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冬天，晚清重臣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位于上海的盛家大宅促膝交谈了两个昼夜。在盛宣怀看来，烛火明灭间，耄耋之年的李鸿章看来苍老了许多，两天之后，李鸿章将奉慈禧之命，赶赴北京与列强谈判。

临别时，李鸿章独自北上，他留给盛宣怀六个字：“和议成，我必死。”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两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京郊贤良寺郁郁而终。

没有资料记载盛宣怀得知c去世的噩耗时是怎样的反应。然而可以肯定的是，26岁便以随员身份入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自己追随李鸿章投身洋务实业的人生轨迹会一再铺展在他眼前。

垄断经营初见成效

1877年，成立仅4年的轮船招商局收购了业界对手—美资旗昌轮船公司的全部产业，刹那间轰动了当时的航运界。在盛宣怀庞大的经济帝国中，开端便是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顺应地方官员和开明之士主张中国人自办轮船运输的呼声，借太平天国之后“天下承平”的“中兴”气象，盛宣怀力劝李鸿章“大利不可不兴”，轮船非办不可，并要求让自己前去试一试。他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中谈到，“伏思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其间，他更以传名百世来“激将”李鸿章。为此，他即遵奉李鸿章“面谕，拟上《轮船章程》”，草拟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条纲领。其主要目的来自于“筹国计必先顾商情”的认识，所谓“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富民才能强国。这是“官商一体”而实现“双赢”的策略。

“官督商办”的招商局有赖于政治势力的需要和保护，以及能从中获取的特权和好处。这在其筹办组建过程中已埋下种子。轮船招商局吸纳原始股本的筹措过程中，对商人资金的吸纳并不顺利，虽然商人认股了10万两白银以上，但是这些认股的支付很难实现。为使公司得以进行，李鸿章把他的私人资金5万两白银打入公司，更为重要的是，允许公司以7%的利息借用直隶练饷13.5万两白银。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是招商局最初的业务。清政府将全部漕运业务交由招商局一家垄断经营，轮船招商局拥有漕粮的运输和免税特权使其变相获得了一项官方津贴。这种垄断权或半垄断权起初源于排斥和针对外国人所控制的沿海航运业。自此，成立初期的招商局在众多洋商的倾轧下稳步发展。到1876年，招商局资本总额达396万余两白银，比1874年增长5.6倍，船舶总吨位相当于开业初的5.1倍，船舶总数仅比旗昌少一艘，远远超过太古、怡和等公司。

曾独霸中国江海航线十余年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于1862年在上海开办，是美国在华的最大洋行。1875年前后，旗昌公司的旧式木质轮船组成的船队已经难于匹敌英资太古公司的新式铁质轮船船队，更无法超越背靠清政府的招商局。旗昌既无资金更新其轮船设备，也无实力保有它在长江航线的霸主地位，旗昌最终决定出售资产。

当时旗昌抛出的价码为220万两白银。为筹巨款，盛宣怀和时任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纷纷游说两江总督沈葆桢，劝其奏拨官款。沈葆桢最初只肯拿出20多万两白银。盛宣怀早已买通了沈葆桢的身边人，了解到沈葆桢在别处另存的70万两白银，最终沈葆桢被说服，决定筹拨苏、浙、赣、鄂等省官款共100万两白银，帮助招商局完成了此次产业收购。1877年3月1日，旗昌船队正式换旗过户，转归招商局所有，计有海轮7艘、江轮9艘及各种趸船、驳船，招商局从此有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船队。而在这笔收购中，也同样表现出政治势力对官办企业的支持作用。

然而，这笔生意也在日后成为京城御史的众矢之的：御史董俊翰指出，购买旗昌公司使招商局拥有的轮船大大超过实际的需要，造成每月五六万两白银的损失。

御史王先谦也发出弹劾，针对购并旗昌一事，痛斥盛宣怀等“挟诈渔利，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为此慈禧批示痛加整顿，命令李鸿章、刘坤一等严查。李鸿章凭借他的巨大势力，阻挡了京城官僚对他掌控的企业施加的反对行动，并称，盛宣怀等绝对没有用公款私自购买旗昌公司的股票而后再将股票卖给招商局以渔利，盛宣怀也绝对不可能收受被指20万两银子的回扣。

官方选址必将亏本

1889年11月中旬，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前夕，请盛宣怀到上海商议要事。张之洞是清流派重要成员，此次出任湖广总督，奉清廷之命在湖北兴办洋务。此前，张之洞拟定了修筑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的奏议，邀请盛宣怀，是为商讨在湖北开矿炼铁、制造钢轨等问题，并拟定为原本在广东筹建的钢铁厂迁至湖北选址。

