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纪事

施晓宇
引子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
1976年，是中国的坎坷之年。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多重大的政治事件。
1976年，中国发生了太多太多不该发生的天灾人祸。好在最终否极泰来：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一晃，时间过去26年，如今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些重大事件？如今还有多少人还把这些事件当回事？不，在工人下岗、文学贬值，歌星吃香、名人出书热的今天，在股票爆炒、钱潮滚滚，房地产升值、商品化气息无所不在的今天，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这些惨绝人寰的天灾人祸——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忘记，更不应该忘记。
周恩来总理逝世1976年，我刚好20岁。作为中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我已经在福建省顺昌县洋墩公社蔡坑大队插队两年。以上历史事件发生时，我正在闽北山区插队劳动着，消息来源主要依赖于一架小小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官方新闻”
以及从省城福州家人或同学那里传来的迟到的“小道消息”。所有这些，都有我当年写下的“红色日记”为证。
1976年的到来，首先是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元旦这一天播放毛主席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词作为新年献辞开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文革”期间著名的“两报一刊”）随即发表了以毛主席的词句为命题的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这两首词如今大概已很少有人知道，故抄录如下：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两首词与广播的同时，《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等全国大小报纸都在元旦这一天于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并注明转载于《诗刊》1976年1月号。一时间，毛主席的著名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和“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响彻大街小巷，挂在全国人民的嘴上。就在全国人民欢呼毛主席的两首新词发表刚刚一周时间——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周总理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出生在江苏淮安。1717年6月周恩来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9月赴日本求学；1919年4月参与发起成立天津进步学生团体“觉悟社”，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担任天津学生领袖，9月入南开大学学习；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9月出任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8月与邓颖超结婚；1927年国共分裂后，周恩来直到去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总理逝世这一天，全国的新闻机构都没有报道。《福建日报》这一天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以“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名义署名的大块文章《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头版的第二篇文章是《能文能武，反修防修——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理论队伍的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一看就知道是上面统一安排刊登的。既然报纸广播都没有动静，我和同队的知青自然也都不知道，大家照样出工劳动。第二天才惊悉噩耗（第二年揭批“四人帮”才知道是他们有意向全世界隐瞒了一天周总理去世的消息）。1月9日的《福建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些年每天的报纸在报眼位置都要刊登一条
“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才是通栏黑色大字——“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我的日记写道：
元月8日晴—多云
上午到公社办事。为了让知青队员的粮食关系办得更圆满些，我今天得罪了公社的办事要员，手续搞得不胜复杂，麻烦不断……办队办队，矛盾多如毛；解决解决，胜利向前进！
元月9日晴
噩耗，巨大的噩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癌症医治无效，于昨天上午逝世！
在收音机播出的哀乐声中，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只觉得眼圈热辣辣地要流泪，鼻子酸溜溜地在哽塞，心头涌起一阵阵悲痛。我们党，失去了又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中国人民又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领袖。噩耗传来，我仿佛觉得空气都显得格外沉闷，真的——干活劲也使不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是这样的无情，竟然又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锋战士。我不想说什么，一切只等明天的报纸……
元月16日晴
周总理离开我们，一晃就是一个星期了。这一星期内，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多如雪花。外电评论，全世界如此隆重、盛大、广泛地悼念一位国家领导人，是少有的。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有过世界性的震惊、引起哀悼外，就数此次周总理的逝世了。
