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行动":导致英国情报部荷兰间谍网全军覆灭

"北极行动":导致英国情报部荷兰间谍网全军覆灭

1941年11月底，一位打入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密探报告德军驻荷兰谍报局负责反间谍行动的吉斯克司少校，说两名英国间谍已经到达荷兰，准备在荷兰组建新的间谍网。但吉斯克司对这个告密者并不相信，说你在做梦啊，是不是想跑到北极去呀！这个密探恼羞成怒，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没过两天，负责无线电台侦听的海因里希中尉却跑来告诉吉斯克司，海牙出现了一个新的无线电台，使用RLS呼号。这种呼号以前是没有的，因此，这个电台建立的时间不会太久。吉斯克司大喜过望。他已经抓到了几个英国间谍，难道英国人还不死心，还想在荷兰建立秘密组织？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个秘密电台，而那句奚落告密者的戏言，就成了这次行动的代号，即“北极行动”。

吉斯克司的目的不是抓住这个英国间谍，甚至不是英国的间谍网。在遍地盖世太保的荷兰，抓住一个间谍并不是一件难事，英国人实际上很难在荷兰立足，吉斯克司最大的心愿是要与英国人进行一场无线电欺骗，或者是所谓无线电游戏。他希望通过这种游戏取得伦敦的信任，以便源源不断地破获英国的间谍网，并探明英国的真正意图。前几次，他已经这么做了，无奈，由于英国人不愿合作，这种游戏无法开展，不知这一次情况如何。

四台无线电测向车不断地在海牙四周游荡。电台一发出无线电信号，测向车上的天线就会自动转向信号所在的方位，声音最响的地方，就是电台的所在地。这种方法自有无线电以来，已经运用过多年，可以说，也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无线电侦察手段。在无法破译敌人密码的情况下，这种原始的方法还是管用的，它会让发报者落网。现在，海因里希中尉指挥的这四辆测向车正慢慢地向一个方向移动，网越收越拢。

3月6日，四台测向机的示向度终于交汇在一起，目标指向海牙法伦海特大街，距吉斯克司的总部只一步之遥。德军潜伏在街道两侧，当电台再次发报时，反间谍人员冲进房屋，正在发报的休伯特?劳威尔斯当场被捕，装在口袋里的三份电报稿落入吉斯克司手中。

每个人的发报风格都不一样，老练的收报人员凭感觉就可以知道，发报机是由谁在操纵，这就如同弹钢琴一样，别人不管怎么模仿都不会完全—样。吉斯克司要进行无线电欺骗，非借助劳威尔斯之手不可。

劳威尔斯被关入斯海弗宁恩市的阿尔克马德兰监狱，经过六天的审讯，他答应与吉斯克司合作。

劳威尔斯在规定的发报时间内向伦敦发回了三份电报。但是，吉斯克司不知道，劳威尔斯的合作是三心二意的，在每份电报中，劳威尔斯都省去了预定的安全检查信号。按约定，劳威尔斯在发电时每隔16个字母就应该拼错一个字母，如果没有这种身份检查，就证明劳威尔斯已经出了问题，电报应视为敌人的欺骗。秘密情报局毕竟是老牌的情报机构，它干的勾当，除了当事人外，没有其他人能看懂。

第二天，伦敦发来了回电。伦敦指示：准备在荷兰大量空投物资，以备搞破坏活动之用，同时有一名特工降落，希望劳威尔斯安排好空投场地。吉斯克司笑开了颜，而劳威尔斯却傻了眼。

安全信号已经发出，难道伦敦没有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劳威尔斯有些疑惑。但转念一想：不可能，三份电报，每份电报都省去了安全信号，如果伦敦疏忽了，那也不可能三份电报都疏忽了。当时在受培训时，教官一再要求，要记住自己的安全信号，这不仅涉及自己的生命，而且也涉及同事的生命和国家的利益。如果安全信号没有用处，教官肯定不会如此强调。

那么，到底为什么伦敦还相信自己的电报，并且还要向荷兰投人投物呢？只有一种解释：伦敦已经知道他的被捕，但出于某种目的，它准备把这种联系保持下去。于是，劳威尔斯也放心了。他心安理得地发出了第二次电报，按吉斯克司的要求提供了空投场地。

3月27日深夜11时，一排小汽车开着幽暗的车灯，停在靠近空投场地的小树林边，那里有三个人带着强光度的手电守候在一个大的三角形地带。天边传来了飞机的引擎声，一架飞机掠过吉斯克司的头顶，随后，天空出现了几个黑色的斑点。四个笨重的大箱子，装在降落伞上，降落到地面，发出沉重的撞击声。第五个降落伞也落地了，这次下来的是一个人。飞机重新飞向高空，飞行员闪烁着飞机的导航灯，向坚持在敌后的勇士们致敬，然后消失在夜空。吉斯克司和海因里希默默地握住了对方的手，表示祝贺。

