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华夏阴阳五行学说与汉医学

——追寻华夏神传文明的足迹（三）
作者：川人
华夏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与汉医学紧密相联，一脉相承，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在翻阅汉医学基本理论时，笔者不由的感慨古人对天、地、人的认识是如此的深刻，非当今科学所能及。对汉医学了解越多就会越感觉华夏文明就是神传文明，尤其把华夏玄学、阴阳五行学同汉医学联系起来时，这种感觉便越发强烈。
一、汉医学的理论基础：
汉医学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和华夏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精气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早在两千多年前, 汉医学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奠定了汉医学学的基础，内容包括摄生、阴阳、脏像、经络和论治之道。时至今日，华夏传统医学相关的理论、诊断法、治疗方法等，均可在此书中找到根源。
汉医学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独特之处在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辩证论治疗。汉医学的精气学说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气的运动称为“气机”，气的各种变化，称为“气化”，天地之精气化生为人，这便是华夏医学对人的由来的基本看法，它来源于天地万物的原始之气。
不仅如此，汉医学还根据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的特点来描述五脏的特性和功能。如：木性可曲可直，条顺而畅达，肝属木，其特点是喜条达而恶抑郁，并有疏泄之功能；火性温热而炎上，心属火，其特点是心阳有温煦之功能，心火易于上炎；土性敦厚，有生化万物之特性，脾属土，其特点是有消化水谷，运输精微，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又为气血生化之源；金性清肃收敛，肺属金，其特点是具有清宣肃降之功能；水性润下，有下行、闭藏之性，肾属水，其特点是主水液代谢之蒸化排泄，并有藏精功能。
而且五行说认为，五行之间存在着生、克、乘、侮的关系。相生即相互资生和相互助长，相克即相互制约和约束。如果五行相生相克太过或不及，就会破坏正常的生克关系，而出现相乘或相侮的情况。相乘，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对被克的一行克制太过；相侮，即五行中的某一行本身太过，使克它的一行无法制约它，反而被它所克制，所以又被称为反克或反侮，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正常的发生与发展。
相生相克的关系在中医中被广泛应用于解释五脏之间的关系，脏腑间的病理影响，和相应的诊断和治疗。五脏之间相互资生的关系，可用五行相生来阐明：如肾（水）藏精，肝（木）藏血，肾精可化生肝血，此即肾水滋养肝木，即水生木；肝（木）藏血，心（火）主血脉，肝之贮藏血液和调节血量功能正常，则有助于心主血脉功能的正常发挥，此即肝木上济心火，即木生火……所以五行学说同汉医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汉医学影响至深。
藏像学说更加丰富了汉医学的理论，“藏”指人体内的五脏六腑、奇恒之府，“像”指脏腑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透过外在“像”的变化，以测知内在“藏”的生理病理状态，称为“从像测藏”。汉医学还认为：气、血、津液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有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化、营养等作用。不仅如此，汉医学还有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等，组成了一套完备、科学的医疗体系。
由此看来，我们不难发现，汉医学的理论基础根植于《周易》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相生相克的道家理论，同神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某种角度上讲，汉医学就是神文化的遗产，华夏古人只不过是继承和发扬了它，而不是创造了它。
二、汉医学独特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汉医学在诊断治疗疾病时，采用扁鹊所提出“望、闻、问、切”四诊法，以收集资料，判断症状和体征，并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内在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结论，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治疗原则与具体治法。
所谓望，是运用视觉来观察病患神、色、形、态的变化，以判断病情的一种方法。神就是指人的精神状况；色主要是指观察病患面部的颜色和光泽，根据不同的色泽可以看出气血盛衰和疾病发展变化；形，是指人的外部的形体；态，主要是指病患行动的姿态，如果人走起来精神抖擞，则说明很健康，而弯腰曲背，多半是肺部有毛病，如果总是一副腰酸腿软的样子，则可能是肾虚。如果行医之人有当今人所说的“天目”的特异功能，那么他这一望，便能透视人体，比当今的CT还厉害，传说扁鹊、孙思邈等大医学家均具备这种功能，故他们能透视人体，查明病因。