天安门事件周总理逝世后，日子也就一天天地过去。4月初，我因母亲生病，从闽北知青队回到福州照顾母亲。这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震惊中外的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我和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事先并不知情。一直到了4月7日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才惊得目瞪口呆。请看我4月7日和4月8日的日记：
4月7日阴转少云
将《读〈欧根奥涅金〉》的长诗写完，另完成几首小诗。
晚上，高二同班同学郑香弟来访。他是从另一同学唐磊处得知我回来的消息的。刚送走客人，打开收音机，就听到震惊人心的消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最近发生了一次反革命政治事件。自4月上旬起，有一小撮坏人利用清明节、祭奠先人之机，策动一场以祭奠周总理为名的破坏活动。
他们聚集在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高呼反动口号，散发传单，粘贴反动标语、诗词。
到4月5日达到最高潮，近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西南角一座兵营、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聚众闹事：烧毁兵营；砸烂公安局的宣传车和上海牌小轿车、消防车以及前来平乱的民警汽车，并点火焚烧；警卫战士、人民警察、首都民兵均被打伤，一队前来镇压的民警被截成几段殴打，几个民警的帽子被扔上天空；保卫人民大会堂的首都群众数百人，被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十余人；这一天从早晨8点至晚上一直动乱不止、镇压不下。到晚上6点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市革委会组织的平乱队伍数万人派出后，暴乱方才平息；仍有相当部分的人聚在纪念碑周围不散。
广播说，歹徒们的气焰非常嚣张，声称要北京市公安局同意成立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否则就砸烂。还说现在天下大乱，谁敢出来管？说要拥戴邓小平当头，出来处理事务。总的是反对中央罢邓小平的官。
同时广播的内容还有中央的决议，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还选举确定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等职务。
4月8日少云—多云
上午领回特挂——队里托裘建干寄给我的30斤流动粮票（注，当年要是没有这类票证，人在城市里是无法存活的）。
接着上街看政治形势如何。霍，满街刷满了红色标语，内容总的两条：一条坚决拥护中共中央1976年4月7日的两个决议——关于任命华国锋当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总理及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一条愤怒声讨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东街口标语尤其刷贴多多，比比皆是。其中有XXX、XXX等十几人写的给省委的一封公开信，吸引不少人围观。内容是要求省市委召开20万人的大会，拥护中央的两个决议。要求廖志高、马兴元、林一心（当时的省委书记、副书记）做出交代——同邓小平的关系等等。
下午省里果真在五一广场召开声讨大会，居然达到30万人。多为干部、学生、军人。街头岗哨不少、戒备森严。
准确的说，4月7日晚上8时正，全国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同时播出的当天中共中央作出的两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随后，电台全文播放了由姚文元亲自督战，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带人刚刚赶写出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的以上日记就是听完这些颠倒黑白的广播后受骗记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及全国所有报纸都在第一版的黑色通栏大标题下刊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包括配合刊登的各地拥护中央决议的大量电文等，我和同队知青并没有看到。在我们那里，当天的报纸通常得等到一周甚至10天以后才会看到。
多年后得知，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远远不止10万人参加，单是4月4日这一天，因为适逢清明节，又恰好是星期天，从早到晚就有200万人以上参加。而且这些群众是因为抗议当局有意缩小悼念总理的规模、在当时的形势下故意按处理国家领导人丧事的最低规格对待周总理，甚至连瞻仰遗体、吊唁活动也只允许给短短的6天时间，还不准报纸报道悼念总理消息时出现“敬爱的周总理”等字样才自愿前往天安门广场倾诉哀思——为周总理鸣不平的。比如，周总理逝世不久，遗体就被人别有用心地移放到北京医院后院一间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停尸房里，房前没有过道，门一打开就直通户外。由于场地极其狭窄，人为捣蛋，长长的告别队伍只能缓慢移动，导致准许向遗体告别的人数由原定的6万减少至4万人。而医院围墙外，从东单到东交民巷，昼夜挤满了自发等候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群众，却是连见总理最后一面都不允许。这才出现了1月11日周总理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首都群众自发早早排在街道两旁挥泪“十里长街走相送”的动人场面。这些感人的镜头和动人的场面，我们在电影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都可以看到。
一边是亿万人民爱戴自己的好总理，一边是一小撮人对周总理恨之入骨。1月15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以最少的人数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匆匆开掉了事。
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此时绝对不会想到不到3个月后自己会再一次被赶下台去。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毛主席没有参加本来应该参加的追悼会，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一手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爱戴和怀念，也才导致了清明节前后北京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悼念活动。如今许多关于周总理的传记都真实记录着这么一件事——总理在1月7日晚从昏迷中最后一次醒来、对负责治疗的吴阶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对于这样一个全国人民深深敬爱的好总理，自然使少数几个窃国者如芒刺在背。他们一意孤行，强行下令没收人民从3月19日起自发敬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同时粗暴驱散、殴打和逮捕群众，这才引起了在场几十万人与警察和工人民兵发生的冲突。而在当时，除北京以外的广大中国人民根本无法了解那场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只能由着一小撮篡权者肆无忌惮地进行欺骗性宣传。我在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下去后特别注意看那几天的报纸。
