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河南之天中系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3:15:05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一 中国人都是天中

 

 

 


  驻马店人是有天中“情结”的,2007年9月12日,记者在驻马店市看到,满街都是以天中命名的各种招牌:天中广场、天中书城、天中柱、天中大道、天中山宾馆,让外地人顿生疑惑。
  “我们这里的晚报叫《天中晚报》,黄淮学院的学术期刊叫《天中学刊》,市文联杂志叫《天之中》,对外宣传用‘欢迎您到天中来’,‘天中’已成驻马店的标志性符号。”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郭超告诉记者。
  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和政府的考量达成了一致。近两年来,驻马店开始为改名“天中市”多方努力。郭超参与了其中的理论研究工作。
  但据最新消息,改名未获通过。
  那么,驻马店人为何心仪“天中”?
  郭超说,古时汝南(距驻马店市区30公里)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的称号。汝南有天中山,留存多种与天中相关的遗迹。从唐朝开始,当地民间与政府、历史文献、地方史志等,都有关于“天中”的说法。
  “驻马店”之名缘自一个小村镇。明代驻马店境内有个苎麻村,在此设驿站,渐渐演变为驻马店。在当地人眼里,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尴尬。“天中之名更符合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色,驻马店仅是地名标称,没有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自身特点。”这是驻马店市政府申请更名材料中阐述的理由。
  意欲更名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文化产业冲动”,即把这个文化概念当作一个筐,将以“蔡国为代表的古国文化、以棠溪剑为代表的冶铸文化、以平舆为代表的交通文化、以南海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梁祝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和以竹沟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等”全装进去,形成体系。
  这已是超越汝南一地而成为整个驻马店市的大事了。
  如斯大事,基础建立在“汝南历史上曾为天中”这块基石上。何谓天中,它有何实力担此重任?又有何魔力令驻马店人认为它能点石成金,从而把振兴一地的愿望部分寄托于更名一事上?
  天中,又称地中土中,24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是天下中心,“中央之国”。中国又称华夏,夏是“雅”之意,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寻找天中,变成一件国家大事,形成多种说法。
  天文学上,有盖天说“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的主张,还有浑天说认为的“洛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本系列讲述的“汝南地中说”是浑天说的一种。
  中国人长期认为自己身处天下之中,有最高的文明,所有的中国人,便成为大概念上的“天中人”。这种自我认知,意味着什么?
  “一个民族怎样看自己看世界,决定了它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正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这么看世界看自己,培养出中国人的两个态度,一是大国心态,关心天下事。另一种是别的国家、民族没什么了不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这曾经给我们制造了太多麻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在其专著中说。
  豫南古县汝南的一座高不过数米的小山,承载着驻马店800多万人民对“天中”的强烈迷恋。视野再行放大,整个中原是历史上公认的天中大区域。时间的延长线上,则是从2400年前,初次对天中的确立。直至近世,因“天中”观念在民族基因中的沉淀,仍不时显现一些社会和文化现象。
  寻找天中,确立天中,崇拜天中,在明朝万历以前的二千年间,从来不是小事。现在解剖这一历史现象,仍有其价值。因为,当一个现代城市仍热爱着这个天文学上早已不成立的地理概念时,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大世界小】
  2400多年前的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中国是天下之中、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是建筑中国文化价值坐标的一个基础。
  这种对世界的想象一直持续到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中国不再是天下之中,也并非天下最文明的地方。这个看法是颠覆性的。
  古代中国人所谓的天圆地方,是说天是圆的,像一个斗笠一样盖在大地上,天的中心是北极和北斗星的位置,北斗星按四季旋转,天帝仿佛坐在北斗之车里,四季游遍四方。北斗星转一圈,斗柄指向东方,是春季。斗柄指向南方,是夏季。斗柄指向西方,是秋季。斗柄指向北方,是冬季。
  大地像棋盘,或者像一个回字形,由中心向四边不断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畿,第二圈是华夏或诸夏,第三圈是蛮夷。相传中国最早的地图《禹贡九州图》,代表了中国人想象的全部世界。
  《禹贡九州图》包含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西、陕西等地,也就是汉族居住的中心区域。据说当年大禹治水,只管这九州,之外就不管了。
  天上有个中心,地上对应的也有个中心,地的中心在哪里呢?在东周首都洛阳一带。因为东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利用天中确立正宗的典范”。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先生说。
  古人信“天中说”信了二千多年,但只要图绘一下就会发现,一些用“天圆地方”解释不了的问题,比如天盖在方形大地上,四角有些部分盖不住,咋办?个别前卫的古人开始有所怀疑了。
  战国时齐国人邹衍,见过大海,视野相对开阔一点儿,他认为中国的九州叫赤县九州,除此之外还有八个州,组成大九州,最外边有大海环抱。这就比小九州说开放。