所谓闻，主要是指听声音。如果人说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那么说明这个人精气十足，精力充沛；相反，如果病患语声低弱，有气无力，甚至不想说话，多为虚证，多半是气虚等一系列的病。而所谓问，则是向病患询问其感受，如哪些地方不舒服，问一般情况的生活习惯，问病史，问起病时间等。它是一种最能直接获取一些病情信息的方式。
所谓切，包括切脉和按诊两个部份，是切按病患的脉搏、皮肤、手、腹部、四肢及其他部位，以诊断疾病的方法。脉搏的波动可以反映人的一些内在的生命信息，因此可以通过它观察到人体内部一些病情。脉象分很多种，各自反映的生命信息也不同。通过诊脉，有经验的医生就能从脉搏反映来判断患病的性质和部位，比如说一个人情绪不好，烦躁，即所谓肝气郁结，它能通过一种叫弦脉的脉象反映出来，这种脉象琴弦，很硬，很直，绷得很紧，就能根据这种脉象特征查知病情。
而汉医学的治疗方法有多种，既有一般内服药物的内治法，又有药物外敷、热熨、熏洗等外治法，以及独特的针灸、拔罐、刮痧、推拿、按摩、气功等非药物疗法，还有以药膳为代表的日常食品疗法。一般而言，完整的汉医学处方，至少包括四项以上：情治（情绪控制）方面的指导；忌口（饮食应注意的事项）；运动的建议（打坐、导引、气功等）；中药的使用，或针刺、推拿等，故汉医学在治疗疾病时，是以身心合一的角度全盘考量，这充分体现了华夏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通过对汉医学诊断和治疗的大致了解，我们不难看出华夏医学自成一套体系，并有着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体系同华夏阴阳五行学密切相连，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具体事物上的运用和体现。
三、历代汉医学家和特异功能：
历代著名的汉医学家不仅对汉医学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有着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是历代不被人所正视的，很多人仅是当作一个神话传说，当我们以一种审慎的目光再次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原来的神话传说是真实可信的，历代大医学家都有种特异功能，他们这种功能用气功治病的理论来说称之为“天目”。
关于扁鹊的特异功能，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这样描述的：“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挸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说的是，扁鹊依照他（扁鹊师父长桑君）的说法服药三十天后，便能隔墙看到另一边的人。用这种功能诊察疾病，完全能看到五脏六腑疾病的病根和体内发病的部位，他只是把诊脉当作一种名份上的事情。由此看来扁鹊的“四诊”中的“望”靠的就是他的特异功能“天目”，他治病中的诊脉只是掩人耳目的一种形式。
历代名医如陶弘景、孙思邈、李时珍都是修道之人，他们在修炼中开天目，出现各种特异
功能均属常理，尤其孙思邈的《千金方》中的有些方剂，无法用中医现有的理论通过辩证
论治的精神去衡量和理解，这均源于行医者的超常能力，今人称之为特异功能。
四、汉医学对行医者的道德要求：
正是由于汉医学深厚的内涵和理论的超常，才使得汉医学对行医者的道德水平要求甚高，这种高标准的要求行医者不仅有利于患者，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提高行医者技能水平的前提，用修炼界的话说，就是要出特异功能必须得达到出功能状态的心性要求，也就是道德水平的达到相对的高度。
对于这一点，有“药王”之称的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方》里有详细的阐述，在《千金方》的序中孙思邈以“大医精诚”为题，向后世所有诚心学医和行医的人提出了行医者的医德修养问题。“大医精诚”中的“精”指医技、“诚”指医德，要成为大医对两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就要求要正心、要慈善，要达到这点，行医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不断的升华自身的精神境界。不仅如此，对待患者的痛苦要像对待自己的痛苦一样，不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等等艰苦，“一心赴救”。对于生疮、下痢，体有秽臭的病人不能反感，要有怜悯心；反对杀生，认为“杀生求生，去生更远”，这都体现出药王孙思邈认为行医者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水平的思想。
要达到孙思邈这个“大医”的标准，行医者就必须时刻要求自己道德水平的升华，一个人如能持之以恒，便是“不修道已在道中”，长期以往这个人就能出能量，从而强化自身携带的先天本能（特异功能），通过特异功能就能诊治各种顽固疾病，就会创造众多的医学奇迹。所以道德水平的升华，是汗医学对行医者的基本要求，是行医者的根本所在。
众观汉医学的方方面面，从汉医学所秉持的理论基础到汗医学诊治的方法，从汉医学行医者的特异功能到汗医学对行医者的道德要求，无处不体现出汉医学的深奥之处，这种“深奥”更加展现了汉医学是神传技艺的特点，尤其当我们了解它同阴阳五行学是如此贴近之时，在感叹汉医学精湛、深奥之余，不由得对神传技艺产生了几分敬畏和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