4月5日《福建日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翻案不得人心。”发表的批判文章有《唯生产力论就是“唯”资本主义论》。第四版用整版篇幅发表了一个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短篇小说《第一步》。
4月6日《福建日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当天的头版头条转发的是《人民日报》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字里行间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很浓很浓，但就是看不到关于“天安门事件”真实的报道。
1976年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被镇压一周年后，全国上下还广泛传阅着一本诗集《天安门革命诗抄》，署名人是“童怀周”。这又引起当局极“左”派的极度恐慌，作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严密追查。当时编辑这本诗集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的。可是，人民群众中间就是有这样一批不怕死的人，他们是几个知识分子。具体的说，他们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还有李光辉、黄林妹、白晓朗等教师。后3人与室主任汪文风商量：把大家秘密私藏的手抄的“天安门诗抄”收集起来，编辑成册，用以纪念即将到来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他们起草了一份倡议书，大胆贴在办公室的门外。不想大家纷纷签名响应。很快，300册手刻、蜡版油印的《天安门诗抄》问世了，参与此事的16位教师化名“童怀周”。这本诗集立刻在全国广为传阅，影响很大。
“童怀周”很自然地也就成了那场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需要补充的一个细节是，仿佛是为了抗议篡权者的倒行逆施，就在全国上下秘密逮捕悼念周总理的民主人士之际，1976年4月17日，作为东南沿海城市的省会福州，在这一天傍晚19点左右，似乎连天公也震怒了，居然毫无先兆地下了一场百年未遇、突如其来的18级特大冰雹！大如鹅卵石的冰雹劈头盖脑地将福州所有的屋顶瓦片、窗户玻璃砸得个稀巴烂。许多房屋倒塌，高压电线砸断，不时有人员伤亡的消息传来。在这飞降约15分钟的特大冰雹致命打击下，福州城真的是鸡飞狗跳、家破人亡、几乎陷入瘫痪。在随后而来的抢修过程中，瓦片、玻璃、油毛毡等物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极其抢手的紧缺商品，黑市上一片瓦片的价格，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即便时间已经过去26年，凡经历过那一场特大冰雹打击的福州人，至今谈“雹”色变。尤其让我难忘的是，那一天傍晚，天空反常地明亮，劈头盖脑的冰雹砸下来时，我和大弟为了保护家里窗户玻璃不被砸破，两人赶忙用一件军用雨衣遮挡在窗户外面。结果，玻璃没能保护一块下来，两人的胳膊还被鹅卵石大小的冰雹砸得青紫一片。我的邻居因为听见老人说，冰雹存起来可以用来煎熬枇杷叶治愈大人小儿的咳嗽不止顽疾，于是戴了一顶大斗笠冲进露天去捡拾冰雹。哪里想到，一块冰雹还没有捡到手，头上就结结实实挨了四五块冰雹一阵狠砸，当场人就晕晕乎乎差一点没有栽倒在地！
有意思的是，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当时的报纸广播只字不提。26年后我重新查阅《福建日报》，从4月17日到18日19日20日……无一字提及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袭击福州等地，典型的报喜不报忧，也算荒唐之极。
朱德委员长逝世说话间就到了7月6日，这一天我们白天冒雨下田劳动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闽北山区雨水充沛，水田里的劳动常常是在雨中进行的。晚上，我却难得听了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故事；随后我又听到了熟悉的哀乐——
7月6日雨
晚上，全部在家的知青都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听老知青人华讲故事。这是一个著名的骗子骗人的故事，名字叫《安东》。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了众人，时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听完大家都有些惋惜，希望这虚构的故事情节是真的就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乐极生悲的缘故，我们刚刚笑完，悲痛和哀伤就笼罩了一切。
夜里10点，收音机里传来低沉、凄楚的哀乐。那悲切的哀乐让人听了心脏一阵阵紧缩——我忽然预感到该不是我们的朱德委员长逝世了吧？之前已经听说他长期住院。果然，这令人惊愕的消息不容置疑地沉痛传来：这颗伟大的心脏于今天下午15时1分停止了跳动，享年90岁。又一位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与我们永别了！朱德委员长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从一个旧军官在留法期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走上革命道路，逐步成长为红军司令、国家元首……悲切之余，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辈遗志，将老一辈革命家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
7月7日雨
怀着悼念的心情，昨夜提笔作了一首祭奠朱德同志的哀诗《深切的怀念》。
“一切都沉浸在悲哀之中，心情是这样的坠重。还有什么比这更悲痛？周围的空气仿佛已经凝固。
哪里想到啊，这颗伟大的心脏昨天还在跳动。今天却不敢相信的停终，以至永远永远……
安息吧，老一辈的革命家，我们一定继承你们神圣的遗志，高举红旗，为着我们共同的事业。
向着资产阶级，永远进攻。直至共产主义的大旗，飘扬在全世界上空！”
7月11日阴
今天，在首都召开追悼会，朱德同志的骨灰盒前放着夫人康克清送的花圈，盒上覆盖着党旗。送花圈的有各位中央主要领导人，毛主席也送了花圈。追悼会由王洪文副主席主持，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兼总理致悼词。参加人数达五千多人。
中央领导人及在京的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参加了追悼会。
