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舞蹈大师戴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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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文
早在少年时代，戴爱莲已是我的崇拜偶像。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这位中国舞蹈泰斗。
那年有一天，遇到新闻界的一位老同志，他向我讲述在旧货摊上看到两盒音乐歌舞唱片，唱片纸套上有戴爱莲的签名，他认定是这位舞蹈家在“文革”中因
遭迫害而使这些唱片流失在外的，当即买了下来准备“完璧归赵”。但他不知到哪里去找她，他问我能和他联系?
几经曲折，我拨通了戴女士家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向她说明来意，她很高兴地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进入戴家的客厅，一股高雅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黄永玉栩栩如生的彩墨荷花，李铎刚劲的“德艺双臻”题词映入眼帘，四周挂放着叶浅予作的描绘她优美舞姿的国画和反映海内外各种民间舞蹈的工艺品交相辉映。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座主人的纤维雕头像，这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的精心之作的复制品。据主人告诉我，另一座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
见到这位舞蹈家，我感到岁月似乎对她特别留情，已过80高龄的她，耳聪目明，思路敏捷，体态矫健，举手投足，依稀可见昔日风采。她从那位新闻界老同志的手中接过唱片，一面说“谢谢”，一面在沉思的目光中仔细地一张张地翻阅，好似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当她翻到其中一张小唱片时，激动地对我们说：“这张唱片特别珍贵。那是1946年，我首次访问美国，演出没有乐队，是由丁聪吹笛伴奏，我跳‘老背少’录制的唱片。”她用英语写下了“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她的英语讲得比汉语流畅。她说自己身上有两种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
她向我们追忆往事：“我是华侨，1916年在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出生，祖籍广东新会县，原名吴爱兰。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在广东话里‘大’与‘戴’同音，渐渐地就改成姓‘戴’了。14岁跟母亲到伦敦定居，改名爱莲。”
“那您一定很爱荷花吧?”
“是的，我爱荷花美的纯真，更爱它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
舞蹈对戴爱莲可说特别有缘。她从小就学钢琴，一听到乐声就会起舞，六七岁就登台表演，还自编自演了独舞《小鸡》。到伦敦后，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的门下学艺，后又师从著名芭蕾舞教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的时候，观赏了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她从未看到过这样感人的舞蹈。1937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追求完美和勇于开拓使这位艺术家一直勇往直前。
我好奇的问：“不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您学的都是西方舞蹈艺术，怎么后来与中国民族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业精力?”
“因为我是中国人。”她的回答是那么简单，但却字字落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懂得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我最初是在那里通过英文写成的中国历史了解祖国的。”戴爱莲向我们介绍说：“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剌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虽然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但我从史书中找题材，根据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叶花子》和《垂柳》、《进行曲》等舞蹈。虽然这些作品很粗浅，但这是我为了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戴爱莲在英国参加了以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并创作了《觉醒》、《前进》等舞蹈，还到码头为中国海员演出，同时为抗日战争筹款举办义演。
1939年9月，二战爆发，1940年1月，戴爱莲离开英国，只身乘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后，来到香港。
“当时，您为什么不继续在伦敦发展，或回特立尼达与亲人团聚而要回烽火纷飞的中国?”
“我是中国人，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我怎能不回来干些事?”她双眸凝视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怎么不懂得她那海外游子的一片爱国赤诚。
在香港，宋庆龄安排戴爱莲作抗日募捐演出。以后，她创作了《游击队故事》、《东江》等一批积极反映中国军民爱国抗日的舞蹈，举行专场义演，她把炽热的爱国热情融化在精湛的艺术之中，观众无不动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转道桂林到了重庆。她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回顾当年的情景，她说：“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认为，我在重庆的作用比在延安大。”她接着说：“我发现中国民族舞蹈的‘根’在各民族之中。”她克服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人地生疏等种种困难到瑶山、入西康、去新疆，向能歌善舞的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研究他们的舞蹈，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重庆新华社组织的晚会上看了延安文工团的演出后，就创作了大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等舞蹈。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在舞蹈《思乡曲》中的动作上溶入了昆曲的身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6年戴爱莲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多采多姿的边疆舞蹈晚会，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青年舞曲》、优美的苗族舞《苗家月》、欢快的藏族舞《春游》、抒情的彝族舞《倮倮情歌》……使观众目不暇接。不少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作为中国人，过去只欣赏西洋舞蹈，看到戴爱莲的演出，才知道中华民族的舞蹈是这样丰富多彩。”戴爱莲的演出一时成为山城的热门话题，媒体赞美她为“人民艺术家”。此后，她还到上海演出，也取得了轰动效应。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戴爱莲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创作和改编了不少舞蹈，如《飞天》、《荷花舞》等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饮誉中外。解放后，她先后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许多职务。
在开拓发展我国民族舞蹈的同时，戴爱莲又积极引进西方芭蕾，使这朵奇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枝茂叶盛。
