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案件”(附:胡风夫人梅志回忆文章)-

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案件”(附:胡风夫人梅志回忆文章)
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案件”
1955年5月24日，由于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包括胡风与别人的一些通信。报纸另附了《编者按》，其中指出，胡风恶毒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污蔑党的文艺方针。秘密地有计划地组织反党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猖狂进攻。这批材料公布后，国内掀起了批判胡风的高潮。而在此前的5月17日，胡风已被公安部门逮捕。后来的事实证明，所谓“胡风反党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胡风原名张光人，早年投身党领导的进步文艺事业，但他在文艺思想方面同其他进步文艺工作者有明显的分歧。为此，在建国初期曾受到文艺界的批判。1954年，胡风向中央递交了后来被称为“三十万言书”的报告，详细陈述了他的文艺理论主张和对党的文艺政策的一些看法。195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对胡风思想进行批判。这样，一场批判胡风反党思想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并一直延续到1957年底，胡风本人在“文革”中也被判无期徒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审查了胡风一案。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复查报告通知中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1988年，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此案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平反通知的基础上，对某些内容进行了澄清和新的说明。至此，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人民网 2001年5月24日
http://gotobook.myrice.com/xd/shaoyanxiang/000/006.htm在此公开网里可找到许多历史资料
胡风夫人梅志：晚岁悠闲自由之身
1955年5月17日我和胡风分别被押出了北京太平街的家，被公安部收容审查。此后10年来，除了审问员向我提到胡风时我才知道他还活着外，其余我对他一无所知。
1965年末的一天，公安部来车接我到秦城，将胡风接回家，算是结束了他在秦城监狱的10年生活。
我们一家5口经过了长期的思念和苦难，今天总算在同一个屋顶下团聚了，并且还过了个难得的团圆年。
一天，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前来通知我们说：要我们去四川安家。又把我叫到小屋里，跟我说：「你要听话，这是组织命令。我们会对你们负责到底。」
1966年2月15日，我们一家人在车厢里就要分别了。我忍不住哭了。仅仅两个来月的全家团聚，就这样结束了。何时能回来？何时能再见到孩子们？小儿子为了安慰我，表现得很高兴，直说：「妈妈，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们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国的成都是个好地方，但带着破碎的心，我们是无法领略它的美好的。在为我们准备的不算小的独院里，除了监督我们的两三位干事外，见不着别的人，我们必须在这里度过胡风的最后3年刑期。
到六七月间，成都就来了「红卫兵」。各种战斗队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来跑去，许多机关都被大字报贴满了。他们通知我们不要再出门。
公安厅的负责同志来找胡风，要他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尤其是要对30年代时的文艺领导提出揭发材料。他写了一篇对「文革」的表态，说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应该烧毁。而对当时的文艺领导（「文艺黑线」），他只声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艺情况，问我，我一定赤诚地回答；如果仅仅是要我个人写什么揭发材料，那我没有这身份，我只愿老老实实服满刑期，决不说什么话。这样，他就和上面闹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们的处长的斥骂。不过，胡风的那份＊脾气并没有因关了他10年而变得驯顺起来，他向那位处长提出抗议，还为此生了很大的气。
二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铺盖行李到别处去。胡风要我带点换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时，来了一个人，看看我们的东西，说不行，应该带毛衣，最好是小棉袄，被子还要多带。我们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点，公安厅负责同志来了，才开始出发。
门外停了一辆改装的吉普车，从后面车门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先将胡风押上车，我随后坐在他的对面。
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来越冷，感到车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间转悠。到底把我们送到哪里去？我不敢问。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风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凉，但他还是握住了我的手。后来，他轻声说了句什么。只一会儿，他突然站了起来，要和那位负责同志说话。守着门的两位解放军一下子都举起了枪，如临大敌，真把我吓了一跳。幸好，负责同志马上叫了「停车」，并说让我们下去方便一下。我这才知道，胡风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车子又不知翻过了多少山头，颠颠簸簸地直向前开去。天快亮时，我们来到了芦山县劳改局的苗溪茶场。他们还让我和胡风单独住在一间房里。下面有一间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们的老冷。胡风自从来到这里就食欲大减，头痛，情绪也不好。我勉强拉他出门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顶多看看老冷拿来的报纸。一二十天过去了，他越来越没精神。
我想和他说点儿高兴的话，他向我摆手说：「让我安静吧。」
最后，他终于躺倒不起，连稀饭都不想吃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说要大便，我赶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没解出来，就用双手撑着想站起来，口里一边说着：「怎么起不来，起……」身子就往一边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勉强把他扶到了床上。他头一沾枕头就像是睡着了。我感到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着他，守着他。
他躺在那儿是那么地安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缩，他不要就这样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头，亲看他的脸，才算是听到了轻微的呼吸声。这时，窗外透进一线光来，正好照着他的整个脸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三
1967年底，一天忽然来了一批人，宣布要胡风立即去成都。来人要我为他准备过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情况不好。胡风临行时握着我的手说：一定要坚强，不要失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也就报之以笑容，高高兴兴地送他出了门。到门外，我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载满了解放军的大卡车。