前两天是中央规定的向朱德委员长遗体吊唁、告别的时间，吊唁人数多达数万人，包括各界代表及工农兵群众。就在朱德委员长逝世的第二天，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也因飞机失事而因公牺牲。皮定钧司令员是因为参加军事演习，冒雨乘坐军用直升飞机前往前线视察时由于气候恶劣，军用直升飞机撞山而于7月7日11时15分不幸牺牲的。享年62岁。
皮定钧司令员的追悼会也是在朱德委员长追悼会开过的第二天，于7月12日在福州举行的。毛主席亲自送了花圈。早在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全军内外都知道这么一个真实的传说：给皮定钧原准备评为少将军衔的，名单报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示：“皮有功，少升中。”由此，将皮定钧晋升为中将。这是因为皮定钧旅早在保卫延安时期就立下过赫赫战功。这是插曲，按下不表。
唐山大地震如果说，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去世属于人类不可抗拒的“人祸”的话，则7月28日震荡全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就可算是名副其实的恐怖天灾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我国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迄今四百多年来世界地震史上最强烈也是最悲惨的一次大地震。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一夜之间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当天，美国报道中国发生了8。2级大地震；日本报道是7。5—8。2级；瑞典报道是8。2级；香港、台湾都报道唐山地震震级在8级左右；我国新华社于地震发生的当天只报道了强烈地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当时没有报道震级和灾情，报道稿也非常简短：“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号召灾区全体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紧密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周围。慰问电的最后一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福建日报》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全文刊登了新华社关于地震报道的简短通稿和党中央慰问电的全文。耐人寻味的是这一天该报在报道唐山大地震的同时，头版接着报道了一条特大喜讯，标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福建维尼纶厂基本建成试产。”副标题是：“对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有利回击。”
这一天，也就是7月29日和第二天——7月30日《福建日报》在报眼位置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分别是至今人们家喻户晓的和至今人们毫不熟悉的两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花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
前一条语录的此时刊登，人们可以理解；后一条语录的此时刊登，人们就费解了。但意思明眼人都明白，就是决策者在淡化处理唐山大地震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多多宣传“正面”，包括不要让阶级敌人转移了阶级斗争的大方向。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只能是“阿Q式”的一种自欺欺人，于中国灾难深重的地震现实毫无用处。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的全人类的特大灾害，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纷纷向我国伸出了援助的双手，表示要尽全力帮助中国人民抗灾救灾。但是，决策者却以中国政府和人民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为由硬是将中国万分急需、雪中送炭的各种援助拒绝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祸国殃民、极其愚蠢的拒绝！
类似的愚蠢，类似的拒绝不止一次。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领代表团到中国签订中日友好条约和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定。在与毛主席的会见时，田中角荣首相主动提出关于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就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进行战争赔偿时，也被我们极其轻率地回绝了！前提是只要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行了！我们有些人总是喜欢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收获适得其反的苦果。要知道，这一轻率地回绝，也不知给我们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至少，从那以后至今，日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那么实事求是地承认过侵华战争的罪行，更别提什么老老实实地认罪了。若是当初我们接受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的今天将会是什么样子？
退一万步讲，哪怕仅仅只是接受一分钱的道义赔款，小日本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拒不承认侵华战争的罪行吗？！中国民间始终不断地向日本法院提出个人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还会被对方一次次无理地加以蛮横的拒绝吗？！
还是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唐山大地震上来。
由于唐山大地震的威力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爆炸，强烈的震感连远在北京的天安门城楼都摇晃不已，粗大的梁柱发出骇人听闻的嘎嘎响声！正在天津访问的澳大利亚总理感觉整个天津都在晃动！所以，地震人员伤亡之惨烈可想而知。死伤人数至今说法不一。有说死亡30万人，有说死亡28万人，也有说死亡人数超过50万人！我国官方正式报道的死亡人数是24。2768万人；受伤16。4851万人；总计40。7619万人。就在全世界都被唐山大地震惊呆了的同时，蜷缩在闽北山区犄角旮旯、偏安一隅的我和知青同伴却是与这一年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被蒙在鼓里一样，事先一点都不知晓。包括以上报纸语焉不详的报道仍然是事后才迟迟看到的。我们一直到8月10日，地震过去整整14天了，才从福州探亲回队的知青嘴里听到了这个迟到的骇人听闻的消息。
