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木：回乡(1969年纪事）

我从郑州上车开始，坚持站到阳平关车站，终于候上了已预约了好久的座位。这9次特快，没有出北京站就已经严重超员，加上火车一上陇海线例行的晚点，乘客都抱怨9次成了特慢车……我站了十八个小时，才疲惫不堪地坐在已完全属于我的一尺见方上，合上双眼，腿肚却受宠若惊地哆嗦起来。我是仿效别人经验，让家里来电报，“母病重速归”，也获得了师里批准，回重庆探亲去的。后来才知道，我走后不几天，战备就突然紧张起来，老大哥团队还拉着远射程加农榴弹炮，到山里转悠了好几天，师里也新增了一个反坦克炮团。
这是1969年的深秋，秋高，但气却不爽，华北干热得令人焦燥。过宝鸡后，只见到秦岭背阳处稀稀疏疏的一点雪，两岸飞瀑的峭壁，露出久旱的干白来。底下是萎缩而又浑浊的嘉陵江。打从车窗灌进来的，是不带丝毫潮味的风沙、细煤渣。13号车厢景状繁杂、世俗；烟气、汗气、臭屁气，混合上行李架上大包里腊肉、香肠的熏油气，在铁皮罐子里弥漫。照例，送不来开水，也加不上凉水，不知何时才能透口新鲜空气，也不知哪天人们才不会将肉制品运向天府四川（我只从郑州买了20个母亲爱吃的皮蛋）。听说周总理在四川汇报工作和困难时，挖苦地问，四川的鸡蛋要两角钱一个，请四川同志把鸡蛋拿来看看，是不是四川的鸡蛋要大一些？
没有14号车厢，加挂在我们13号后面的无号车厢，是一节普通的硬座；极其幸运的是，它的乘客并不受超员的干扰，它是不满百人的包厢！它的乘客居然有一小半是小孩子，但车窗紧闭，和我们联结的车门，也已紧锁，13号的门也照锁不误，两门间形成了一个“工”字型的隔离空间。我们车厢的人，都奇怪地谈及这个无号包厢。在宝鸡车站弄开水时，我凭着川音，向乘务员老乡打听到，那是一节运送“黑帮”及其家属的专车；大概是某某部的坏干部，在疏散的精神下举家南迁。这些干部，大多是40、50多的汉子、婆娘，比起矗立在北京展览馆前工农兵、红卫兵声讨黑帮的泥塑群像中那个“走资派”，似乎要年轻一些。那个“走资派”被概化成秃顶、大肚子，一双玻璃珠子的贼眼……
在阳平关车站，仅仅置换了一些旅客，上车的比下的还要多。立即，我的身边就贴上一位候补旅客，我感到有一把硬邦邦的“盒子炮”顶住了我的腿弯……心中一阵烦躁，我微微放开眼来，见是一只小提琴盒子。
我的贴身，趁我有些动静的机会，用川味的普通话开腔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Li），同志，能不能让一点点（DiDi）坐一下？
虽然他刚刚上车，我也无可奈何动一动，让出了半尺坐椅边。
这位贴身朋友30多岁，小小个头，黝黑、精瘦，穿一身自染的黄绿军装。是重庆的工人，我立即作出了判断。感觉没有欺骗我，这小个子不乏四川人特有的多舌善语，使得本“单元”的9个人，在行到广元车站以前，就知道他的确是重庆某大兵工厂的铣工，在“大联合”、倒旗前夕，他是名闻川东的“重庆工人造反军”宣传队的提琴手。1967、1968年的两次武斗，他都逃到成都。“九大”前后，社会上的武斗平息，但生产尚未恢复，两派还在单位里冲突，他和别人一起跑省委，去总后告状，在成都市呆烦了，又到汉中亲戚家住了两个多月。
这把小提琴，是一把琥珀色的苏州造，用人造丝的造反战旗的一角小心地包着，下面压了一本油印的流行曲谱，放松香和琴弦的小盒子里，塞下了袖珍语录本。他背着一个小黄挎包，绣着簇绒的“为人民服务”；里面是换洗的内衣、面巾、牙膏。搪瓷杯上烧印有“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支左部队赠”。
看到小提琴，我的手指下意识地拳了起来，不禁想起自己的提琴。当初离开学校去部队锻炼，担心西洋乐器受人鄙视，没有敢带走，连同一些文革资料，放在运动里认识的工人家里了；殊不知我进了团宣传队，居然可以用提琴演奏样板戏，而且还常常参加师的宣传队上街演出。但平顶山市的乐器店没有卖小提琴的（郑州也没有），我们只有玩苏制手风琴，还是抗美援朝时装备的，练习队列歌曲，和板胡联合伴奏样板戏。
我的新同座安静不了多久，就拿出了琴，小心翼翼地搽拭松香灰和尘土，背靠我的肩头，拨弄出“敬爱的毛主席”，其后又是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之鹰”。不错，他想过个干瘾，那时喜欢外国乐曲的人，都不言而喻地用阿尔巴尼亚歌曲——后来是罗马尼亚歌曲，来过东欧乃至西洋乐的瘾……
他也算是一只游击队的百灵，在川东、川西，以至景山公园和国务院接待站，盘来旋去。海阔天空摆龙门阵的，呆立的站客、瞌睡的坐客，被他拨弄的琴声吸引。