张之洞在众人之中选盛宣怀商议，也因早在十年前盛宣怀便主持了矿务实践。1875年，年仅4岁的光绪皇帝登基，二度垂帘的慈禧委派盛宣怀办理湖北矿务。李鸿章写信给盛宣怀，称“中国地面多有产铁、产煤之区”，而对于开展矿务的目的，李鸿章也说得很明白：“中国制造轮船、枪炮，以煤铁为大宗，酌仿洋法，就地开采，实富强之根本。”

盛宣怀受命堪矿，找矿时盛宣怀乘小船，涉激流，穿回溪，入深山，在勘测中走了不少弯路。1875年，盛宣怀在天津拟定《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章程中认为开采煤铁之利“仅当分中外，不当分官民，并不当分官商也”。

此次与张之洞的会面，距离盛宣怀首次勘察煤矿已过去十年。两人对矿务的重要性所见略同，但实施的办法却迥异。盛宣怀认为，应该尽可能多地调动民间力量，但张之洞却秉持完全的官办思想。而最大的分歧发生在选址的决策上，盛宣怀希望能将厂址建于大冶铁矿附近，附近通水路，煤可经水运。而张之洞却拒绝了盛宣怀的请求，坚持以楚煤炼楚铁。最终，盛宣怀的提议被张之洞拒绝。汉阳钢铁厂最终建在龟山脚下，尽可能地靠近了湖北总督衙门，方便他坐镇武昌探视，每当他办公之余抬眼便能望见汉阳上空升腾的滚滚黑烟。

盛宣怀禀告海军衙门会办奕劻，称“湖北矿务入手不得法，原料燃料均需溯流上运，是舍近图远，必将加重产品成本”。在信中，他直指“外洋煤铁矿皆系商办，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大冶铁矿官办必将亏本”。

事情的发展正如盛宣怀所言，张之洞的选址不慎，直接导致了工厂炼钢成本过高，竞争不过洋钢；因缺乏矿产知识，张之洞从英国购回的酸性高炉无法处理大冶铁矿石中的过高磷质，炼出的钢材脆弱容易断裂，根本无法在铁路上使用，销路堪忧。汉阳钢铁厂最终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加上甲午战败后国库空虚，官办根本维持不下去。张之洞环顾海内能够主持铁厂的人只有盛宣怀，1896年，盛宣怀接手汉阳钢铁厂。

后世对盛宣怀接手汉阳钢铁厂的原因也作出诸多推测。据梁启超所言，甲午战争以后，盛宣怀靠山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的位置，盛宣怀接手汉阳钢铁厂也因受到来自于张之洞的政治威胁。

盛宣怀拟定《汉阳铁厂招商章程》，以招商解决资金困难。1908年汉阳铁厂扩充改组，联合萍乡煤矿、大冶铁矿为汉冶萍煤矿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煤铁联营。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钢铁产量大都出于汉阳铁厂，而盛宣怀本人也就是最大的买主。此时的盛宣怀被委任为铁路总公司督办，所用钢轨皆出自汉阳铁厂。

国进民退大清崩溃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盛宣怀一生所求，无非是“办大事”和“做高官”。1911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内阁，满人在13名阁员中占位9席，其中就有6人为皇族，舆论汹汹，讥为“皇族内阁”，盛宣怀也跻身内阁大臣，时任邮传部大臣。声名卓著的绅商和全国性慈善活动家经元善称盛宣怀为“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的盛宣怀开展洋务多年，电报、轮船、矿利、银行皆运行于其掌中，几乎独揽东南利权。这“十六颗夜明珠”大概也只是一个约数而已，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铁路。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担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大臣，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所修铁路总里程。当时他掌握的铁路资源是最集中的，而他也万万未曾想到，自己修建的铁路，却成为压垮晚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内阁成立的第二天，“铁路国有”政策出台，这的确是盛宣怀力主的结果。自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合股官办、商办与路权国有三个阶段。盛宣怀力推的“铁路国有”，是在合股官办、商办这两种办法均遭遇严重挫折后的一种政策转向。光绪年间，清政府同意由各省地方筹资建造铁路干线，但自行造路缺乏全盘规划，甚至连铁轨的宽窄都不同，造路一直进展不顺，四川铁路更是亏损达到300万两白银之多。各地为了造路纷纷额外征税，导致人民不堪重负，在此之下，盛宣怀力主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外资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不过，在此之外，盛宣怀还有另一笔盘算：筑路需要的大量铁轨，其中一半要由他主掌的汉冶萍公司生产—于公于私，铁路若是进展顺利，将是盛宣怀的另一个顶峰。

