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2004.11)
【作者】南志刚 于时
100年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林传甲先生和东吴大学（苏州大学前身）黄人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面世，这是中国学者最早撰著的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它们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世纪大门。为纪念“南黄北林”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检视一个世纪以来国内文学史研究状况，展望文学史研究走向，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2004年11月5日—8日联袂在苏州大学举办了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六十多家院校、科研机构和香港、台湾高校以及日本、韩国的学者近150人汇聚到黄人当年写作文学史的地方——苏州大学红楼，回顾百年文学史写作的经验教训，在多学科视野中，探讨当前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呼唤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开放融通、更有个性化的文学史著作的问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陈跃红教授和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罗时进教授共同主持了研讨会，会议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讨论。
一、国人撰写“第一部”文学史之争。本次会议既是一次讨论会，也是一次纪念会，面对黄人和林传甲的文学史，自然就提出中国文学史写作第一人的问题。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陈国球教授通过细密的考证、严谨的研究，描述了黄人和林传甲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和成书过程，认为不能仅仅拘泥于成书的时间先后，而应该从“学术史意义”来评判这个问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以《被遗忘的文学史》为题，介绍了他在法兰西汉学研究所发现的吴梅《中国文学史》讲义，并分析了该讲义与京师大学堂课程设置、吴梅本人的关系，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兴趣。苏州大学王永健教授从分析黄人与吴梅个人交往入手，认为吴梅参与了黄人的文学史，而吴的讲义可能就是黄本的一部分。
台湾佛光大学黄维   教授提出《文心雕龙·时序》 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而引发了“什么是文学史”的讨论。文学史观念是西方近代文学文化的产物，不但要描述文学发展的过程，还要勾画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其中，而《文心雕龙·时序》尽管也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但不具备勾画民族精神史的意义。因此，有些代表认为《文心雕龙·时序》是古代文学史研究，还不能算是文学史。
二、打通文学史。打通中国文学，破除学科界限，是本次会议代表们的共识。至于怎样打通，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时间上的打通，主要指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打通的问题、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打通的问题。其二是空间上的打通。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介绍了章培恒教授主持的“古今演变”研究和复旦大学开设相关课程的情况，揭示了打通古今的必要和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杨义研究员提出从民族文学问题、文学地理学问题、文学文化的融合问题和文学图志学问题等四个方面，把汉民族文学的中心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合力结合起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空间意义上打通中国文学。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古今演变和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史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在进行时”，在文学史研究中如何对待通俗文学，如何阐发通俗文学的文化功能，也是文学史转型、打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从延安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对打通现、当代文学史的意义入手，寻找整合现当代文学的“新路径”。苏州大学朱栋霖教授认为要打通中国文学史，关键是要有统一的文学史观念。没有统一的文学史观念，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分析评论总是在打架，就不可能真正地打通中国文学。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也应该参考西方文学史写作的新成果，在文学史写作的层面上，打通中国和西方，为中国文学史写作引入新的思路。对此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和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分别以英美著名汉学家魏理和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例，作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引证分析。
三、回到文学史发生的原点、还原文学史发生现场。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围绕着如何回到文学史现场，怎样处理回到文学史现场、文学史史料和文学史叙述者的主体性、个性等问题，代表们从各自的角度发表了意见。北京大学陈跃红教授通过国内文学史研究和国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比较，提出了两个问题:中西颠倒和如何回到文学史现场?他认为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论的理解更有现场感，更能引导人走向自由的境界，而国内有些学者的研究漠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意美，反而远离了中国文论发生的现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斋藤茂教授以南宋文学为例，分析了根据自己的时代来评判前人文学的问题，认为“如果不把一个时代文学的个性特征放在那个时代中，如果不把那个时代的文学动向交给后人的话，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学史”。朱立元、陈子善、朱晓进、曹旭、曹虹、杨乃乔、周建忠、方长安、诸葛忆兵等学者或从文学史大叙事和知识分子小叙事身份的矛盾入手，或从文学史资料与文学史观念的角度、或从文学史写作中编写者、史和文学的结构性矛盾的角度，提出了回到文学史原点和文学史写作主体性的关系问题。有的代表谈了“回到文学史现场”的体会，并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尝试，中国社会科学院戴燕研究员通过对鲁迅内在精神和生活习惯的探讨，解读鲁迅有关魏晋文学的论述，苏州大学罗时进教授从对唐诗发生和演进的实际诗史动向的考察入手，提出“前李杜”时代和“后李杜”时代的界标及其意义，都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兴趣。
四、文学史的学术规范与霸权。许多代表论述了朱自清、王瑶、唐   、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文学史论著，认为文学史应该坚持必要的学术规范，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和历史的逻辑性相结合，也有代表认为文学史首先是文学，然后是史。也有代表提出文学史的真实性问题，质疑“是否存在文学史”?认为文学史是“真实的谎言”。暨南大学朱寿桐教授质疑文学史的话语霸权，认为需要重新考虑文学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不是文学史，提出把文学从文学史中解放出来，把文学家从文学史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多样性，引起代表们热烈的反应。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明、王保生研究员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总结了文学史编写和研究中的存在问题，一致强调文学史的学术规范，认为文学史写作应该避免急功近利，要有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文学史家要保持的独特的审视眼光，保持对文学作品审美风采与审美特性感悟，既注意第一手资料的考辨，又善于吸收他人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令人信服的文学史。
作为本次研讨会一个特色专题，“通俗文学史”的研讨现场气氛也非常热烈，包括中国作协著名作家苏叔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晓伟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于洪笙教授、北京大学商金林、孔庆东教授和苏州大学学者汤哲声、刘祥安、陈子平在内的一批与会者的见解，显示出中国文学史研究应有的多样性、丰富性。
乔治·桑塔格曾经说过:我们需要的是艺术的生命欲望。文学史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过程，是人类文学智慧的动态叙述，而不仅仅记录文学的知识，我们期望的文学史应该是融文学的灵动与优美、哲学的思辨与智慧、历史的逻辑与使命为一体的文学史。这就是本次会议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本次会议带给我们的期待。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