  这些只是想象,不是实际知识。
  “曾有两个机会让中国人发生改变,第一次是张骞出使西域,第二次是佛教的传入。”葛兆光先生认为。
  公元前138年~前126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在西域浪迹12年,走遍西域诸国,听说过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地。公元前126年逃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
  这使中国对世界的认识从东亚扩大到全亚洲,从此中国的历史舞台可以从原来汉族人的地盘扩展到全亚洲,中国历史可以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里,但奇怪的是,中国人仍然以为自己是天下之中。
  比如说在唐朝,都城长安居民有40万人,加上皇族、禁军、奴仆、僧人、少数民族、外国客人,人口达百万,这中间胡人有10万,“比现在香港人中外国人的比例还要高”。到了蒙元帝国时期,仗一直打到匈牙利,元朝末年,回回天文地理学家,秘书监扎玛鲁丁在北京城做了一个木头地球仪,画了经纬线,标了三分地七分水。但这一切,仍未能改变中国人的想法。
  “事实上,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了解很多,但依然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我所居处,世界中央,这就是最重要的世界。”葛兆光说。
  第二个有可能让中国人发生改变的机会,是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思想有三个地方格格不入。第一是佛教认为宗教地位和世俗帝王地位是对等的,出家人可不拜皇帝。这是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最大的区别。第二是中国虽然有儒家,但最高的圣人是释迦牟尼,在印度。第三就是关于天中的看法,这是佛教和中国一个最格格不入的观点。佛教认为中国不是天下之中,他们举例说明:把一根竹竿立在地上,正午竹竿无影,说明这儿是天的中心。在洛阳,一年只有一小段时间如此,在印度,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日中无影则在天之中”,你自己说到底谁是天中。
  关于天中的争论十分重要,如果你不是天中,那就不是天下最文明的地方,最高的圣人就不出在你这儿。
  佛教还讲世界上有四大部洲,即东胜神洲、南赡部洲、西牛贺洲、北俱卢洲,中国不过是四大部洲中南瞻部洲的一个小区域。
  “如果中国接受了佛教,可能会把世界看得大一点儿,把自己看得小一点儿,中国历史要重写了。中国未接受佛教,而是改造了佛教,这就丧失了一个机会。”葛兆光先生认为。
  可爱的中国人,在“天中说”的笼罩下,一直延续着战国时代的想象——中国最大最重要最文明,周边四夷很落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中国大世界小。
  【世界大中国小】
  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东肇庆,他以荷兰地图为底本,用中文画出《山海舆地全图》,和现代世界地图相当接近。之后,利玛窦刻印分发,令很多人大吃一惊,原来世界这么大,中国这么小。
  之后,根据利玛窦的地图不断翻刻新图,西洋很多天文仪器也传入中国,如16世纪欧洲人制作的地球仪,就在明末到了中国皇帝手中。
  这些给中国人以极大震撼,
  也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想象资源,古代中国的天中与天下观念开始出现裂缝。
  明崇祯年代的地图,虽然延续传统把中国画在中央,但已经把五分之四的世界都画上了。
  到了清代,《四库全书·图书编》中的世界地图,已完全按利玛窦地图绘制,旁边的《地球图说》,则完全是西方的“地理说”。
  利玛窦的地图为什么影响大?因为万历皇帝喜欢。他下令用12幅丝帛织成全图,装在6对大屏风里。此前还曾担心被误解“轻慢中华帝国辽阔版图”的利玛窦一直不敢向皇帝献图,而现在,他居然被请进宫制作第一版地图的新版。
  皇帝喜欢,任何政治上的麻烦都不会有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说,已不是程朱理学,而是王阳明的学说。王阳明认为,世界上应该有一种普遍真理,不管东海圣人还是西海圣人,说得对就应该奉行。“华语儒服”的利玛窦利用了这种说法。
  利玛窦画地图的想法,他在日记中有交代:“我就是想让他们(中国人)知道,他们是很小的,这样才会把他们的骄横打掉很多,才会乐于和我们打交道。”
  利玛窦被称为“泰西大儒”,自有他的聪明之处:他把中国画得小,但仍然把中国画在接近中间的位置。这样中国人比较好接受。他的地图的底本,实际上是欧洲在世界中间的。
  利玛窦让400多年前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改变开始发生,虽然很缓慢。
  利玛窦的地图,告诉中国人最重要的知识是:世界不是天圆地方的,世界是圆形的。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不是天中,不是世界唯一的巨大文明国家。
  这种思想观念的改变虽不是天崩地裂的,但却是颠覆性的,“非常根本”。
  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开始真正了解实际世界,而不再借助想象。
  明代出现的西洋人画像开始像个人样子了。《红楼梦》中见多识广、“天下十停走了六七停”的薛宝琴,讲起她见过的西洋女孩子,已经是令人赞美的形象:“脸面和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着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实在画儿上的也没她好看。”不再像《山海经》中表现的“老外”,只有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或者三只眼睛,等等。从这时开始,《山海经》被划入“小说类”,在此之前的二千多年里,它一直被归入“地理类”。
  这种观念的改变,之于一个民族,太重要了。但改变仍然来得很缓慢,直至清乾隆时期,皇帝依然得意洋洋地欣赏着《万国来朝图》,认为别的国家都欢天喜地地朝拜天朝大国。自大的“天朝大国梦”恋恋不醒,而整个西方世界已在汹涌向前,它没有耐心等待中国完成观念的改变,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梦碎,大厦将倾。
  古时候,汝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的称号,那里有天中山,留存多种与天中相关的遗迹。直到今天,包括汝南在内的驻马店人仍有浓厚的天中“情结”。图为天下正中的标志——天中山。邵建民摄
  汝南天中山下刻立的《禹贡九州图》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二 天中梦梦千年