请看我在这一天记下的日记：
8月10日晴—午间阴
郁榕、赵修鸣从福州回来了，捎来了妈妈的一封信和白糖，还有钱和粮票。
他们回来，还带来了唐山大地震的传奇般的新闻。据说，这次大地震，唐山整个城市近殆沦毁，人口伤亡80万，死者与生者的比例是九死一生。地震波及北京、天津，北京一天拉十几次疏散警报。首都市民不能进大楼办公，不能回家休息，警报一响，忙不迭要跑出房屋，弄得人人疲惫不堪。
总之，近年来世界地壳变动太大了，《参考消息》报道说，日本不久也将要有一场大地震，震级将在7级以上。福建省据说以泉州为震中，也要发生一次较大地震。对于自然界的灾害，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还应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再说气候问题，世界各地均变化较大。就我国来说，疆土辽阔，海岸线漫长，台风对人民的威胁很大，单是今年以来，台风就没有间断过，最近这次台风还在作孽，我们住的外黄村都受影响。自然界真是变幻无穷、凶吉莫测。
中午没午休，关系父母复信。下午干活时众人叫苦不迭，让肆虐的小黑蠓叮咬得够呛。
李庆霖告御状从以上摘抄的日记最后几句不难看出，自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的讲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之后，广大红卫兵小将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全国从1969年1月开始，1966届、1967届、1969届（俗称“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第一批带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插队运动到1976年，已经经历过8年磨难，知识青年的插队热情大大减弱，本队知青连几只小黑蠓叮咬几口都叫苦不迭，可见主要是在思想上先发生动摇，打了退堂鼓。在这之前，由于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插队劳动中遭遇到一系列无人解决的生存困难，突发了一个震惊全国的“李庆霖事件”。事件的起因是福建省莆田县有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名叫李庆霖，他送大儿子上山下乡后，大儿子在农村所挣工分不能自食其力，吃不饱、穿不暖，还得依靠家里资助。作为家长的李庆霖不堪重负，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告御状”。毛主席收到信后亲自给李庆霖复了一封信，表示同情，并寄上300元钱予以补助。通过这一契机，全国知青的生存状况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有所改观。由于“李庆霖事件”转眼间30年过去，许多人已经淡忘此事，后来人更是不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下面我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原信及毛主席的复信原文照录如下，以告今人及后代。
李庆霖写给毛主席的信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秋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11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8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200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10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200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100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了。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再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置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赖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勤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另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之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
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而加以调用了。
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认人唯亲的现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后，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和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
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李庆霖敬上1972年12月20日
李庆霖一气呵成写好这封信后，未留底稿，立即拿去邮局邮寄。他担心此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中，就又给时任毛主席翻译的王海容写了一封求助信。毛主席收到李庆霖的告状信后，很重视，立刻派出几个调查小组分赴全国各地了解知青工作情况。结果证明李庆霖反映的问题属实，有的地方问题还相当严重。于是，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收到李信的4个月后给李庆霖亲笔复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
事后才知道，毛主席在将复信交给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寄出时，曾经问汪——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可以推选他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