早在1941年，她在桂林、重庆等地表演《仙女们》等片断，率先把芭蕾舞剧介绍给观众。1950年，她主持创作并主演了大型舞剧《和平鸽》，她在剧中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使观众和同行为之倾倒。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筹建者之一，也是首任团长，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正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开始，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回答得还是那么简单而铿锵有力。
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虽年届花甲，桃李满天下，但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料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戴爱莲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沐改革开放春风，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亚、美、欧三地各国之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各国讲学，介绍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以精辟的见解，严谨公正的判断获得海外同行的尊重。1982年，她作为亚洲代表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她在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丰富的形象艺术和深刻的内涵，使同行大开眼界，纷纷要求她经常到那里传播神奇的中国舞蹈。1986年，戴爱莲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舞蹈联谊会，与会者多为德高望重的权威。她在其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中国舞蹈的历史，会议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不少人被中断发言，戴爱莲因演讲精采，而使一位荷兰专家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演讲时间让出来，破例延长了时间。
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在美国13个城市演出，美方邀请戴爱莲为这次演出作宣传。她广泛与芭蕾评论界、新闻界人士会晤，介绍年轻的中国芭蕾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怀下的成长，也坦然指出其不足。她那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介绍，使对中国芭蕾并不热心的人士也成了热心的观众。
谈到当前我国舞蹈事业的现状，她很坦率地说：“我不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她对我国传统舞蹈向西方化发展倾向表示担忧。她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在有的‘现代化’，很多带‘美国化’的东西。继承发扬传统，民族化的问题是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美的形式，举个小例子，雄鹰般的‘康巴’男子，把一团粗粗的红头绳扎在头发里，以表示他们认为的美。只有保持民族化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认为，永远不能忘记民族传统，要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延续的“根”。她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学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但也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他们认为那边的月亮圆。美国没有传统，但有科技，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科技，但不能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传统。”
她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希腊、埃及、印度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传统。我为了寻民族舞蹈的‘根’接触到民族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触角又伸到了人类学，发现中国和非州都是人类的发源地。印第安人、玻利尼西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应对年轻人加强民族学的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才华横溢，天才众多，大有希望，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引导。”
望着这位爱国老华侨，不由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对她的评论：“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早在少年时代，戴爱莲已是我的崇拜偶像。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这位中国舞蹈泰斗。
那年有一天，遇到新闻界的一位老同志，他向我讲述在旧货摊上看到两盒音乐歌舞唱片，唱片纸套上有戴爱莲的签名，他认定是这位舞蹈家在“文革”中因
遭迫害而使这些唱片流失在外的，当即买了下来准备“完璧归赵”。但他不知到哪里去找她，他问我能和他联系?
几经曲折，我拨通了戴女士家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向她说明来意，她很高兴地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进入戴家的客厅，一股高雅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黄永玉栩栩如生的彩墨荷花，李铎刚劲的“德艺双臻”题词映入眼帘，四周挂放着叶浅予作的描绘她优美舞姿的国画和反映海内外各种民间舞蹈的工艺品交相辉映。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座主人的纤维雕头像，这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的精心之作的复制品。据主人告诉我，另一座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
见到这位舞蹈家，我感到岁月似乎对她特别留情，已过80高龄的她，耳聪目明，思路敏捷，体态矫健，举手投足，依稀可见昔日风采。她从那位新闻界老同志的手中接过唱片，一面说“谢谢”，一面在沉思的目光中仔细地一张张地翻阅，好似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当她翻到其中一张小唱片时，激动地对我们说：“这张唱片特别珍贵。那是1946年，我首次访问美国，演出没有乐队，是由丁聪吹笛伴奏，我跳‘老背少’录制的唱片。”她用英语写下了“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她的英语讲得比汉语流畅。她说自己身上有两种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
她向我们追忆往事：“我是华侨，1916年在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出生，祖籍广东新会县，原名吴爱兰。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在广东话里‘大’与‘戴’同音，渐渐地就改成姓‘戴’了。14岁跟母亲到伦敦定居，改名爱莲。”
“那您一定很爱荷花吧?”
“是的，我爱荷花美的纯真，更爱它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
舞蹈对戴爱莲可说特别有缘。她从小就学钢琴，一听到乐声就会起舞，六七岁就登台表演，还自编自演了独舞《小鸡》。到伦敦后，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的门下学艺，后又师从著名芭蕾舞教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的时候，观赏了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她从未看到过这样感人的舞蹈。1937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追求完美和勇于开拓使这位艺术家一直勇往直前。
我好奇的问：“不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您学的都是西方舞蹈艺术，怎么后来与中国民族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业精力?”