火车开出成都已经是子夜。在成都上了好多重庆人，他们争先恐后地给漂泊外乡的我，讲完两派的告状啦谈判啦，已挤在地板上，相依入睡。连那个在资阳站外停车时，百无聊赖地把烤红苕扔到路基下老农脸上的恶少，也坦然入睡了。那可怜的老农，他高高捧上本想卖出一毛钱的红苕，就像那捧只空碗的老农表情——罗中立那幅油画《父亲》里的……
夜车似乎更如闷罐子，还有臭虫在活动。我也失去了睡意。长途旅行，长时间缺水，长久不去小解，两夜不睡，洗不上脸（满脸油汗、煤灰），酿成无名的低热。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的邻居也没有睡，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时而在揉弦，时而在换把位，两眼微合，也算是自得其乐吧。
我想，他是无法离开这把琴了，哪怕是武斗，是进“学习班”，还是迁徙流离，还是露宿车站广场，伴随他的，除了语录本，就是这把提琴了。他比那走南闯北的红卫兵，就多了一把琴。
后来的人们，还知道当时的音乐也给予人们以亢奋的力量吗？
我第一次在乡下打摆子，连续一周高烧38度以上，傻的不知用药，仅仅靠听收音机里播放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来支撑自己。人们在文艺的荒野中进行文明的辩论时，总要选用最适合的语录乐曲来开路，最文明和礼貌的辩论，甚至不用语言文字，而相互奏一支乐曲来示意与回敬。就像四川小乡场中，在阴丹士蓝长衫袖子里摸手“谈”生意一样的矜持、洒脱！每每在政治围剿或孤军奋战的自持中，你可以从深夜传出的《红梅赞》、《西江月-井冈山》的幽咽黑管或萨克管声里吸取奋起的力量。而在武汉那最野蛮的武力进攻前，你可以听到对方用上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铜管乐来鼓舞士气。事后，不少当事人会争抢说：这曾经是一个毁灭了文化的“革命”。大家似乎遗忘了，人们在争取与抑制中，确实也感知过时代与文艺的脉搏的频率，感到一种谐和，也曾狂醉地求得过某种艺术的寄托。那曾是炙热的、高节奏的，快板（Allegro）紧击的时代。只是小提琴的独自奏鸣，确实是少见了。惆怅、忧郁、缠绵的琴声早已经销声匿迹。能为万人共鸣的旋律，已经融入风行一时中西合璧的，交响乐的天庭呼啸中。
咸酸的欲望终于冲出来，促使我按住那有节奏的手：“能拉一支曲子吗”？他似未从养神中醒过来，迷茫地说：“行啊……”；“到哪里去拉，手都伸不开呀”！
但他慢慢缓过神来，向腰间摸去，露出欣喜、得意的神色。他给我看一串钥匙、多用小刀，还有一把铝合金的小工具，一头是三棱柱。于是，他用尖尖的下颌点点车尾。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过道里熟睡的人身上“飞”过去，终于到头——到那从未开启的玻璃门前。无号车厢那边灯火通明，“陪送”人员也已入睡。他熟练地旋开了车门，我们闪入了车厢尾那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真空地带，又回身轻轻地把门锁死。多好的一间音乐厅，连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顿时也收敛下来。
在紧锁的、冰凉的茶炉前站定，他取出提琴，试试弦音。“听什么呢？‘草原上的红卫兵’，还是‘北风吹’、‘娘子军’”？
“不，来一段《梁祝》吧”！我站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两箱之间，不加思索答道。
“《梁祝》吗！我已经三年没有敢拉了”！黝黑的小脸绽放出诧异与难言的惊喜。造反军的宣传队当然是不会演奏这个的，那阵谁敢自讨没趣？
三年算什么？我已经五年半没有听过了，自从1964年夏湖北省委宣传部通知封存了“问题唱片”（我亲手去执行的，当时我在院广播台作文艺编辑）。
他左手托起提琴，颤抖着的弓子，迟疑地拉出一段平缓的过门，之后，渐渐绽出初春的苞芽来，就像一位恬静、羞涩的少女，倾吐出久违的旋律。那窄窄的门道仿佛渐渐地消失，变成了宽大的舞台，昏暗的舞台灯光在缓缓地增强……我的琴手屹立在唯一的听众前，以异样陶醉的神情，把脸颊贴了上去……
……
多么真切、细腻的，从容不迫的述说（Parlando），又是悱恻、缠绵的回旋，勾出一线甜丝丝的清泉，渗入龟裂的心田。我不由得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俞丽娜在广场上演奏的形象。