正式代表；如果不是，本人有入党要求，可以吸收入党，参加党的“十大”；如果本人没有入党要求，可以让他出席同样即将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建议把李庆霖的来信编入全国课本，供学生学习。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就妥善解决知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专门下发了12号文件。文件中全文转发了李庆霖给毛主席的来信以及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一时间，李庆霖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成为大义凛然、敢于为民请命的时代英雄。甚至，李庆霖在全国知青中间成了万人称颂的“李青天”。很快的，李庆霖入了党，当了官，成了全国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福建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就是在1976年前后，李庆霖仍然红得发紫。而毛主席给李庆霖复信的那几句话更是在知青中间广为传扬，深得人心。就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将毛主席写给李庆霖的那几句话倒背如流。
毛泽东主席逝世现在要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事了。
毛主席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去世的，享年83岁。毛主席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从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中国的“第一把手”后，民间有许多关于毛主席牵强附会的传说。诸如保卫中南海的毛主席的警卫部队代号为8341，象征着毛主席活了83岁，在位41年；韶山冲周围几个山头远远望去，活像毛主席平躺着的形象；1976年是龙年，毛主席是“龙体”，主席去世前有过几次病情危急的时刻，所以中国这一年极不太平，天灾人祸不断等等。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毛泽东主席去世的这一天，我们知青队上山开垦荒地。
开荒通常要炼山，就是把山上的杂树灌木之类砍倒，放一把火烧荒。事前我们已经很小心地开了一条足够宽的防火道，但是，火舌还是莫名其妙地越过防火道把整座山头都烧着了！于是大家手忙脚乱、屁滚尿流地打火、灭火，好容易将火势压了下来，刚刚清除了危险——我们知青队的炊事员——知青们轮流一人当一周的伙头军——脖子上挂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泪流满面地上山来了。大家一听见播出的哀乐声，就什么也都明白了。结果一个个双腿一软，纷纷跌坐在还冒着火星的滚烫的土地上。紧接着，就有人呼一下站起来，风风火火地往山下跑；大家伙立刻跟着一个一个都往山下跑。原来大家都不相信炊事员脖子上的收音机里播出的讣告，本能地要回知青点拿到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来听，来证实。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于是大家伙七嘴八舌议论开来，有人竟然绕到宿命论上去了，说难怪今天这山火烧得邪乎，原来是“龙”翻身了呀。虽然我们都觉得这话说得荒唐，但没有谁愿意去反驳他。人人都像软脚蟹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请看我那几天写的日记：
9月9日多云长歌当哭，必将在痛定之后。我们能说什么呢？谁能想得到，我们最伟大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已经于今天凌晨零点10分与我们永别了。谁能想得到啊，主席竟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人世，往后的形势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国家未来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呢？一切的一切，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
我们是在下午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使人万分震惊的消息的。大家都很明白，这一天迟早总要来到的，甚至还谈论过主席一旦过世，幅员辽阔、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将是怎么一种镜头。但是谁能料到竟在今天这种时刻发生呢？谁想到会是今天呢？对于毛主席的逝世，我们感到跟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一样令人觉得突然、吃惊和万万意想不到。整个晚上，我们是在伴着哀乐和悲痛中度过的……
9月10日晴现在我在看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写的一本有关他同我国领导人，其中包括已逝的总理和主席会晤的情形的书，名叫《漫长的革命》。
书中着重谈了他和总理、主席会谈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然而，书中的这些人今天都已不在人世了。就在昨天，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也已经“见上帝去了”（这是主席自己同斯诺谈话时说的，交谈中主席好几次提到他不久要去见上帝了。谁想就在昨天，这种非常时刻，他真的抛下8亿人民去了）。
见物伤情，看着书中描写主席的字句，现在我正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仿佛就在现在，我总觉得我们敬爱的总理和主席不曾死去，就像过去一样在微笑。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你怎么能死呢？”这只能是我们的一种心愿而已，死亡总是这么无情！谁还有心思出工干活？
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情，整个下午，我们在知青点楼上布置了一个灵堂。主席的遗容画像挂在正中央，上端是用黑绸布扎的孝花一朵，下面摆着知青队全体队员敬献的花圈，左右两边是两大枝从山上刚砍来的松柏枝条，花圈也是用自己砍的松枝扎成，象征着我们敬爱的领袖英灵永垂不朽！
这是我们知青队布置的第一个灵堂。看着那庄严、肃穆的阵势，望着主席慈祥的遗容，队员心情极端的沉重，心口像堵了一团棉花。每个队员左臂戴着黑纱，每个队员神情都是那样严肃、哀恸。
9月11日晴
响应党中央《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我们兵分两路，上山干活了……今天，全国各地普遍举行悼念活动。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拍唁电给党中央，表忠心。各省军区党委都开了会，作了决议，决心以实际行动悼念主席。
9月12日晴
不觉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天气便也急速地凉了下来。萧瑟的秋风中，更增添我们悼念毛主席的悲哀之情。
9月13日晴
收音机继续广播各国首脑拍来的唁电。唁电一致公推毛主席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世界最伟大的领袖之一。评价是很高的，哪怕连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9月14日晴