但川人强烈反弹，肇端于四川的保路运动，随即演变成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原因在于湖北、湖南两地商人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但四川公司亏空的300万两白银盛宣怀拒绝补偿。原因在于四川公司的亏损，是其卷入了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遭遇失败。盛宣怀说：全国老百姓交到国库的钱，怎么能为民营公司自己经营不善而买单？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热血沸腾的冠冕旗号比盛宣怀在商言商的道理更有分量，最终酿成10月25日“众人皆曰盛宣怀可杀”的一幕。在那一个不眠之夜里，盛宣怀彻夜写奏章，向年仅6岁的皇帝剖白自己，试图与替罪羊的命运作最后一次拼搏。然而稿未竟，朝廷圣旨已到。盛宣怀被革除了邮传部大臣的职务，而且圣旨言明“永不叙用”。

1911年这个诡谲之年的最后一天，一艘轮船从中国大连港出发，驶往日本。山水苍茫之间，故国逐渐在盛宣怀眼中隐去，在两位儿子的陪同下，他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的盛宣怀肯定不知道另一个流亡者在大海上与他擦肩而过。就当他黯然离去的时候，有位叫孙文的流亡者正奔赴古都南京，接受前所未有的欢呼与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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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毓凤，盛宣怀四子盛恩颐的儿子，其母孙用慧是民国内阁总理孙宝琦的长女。盛毓凤今年3月任香港亚洲电视有限公司董事。

李鸿章幕僚

时代周报：盛宣怀能进入李鸿章幕僚是否有其父亲的因素？

盛毓凤：李鸿章和盛宣怀父亲盛康当年是换了帖的结拜兄弟，后来因为地位不一样，盛康还了帖。盛宣怀跟随李鸿章之后，最初他算是李鸿章的秘书，背后有李鸿章的支持，盛宣怀得以在斗争激烈的年代里做一些事情。

时代周报：人们常说盛宣怀“手握十六颗夜明珠”，形容他涉足了很多实业，而且很多事情都亲历亲为？

盛毓凤：盛宣怀的确做了好多事情，中国现在有的电报、纺织、轮船、矿产、银行，包括我们喝的葡萄酒—“张裕”那个公司也是他办的。他在办实业的过程中抵挡封建势力，对他来说耗费了很多的精力。从盛宣怀档案看来，与他有书信来往的人超过2000个。而且档案很大一部分都是他自己写成，这也给后人提供了当时真正的情况。

过去常州当地人给我们说，盛家当年有十几家典当，我们当时听了很生气，以为办典当行就是趁人之危。但是后来我请教历史学者才知道，典当行相当于钱庄的性质。从典当转到钱庄，又从钱庄到银行，也是盛宣怀的思路。

时代周报：盛宣怀一直在“官办”和“商办”中周旋，你怎么看待？

盛毓凤：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和外商进行很多谈判，坚持中国的主权，他算是一个爱国的实业家。在轮船招商局，他用自己的方式，官督商办。因纯粹的官办太过于官僚，完全的商办又没有背景。“官办”或者“商办”这两个概念，我倒不认为他是在其中挣扎，他反倒是利用这两方面，“携官以令商，携商以令官”。他的官不大，但都很重要，而且有李鸿章做后台。当时胡雪岩也是红顶商人，但是没有大背景，也就没有能做到最后。

时代周报：毋庸置疑的是，他一生都非常勤奋。

盛毓凤：盛宣怀档案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整理好，有部分在香港，有部分在上海。有17.8万件，1亿多字，听上海图书馆介绍，需要九年的时间才能整理完成。我自己也是做实业的，有的时候觉得难度已经很大，但是我远远不能和我的祖父比较，他一个人做了这么多事情，难度可想而知。

在我父亲的记忆中，祖父从来没在晚上12点前睡觉，每天晚上都在写文稿，写奏章，写信件。那时候还没有电灯。他留下的档案中有很多文稿，都是他亲手写的，那时用的是毛笔。根据我父亲讲，祖父的文稿、奏章，一般至少是三稿，有时候甚至多达五稿。祖父办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他办完一件事情后，还会进行总结。

