


  听到三毛自杀的噩耗后,贾平凹写了《哭三毛》、《再哭三毛》。那几天,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的时候,贾平凹就发呆,内心一片悲哀。他并没有见过三毛,但是几个晚上都梦到一个高高的披着长发的女人。他有时硬是不相信三毛会死,或许一切都是讹传,总想着说不定某一日三毛真的就再来到了西安。可是,所有的报纸、广播都在报道三毛死了,在街上走,随时可听见有人在议论三毛的死。贾平凹这才告诉自己:她是真死了。


  三毛是1991年1月4日去世的,元旦清晨,三毛写了给贾平凹的回信。用的是三毛最喜爱的毛边纸,因为台湾的信纸太白。这种毛边纸台北不好买,是三毛存着的老货。给一个人写信,连用什么信纸都要考虑,这信自是用心来写的。三毛在信中说:“如果身子不那么累了,也许四五个月可以来西安,看看您吗?倒不必陪了游玩,只想跟您讲讲我心目中所知所感的当代大师——贾平凹。”


  2000年底,贾平凹曾到鸣沙山的三毛衣冠冢,点上三支香烟,以烟代香,祭奠三毛。


  在贾平凹的眼中,“三毛是个真实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优秀作家”。而在三毛的眼中,“贾平凹是当代最好的作家”。我这里引用的都是有据可查的原话,想说明的是,他们二人确实是互相欣赏、互相钦慕着的。三毛曾经到过一次西安,很想找贾平凹,但又没有找,因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很有意思,隔着山去看,他更有神秘感,如果见了面就没意思了,但我一定要拜访他。”


  这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在他们将要见面时,三毛走了。


  八


  贾平凹是那种要么不写,一写就动静很大的作家。动静大得好像满街市都是他的作品,好像他的小说总是泉涌不断地写出、连篇累牍地出版。事实上,他的小说大都是数年磨一剑,《废都》就不说了,光是《高老庄》、《怀念狼》以及《秦腔》这三部长篇差不多费了他十多年的生命。之所以会给人写得多、出得猛的感觉,就在于他的长篇小说一出来,都能引起反响,你评他说,媒体再跟在后面加油添醋,等到渐渐淡了下去,他的新作又出来,又让评论、新闻出版各界人士热闹一阵。对于作家来说,这样一种热劲儿确实令人羡慕。


  尽管如此,要论老贾小说的热门之最,还是得数《废都》。想当年,一本《废都》,全国人民都在说。贾平凹说:一本书出版无人理睬是令作者失望的,而全国若都在说一本书,对作者来说就是灾难。这话在别人听起来有点像得了便宜又卖乖。事隔许多年,遥想当年《废都》的火爆,有点让人不可思异,不就是性描写吗,当时批《废都》性描写的文章装订成册恐怕能出几大卷,可在今天看来,比《废都》性描写更厉害的多了去了。当年还有一些喜欢上纲上线的人,也写了不少大批判文章,这样的文章也不少,尤其是大学里学者,写这样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核心期刊上,说不定都把教授职称资格写出来了。还有更过分的人,比如陕西就有一位老作家给中央写信,说《废都》诲淫诲盗,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让一些人签名,因没有人签名,那信才没有寄出。当然,今天这样的人不多了,整个社会政治气候也不适合他们生存了。当年有一个人很了不得,他就是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一片同仇敌KAI的讨伐声中,季羡林先生发话:20年后,《废都》会大放光芒。消息传来,当年贾平凹像溺水的人见到一棵稻草,不是救命稻草,是救心的草。学者总归是学者,季羡林不是政治领袖,改变不了贾平凹的境遇,但它可以宽慰老贾的一颗失律的心。当年的贾平凹听到这话还不敢相信,许多人也不信。有人还去北大问季先生,证实了一下。季先生还是那么说。这是在老贾最困难时候。贾平凹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饥的时候给了你一口饭,这就算救过你的命了。


  关于《废都》那些让人不顺眼的框框,究竟是写了而后被删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写,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种疑问在许多人心中都是存在着的。这事情好像一直是疑案,10多年后,终于在老贾那里得到答案。贾平凹说自己是受了古典文学书籍删节本的处理方法的影响。他说,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庄之蝶苦闷之时为了解脱,寻找女人自然是一个重要途径,写女人总不能不写晚上的事,你不能一本书四十多万字,写吃饭可以写四五页,写喝茶可以写三四页,白天的烦事都能写,晚上的事也不能一笔不写呀,这就牵涉到了性。在写性的过程中,实写一部分后,就没有再写了,因为他也得考虑国情。就将未写的部分以方框替代。后来稿子给了出版社,他们又删去了一部分,到后来,现在书上的括号,里面多少是没有写出的,多少是写出被删去的,他自己也搞不明白了。