 

 


  2007年9月13日,记者来到距驻马店不过30公里的汝南县,出汝南县城北两公里,公路西侧,是一处仿古院落,天中山就在这院落里。
  院落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由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张海书写的对联:“天中山圭影千古运转,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
  院内西北侧,有一座小土丘,高3.6米,上土下石,便是所谓的天中山。
  天中山占地数百平方米,我从山脚三步两步便到了山顶,用时不足10秒钟。
  山顶有石质圭表,所谓圭表,是我国古代测量日影长度、计算时间、推算季节交替日期的一种天文仪器,即用石块在地上围一圆台,平整夯实为圭,在平整的地面设固定的标尺为表。
  “(汝南天中山)原为土圭,日久倾圮。后又凿石复立于此。台基为覆斗形高六尺叫圭,上置方柱与圭等高叫表。每到夏至正午表影不超过圭之上沿,圭四面无影,又名无影台。”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细看圭表,表柱上用阴刻手法,在阳面刻“周公测景(通“影”)台”,背面刻“天下之最中”,东西两面的篆书是“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
  院落中,有一通由四块大小相同的方形青石组成的石碑,前三块青石上分别镌刻着“天中山”三个字,这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生前绝笔。这通石碑是清道光十年汝南县据拓本临摹重刻,清咸丰年间,又依笔画刻制,如今依然可见颜氏楷体刚劲雄浑的特征。
  〖汝南力证“天下之中”〗
  天中山的院内东侧,翻刻了《禹贡九州图》,相传大禹治水把天下分为九州,豫州又处于九州的中部,这就是河南称“中州”的来历。九州图的左下方是古豫州疆域图,标明了汝南的方位正处于豫州的中心,正是图解汝南人强调的“豫为九州之中,汝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下之中”的三段论。它强调的天中,其实就是地中。
  古代人为什么要寻找天中呢?帝王们一是祈求上天获得神权,安定天下。二是为了立法,通过立法来确定疆域建造都城。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教授说:“天上的群星,都是围绕着北极星转,古人认为北极星非常神圣,是万事万物的动力,这就是北极崇拜。天上有天中,地上对应就有地中,天上有神明,居住在紫微宫中。地上有帝王,居住在紫禁城中。君权神授,帝王皆天子。中国人从上古开始起,就非常注重土中或地中的选取。”
  陈江风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大规模测量寻找天中(土中)的是周公,测影的结果是‘瞻于伊洛,无远天室’,意思是天中在伊河和洛河之间,并因此确定了伊洛间的洛阳为首都”。
  陈江风以《逸周书·度邑》“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例说:“天保就是都城,伞顶叫保斗,伞中央,好像天上的北极星在天中央一样。周公测影后建成成周(洛阳),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我们的天保定了以后,国家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这是当时的大事,在没找到土中设立都邑之前,周武王曾自言睡不着、吃不好。”
  古代中国人寻找土中,得到答案多种。“洛邑地中说”和“阳城地中说”是影响较大者,从地理的角度寻找地中位置,有了“汝南天中说”。河南禹州、新郑也曾有与天中相关的遗迹。这就是说,在整个中原——历史上公认的天中大区域上,出现了与天中说密切关联的相离不远的多个点。“天中信仰起源极早,洛邑、阳城、汝南、禹州、新郑等地都是应用,都是具体在我们民族中的应用,是建立在文化认同上的具体个案。”陈江风认为。
  “汝南天中说”认为自己是周公测影而定,所以会在圭表上刻“周公测景台”,“周武王令周公测影,是规模很大的地理调查,跑了很多地方,周公是否来过汝南,不好说。”陈江风说。
  但是在汝南,仍有相当多的资料反复考证此事。
  明末方以智《通雅》卷十三《地域·方域》提到:“汝阳之天中山,天之中也。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曰天中,云测影植圭,莫准于此。”
  文中的汝阳,是旧汝宁府府治所在地,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天中”,即是地中,因为它是以“舆地以河南为中,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为立论依据的。
  陈江风认为清嘉庆年间修的《汝宁府志》是水平很高的志书,“作者是个满族人,很有学问。志书上讲‘汝宁房心分野,古星官土圭测景,惟此地为天中’。这话非常重要。因为古代的占星术是天人合一,天上一个天区,地下一个地区,天区就叫分野。房心都是天上的二十八宿,属于东方苍龙。‘分野说’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土圭测影是周代的事。这虽然是清初的材料,但是有依据和承传,这涉及大的政治问题,一个地方官是不敢随便乱说的。”
  清初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是当时相当有名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文章中也提到汝南“土圭测影惟此地为天中”。
  汝南县城现有一“国保”——无影塔,相传正午无影,为北宋所建,高26米。陈江风认为:“这个塔本身也是一个呼应天中山的有力证据。”
  陈江风在汝南县还找到一个与天中山的呼应点,那就是北城门城楼上写着的“拱北”二字,认为天中山在北门正北方向,拱北和天中山形成了类似群星拱北极的格局。
