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上将面对流行歌曲冲击波

叶飞上将面对流行歌曲冲击波

1950年，叶飞（右）与陈毅

不久前，我拜访一位资深歌唱家时，谈及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她赞叹不已，艳羡不已。她说，现在的青年人是赶上好时候了。通俗歌曲，比赛中设专奖，有专门评委，演员队伍也相当可观。而在二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是备受非议的，当年北京文化界曾因此发生过一场不小的风波。我请她具体谈谈。她说，我谈不了，那时立在潮头的是海政文工团，你应该去问他们。于是，我采访了著名音乐家、海政文化部原副部长胡士平同志。

胡士平，早年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骨干成员。人民海军成立后，他一直在华东海军文工团和海政文工团工作，是著名歌剧《红珊瑚》的主要作曲之一，有若干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流行于世。于今，胡老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笔耕不辍。日前，记录其战斗生活的散文集《步履无声》，计50多万字，正在出版发行。谈起这段经历，他说，这是历史，应该告诉后人。

“流行歌曲”乘开放之风悄然进京

通俗歌曲，当时的叫法是“流行歌曲”。改称通俗歌曲，是从1981年前后上海的一次青年歌手比赛开始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通俗歌曲都不是什么新东西，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就有了。那时，日军大举入侵，神州血火遍地，全民都在为挽救国家的危亡浴血奋战。然而，国统区部分大、中城市上层社会却置若事外，传唱着一味宣扬爱情、闲适、超然的《支那之夜》、《蔷薇处处开》、《何日君再来》等所谓“流行歌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之“流行歌曲”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抗日军民、劳苦大众的鄙视和唾弃。新中国成立后，举国上下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创业年代，那是一段名副其实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化工作强调“政治标准”，“昂扬向上”，流行歌曲被逐出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横行，歌唱爱情被认为是“毒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曾大受挞伐），“流行歌曲”、“歌星”等词汇，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歌曲大都以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所谓“新生事物”为基本内容。把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谱上曲的所谓“语录歌”，曾盛行一时。演出的形式、服饰，也大同小异，讲究政治性、战斗性，缺乏艺术性，更缺乏个性。流行歌曲更不可能有市场。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通俗歌曲乘着开放之风以最快的速度冲进大陆。它以录音盒带为载体，从香港、台湾登临广州，尔后悄然进京。“春江水暖鸭先知”。敏感、活跃的男女青年率先迎接了它。仿佛在一夜之间，通俗歌曲进入家庭，传遍城乡，其中最先进入、影响最大的是台湾歌星邓丽君。

邓丽君的演唱，歌词内容广泛、贴近生活，曲调委婉凄迷，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大陆群众长期以来闻所未闻的。大批听众、特别是青年人，一下子被镇住、被吸引了！由个人私下欣赏到邀集亲朋好友一起欣赏，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形成了对传统演唱的巨大冲击。接着，一些青年演员竞相模仿。少数模仿者学了几首港台歌曲后，握着话筒走上舞台，几首歌唱下来，名声大振，便被狂热的青年们奉为“新星”、“歌唱家”。并且其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使经过十年寒窗苦修苦练的传统、正牌歌唱家们相形见绌，望尘莫及。

面对这不期而遇的形势，许多知名的正牌歌唱家们困惑了，愤怒了：歌能这样唱，还要艺术院校干什么？一场演出、两首歌就是歌唱家，也太容易了！这样下去，还有是非、还有香花毒草吗？

改革开放甫始的1980年夏天，人心如火，万物争荣，由流行歌曲引起的争论也愈益激烈。从演唱内容到演唱形式，从声气运用到演出的服饰、台风，统统成了话题。

但归结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一个，即青年演员中的模仿者。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台湾，生活方式本来腐朽，唱唱《何日君再来》不足为怪，出十个百个邓丽君也正常；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阵地，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舞台，怎么能学这些东西呢？热衷于学这些东西的演员是谁家的演员？ 这场争论由文化圈而社会，由群众到领导层，强烈冲击着首都的文艺舞台。在这场争论中，海政文工团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方面因为海政文工团演出过《红珊瑚》、《甲午风云》、《赤道战鼓》等优秀剧目，向为人知，在社会上影响大，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允许以港台歌曲为代表的流行歌曲登台演出，在军队、在北京，甚至全国，海军是最早的，并且团里出了一颗新星，即率先手握话筒登台，用通俗唱法演唱的青年演员苏小明。

