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死死，阮玲玉九十三年生祭

     现在人们再谈起阮玲玉其人，或许都不再会再去重新体会她的美丽，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神情渐虚无且稍显憔悴的她，或许也只能属于早前的那个颓废而奢靡的旧上海。在那个年代，任何美丽的事物或许都是残缺的印记，人们经常以桃花、芳草等纤弱植物来形容女人的天生丽质，就像是预见了她们的凋零一样，恍然而不知所云。当年那习惯了将自己掩藏在在像框与影像背后的阮玲玉，将自己的幸与不幸都丢还给了那个生她、养她、成就她、并捐弃她的上海滩，没有只言片语，只给世人残留下了一连串的疑问以及一些发了黄的老照片，还有先人的那段关于人面与桃花的囫囵诗句，嗤笑着那些甘于在娱乐空气下堕落迂腐的世间愚人。

　　 1910年4月26日，阮用荣与妻子何阿英在结婚四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乳名叫凤根。一个女孩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并没有重男轻女的偏心，这是因为母亲看到婴儿的小脸上天生一对弯弯的美丽的丹凤眼，而她的父亲，从第一眼起已经为女儿着迷，把她当作了阮家的命根子。

　　　出身于工人世家的阮玲玉少年时就尝尽了酸辛，过早地经历了人世间的坎坷，由于家庭较为清贫，十六岁的她迫于生计，不得不从崇德女校退学。此后母亲被帮佣的那家女主人诬陷偷钱，被赶了出来。为了讨生活，她四处奔波求职，后来在屡屡碰壁之后便抱着撞运气的心情依着报纸上招聘启示，来到明星影片公司考《挂名夫妻》的女主角。她从那条直通大门，两旁盛开桃花的走道上，姗姗走向导演室时，所有的人都精神一振，助理导演要她做快乐表情时，便轻盈地把头一侧，薄唇轻启，嫣然一笑；眼睛笑得更弯，也更妩媚，在唇角边还浮出一个逗人的浅涡。当助理导演要她做悲伤表情时，原来留在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流丽的眸光顿时蒙上一层水盈盈的泪花，从泪眼中露出哀怨的神情。卜万苍导演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她考取了。这果断而迅速的决定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惊异。望着姗姗远去的倩影，卜导演兴奋地说：“你们看，她像永远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一定是个有希望的悲剧演员。”

     卜导演像个巫师，他的话，在阮玲玉九年的银幕生涯二十九部电影中得到了印证。她从《挂名夫妻》开始，在影片中饰演各类不同角色，塑造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其中有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以至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有正派角色也有反派角色；由少女演到老年，从旧社会的殉葬者一直到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先进女性。这些人物都有一个悲惨结局，有的自杀，有的入狱，或者被逼疯，或者病死街头。这些充满悲剧色彩的银幕形象，也就是旧中国千百万苦难妇女的缩影。她们的不幸遭遇震撼人们的心灵，激起观众无限同情和共鸣。没有受到艺术上的专门培养的阮玲玉，所以能够如此到位的把握悲剧人物的心理，做出卓越的表演，实在是因为影片中这些角色的际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她本人的身世较为贴合。

　　　阮玲玉的感情生活是凌乱的，早在她16岁那年，他就结识了她这一生最不该遇见的那个男人张达民。当时阮玲玉的母亲在张达明家作佣人，在阮玲玉的母亲以偷窃的罪名被驱逐出张家大院之后，这位貌似忠良的张大少爷就殷勤地帮她们安排住所，籍此抚慰着心灵受遭受创伤的母女俩，同时也借这个机会骗得了对阮玲玉对其的倾慕之情。少女时期的阮玲玉与少爷张达明的关系也成了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故事，两人私下里有了交往并相互爱慕，后来两人便同居在了一起。这时候渴望享受家庭幸福的阮玲玉被张达民外表的老成呆板而迷惑，献出了天真无邪的身心。她去拍《挂名夫妻》时，自己的生活却陷入了有夫妻之实却无名份的境况。张达民没有拿一分钱供养阮玲玉母女，而且还一次次拖延着与她婚期. 他像个蛀虫一样一次次伸手向她要钱，并一次次将钱赌光。阮玲玉好几次为他找到体面而又轻松的差事，他就几次携软逃走，让阮玲玉去还债并忍受难堪。阮玲玉对他一直存着希望，她希望张达民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一样浪子回头，她觉得自己能够感化他。可是幻想总是很容易破灭，张达民公然表示只是看中阮玲玉长得漂亮，将她当作姨太太，高兴时叫她服侍服侍，解解气，张无情的话语彻底击碎了不堪一击的梦，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可是这个魔鬼竟无耻提出要分手可以，但每个月贴他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她甘愿用辛辛苦苦拍戏换来的血汗钱换取独立、快乐和未来。

     1935年，阮玲玉的前男友张达明，这位生性无赖的阔气少爷，不愿看到阮玲玉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在法院状告阮玲玉的现任丈夫唐季珊“妨碍家庭罪”。一时间全上海满城风雨，传媒、小报上沸沸扬扬，对阮玲玉的谣言传闻愈演愈烈，阮玲玉遭受到巨大的压力。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夜，在今天新闸路沁园村9号，阮玲玉的家中，25岁、正值当年的阮玲玉留下“人言可畏”的呜咽，离开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她的遗书清晰地责白了她对死亡的看法，她觉得，自己一死，既保护了心爱的男人，也成全了自己完善的人生不受玷污。她把三瓶安眠药搅在甜甜的八宝粥里，坦然地缓缓食下。

　　　阮玲玉的死给予这个城市一次巨大的阵痛。她得到了一场全城注目的葬礼，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艺术界同事和大批市民向她的遗体告别，几十万市民在马路边向她的铜棺默哀。鲁迅先生献上了一篇悼词《论人言可畏》……。
　　　当天她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非常多的影迷前往吊唁。三天之内根据不完全统计有10万人左右，而且均是自发行为。根据那天报纸的记载，据说有好多女学生不上课拎着书包，跑到胶州路要进去看阮玲玉。胶州路水泄不通，租界派出大批警察来维持秩序。
　　　阮玲玉死后获得哀荣，九泉之下，她的心会因此平静吗？
　　　而当年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织云，也是阮玲玉丈夫唐季珊的前妻。她在阮玲玉死后深有感触地说：“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

　　 到底谁杀了阮玲玉，这成了旧上海最复杂难解的一个问题。阮玲玉这支风中的蜡烛终于黯然熄灭了。吹灭蜡烛的人，除了唯利是图的小报和记者，也许正是那些影迷，那些每天都不肯放过小报上有关阮玲玉官司的热心人。 
    但是阮玲玉的自我消灭使哀痛的上海市民想到的是《新女性》结尾处她那“我要活啊！我要活啊！”的嘶声呼喊，它道出了“新女性”们对生存的真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