  跳出汝南看汝南,汝南东南是桐柏山,西南是伏牛山,两山环抱一水(汝河)环绕。陈江风说:“今天的北京城,假如景山是天中山,故宫天坛也在南面,北京城外同样有护城河环抱。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是这种外城环水,内城中轴线的建筑模式。”
  天中山作为地上的坐标,它的正南面有一个县叫正阳县,“正阳县和天中山形成了在子午线上一个正南正北的关系。再一次从汝南郡这个地望上,呼应天心地胆的位置”。
  从唐代开始,汝南城里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寺庙,不知是巧合还是寺庙的主人有意传承,汝南寺庙的建筑格局很像缩小的汝南城。
  汝南县城,像驻马店一样,处处闪烁着“天中”符号。天中门、天中桥、天中大道、天中山宾馆,晚上我们出城吃饭,一街两行都标着“天下第一鸡汤”。何处无鸡汤?唯此地人自认是天中人,才有这份张扬吧。
  〖“洛邑”“阳城”影响深远〗
  “地中或曰天中,这个概念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十分重要,是古人宇宙结构理论的重要部分,在古代天文计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有关地中问题的关注,影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走向,促成了中国天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上海交通大学关增建教授在其文章中说。
  地中概念源自于天圆地方,地又是平的,大小有限,地表面当然有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地中。
  地中答案有多种。一种说法从原始宗教出发,认为众神借以攀援登天的建木所在地为地中。
  古人猜想,天地未被隔绝之前可通,通道是大树或高山。建木是一种大树通道。
  古书记载以树为天地通道者,除建木外,尚有若木、扶桑、穷桑、寻木等,但只有建木与地中相联系,因为它除了是天地通道,还具备一些天文学特征。《吕氏春秋·有始览》记载:“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佛教中有须弥山地中说,认为须弥山耸立于世界的中央,日月众星像浮云一样,随着风在须弥山周围转动。
  在中国也有个与此说相似的昆仑山地中说。昆仑山极为高大,又是圣人、仙人居住之处,天帝之下都,与天中相对应,说它是地中,很合适。
  这两个地中说,都不曾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较大影响的,是“洛邑地中说”。
  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是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地处北纬34度
  半,是宜于先民生存、栖息之地。人们心目中的地中,应该是冷暖适宜,风调雨顺。当时的伊洛平原满足这些条件。
  洛邑地中说能被广泛接受,还因为它跟“周公营洛”联系在了一起。牧野之战,周人打败殷人,武王有意营洛建都。但营洛未成武王去世。他的遗愿得到了继承,在周公的主持下,周人最终营建了洛邑。
  周公营洛,有其政治上的考虑。周为小邦,猝然灭殷,如何以偏居西边的镐京为政治中心,来镇抚殷遗民及治理天下?周初政治家经反复考量,营建洛邑成了必然选择。因为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把京师置于国家地理中心,从管理的角度来说,要方便很多,各方诸侯进贡时走的路远近也差不多。周公历来被奉为“政治楷模”,这也为洛邑地中说罩上了神圣的光环,使它更易于被后人所接受。
  除“洛邑地中说”外,还有“阳城地中说”。
  阳城即今河南登封告成,“阳城地中说”的由来,据说也跟周公有关。史料记载,周公是按照《周礼》中所说的方法进行测定,结果认定地中是在阳城。
  到了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改革天文仪表,组织“四海测验”,把阳城作为一个重要基地,建台立表,实地观测。郭守敬所建的登封观星台遗存至今,早已是“国保”。
  阳城为地中的说法,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古代文献屡次提及“禹都阳城”,考古发掘也证实了先秦时期古阳城的存在,位置便在今登封告成镇。而地中是与古时都城有密切关联的。
  更重要的是,阳城紧靠嵩山,嵩山在古代,极富神秘色彩,也具有天地通道的功能。
  “阳城地中说”与“洛邑地中说”各有所据,两种说法在后世均有人信奉。
  但地中究竟是如何测定的?《周礼》中的说法是否可行?立竿测影能否测出地中呢?
  《周礼·大司徒》中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通“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即:用土圭测影的方法来测土深,确立日影长短,寻求地中。太阳在南边时则日影短而天热,太阳在北边时则日影长天气寒冷,太阳偏东边时傍晚多风,太阳偏西边时早上是阴天。夏至时,太阳照在表上,表的影子投到圭座上正好五寸长,地面无影,这个地方就是地中。
  文字讲得还是粗疏,只有“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这句话具有可操作性。但若真的按这一定义去寻找地中,又会发现,符合这条件的地点有无数个。因为大地实际是个圆球,在同一纬度上进行测量,所得的影长是一样的。正因如此,古人早就深感困惑。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进入我国,带来了西方的地球学说和世界地图,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很大震动。经过认真思考,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这一学说,到了这个时候,传统的地中说或曰天中说,真正地寿终正寝。剩余的,只有纯粹的文化史意义了。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三 颜书宋塔汝南天中