一夜之间苏小明成了焦点

苏小明是海政文工团的歌唱演员，年轻、聪明，勤奋好学。作为歌唱演员，她有着不错的音乐感觉和嗓音条件。只是此前，她主要参加合唱，少为人知。流行音乐进来后，新鲜的歌曲内容，另类的演唱方法，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她购置了大量录音带，私下欣赏、学唱。1980年春节前后，她用自己学唱的《酒干倘卖无》、《童年》、《乡间小路》等港台校园歌曲，参加了海军机关、直属部队和地方几场不大不小的演出，结果大受欢迎。此后参加演出，常常她一开口、甚至握着话筒一上台，便博得满堂彩。这引起了团领导的注意。时过不久，新近复刊的《北京晚报》为扩大影响，决定于当年国庆节前举办“金秋新星音乐会”，发出通知，希望各大演出单位派员参加。海政文工团领导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由苏小明代表海政文工团参加演出。

总不能到这样大型的演出中去唱外国歌曲、港台歌曲吧！时任海政文工团团长的王建华当即向词作家马金星下达任务：根据苏小明的条件，写一首具有海军特色的新歌。就这样，马金星与曲作家刘诗召合作，突击创作了新歌《军港之夜》。不久前笔者访问马金星时，谈到《军港之夜》的创作，他说，要讲执意创作一首流行歌曲，那倒不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求新、求变，是不言而喻的。

1980年9月底，“金秋新星音乐会”在北京体育馆如期举行。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来北京少有的文化盛事，数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这次演出是非常成功的，如策划者所愿，推出了新歌，也推出了“新星”。但演唱中真正有流行歌味的只有苏小明，歌曲也只有《军港之夜》。所以，尽管演出前苏小明因拿不准观众将作何反应有点怯场，演出效果却意外的好，歌声未了掌声即起，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演出结束后，使本已引起关注的苏小明，在军内外声名远播。在首都北京，一时间苏小明几乎成了青年人的偶像，《军港之夜》也迅速广泛传播开来。

然而，群众的热情并没有使关于流行歌曲的争论停止，相反，在部分人中更加激烈。海军有的首长强调，开放不是什么都“放”，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言下之义，流行歌曲是右的。有的人则公开表示，苏小明的歌，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许多报刊就音乐会发了评论文章，有公开支持、赞扬，也有点名不点名的批评指责。有记者写的内参说：“苏小明不可不唱，不可多唱，要适可而止。”一位主持《解放军歌曲》编辑工作的军队音乐权威也称军队的歌曲应以反映部队生活为主，内容应是革命、健康和向上的。《军港之夜》格调不高：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怎么能唱海军战士睡觉呢？海军机关有人反应更激烈：这样的演员部队不能留，要处理。争论由机关波及到部队。海军某基地俱乐部一名战士因无意中在有线广播中播放了苏小明唱的《军港之夜》而受到处分，被关了禁闭。

文工团内部，对苏小明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部分人叫好，认为群众欢迎、战士欢迎，就是成功，说明方向正确。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唱流行歌曲、模仿港台就是不健康。对观众的掌声要分析，是真正地欣赏艺术，还是迎合了不健康的情绪？要是跳裸体舞看的人更多，也是好的吗？多数人的态度是，不反对苏小明的存在，但首先要提倡部队风格，领导应该分清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提倡的。认识上的分歧，有时影响到工作上的配合。加上外界的压力，团领导可谓举步维艰了！

1980年底，这场争论达到高潮。有关领导部门几次不点名地批评海军。此后不久，上级部门在下发的文件中严肃指出：军队文艺团体演出，应该有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有助于提高我军声誉……参加地方组织的演出，内容必须是革命的、健康的；作风要热情、庄重；服装要朴素、大方。参加地方活动必须经过本单位文化部门审定，等等。对苏小明，上级部门提出，请海政文工团领导找专人“好好帮助她，在演唱上很好处理处理”。并明确要求，参加元旦、春节演出时，苏小明要改唱《十送红军》。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就此止步。

风波再起，童星程琳更遭非议

关于苏小明和《军港之夜》的争论尚未降温，程琳的风波又起来了。

程琳原是海政文工团的二胡演奏员。她自幼学习二胡，8岁进团，至时尚不足13岁，但舞台生涯已过了5年。她音乐天赋极好，邓丽君的录音带，她听几遍后就模仿得惟妙惟肖。在团里部分人的鼓励支持下，遂放下二胡，参与独唱。在军内几次演出后反应强烈，接着就有地方邀请。参加地方几场演出后，反响更大。大批青年人击掌叫好，欣赏有加地说：太像了，简直就是邓丽君第二！

