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文学1

第四节     寻根文学

    一、1985：文化寻根热

  “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体现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虽然也出现了汪曾祺等作家所开辟的民间世界的空间（如《受戒》、《大淖记事》），但毕竟是个别人的创作，没有引起文坛的广泛注意。现代主义技巧和现代意识的出现虽然给了文学一种新的震撼，但随之而来的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而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却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这一思潮在当时与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势必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和引进先进技术，这样一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也就相应地进人中国，打破了过去意识形态方面闭关自守的愚昧状态。但是，如何应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的进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足够思想准备的。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唯现代化论，即只要是“现代”就是好的，就应该学习模仿，所以连文学艺术上的现代派也被当作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不考虑现代派艺术在西方正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抗；还有一种比较冷静的观点即认为“现代化”这一目标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同，文化基础也不相同，它所呈现的模式，尤其是文化上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相同的。那么，中国在经济起飞之际应该如何把自身的文化传统作为接受场，来检验、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以求发展自己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在当时人文知识分子中间逐渐引起关注，具体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作出多元的考察，这与80年代初的启蒙话语不同，启蒙主义者所强调的反传统和反封建，正好被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泛滥成灾的政治专制主义。但是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实际生活中研究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重新研究、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既是客观的需要，也是主观上的要求，到了1985年前后，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文化热。

二、文化寻根与西方现代派

“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它与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在一起，所以得以较顺利地发展。在整个寻根文学思潮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知青作家。当这一批年轻的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标志。事实上，知青作家与从50年代走过来的王蒙一代作家相比，并没有一种强大的理想主义和政治信心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理想失落之后，这一代作家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于是，他们利用起自己曾下乡、接近过农民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知青作家并非是生活在传统民风民俗中的土著，正相反，他们大多数是积极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族，可是当现代主义的方法直接受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批评以后，他们不得不改用民族的包装来含蓄地表达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这一点就使寻根文学与汪曾祺、邓友梅等民俗作家有了区别。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此后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寻根文学”的立场，认为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释放现代观念的能量来重铸和镀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等作家对这一主张也做了各自的阐述，由此开始形成了自觉的“寻根文学”潮流。

这种文化寻根意识的确立与外来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前苏联一些民族作家(如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耶夫等)对异族民风的描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思等)关于印第安古老文化的阐扬以及日本川端康成的具有东方风味的现代小说，对中国年轻一代作家是深有启发的。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

当然，“文化寻根”派作家更为自觉的努力还在于对各自向往的民族文化天地的探询，他们或者致力于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精神的学习，或者以学者的姿态投入对非汉民族及地域文化的研究，或者走进大自然、到人迹罕至的所在去寻觅生命存在的特殊感受。正是凭借着一种认真、深切的探索精神，这一代年轻作家很快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支点，并以此创造出种种新颖的审美形态。对于寻根作家来说，审美表达的创新是与他们的文化追求合而为一的，因为文化既然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它的最高形态当然应是人类的审美境界，所以文化寻根派作家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认同或反省，都投射在他们那融合了传统和现代、特别富于想象力的艺术风格中。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寻根意识”显示着它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所表现出的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创新意识不仅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更对于中国文学后来的民间走向具有开拓性影响。

一、            文化寻根意识的类型：

所谓“文化寻根”意识，大致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1、  在文学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与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如阿城的《棋王》等)；

2、  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如张承志的《北方的河》)；

3、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这虽然还是启蒙主义的话题，但也渗透了现代意识的某些特征(如韩少功的《爸爸爸》)

二、            代表作品《棋王》：

阿城原是一位画家，在1984年首次发表文学作品，处女作就是被誉为“寻根文学”扛鼎之作的中篇小说《棋王》。这部作品和阿城随后一气写下的《孩子王》、《树王》皆取材于他本人亲历的知青生活，但无论在主题意旨还是表现形式上都与通常的知青小说有很大不同。阿城无意去描绘一种悲剧性的历史遭遇和个人经验，也避免了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风格模式，他在日常化的平和叙说中，传达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   

    《棋王》的主要魅力来自于主人公王一生。这是一个在历史旋涡中具有独立生活方式和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他的整个人格中投射着久远的、富有无限生机的文化精神，这使他一己的单薄存在显现出了无可比拟的顽强精神和文化魅力。小说中写王一生天性柔弱，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像他这种小人物好比狂风中的沙粒，要在不能自主的命运中获得意义和价值，唯一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内心，寻求自身精神的平衡和充实。小说从知青离城的送别写起，首先就以“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之句来映衬王一生独坐一旁的内心宁静，而后通过写他对于“吃”的高度重视，暗示了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二在他那种牡世不惊、怡然自得的性格刻画中，已经悄悄拉开了这个人物与时代规范下的知青形象的距离，成为知青文学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典型。

小说最精彩的地方还在于对他痴迷于棋道的描绘。王一生从小就迷恋下象棋，但把棋道与传统文化沟通，还是起因于一位神秘的拾垃圾的老头传授给他道家文化的精髓要义，这便是阴阳之气相游相交，“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这里讲的都是下棋的要领，但同时也是讲万事万物的造化之道，王一生以生命的本能领悟了这些道理，把棋道和人格融为一体，此后他的人生变成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他不囿于外物的控制，却能以“吸纳百川”的姿态，在无为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提升着自己的人生境界。小说中对王一生独特个性的描绘便集中在这个方面：他看似阴柔孱弱，其实是在无所作为中静静地积蓄了内在的力量，一旦需要他有所作为时，内力鹊起，阴极而阳复，他便进发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这仍体现在他的棋艺上，最突出的表现是王一生在同九个高手之间的“车轮大战”中，把全部潜能都发挥出来，取得大胜，作品中对这一场景的描绘是极动人的：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在这九局连环大战中，王一生的生命之光和盘托出，与茫茫宇宙气息相贯通，实现了人格力量的充分展示，也完成了传统文化精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阿城在塑造王一生这个人物形象、写出他的无为的人生态度与有为的创造力时，力图表现古代道家文化思想。贯穿在小说里的是有为与无为、阴柔和阳刚的相互转化，生命归于自然、得宇宙之大而获得无限自由的所谓“道理”，并进而把这种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人生联系起来，赋予其进取的现代意义。但作家没有直接讲述这些道理，而是将其隐没于饶有风趣的故事和生动的艺术描写里而不彰。这正是《棋王》作为“寻根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取向。

本节参考书目：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思考题：

1、  文化寻根是不是单纯的向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归？

2、  阐释王一生形象中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