劳威尔斯继续向伦敦发报，每次，他都省去了安全信号。他希望伦敦已经发现了他的被捕，但他发现，事实恐怕不是如此。越来越多的空投物资落入吉斯克司手中，越来越多的间谍成了吉斯克司的俘虏。

劳威尔斯心力交瘁，竟然积劳成疾。他意识到，伦敦可能真的把他的安全信号忘记了。他决定另找途径向伦敦告警，在一次发报时，他通过精心计算，选择了一组虚码，在电文中夹入了这样一组信息CAUGHT（被捕）。他以为如此清楚的告警，伦敦不可能不发现。但是，他又失望了。

吉斯克司的事业越搞越大，控制在他手中的电台越来越多，最多时竟然达到了14个。到1942年5月，吉斯克司已经发现，劳威尔斯在发报时做了手脚，电文发完后，又附加了一些字母。但让吉斯克司欣慰的是，伦敦并没有疑心。吉斯克司因此向伦敦建议，终止与劳威尔斯的联系，由后备发报机发报。伦敦也同意了。

7月，伦敦委托RLS小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炸掉德国潜艇司令部与德国潜艇联系的科特威克天线塔，由西基斯负责爆炸。吉斯克司派出了一个侦察小组实施“侦察”后，向伦敦详细汇报了情况，但是，他并不准备炸掉天线塔，因为这个天线塔是德国海军进行大西洋之战的耳目，吉斯克司说什么也不会炸掉的。

两天之后，吉斯克司向伦敦报告：“科特威克的尝试失败。我们的人跑进了地雷圈。五个人失踪，西基斯和其他人安全，其中有两名受伤。”第二天，吉斯克司再次报告：“五个失踪人员中已有两个回来，其他三人被杀，敌人已在科特威克加强了警卫。”很明显，再次进行爆炸是不可能了。

伦敦回电：“所遭伤亡，极表哀痛。敌防卫方法新颖，且难预见。务须最大努力。盼报新情况。”看了回电，吉斯克司大笑不已。为了让伦敦知道地下抵抗分子的努力，吉斯克司用真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犯罪分子曾企图破坏一座无线电台，被缴获的破坏物资证明，犯罪分子得到了敌人增援。两个星期后，伦敦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特地向RLS小组祝贺。

1943年3月，一名代号叫保罗的报务员彼德?道伦被空投到荷兰。他刚一落地，就听到有人在叫“保罗”、“保罗”，并且看到了手电筒的闪光。他想，肯定是自己人来接应自己了，因此，收起手枪同他们一起走了。吉斯克司将他带到列伯根审讯，这时他才如梦方醒，德国人好像无所不知，甚至问到了他的安全信号是什么。道伦明白，在这种情况下，抗拒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将他的密码和安全信号告诉了吉斯克司。吉斯克司倒也没有为难他，把他投进了哈伦盖世太保的监狱。

监狱是由一座修道院改建的，庭院中间有一座牢房。道伦被关在牢房顶层最保险的地方。房间很小，是用砖砌成的，只有一个小孔通气，也是惟一可以透进光线的地方。从这个小洞向外看，只能看到荷枪实弹的哨兵。道伦决定向伦敦告警。他通过敲打水管，发出了一组莫尔斯电码，同楼下的一个犯人取得了联系。道伦委托他想法发出一组电报：“所有特工都已落入敌手，成为哈伦监狱的囚徒。”

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消息竟然传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和特种作战局的头头脑脑们看着这个情报面面相觑。他们不相信这是事实，这么多间谍，这么多物资，怎么可能全部落入敌手？他们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辩护。比方说，如果德国人真的渗透了地下抵抗组织，那么，道伦这个警告是怎么发出来的？谁能保证道伦的警告不是德国人的诡计？也许他们真想控制地下抵抗组织，但正因为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他们才想出这个借刀杀人之计，来破坏地下抵抗组织在伦敦的威信，从而实现自己的罪恶目的。总之，道伦的警告不仅不能说明地下抵抗组织被德国人控制，反而说明，目前正在与伦敦联系的电台是值得信任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关在修道院里的道伦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的。爱国的热情驱动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决定逃出修道院，亲自到伦敦去告警。

即使在今天看来，道伦的想法也有点异想天开。修道院戒备森严，道伦要逃出去又谈何容易！更何况，他逃出了修道院，能逃出荷兰吗？逃出了荷兰，能逃回英国吗？要知道，当时欧洲是德国人的天下，英国正困守在英伦三岛，道伦的想法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对此，道伦心中当然也很清楚。