宜退不宜进

时代周报：李鸿章对盛宣怀的信任到了哪种地步？

盛毓凤：庚子之变之后，李鸿章要去北京和11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前，他到上海请盛宣怀陪他去，因为他实在是需要像盛宣怀这样一位精于谈判的人在身边。但是后来盛宣怀问他父亲盛康的意思，盛康说“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盛宣怀则向李鸿章称：“父亲有事叫我留着不去”，以此回避，但是当时的李鸿章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件事。

盛宣怀和外国人签订了很多商业的条约，我父亲跟我说，由于清政府无能且无信誉，外国人不相信清政府，反而相信盛宣怀，李鸿章也委派他和外商进行好多次谈判。

时代周报：他是否很喜欢新生事物？

盛毓凤：他很喜欢新的东西，比如他喜欢照相。在紫禁城骑马那张是宫廷中的照相师照的，当时慈禧赐他“紫禁城骑马”。他留下很多照片。当时照相是很麻烦的，需要打扮，很正式，我想祖父是爱美的人。他考了三次举人都没有中举，我认为他是实用主义者，喜欢看天文、地理、化学，自己学习这些书籍。而且从上海家里当时的摆设来说，是有一些西化的。

时代周报：盛宣怀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盛毓凤：他最痛苦的就是清朝在“保路运动”后革了他的职，称“永不叙用”。逃亡在日本的时候日子是可以过的，因为之前他搞实业来往的时候结交了很多朋友，在日本有很多人都很敬重盛宣怀。后来中日建交时，我二哥盛毓度也有受邀。

时代周报：“保路运动”之后，盛宣怀逃到日本，那段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

盛毓凤：盛宣怀逃难到日本，在我父亲也就是盛宣怀的四儿子盛恩颐护送下去的，他们在日本待了一年左右，祖父当时在日本求医。后来孙中山给他写信，并发还了他的固定资产，他才回到中国，那个时候辫子也剪掉了，穿了新式的服装。盛宣怀是支持孙中山的，他们两人在很早就有书信往来，后来孙中山也提名盛宣怀做内阁成员。

结交孙中山

时代周报：在盛宣怀与孙中山之间是否早有渊源？

盛毓凤：事实上，从书信往来看来，孙中山与盛宣怀的关系极为密切。1893年，孙中山曾经透过盛宣怀，向李鸿章提出改良中国的建言，就是非常著名的《上李鸿章书》。盛宣怀非常重视孙中山。1913年1月，孙中山以落款为“孙文”致函盛宣怀，称国民党遇到财政困难，希望盛宣怀设法借款渡难关。而盛宣怀的复函则是，其本人也“债台高筑，有欠无存”。1911年，盛宣怀被朝廷革职逃亡日本，孙中山对盛宣怀家产进行保护。在革命的时候，盛宣怀对同盟会有支持，跟黄兴也有书信来往。

时代周报：盛宣怀对待后辈的态度是怎样的？

盛毓凤：我的父辈们自然是比不上祖父。现在我们也在编家谱，看到有一些父辈也做到一定的官职，但是不能和祖父比。盛宣怀有8子8女，他对待自己的儿女是很严厉的。很注重他们的教育，培养他们出国去留学，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我父亲盛恩颐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他跟我说，就只有苏联没有去过，其他地方都去过。祖父非常忙，也极少在家里。后来我的父亲当了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五叔则接管了招商局。

时代周报：后世众多写盛宣怀的作品，你怎么看？

盛毓凤：当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写作方式有区别。不过在写盛宣怀遗事的时候，很多作品都用了夸张的手法，最为流传的一种是说盛宣怀出生前，盛康梦到满树杏花，所以给盛宣怀取名盛杏荪。我想这些都是后人的传说，经过了艺术处理。

时代周报：盛宣怀家族一直都努力做慈善。

盛毓凤：从盛康的父亲那一辈开始，我家就一直都是佛教徒。我回到常州老家听别人说，当年祖父盛宣怀的坟被掘出时，穿着和尚的素服，并不像外界想的那么奢侈。盛宣怀给自己后代留下的遗产，也相当于是留给整个后世的，像苏州留园，上海玉佛寺。他去世的时候，拿出15万两银子给学校做教育经费，5万捐给上海图书馆。他在赈灾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祖父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只是开了个头，但是他在赈灾和教育方面的作为却是影响千秋万代的事情。

(感谢盛宣怀曾孙盛承懋先生。本文参考了（美）费维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宋路霞的《盛宣怀家族》、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