又滑进了主旋律，似行云流水，像柳暗花明，如相识燕归，大自然的帷幕在无声地开启。好一幅百花齐放春光明媚的绚丽场景。男欢女喜的雀跃，在回生的滞疑后与琴手技艺复归的跳弓中，终于呈现开来。Giocoso！俞丽娜的神色也开朗起来。但不知是乐曲创作缘故还是小个子演奏的问题，音色总有些脱出江南情愫，揉入了华北的粗犷气质，有些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的秧歌味。
游移已转入清新、流畅和娴熟；是明净与透彻，是消魂的默想。惟有小提琴才能表现的幽雅、温柔，在耳语般细腻地吐露昔日的恋情。欣赏音乐似做瑜珈功，她洗涤和疏通了我热病的脉络，内省、复归，一种凉爽、冷静的领悟，好象在摆脱不了的梦魇中寻回了故我。终于，一阵酸楚拨响了滞后的心弦，心灵里似乎回响起《红色娘子军》中清华来到红区那一段清新、明快而有深情的大小提琴交相辉映的对话，弄不清楚是“梁祝”和“娘子军”，还是乐曲和我；只有傍白依然在说“这清凉甘甜的椰子水，浸透着……”。真奇怪，这“才子佳人”的情怀居然与现代革命文艺也能相互提携？我在与谁神通？
我的琴手正努力去囊括管乐队与独奏小提琴的对话。本来应该用黑管吹出的一段忧郁的旋律，现在用提琴表现出沉默、低缓，求索而又困惑不解。他时而泯嘴苦笑，时而欣喜陶醉，时而转入阴沉。另一段乐曲，在印象中好象也是由管乐来表现的，给人以不详、不稳定的征兆，他不成功地拉出了命运的挑战，厄运的狂飙，摧残与抗争，他将弓根沉沉压在G弦与D弦上。这是“梁祝”中不那么为人共传的一小段。他尖瘦的右颊显得特别严峻；车门的玻璃，微微地影射出异侧同样的神情。他似乎也在竭力去钩回久违的记忆。
我们都在 “钩沉”。我们曾经克制了自己的什么呢？
突然我想起大胡子同志的言论集里，在1960年代初给古巴文艺工作者的讲话：革命的艺术家为了革命，能够牺牲掉哪怕是自己原来崇尚的艺术精神。在过去嘲笑这颇有些狂热的革命家时，我也始终记得这名言，也曾经相信这大概是思想脱胎换骨改造的真谛，并用这个来约制自己。延安整风和文化革命，大概都要牺牲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艺术感情的。自我克服本身也许也是一种文化进步？
呵，是的！已克制了很多很多。好象在1966年10月，文艺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晚会上，刚从牛棚中被搭救出来的郭兰英，在造反派的鼓掌欢呼声中，一支又一支地高唱拿手好歌：“白毛女”、“小二黑”、“刘胡兰”、“一条大河”——激励过两代人的歌曲。她戴上了一顶旧军帽，盖住被恶意剃的阴阳头。而造反派一再请她唱《南泥湾》，她却含笑蜿拒。后来红卫兵们才反应过来：因为作曲者是文艺界的“大黑帮”，正在“牛棚”中，刚“出棚”的她，虽然未彻底平反解放，但她要革命，要克制，要与黑帮和过去划清界限……
我的工人琴手在挽回逝去的什么？是英台和梁兄在红尘的眷恋吗？
只有我一个听众在这么胡想，也只有铁路沿线偶尔掠过的茅草屋中摇曳的桐油灯，在回答我。有人这么晚还没有睡？我想起中学时光，那打着火把夜行和通宵达旦的大队集会，那油灯下，通宵响彻的会计算盘珠子拨弄的声音。
他好象少了一些曲段，我也的确记不清了。这曾经是阳春白雪的，也是雅俗共赏的。在50、60年代，往往以万人满巷的广场演出推了出来。第一次在重庆解放碑前就是广场演出，为此，我们偷偷地逃了晚自习……
列车在通过一连串的岔道，一阵阵猛烈的“侧滑”把我来回甩动。他似乎也正借助悲咽、声嘶的运弓，来回答大提琴发出的哀鸣。我努力去追赶自己生僻的旋律，也去追逐飞逝的追念。好象在乍醒时希望抓住逃逸的梦境。不过他已经很快地越过这一大段，在我们的演出厅里呈现了乐曲的“白板”，他终于疲惫不堪地垂下双臂……
顿时，钢与铁有节奏的碰撞，竟也喧嚣尘上，显示了它们固有的存在。
沉静中重现了一线希望。
在追忆中，梁、祝又色彩斑斓地扑翅齐飞，回到这两平方米的音乐厅。他们在毁灭中夺回了永生。但单薄的一把提琴，自然不能渲染那交响乐队的博大了。
……
“啪”！
晶莹的一滴，砸在油光的琴面。不会是汗水吧？我们的汗水已耗光了。他慢慢地把身子向车门转过去，想回避什么。但夜空下的玻璃门，竟意违地反射出他涓涓而下的细流……
我一阵酸楚，为了掩饰自己，也转过身去，希望我什么也没看见。恰好，在“14号”的玻璃门那边，一个7、8岁的小男孩，大概刚刚解了手，或者出于对13号的好奇，趴在门上，鼻子尖都压得扁平的，正茫然地注视着我。
1987年7月
五柳村2007年3月2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