他后来回忆道：“为了防止德国人进一步破坏，我下决心逃出去，说不定这样还可以搞到一些重要情报。我懂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冒各种风险。但我也知道，一旦德国人觉得我们再也没有用处，他们随时都可能枪毙我们。

“庭院里除了一名哨兵，还有一个探照灯和一挺机枪。夜晚，探照灯就对着窗口，因此，从窗口逃出去是不可能的，我只得从走廊逃。我先从门上的扇形气窗爬出来落到走廊上，然后再进入楼下的盥洗室，那里有一扇朝院内开的窗子。我准备了一条绳索，从这个窗口吊下去刚好落在一个小屋顶上，然后再沿着屋脊爬下去，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我爬过了10英尺高的装有带刺铁丝网的围墙，围墙外面每隔200码就有一个哨所，每个哨所内都有探照灯、警犬和机枪。如果没有许多树木挡着，我想逃出去是不可能的。”

德国人很快发现道伦不见了。吉斯克司大吃一惊，他知道这件事的分量。到目前为止，他的全部成功都建立在伦敦不知情的基础上。如果伦敦知道了真实情况，他们还会与他玩这种无线电游戏吗？他出动了大批警察搜捕道伦，但都没有道伦的影子。吉斯克司只好相信这场游戏就要结束了。

实际上，道伦逃出去之后并没有离开哈伦，而是在哈伦附近一个女修道院里躲了好几个星期。此后，他取道比利时、法国，来到西班牙，搭上了一条开往英国的轮船，回到了伦敦。

他把他所经历的—切向秘密情报局和特种作战局作了汇报，他们对他进行了单独盘问，进行口头审查。然而，在道伦交代了全部经历后，秘密情报局和特种作战局却认为道伦是一个双重间谍。尽管道伦大声抗辩，但这一切终归无济于事。道伦费尽千辛万苦逃出了盖世太保的监狱，却被自己人投入了监狱。

道伦仔细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觉得伦敦即便不用铜管乐队来欢迎他，他也不应得到这种待遇。一直到1943年11月，又有两名特工逃出盖世太保的牢笼回到伦敦，揭露了真相，伦敦才将信将疑，放出了道伦。

从1943年5月开始，英国秘密情报局不知怎么意识到英国特种作战局的特工可能被敌人控制了，因而向特种作战局提出警告。提出警告的是拉巴格利亚蒂的继任者查尔斯?西摩，他在接管荷兰处后，对荷兰处进行了清洗，特种作战局荷兰处的负责人宾厄姆被调往远东。此后，重要消息不再传递给吉斯克司，吉斯克司也意识到，戏可以收场了。

1944年4月1日，他向伦敦发了最后一份电报，以结束“北极行动”。电文对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特种作战局的无能极尽奚落之能事：

“伦敦，宾厄姆、勃朗特诸公：

我们理解你们力图在无须我们帮助的情况下在荷兰干一番事业，我们对此深表遗憾，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充当你们的惟一代表达如此之久，并彼此感到满意。然而，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要来大陆访问我们，不论其规模多大，我们都将一如既往，给予你们的特使们以同样的关切和热情的欢迎。”

整个“北极行动”历时近两年，伦敦总共向德国军事谍报局空投了各种物资570箱，计有：轻机枪3000挺，各种小武器5000件，捷克造轻机枪300架，无线电发报机75台，信号灯100个，自行车40辆，炸药15200公斤，弹药50万发，食品、货币无数。更糟糕的是，伦敦还向吉斯克司空投了52名间谍，其中有47名被杀，整个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有1200人因而丧生。

战后，人们对“北极行动”提出了疑问：秘密情报局和特种作战局是不是在了解敌人控制了情报网的情况下仍然向德国人空投了大量间谍和物资，以对德国人进行战略欺骗？荷兰政府成立了以德龙克尔斯博士为主席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此事。从1949年10月3日开始，三名秘密情报局官员尤安?拉巴格利亚蒂、查尔斯?西摩和约翰?科尔多出席作证。他们都是当时“北极行动”的当事人。历时一周，委员会最后认为，整个事件都是由于严重的迟钝而造成的。

委员会的记录是：“我们对最初的渗透，以及渗透后的各个时期，都进行了调查，可是对每个案件所作的决议都是：这项工作还要继续下去。这些决议的做出，都曾考虑到那些特工人员的品质和性格，并且也知道，安全信号在其他案件中作为测验标准，也并非完全可靠。以后才认识到，要继续这项工作的决议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