 

 


  汝南天中山,是和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题写的“天中山”三字,令此地声名大振。
  天中山大门两侧,是由中国书协主席、书法家张海书写的对联:“天中山圭影千古运转,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颜真卿曾被封为鲁郡开国公,人称颜鲁公。
  天中山下那通由四块方形青石组成的石碑上“天中山”三个字是颜真卿的绝笔。最后一块青石上是题款,记载着“天中山”三字的流转故事。
  青石题款,多有残缺,但大意仍能看出来,说颜鲁公76岁时在蔡州待过两年。“天中山”是他所写,立石刻碑是明嘉靖年间申阳、何大复摹刻,清朝中叶汝宁府官“求得旧本重摹刻石”所立。
  细看“天中山”三字,石刻笔画有新旧叠加之处,“这是清咸丰年间,又依笔画勾勒加工而成。”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这通碑横向排列,被一座小屋盖在里面,小屋还装了两扇铁栅门,足见珍视程度。
  它的西边,还有一通竖立着的石碑,碑上除“天中山”三个颜体字外,还刻有“周公营洛建表测景,豫州为天地之中,汝南又为豫州之中”字样,这是明嘉靖年间所立。
  这两通碑上的“天中山”字样,“虽为后人重摹刻石,但原碑文字确为颜真卿当年囚蔡期间留下的墨迹珍宝,直到明代还有拓片。”驻马店黄淮学院教授刘清珍在其论文中说。
  查阅当地文史资料,颜真卿在蔡州期间,喜爱汝南小南海景致,曾题写“鸢飞鱼跃”四个字,现存于汝南园林学校。
  2007年9月14日,记者在蒙蒙细雨中踏进汝南园林学校。穿过教学区往西走,西部围墙边的莲池中积满浮萍,岸边老柳在风雨中摇摆,老石桥上生着青苔,景色清幽得近于荒凉。史书记载小南海是“历代修城筑堤取土之处形成的洼地,浠水成湖”,历史上风景很美,现在依然风韵犹存,可以想见“鸢飞鱼跃”。
  在校内寻访多人,未找到颜真卿题字碑。再回汝南文保所,得知原来确有,后来遗失了。
  据说驻马店著名的查岈山景区,也有颜真卿题写的碑刻。
  在汝南,颜真卿的书法遗迹被人们珍爱,还因了书法背后“颜鲁公尽节万古长存”的故事。
  颜真卿以气节著称,宋代欧阳修是他的“粉丝”,认为他人字统一,字如其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
  欧阳修得其断碑题跋,说他的字如同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让人既敬畏又热爱,虽然只是残碑断字,也不忍丢弃。
  颜真卿是唐代书法大家中作品留传于世最多者,对此,欧阳修分析说,他忠义的气节明如日月,坚如金石,自可以传世无穷。他所到过的地方必有遗墨,所以才有“唐人笔迹见于今者,唯公为最多”。
  颜真卿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是可以并传而不朽的。“真正让天中山名扬天下的,是‘天中山’这三个字的作者颜真卿。”央视在《走遍中国》中如是评说。
  “天中山”得遇颜真卿,幸何如哉!
  何以平原垂大笔直教劲节压天中
  隋唐实行科举取士,草书、行书不易辨识,清楚明白的楷书成了科考通用书体,当时知识分子无不精习。
  楷书到唐代成熟,颜真卿创造了标志楷书艺术最高峰之一的颜体,他将自己刚正大度的人格融入书法作品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风。
  颜楷用笔藏头护尾,线条骨肉丰腴,结字端庄秀丽,篇章朴茂充实,把楷书之美推向极致。能够激发人昂扬奋进的审美情趣,感受到唐帝国博大恢宏的气象。
  颜真卿之后,柳公权楷书以骨力取胜,形成“颜筋柳骨”。
  颜的书法太有名了,在众人印象中,他往往只是个书法大家,但在历史上,他首先是一位有为有德的政治家。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祖上为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故他自署为琅琊人。734年颜真卿举进士第。753年被调离朝廷,出守平原郡(今山东德州)。
  颜真卿到平原郡后,看到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已有反叛迹象,就以防备水患为名搞战备。表面上,他很招摇地召集文士,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侦察他,认为颜真卿是个书生,不必重视。
  755年,“安史之乱”起,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失陷。只有平原郡“城守俱备,贼不能进”。颜真卿又派人通告常山太守、他的堂兄颜杲卿,相约联合抗贼。黄河以北17郡公推颜真卿为帅,组织兵力20余万雄立河北,军威大振。此时的颜真卿,岂止是一书生,“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756年,史思明攻陷常山,颜的堂兄颜杲卿被杀。颜真卿与乱军多次交战,杀贼甚众。安禄山攻陷洛阳,杀留守李 、御史丞卢奕、判官蒋清,派人拿着3个人的头到河北地区威胁劝降。到平原郡,颜真卿杀掉了安禄山的使者,把三位官员的首级郑重安葬,以示绝不投降。
  平原郡抗击叛乱,显示出颜真卿是一位忠于国家、有远见、有组织才能的杰出政治家。
  颜真卿后来回到朝廷时,已是肃宗皇帝,之后又经代宗、德宗,按他的才能和政绩,朝廷不能不提升、任用他。他在朝中,为官刚正,什么意见都敢提,什么人都敢批评,弄得权臣们很不高兴,就想法把他排挤出朝廷,贬谪到地方。颜真卿宦海沉浮,时升时降。
  但颜真卿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唐玄宗时,安西都护赵含章为了一个好位置,广行贿赂,九品以上的官几乎让他“一网打尽”。后事情败露,玄宗大怒,查处受贿官员,独颜真卿未受贿赂。玄宗感慨地对颜真卿说:“古人以清白留传子孙。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你一人了!”