明天，丛远东、林建、胡磐、董丽娜返榕，赶着回去参加18日全国统一规定召开的追悼会。
这个追悼会的规模，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隆重、盛大，因为她是悼念我们的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当时，
9月15日晴
返榕的队员今日登程。在家（知青队）的队员下午都去蔡坑大队部参加本村召开的毛主席追悼会。
9月16日—17日晴
继昨天四名队员走后，在有人的极力提倡下，今天，郁榕、卢国成、林启福、我四人也起步登程。向何方？直指福州老家，干什么？赶回去参加省里统一举行的追悼会。17日早晨火车到达福州站，一出站就出了纰漏：郁榕把卢国成的书包忘记在车厢里了。立即返回去找，已经不见踪影。这不禁使国成大为懊恼和心疼，因为书包内装着一架北京产的“葵花牌”半导体收音机……到家的第一天，给我的印象是：看起来满街的车辆一律挂上了白花，满街的行人一律戴上了黑纱，甚至每人添了一朵胸前别着的、标志的小白花。然而人们的情绪不似我想象的那么万分悲痛，也没有人人泪流满腮。然而，我去五一广场看了一下吊唁大厅，真是人山人海，个个神情倒确是肃穆。听说进灵堂有个别人哭。不过，听说组织收看电视的人百分之九十都要流泪和差点流泪的。
9月18日阴
为时七天的吊唁活动结束后，今天全国为毛主席召开了追悼会。
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会前后只开了半小时，王洪文主持大会，华国锋致悼词。我省的追悼会在收听了首都追悼会实况广播后举行，为时也不到半小时，由李志民主持，江礼银致悼词，然后乐队奏国际歌，就结束了（注：26年后的今天，我查阅《福建日报》，关于福建省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上，各级领导与会者的长长名单里，专门单列一行提到：“李庆霖同志参加追悼大会。”
可见李庆霖那时还在我省的“领导岗位”上。只是好景不长，不久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李庆霖作为死党也铛锒入狱，长期关押在闽北建阳地区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直到前两年才回到莆田老家养病至今）。
大会如此的大，竟是如此的开得短促，这很使我惊讶。据说是适应需要，以防事变。
大会期间，晕倒的人甚多，体力支付不了长时间的默站。默哀三分钟时，倒下的人连扶都没人扶，不敢扶。大会的戒备、警卫是森严的，出动了很多军队、民兵，携带武器还背了步话机。
大会期间，全市停电，电视是看不成了。对不起，为的是防止阶级敌人破坏。
这很使我有几分遗憾——因为我们队里知青大老远赶回来，为的是能够参加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可是我们没有资格进入五一广场，被拦在外面。改到有电视的人家看电视转播的，又因停电看不成。好在晚上补看到了。
9月19日多云
开过主席的追悼会，今天电影院开始恢复放映电影。我们几个知青，郁榕、胡磐、我晚上看了一场彩色影片《战船台》。
昨天是“九、一八”纪念日，1937年的这一天，日寇侵入中国，东北沦陷。选在这一天召开伟大领袖的追悼会，人们说是有政治含义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当年那种信息闭塞的时代，又是在事后我们才知道：9月9日这一天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反复播放了“下午3时有重要广播”的通知，很多人已经猜测到一定是毛主席逝世了。而我们一群浑然不知的“纵火犯”其时正在闽北一个不知名的山沟沟里奋不顾身地与山火进行着精疲力尽的搏斗。下午3时，所有电台都在同一时刻伴着哀乐准时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正式向全世界宣告了噩耗：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粉碎“四人帮”毛主席去世以后，一年一度的知青招工和招生工作又开始了。我们返回闽北插队地点劳动没有多久，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搅乱了全队知青的心。因为，从1974年7月25日下乡插队起，到今天已经是两年多时间过去，我们已经具备招工、招生的资格了。原先一个个表示要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人，现在一个比一个积极地设法招工返城。
就在许多知青上下活动期间，10月9日这一天，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条消息：为时一个月的国丧期今天结束，中央就毛主席遗体保存做出重大决定——为了便于广大人民今后瞻仰主席遗容，北京将在天安门广场设置一个纪念堂，将毛主席的遗体装入水晶棺材放在纪念堂内，供人缅怀、瞻仰。此外，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还作出出版发行毛主席著作第五卷和印发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号召全国人民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这边有关今年招工、招生工作八字还没一撇时，同队的女知青董丽娜从福州返队了，她带来了北京的爆炸新闻。这条新闻是有关粉碎“四人帮”的。10月6日
“四人帮”被逮捕，我和全队知青直到10月16日才从董丽娜嘴里略知一二。又过了一周以后，迟到的官方的消息才正式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就“四人帮”问题层层向下传达。请看我当时的日记记载：
10月16日晴
丽娜来，带来震惊人心的消息——中央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这四位华国锋以外顶天的巨头，在毛主席遗体未凉，就要对华国锋采取行动，想抢班夺权，赶华国锋下台，但被华国锋察觉镇压了，现四人已被软禁。这个事件现只传达到10级以上干部，但很多人已经听说。据说福州街头已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和“抢班夺权决没有好下场”的标语。
在这以前，王、张、江、姚已对邓小平采取了行动。认为他的力量很雄厚，故干掉了他，除了“后患”。足见手段残忍。还听说毛主席生前说过：“邓老无罪，告老还乡。”
消息听后，实在令人又惊讶又欣喜。惊讶的是党内的斗争在主席死后便激化到这等地步；欣喜的是毛主席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华国锋选得没错，有魄力、有手段。
10月17日晴
一天干活时，队员都在谈论国家大事，对动荡中的中央关心密切。
新派、老派之间的斗争是激烈的，政权问题从来是一场争夺与反争夺的复杂斗争。
10月21日晴
晚上全队进蔡坑村，听大队传达10月10日中央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内容是揭批王、张、江、姚四人的，其中很多话是毛主席生前严厉批评江青及“四人帮”的。华主席还揭发江青在主席病危时，漠不关心，外出乱跑；甚至在毛主席9月8日晚快咽气时，不顾医生坚决反对，强行将主席翻一个身，迫害主席，真是罪该万死！
他们四人还篡改毛主席生前指示，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七个字改了三个字，妄图搞掉华国锋。
……福州街头出现新标语，骂王洪文是流氓；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是白骨精；姚文元是吹鼓手。