直到来年6月，茶场基建队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们首要的专政对象。从他们口中我才得知胡风已被收监。
直到1973年，我才又见到胡风，那是在大竹第三监狱重逢的！
我从劳改的地方坐了3天车才见到了已经五六年不见的胡风，他侧过头望了我一眼，毫无表情。他们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来，佝偻着腰，从那张大脸上我找不出一点儿过去的形象，我都惊呆了！
他踉跄地走着，留下铺盖卷在那儿。干部们很尴尬，我弯腰扛起了铺盖，带他回到了小院里。干事说，今后你们就住在这里，生活用品我们会供应你们的。还特别对我说：你的情况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我们相对而立的时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仅是消瘦，连那两颗过去闪闪放光的眼睛，现都被耷拉着的眼皮遮得几乎看不见瞳仁了，那脏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从破庙里出来的又老又脏的和尚。
他对我说：「让你来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审，我该死，我该死……”」说着说着，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顺势就跪在地上。我止不住失声痛哭，他却呆呆地望着我。这时，干事走进来，他倏地站了起来，干事命令他以后不准吓我，他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着答应。一个一辈子昂首挺胸活着的人成了个痴呆儿。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 1970年初被带着手铐从成都押到这里，一路住的都是监狱。到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组向他宣读判决书，改判无期徒刑，并不准上诉。罪名之一是「关押期间书写反动诗词」；罪名之二是「在主席画像上写反动诗词」。
他总是一个人呆坐着，要不就急匆匆地写交代材料，还不让我看。我还是偷着看了一两次，都是一些无法想象的莫须有的「罪状」，他都安在自己头上包了下来。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我：「你听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承认我放了毒了，现在全城的人都患了伤风咳嗽的病，要我认罪，要我交代。」
他就这样一再沉浸在这种自我想像和自我恐怖的状态中。我向干部提出应该给他一点儿工作做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同时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则我的神经受不了。因此，他们就让我们缠麻鱼子（为织麻布用的）。缠麻鱼子一个月能赚十多块钱补偿给公家，同时还是锻炼。这活有效，他用心去缠麻、理麻，就不乱想了。但他手不巧，做起来很困难，也做不好。他又害怕了，说这样交出去，将来开大会时又是一条罪状。我就哄他说：你织吧，我给你改改。
大热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还要钉上厚掌。他说：不定哪天会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他的思想这样乱，身体也不好。天天为大便解不出来而发愁，他每天到厕所去好几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是痔疮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药。直拖到年底，他终于晕倒了。
四
不久，给我们换了住处，是新盖的四间房。门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们劳动的基地。周围仍是五米高的墙，但有一面是临街的，可以听到老乡的说话声。
这里的天地比较大，厚铁门关着，只我们两个人，谈话倒是自由的。我们就谈谈过去，谈谈自己的事和朋友们的情况。一次，我说：「听说整风交代历史要从8岁开始，你就没有交代过。现在你不要胡思乱想了，就从8岁起交代你的历史吧。」他居然听了进去，从那时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写历史材料，写得很认真很仔细。这一来，他脑子里的恐怖幻觉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记忆力很强，连行文都和过去一样严谨，但在每篇的后面还是要一再申明：「我没有去过别的地方，我没有干过别的事，如有，都是别人的栽赃。……」到年底，洋洋20多万字的材料就陆续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时，我们两人可以享受一下劳动之余的闲暇。我们种的菜除去自己吃外，还上交。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劳，他主要是帮我栽菜秧、抬粪水和浇菜等。
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复出的时候，经常能从报上看到一些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或知名人士出来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对自己的前途又产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对他还一点儿动静都没有，他就又开始焦躁地胡思乱想了。
等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的精神终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设想了一个空中专案小组，天天甚至时时在向他问话。他一个人望着天自言自语，说得很流利很详细，真像空中有一个主审人在向他问话似的。到后来他几乎是夜晚不睡，还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说是周总理在办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坏人拦住了，我们快逃吧！
我请求监狱当局让他保外就医，得到的回答是他心里有火，等火散了自然会好的，所以连镇静神经的药和安眠药都不给。
周总理的逝世对他震动很大，他写了几千字的感想，向总理谢罪，他觉得自己辜负了总理。几天后，他忽然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他的问题已解决了，基本上没什么事，我也没事。但是他仍偷偷地写东西，写在小纸条上，还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发现他是在写诗，不过他写了又撕了。他看上去情绪倒还正常。
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两人站在房檐下，淋着毛毛细雨，和全国人民一样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经是深秋了，我们正坐在院子里搓玉米粒，忽然听到广播里传出批狄克的评论文章。我马上感到是张春桥出了问题，因为这天正是10月19日──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日。傍晚，干事送报来时我们就问他，他将北京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们。
1979年1月，监狱主管人员突然通知我们：上级来电话，你们可以出狱了。
自由的降临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对胡风尤其重要，一下了就使他摆脱了精神上的恐怖症，使他还原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人。
在这里胡风整整关了9年，我们曾谈过如能自由地走在街头，想干什么，想吃什么……现在「自由」似乎很轻易地来到，我们二人反而茫茫然不知「自由」为何物。
既然给我们自由了，我们就应该试用一下，我提出陪他去大街上观光观光。下午的街道是冷清清的，我领他走的是大街，行人也不多。我们进了唯一的一家书店，他只略略浏览了一下架上的书籍。又走进食品店，他也没有提出想买什么吃的。对这几种自由他似乎都不感兴趣。路过邮局时，他却直奔了过去，原来他想给南京的大儿子发个电报。我想制止他，但他已写好了电文「即日离此去蓉，父字」，同时还写下了监狱的名字。
天啊！这就是他20余年后走出狱门，得到自由时办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