  “安史之乱”平息后,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783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动叛乱,攻陷汝州,威胁东都洛阳。宰相卢杞向皇帝建议派颜真卿去劝谕李希烈。李希烈决心反叛,绝无劝止可能。派颜真卿去,等于羊入虎口。颜真卿前往许州劝谕李希烈,李不听从反劝颜投降,颜真卿当然严辞拒绝。与此同时,唐德宗诏令各路军马讨伐李希烈,李希烈连连失利,逃回蔡州。颜真卿被挟往蔡州,软禁于龙兴寺。
  颜真卿自知必死,遂自作遗表、墓志、祭文,指居室西壁下说:“此吾殡所也。”
  题写“天中山”及“鸢飞鱼跃”,都是软禁于蔡州时的事。
  李希烈建立“大楚”,派人回蔡州询问颜真卿登基礼仪,颜真卿愤然答道:“所谓礼仪,只有诸侯朝天子礼,绝无僭越之礼。”李希烈恼羞成怒,令部将辛景臻威吓颜真卿,在庭院中堆满柴草,浇上油点燃。颜真卿毫无惧色,纵身赴火,辛景臻慌忙阻拦,李希烈听说后惊叹不已。
  784年,李希烈军事上迭遭失败,为泄愤,决定杀死颜真卿,于是派人到蔡州。颜真卿得知使者是李派来的,便高声怒骂,使者缢杀颜真卿。
  唐之后的人,对颜真卿都有高度赞扬。比如南宋人洪迈所著《容斋随笔》中说,虽然颜真卿被杀害了,但他在蔡州期间,打击了李希烈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天下刚烈之气,对叛将归顺朝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颜真卿被杀害,大概是上天有意使他流芳万世,成就他光辉义烈的一生吧!
  “汝南人为他立碑、造庙,并将其所书厚重遒劲、气势磅礴的‘天中山’三个字,刻石立碑。他所维护国家统一的浩然正气,也将雄峙天中,万古长存。”邵建民说。
  闻说中州中在此九层塔立亦佐证
  悟颖塔,又名无影塔,其具体建造时间,史无记载。据河南省文物部门考证,此塔始建于北宋早期。1984年10月在修葺该塔时,在第八层发现一通长0.45米、宽0.28米、厚0.08米的石碑,文字是“隆庆元年(1567年)崇藩王施财重建宝塔”。这是明朝再次重建的证据。
  又据《汝南县志》记载,塔名悟颖,是它的建造者悟颖和尚的名字,至于无影塔名来源,是因为“每逢夏至正午无影,故名”。这座玲珑的九层塔目前已是“国保”。
  南关吉祥寺早已废弃不存。现在的悟颖塔坐落在一片空地上,塔侧是新建的碑廊。塔东南不远处便是规模庞大、金碧辉煌的南海禅寺,寺院已建了十几年,即将完工。
  两去汝南,两看无影塔,第一次认为“太平淡了”,也是,看过嵩山密集的塔群后,别的塔总觉得不够味儿。
  第二次,仔细查看,才看出点儿味道来。
  塔高20多米,壁面砖用石灰浆黏合垒砌,壁体内砖与砖之间用黄泥浆黏合垒砌,整个塔身从第一层以上宽度逐层收敛,高度均匀递减,塔的轮廓为弧线形,塔身显现出优美秀丽的身姿。
  塔基为单层须弥座,九层塔身,第一层最好看,有拱券门、格扇门和假窗,格扇门分三部分,中部雕刻缠枝牡丹的腰华板,下部雕刻壶门和动物形象的障水板,“为河南省数十座同期塔所仅有。”《悟颖塔申报国保资料》上说。
  塔内砌有盘旋梯道,可拾级登临。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生活久了,再高的塔,也不觉其高。但因为汝南高层建筑少,视野还算开阔。
  郑州轻工业学院副院长、汉文化专家陈江风教授认为:“塔本身也是一个呼应天中山的有力证据,汝南人有关于天中的认知,要找东西坐实它。无影塔一说不会凭空而来。”
  夏至日中塔脚无影,怕是很多塔都会有这种现象,唯有汝南这座塔以无影塔命名,还是因为汝南民间的“集体无意识”,才会用“天中说”的符号与语汇套用周围的事物。
  关于无影塔,还有一个传说。
  远古时,汝南是一片沼泽地,沼泽里一个水怪,一有兴致就玩水,一玩水就成涝灾。大禹治水时,开挖汝河排出了积水,又设计制服水怪。
  一天,水怪变成一个老人,去找大禹斗法。大禹识破其身份,事先准备好一条带锁的链条,又把链条变成一碗面条,让水怪吃下去。面条下肚,水怪感到肚子痛,赶紧往外吐,但吐出的只是链条,心已被锁住,水怪喊饶命。大禹对水怪说:“今天饶你不死,但你要隐居修行,不准再出来祸害百姓。”水怪连声称是,大禹让人挖了一口直通东海的井,把水怪锁在里面修行。
  后来,水怪又回来祸害百姓。皇帝知道后,下诏建塔封上井口,镇住水怪。这座塔就是无影塔。
  这个故事,放在汝南历史上水害严重的背景下,透露出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汝水古代是害河,这里的人民很早就开始治水。上古时候,汝水内产白龟,岸上长蓍草。洪水泛滥时,伏羲氏从河内钓白龟,用蓍草烧灼龟甲,卜出凶吉祸福。这是祭水。之后,逐渐向治水迈进。两汉时期,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鸿隙陂,就诞生在这一带。
  鸿隙陂是由治水专家、汝南太守郑当时修建的,他把流经上蔡、平舆、汝南、新蔡的洪水,拦蓄成一巨大人工大湖泊。宋代又凿通了汝水和汴水,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通过汝水融会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直至今天,中小型水库在这一带仍然星罗棋布,这样的地理背景,建座塔也和水妖联系在一起,是情理之中的事。
  据史料记载,无影塔建成一千多年来,前后经历了十三次大小不同的地震,塔身除少部分风蚀外,没有出现任何结构上的变化。又据汝南人讲,每年夏至,练太极拳的人要面向此塔练功打坐,名为吸地气。
  汝南悟颖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每逢夏至正午无影”,又名无影塔。据河南省文物部门考证,此塔始建于北宋早期,“为河南省数十座同期塔所仅有”,它和颜真卿题写的“天中山”碑刻共同佐证着“汝南天中”的说法。图为汝南悟颖塔。 