但非议也随之而起。反对者说，艺术是有阶级性的。邓丽君的歌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以唱这种歌？怎么可以这样唱？”“这是走的什么路？这还像部队演员吗？”自然，支持者也有自己的道理：艺术有阶级性主要指其内容，艺术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谁都可以用。否则怎么叫百花齐放呢？邓丽君唱法有好的地方，受群众欢迎，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多数人则认为，程琳是个人才，头脑灵、乐感好，唱流行歌曲可惜了，应引导她“走正路”，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由于先有苏小明后有程琳，海政文工团一时在首都文化界格外引人注目，各种各样的议论通过不同渠道传到海军、海政领导的耳朵中。其间，海政领导对文工团多次作指示，强调要正确领会党的文艺政策，把握方向，加强引导；要把好演出关，注意社会影响，注意社会效果；对某些演员，特别是年轻演员要加强教育管理，应邀到地方演出必须从严控制，不能谁想去就去。“社会上对程琳的演出反应较大，你们要认真地分析研究。”

海政文工团领导清楚，有关程琳的争论和有关苏小明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回事，即通俗歌曲能不能存在？“港台味”的唱法可不可以学？程琳的不利条件是年龄小，且有自己的专业，是二胡演奏员而不是歌唱演员。于是，文工团领导根据首长和业务部门的指示，决定暂时停止程琳参加独唱演出。

海军司令员叶飞说话了

在海军内部，随着关于流行歌曲争论的广泛、深入，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文工团内部尖锐的观点对立，影响了演出；由于观点的不一致，影响到干部的使用和对问题的处理。于是，有人报告了在301医院住院的海军司令员叶飞。

叶飞是1979年初调入海军的。因患心肌梗塞，1980年6月住进了301医院。在到海军前的交通部长任上，他先后访问过许多国家，并亲手领导制定了创建经济特区先河的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规划。他出身华侨，是有名的儒将，虽年过花甲，但思想异常活跃。听了汇报后，叶飞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他先是听取了机关业务部门的意见，继而又让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妻子王于耕（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出面，邀请军内和地方部分“懂行”的老同志一起观看了有苏小明参加的演出，听取了大家的看法。之后，叶飞在病房里接见了海政文工团的领导和苏小明。

首先，叶飞对苏小明的演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表扬。叶飞说，《军港之夜》的带子我听过了，反映部队生活，有海味、有兵味，不错。革命歌曲也不一定非得都是进行曲、都是硬梆梆的口号，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一种风格，一个模式，文艺舞台怎么繁荣？接着，叶飞对部队文化工作作了指示。他指出：“现在是改革的年代，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文化工作也不例外。

由于长期受‘左’的影响，大家对事情看法不一致，有点议论，这很正常。部队文工团为部队服务，为战士服务，只要战士喜欢、部队喜欢，广大群众喜欢，就可以大胆地演、大胆地唱！”时过不久，叶飞又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专门就这个问题讲了一段话，对一些过激言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

海军内部的风波逐渐平息了。司令员的支持和鼓励，给苏小明增强了信心。总政、海政两级文化部门经过反复讨论、专家评审，同意苏小明继续演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活跃在演出舞台上，《军港之夜》成了她的保留节目，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通俗歌曲的经典。程琳停演一个阶段后，也恢复独唱演出，后来被送往东方歌舞团进修学习。她首唱的《小螺号》等歌曲，也久演不衰，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抚今追昔，胡士平如是说

谈起这段历史，胡士平同志深有感慨。他说： 我是1980年秋，苏小明一夜成名后担任海政歌舞团（部队整编后,海政文工团编为歌舞团、话剧团）团长的，基本上经历了这场风波的全过程。各种舆论、多方压力，迫使我们进行慎重的思考、艰难的选择。不久前，我已将这一过程写入了回忆录《步履无声》中。

流行歌曲，即眼下所称的“通俗歌曲”，现在是早已名副其实的“流行”，并在歌坛占据三分天下了。当时，社会上曾有人如此评论驻京部队三大演出单位说：“总政真正，空军真空，海军真疯！”这只是一时的说法。其实，时过不久，流行歌曲便迅速打入地方、军队各文化团体。被认为“真正”的总政文工团、“真空”的空政文工团，都有多名歌手后来居上，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海军。再过不久，一大批港台歌星则直接来大陆登台演出，使流行歌曲以燎原之势风靡全国，就不仅仅是盒带的问题了。

时光如流，岁月不居，转眼20多年过去了。有人说，苏小明、程琳的出现和《军港之夜》的推出是偶然的。他们不理解，通俗歌曲当年为什么受到青年那么狂热的欢迎，却遭到“革命派”、“学院派”那么激烈的反对？我认为，这不能简单地从几首歌曲、几个演员身上去找原因。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缩影，是音乐发展史上耐人寻味、不可或缺的一页。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2期  作者：吴殿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