  接下来的《高老庄》、《怀念狼》、《秦腔》自然也是你评他说,各式各样的评价(或评价角度)纷至沓来,但无论评家持有怎样的目光,终究是从小说的美学意义着手。从文学的角度来衡量评价小说,是小说的幸事,也是“不幸”,贾平凹不复有《废都》的灾难,也因此没有了《废都》的“辉煌”。


  作家都有代表作,但是老贾说他没有代表作,只有重要作品。《废都》、《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都算是。他所说的重要作品,就像路转弯处的标志,对他本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好作品?贾平凹说,如果50年后还有人在读,就是好作品。不管在它问世时曾经怎样红火,若50年后没有人看了,那就不是好作品。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时间,时间可以消磨好多东西,也可以淘汰好多东西。


  九


  人生就像“凹”字,有高有低,这是贾平凹对人生的理解。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处境,也是贾平凹对人生的理解,从“平凹”这字面上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理解。年轻时的贾平凹,相信刻苦、努力、追求,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年轻的贾平凹曾经在好友那里说过一段真心话:“我一个山里娃,凭啥在城里混日月?不就是凭一支笔么?”说得好,凭一支笔,贾平娃终于成了贾平凹,山里娃因此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贾平凹早年一个文友曾经说过这样一段往事:休息天,两个人竞赛似地写小说。一张方桌两个人的床铺中间,各自在两边坐了,铺开稿纸,说声写,便同时下笔。笔和纸在不停的摩擦中,常发出一种蚕吃桑叶的声音。七八个小时下来,文友问一声:“我快结尾了,你呢?”他说:“我也结尾。”每人一篇万把字的小说便同时收尾。他们各自吟颂自己认为得意的章节,把白开水当酒相碰杯祝贺。通常七八个小时的重脑力劳动,手指僵硬了,半个身子也有些麻木,该好好歇息一下了。这时的贾平凹却又在嘿嘿的笑声中铺开稿纸说:“我又开始了。”


  新时期以来,文坛新人倍出,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他老贾能从中杀出来,凭的就是这么一股劲。后来,文学大潮沉沉浮浮,许多人从潮头上消失,有的甚至沉到水底,而贾平凹依旧在潮头弄潮,凭的还是这股劲。他那个早年的文友总结说:“贾平凹后来声名远播,其神秘处全在这里。不说全世界,起码在中国,像他这样玩命的角色太少了。他要不成大名,也就天理不容了。”


  这话只能说对一半。这位善于总结的文友也许仅从自身角度也应当明白,光靠拼命未必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这里的天赋也很重要,还有文学在贾平凹心里类乎宗教的那份虔诚尤其重要。据说贾平凹结婚时,曾把两张稿纸贴在新房的墙头,对着稿纸拜了三拜。老贾在心里对笔墨纸砚有一种对“天地君亲师”那样的敬畏。


  人到中年的贾平凹,对生命的理解已经不似年轻时那么简单。他开始相信人会被一种宿命的东西所左右。正像绕一个圆形的广场散步,许多人,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走着,他们中有人多走了几圈,有人少走了几圈,有人走着走着就消失了,也有人不断加入进来。然而,每一个人都绕着一个圈心,那就是宿命。


  贾平凹的多病,他与三毛的纠葛,他患了严重的肝病却又忽然痊愈,无不在阐述着人生的宿命。贾平凹说:“在我的体验中,这个世上肯定存在着一些神秘的东西,这恐怕有自然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原因,我感到莫名其妙,感到一种恐惧。”


  从生命到创作,贾平凹无疑是努力了,可是努力的结果,只是证明了自己,而不是改变了自己。


  拿身体来说。贾平凹说他自己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愁多病身。从上大学开始,就不停地生病。带给他最多折磨的是肝病。那是1984年,他回商州考察,到了一个县上,那里正流行乙肝,他因为感冒,就去了一个小诊所打针,回来就得病了。开始发现是肝病时,已经有腹水了。他住过西安所有的大医院,身上有无数的针眼。贾平凹笑称:“杨七郎是被万箭射死,我的针眼比箭眼还多。”可是,一些看上去身体挺好的人,有的不知怎么就已故去,他老贾依旧活得好好的,活得有声有色。


  创作也一样。比贾平凹更有天分的,更努力的人不会没有,可有几个能有他这样成就的?比他写得好的人也未必没有,可又有谁能像他弄出如此这般大动静来的?


  即便是那个不成绯闻的绯闻。三毛怎么会在临死前写那么一封信给他老贾而不是其他人?三毛到底因何而死?她死之前到底想些什么?那一刻到底有没有想到他老贾?


  这些都是解不开的谜?都是宿命吗?


  贾平凹说:人生充满无奈,只能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扫落叶。


  作者单位:扬州市扬子江中路扬州晚报副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