 

 

 

 

 

汝南今古天中梦系列四 群贤毕出汝半朝

 

 


  2007年9月26日,全国东西合作经贸洽谈暨农产品加工业博览会在驻马店开幕。走到第十个年头的全国东西合作会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驻马店是国家指定的“东西部经济合作示范区”,区位优势凸现。各媒体提及驻马店时,反复出现“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天中之地”作为驻马店的符号,认可度日深。此时提及的“天中之地”,已消失了我们前文所述的天文学意义,更多是从地理位置加以判断。
  从地理位置判断,古时的“天中”范围,要远远大过今日驻马店地区。西汉设汝南郡时,“领县三十七”。除了驻马店,还包括今天的信阳、漯河全部及平顶山、周口等地的部分区域。元代汝南郡改称汝宁府时,仍“领四州十五县”。历史上所谓“天中”大地,包括了现在的豫中南和皖西北,大致为淮河中上游一带。这进一步强化了“豫州为九州之中,汝南尤在豫州之中”的真实性。
  在驻马店确山,周朝的诸侯国道国如今正处于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中部。这条大动脉,古代是中路古道,今天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公路、107国道几乎和这条古道同出一辙,可见其设计精巧。“天中”位置重要性可见一斑。
  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文化现象的特质。“天中”北连黄河,南接长江,与秦、晋、楚、吴、齐等地域“相表里”,此地有中国南北两地文化的共有特色。
  “农作物南稻北麦,语言南蛮北侉,饮食南精北粗,民风南奢北俭,地形西高东低,处于西部山区向东部平原逐步转移的过渡带,政治、经济也处在中国政治、经济中心转移的过渡带。”驻马店黄淮学院刘清珍教授在文章中说。
  作为“天下之中”,这里还有特值得自豪的事情——历史上两度出现“汝半朝”现象。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汝南郡文明史和除水害兴水利密切相关。”汝南县外宣办主任邵建民说。
  两汉时,汝南郡境内有河道20多条,洪、汝、淮河纵贯其境,遇雨成灾,水患连年。鉴于此,西汉末年曾在这一带修过全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鸿隙陂。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重新修复,依高下形势,起塘四百里,百姓得其便利,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庶的郡。
  治水驯水的结果,汝河两岸的农耕文明得以飞速发展,经济繁荣又影响了文化发展,人们读书仕进,人才辈出。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人物亦最多,户口繁盛,统辖强大”。朝中“六百石秩位”的高官,汝南人就有61个,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汝半朝”时代。
  古人探究汝南仕宦辈出时,多用“天中说”解读“汝半朝”。“汝半朝”的出现,也强化了“天中说”的真实性。所谓人杰地灵,本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之事。出了那么多大人物,也更增加了汝南人“天下之中”的自信。
  两汉时期汝南郡出名士百人
  “汝半朝”起于西汉、盛于东汉。“汝南固多奇士”,早成定论,到了东汉,达到巅峰。
  西汉王朝吸取秦亡教训,推行开明措施,选拔任用了一批贤臣廉吏,使西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王朝之一。西汉王朝设23郡,汝南郡是其一,“领县三十七”,地盘不小。
  当时的汝南郡地处中原,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又是天下大郡,人口接近300万,经济文化水平在全国都属“第一梯队”。从西汉末开始,汝南籍为官者已渐成气候,到了东汉,群贤竞秀,史书称,“汉末论党季,汝南实其渊”。
  据清代《重修汝宁府志》记载,两汉汝南郡有名可考的大人物有46人,立传的有32人。《后汉书》和《风俗演义》中留有传记和姓名的汝南籍高官、名士,多达百人。其中最著名者有宰相袁安、翟方进,党人领袖陈蕃、范滂,人物评论家许劭、许靖,经济思想家桓宽,经学大师戴凭,文字学家许慎等。
  袁安,汝南郡汝阳县人,少时习读经书,为人庄重有礼。他客居洛阳时,家居简陋。某年冬天大雪封门,洛阳令路过其家门,看到连个脚印都没有,以为袁安已死,便铲雪入室,见袁安僵卧家中,问他为啥不出去求助,袁安说:“大雪天人皆受饥寒,我不愿打扰别人。”洛阳令贤其能,推其为孝廉。
  公元71年,袁安任楚郡太守,当时因楚王刘英谋反,被牵连者有数千人,袁安上任不进衙门,先到监狱,将无确凿犯罪证据的人释放了400多,称:“如有出入,我自当抵罪。”汉明帝很赞成他的做法。87年,袁安任司徒,多次弹劾专权的外戚窦宪等人,窦太后很生气,但因袁安行为高尚,无法加害他。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汝南郡涌现出一大批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人,著名者是汝南平舆人陈蕃、确山人范滂。
  陈蕃15岁时家里来了个客人,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脏得不行,就问他:“你为啥不打扫庭院迎接宾客?”陈蕃大声说:“大丈夫当扫天下,为啥要扫一室?”客人认为他有潜质,启发他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很聪明,从此发奋读书,谨慎做事。