10月22日雨
电台广播了各地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和消息。
首都150万人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声讨王、张、江、姚四人反党篡权罪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党内斗争的伟大胜利。
据说福州也举行了80万人的集会游行，热烈拥护中央的两项决定；决心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几天来，对四人事件的提法是逐步升级的。从四人帮到反党集团，从不指名到指名点姓的喊打倒，这中间有一个造舆论的由浅入深的过程。群众反映说，四人篡权反党未遂，这是大快人心，人心大快的大喜事，是我们党内斗争的又一伟大胜利。
需要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帮”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别说我们这一群身处犄角旮旯的知青浑然不知，就连官方的报纸也依然沉得住气——直到10月20日，《福建日报》和全国所有报纸一样，还在报道全国纪念鲁迅诞辰95周年和逝世40周年的消息（1976年9月25日鲁迅诞辰95周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40周年）。还在天天批邓。10月20日这一天《福建日报》的毛主席语录是：
“读点鲁迅。”很短，只有4个字。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报上的蛛丝马迹：全国人民“决心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同篡党夺权的人进行坚决斗争”。
这“篡党夺权的人”是谁？一直到10月22日，谜底才揭晓——报纸正式报道了前一天首都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
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和热烈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消息。从这以后，报纸就从天天批邓转而天天批判“四人帮”了。
这里把“四人帮”篡改毛主席“遗嘱”的经过说一说。
其实，毛主席生前并没有留下遗嘱。9月8日晚，毛主席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江青为了找毛主席的遗嘱就曾强行要毛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强调翻身有生命危险，江青不听。执意翻身时，江青在毛主席身上乱摸，自然是一无所获，还问身边人有没有看见毛主席的遗嘱？说到“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有一个说明。缘由是1976年10月2日，乔冠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就要出席联合国第31次大会之前，给华国锋送来自己的发言稿请华审定。华国锋在发言稿上批示道：“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事情的真相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主席在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对某些省市的情形表示了担忧。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招急”（原错），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当时华国锋在向政治局传达时，只公布了前两条。后来不知“四人帮”出于何种用心，硬是将毛主席的原话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最后把逮捕“四人帮”经过及此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说一说。
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抓紧了篡党夺权。于是在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在总参所在地西山，召集了除“四人帮”以外的政治局会议，会上一致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王、张、江、姚抓起来。并决定逮捕任务由汪东兴具体执行。“兵贵神速”，汪东兴在10月6日凌晨就把“四人帮”全部抓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由华国锋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决定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10月8日，新产生的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10月10日，全国报刊和广播报道了这两项决定。也是在这一天半夜，一队解放军悄悄包围了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畔的一座小楼，将闻名全国的“梁效”写作班子全部关了起来，逐个审查。
1976年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先后向全国批发了“四人帮”的三批罪行材料，全国上下开始揭批“四人帮”。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定》，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有关错误文件；开始全面清理和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工作……1980年2月22日至29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
尾声粉碎“四人帮”后，多灾多难的1976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年最后两天的《福建日报》是这样的。12月30日，报眼处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是：“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12月31日的报纸头条新闻是：“全面贯彻华国锋主席提出的战斗任务，我省印刷工人精心印制华主席彩像，省委宣传部通知各地做好发行、敬迎工作。”
一年以后，我和同队的知青战友也都一个个通过招工和招生先后回到了省城福州。但是，1976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件又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却是令人永难忘却的。但愿这篇作品能让所有看过的人有助于了解那段非常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