“因为我是中国人。”她的回答是那么简单，但却字字落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懂得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我最初是在那里通过英文写成的中国历史了解祖国的。”戴爱莲向我们介绍说：“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剌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虽然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但我从史书中找题材，根据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叶花子》和《垂柳》、《进行曲》等舞蹈。虽然这些作品很粗浅，但这是我为了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戴爱莲在英国参加了以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并创作了《觉醒》、《前进》等舞蹈，还到码头为中国海员演出，同时为抗日战争筹款举办义演。
1939年9月，二战爆发，1940年1月，戴爱莲离开英国，只身乘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后，来到香港。
“当时，您为什么不继续在伦敦发展，或回特立尼达与亲人团聚而要回烽火纷飞的中国?”
“我是中国人，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我怎能不回来干些事?”她双眸凝视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怎么不懂得她那海外游子的一片爱国赤诚。
在香港，宋庆龄安排戴爱莲作抗日募捐演出。以后，她创作了《游击队故事》、《东江》等一批积极反映中国军民爱国抗日的舞蹈，举行专场义演，她把炽热的爱国热情融化在精湛的艺术之中，观众无不动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转道桂林到了重庆。她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回顾当年的情景，她说：“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认为，我在重庆的作用比在延安大。”她接着说：“我发现中国民族舞蹈的‘根’在各民族之中。”她克服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人地生疏等种种困难到瑶山、入西康、去新疆，向能歌善舞的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研究他们的舞蹈，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重庆新华社组织的晚会上看了延安文工团的演出后，就创作了大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等舞蹈。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在舞蹈《思乡曲》中的动作上溶入了昆曲的身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6年戴爱莲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多采多姿的边疆舞蹈晚会，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青年舞曲》、优美的苗族舞《苗家月》、欢快的藏族舞《春游》、抒情的彝族舞《倮倮情歌》……使观众目不暇接。不少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作为中国人，过去只欣赏西洋舞蹈，看到戴爱莲的演出，才知道中华民族的舞蹈是这样丰富多彩。”戴爱莲的演出一时成为山城的热门话题，媒体赞美她为“人民艺术家”。此后，她还到上海演出，也取得了轰动效应。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戴爱莲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创作和改编了不少舞蹈，如《飞天》、《荷花舞》等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饮誉中外。解放后，她先后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许多职务。
在开拓发展我国民族舞蹈的同时，戴爱莲又积极引进西方芭蕾，使这朵奇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枝茂叶盛。
早在1941年，她在桂林、重庆等地表演《仙女们》等片断，率先把芭蕾舞剧介绍给观众。1950年，她主持创作并主演了大型舞剧《和平鸽》，她在剧中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使观众和同行为之倾倒。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筹建者之一，也是首任团长，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正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开始，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回答得还是那么简单而铿锵有力。
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虽年届花甲，桃李满天下，但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料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戴爱莲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沐改革开放春风，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亚、美、欧三地各国之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各国讲学，介绍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以精辟的见解，严谨公正的判断获得海外同行的尊重。1982年，她作为亚洲代表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她在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丰富的形象艺术和深刻的内涵，使同行大开眼界，纷纷要求她经常到那里传播神奇的中国舞蹈。1986年，戴爱莲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舞蹈联谊会，与会者多为德高望重的权威。她在其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中国舞蹈的历史，会议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不少人被中断发言，戴爱莲因演讲精采，而使一位荷兰专家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演讲时间让出来，破例延长了时间。
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在美国13个城市演出，美方邀请戴爱莲为这次演出作宣传。她广泛与芭蕾评论界、新闻界人士会晤，介绍年轻的中国芭蕾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怀下的成长，也坦然指出其不足。她那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介绍，使对中国芭蕾并不热心的人士也成了热心的观众。
谈到当前我国舞蹈事业的现状，她很坦率地说：“我不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她对我国传统舞蹈向西方化发展倾向表示担忧。她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在有的‘现代化’，很多带‘美国化’的东西。继承发扬传统，民族化的问题是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美的形式，举个小例子，雄鹰般的‘康巴’男子，把一团粗粗的红头绳扎在头发里，以表示他们认为的美。只有保持民族化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认为，永远不能忘记民族传统，要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延续的“根”。她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学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但也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他们认为那边的月亮圆。美国没有传统，但有科技，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科技，但不能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传统。”
她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希腊、埃及、印度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传统。我为了寻民族舞蹈的‘根’接触到民族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触角又伸到了人类学，发现中国和非州都是人类的发源地。印第安人、玻利尼西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应对年轻人加强民族学的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才华横溢，天才众多，大有希望，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引导。”
望着这位爱国老华侨，不由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对她的评论：“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