  范滂少年时立志清廉,为官后,朝廷派他去巡查冀州灾情,他一入境,地方官自忖行为卑劣,弃官而逃。
  两汉没有科举制度,选人的国策是“察举征辟”,察举是各级官员推荐,考察后择优录取。征辟是朝廷直接下诏征集名士任官。这样,人脉资源变得很重要,汝南人做官的愈多,出的官就愈多。在汝南,父子、兄弟以至于累世为官者居多,这也是“汝半朝”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士大夫中出现了评议政治人物之风,凡被举为孝廉者,要经善识人物的名士评议,相当于“政审”。人物评论家代表舆论导向,影响入仕者的仕途,类似现在主流传媒的“评论员”。汝南平舆人许劭和堂兄许靖就是当时的首席“评论员”,被称为:“平舆渊有二龙焉!”
  两人每月初一更改品论题目,称之“月旦评”,各地名士云集平舆,聆听二人高论。时间久了,大家把他们评论人物的地方——今天平舆县城中清河水环绕的小岛叫做“月旦评”,至今平舆还有月旦桥。
  许氏兄弟通过这种方式荐举了很多人才,家乡子弟因此仕进者众,这是“汝半朝”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许劭的评论影响极大。当时年轻的曹操毫无名气,听了别人的介绍,备厚礼到平舆求见许劭。许劭看不起他,不见。一日曹操偷偷潜入许家,一见许劭便问:“你看我是怎样一个人?”许劭看看他,心里有谱了,佯装漫不经心地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觉得这话太牛了,大笑起来。许劭的品评让曹操声名远播。
  《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是西汉时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盐铁论》是当时政府调整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被后人誉为“中国经济思想的经典性著作”。经学大师戴凭,当时京师洛阳到处流传着“解经不穷戴侍中”。《说文解字》的编者许慎,被称为“五经无双许叔重”,作品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
  汝南籍人才出类拔萃,人物品第高,数量多,涉及范围广,对两汉政府政策走向、经济文化事业均产生深刻影响。
  明万历年间朝中五部都有汝南人
  到了明朝,“汝半朝”的宦海奇观再次出现。
  “这是和明朝汝宁府重视教育分不开的。当时汝南书院、中正书院、天中书院和南湖书院都是方圆百里颇有名气的书院,乡野间遍布学堂私塾。当时这里还修建了天中较士馆,就是考馆,能容纳8000余名士子参加考试。”邵建民说。
  如今,天中山南边约10米处的那座两层小楼,就是天中书院的遗存。小楼青砖灰瓦,大门紧闭,湮没在没膝的杂草中。
  据史料记载,明朝时天中书院与汝宁府府学齐名,清朝时占地仍有10亩左右,建筑面积800多平方米。当时人们形容它是:“大河前环,一浮沙当院门,随时异形,或高如几,锐如笔,方如圭,圆如璧,堪舆家有谓地灵家孕贤杰云。”
  明万历年间,“汝半朝”风光无限。据《汝宁府志》记载,万历年间,汝南有185人考中举人,51人考取进士。“当时朝内六部中,五个部里都有汝南人身居要职,掌握实权。”邵建民说。
  李本固,明代汝南城内人,万历年间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出按三秦,惩贪参庸,弹压强藩,威声大振。又按察云南,军民无不慑服。后来朝廷爆发了“争国本”斗争,神宗皇帝欲“废长立幼”,“汝半朝”意外卷入这场风波,李本固、李宗延、费必兴等汝南籍大臣联名上书:“废长立幼,非太祖法。”神宗震怒,把他们都削职回乡,“汝半朝”势力大减。
  李本固削职回乡后,郡守黄似华让他“发挥余热”,组织乡民兴修多处水利,其中在汝南、遂平交界处,有李本固督修的汝河长堤,据说是用毛驴踏踩的方法修筑,大堤坚固异常,人称“李公堤”。“虽然经历了75·8特大洪水,此堤仍安然无恙,发挥着水利功能。”邵建民说。
  李本固还修纂《汝南志》24卷,编《汝南遗事》两卷。
  汝南县人桂有根,父亲名桂祥,也是名宦。桂祥曾数次平反冤狱,吏民对他感恩戴德。桂祥之母27岁守寡,30年吃斋吃素,守节课子,受诰封修立贞节牌坊。
  在这样的“忠孝之家”长大,桂有根从政后多惠政,爱重文士。邑士周永春,非常贫困,桂有根屡次资助他。此人终成大器。
  桂有根在京城为官时,一天神宗皇帝在“国忌日”作乐别苑,当听到桂有根的马蹄声时,立即停止作乐,神色紧张地说:“桂胡子来了。”第二天,桂有根以“荒淫”上疏皇帝,神宗不得不有所收敛。由此可见其忠直个性。桂有根最终升任工部右侍郎。神宗皇帝诏谕赐祭营葬,祀乡贤祠,邑人为其建牌坊。
  2007年9月15日,记者前往桂有根的家乡汝南县三里寨乡五里岗村桂老庄。庄里有300多桂有根的后人,庄西北立着桂有根的墓碑,上刻“工部右侍郎、太常寺少卿桂有根神道碑”。
  村民带我看了家族珍藏的桂有根画像,76岁的桂运旺告诉记者:“桂有根原是个外地小闲官,后被封为侍郎官,死后葬在家乡,还立了旗杆牌坊,埋御祭坟。”
  根据这通神道碑和村民的分析,桂有根应该是埋在这里的,但因年深日久,湮没无闻,再也找不着了。
  作为时代的产物,“汝半朝”在东汉和明代两度出现,当然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中原文化沃土的哺育,这就是淳民风、尚气节、兴学校、育贤人。 (全文完)
  作为“天下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曾经的汝南郡成为天下最富庶的郡,汝河两岸的经济、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群贤竞秀,人才辈出,历史上两度出现“汝半朝”的宦海奇观。图为今天的汝南护城河。  

汝南县天中书院旧址,这里曾出过大批文人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