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

王赓武：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

　　与王赓武教授的聊天之约，共拜访三次始予完成。

　　从王教授的“学长”唐德刚教授开始，谈到英校、华校，在东西方冷战时期，不同语言问候造成的两个世界。

　　也有轻松的一面，比如，典型的新加坡人应该是怎么样子啊？王教授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给了答案。

　　王教授也认为，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他们大部分是工科出身，也都在基层干过。他们不是抱着革命家打天下的心态，而是本着工程师的出发点，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让国家稳稳当当地发展。

　　访王赓武教授：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

　　1963年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助理教授的唐德刚，到英国伦敦出席一个由海外汉学界主办的“当代中国史学”研讨会。在与会的众多汉学者、欧美名家当中，唐教授留意到一名来自马来亚的青年学者，名叫王赓武。32岁，已是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在史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当唐教授得知王赓武曾于1947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是自己母校的“南洋侨生”时，对这名“学弟”的友情和好奇心，就特别加重了。后来唐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记下了对这名青年学者的最初印象。

　　近半个世纪后的2010年。欣得王赓武教授应允，邀下一场聊天之约。所谓聊天，相对学术性较强的专访而言，旨在以适意闲聊的方式，请王教授谈谈人们关注的身边话题。

　　唐德刚教授的“印象记”

　　于是，雨季3月的一个下午，在王教授位于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里，我们的聊天从唐德刚教授的“印象记”开始。

　　唐德刚教授在《我知道的王赓武》一文中写道：

　　赓武在伦敦给予我的印象，是一个兼具中国国立大学学生潇洒的儒生气质，和端庄的英国绅士型的青年学者。他说的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和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他的马来语文也十分流畅；其他欧洲大陆的语文亦颇可使用。

　　“唐教授过奖了。”王赓武教授微笑着说。“我自小生活在马来亚，那是一个文化大杂烩的环境，不同的族群有自己的母语，华人之间也因籍贯之分，方言各异。那时的孩子，每天听的是南腔北调，会说上几句马来话和各种方言，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王教授的“不带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得益于原籍江苏的父母亲，他那口“纯正的英国英语”，则来自英校的教育。他说：“在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自传统华人家庭的孩子，虽然有很多上华校，但被送入英校的也不在少数。当时父母的想法是，孩子的中文可以在家里学，但洋文就得上英校才学得到。”

　　说到这里，王教授加插了一句，嘱咐：“所以可别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我的中文很好。父亲在我小时候的确教了我很多东西，给我打下了中文，尤其是古文的底子。可是我读的是英校，大多时候用的是英文，中文基本上没有机会用，只能说是够应付吧。”

　　本地社会的“两个世界”

　　英校、华校，每涉及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历史，这两个词总会结伴亮相，闯入人们的视野之中。英校和华校，代表着两套大相径庭的教育系统，前者的“产品”是“端庄的英国绅士型”，后者的“产品”则具“中国儒生的潇洒气质”，各自精彩。集两种气质于一身者实不多见，多见的是碍于理念相左、语言隔阂，两群人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态。

　　“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王教授沈吟了一会说：“上英校，还是上华校？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马来亚，做父母的常要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过，战前和战后的父母一辈，面对的大环境却有霄壤之别。”

　　读英校学华人语言

　　在战前的马来亚，即便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到英校读书，大前提仍是要学华人的语言，循华人的生活规矩，行华人的传统礼数。

　　王教授说：“当时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你要记住我们是华侨，最终要回返故里，落叶归根。所以那时上英校的孩子，在学校学西洋的那一套，回到家就是一个纯粹的华人环境，根本不会想到跟父母辈说英语，很自然地就跟大家一块儿说华人自己的语言。”

　　“在那种环境下出来的孩子，有中西两方面的认同，也很自然。”王教授继续说：“一方面，他们有华人生活背景，喜欢中华文化，跟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叔伯、兄长在一起用母语谈天时，完全能够心领神会。另一方面，当他们跟英校中华巫印族的同窗相切相磋时，也很谈得来，因为大家同师受业，都是在同一个教育体系下教出来的。”

　　50年代让孩子受英文或华文教育成了父母的抉择。

　　反共下的“两个世界”

　　可是到了战后，尤其是“紧急法令”实施以后，做父母的面对的却一个完全不同的大环境。

　　50年代初，东西阵营的冷战开始。本地的各方面政策都以“反共”为基调。“共产党”、“中国”、“华语和中华文化”之间，被简单地划上等号，凡是跟中国有关的，就是共产党；华语和中华文化跟中国有关，也是共产党的。

　　“那时整个社会的反共气氛相当浓烈，当然现在的人一点也感觉不到。”王教授说：“单说书籍杂志，就有很严格的控制。50年代中国出版的书，都被视为是宣传共产党的，本地不许买卖，也不许看。”

　　那么，当时从中国来的哪些书可以看呢？“古书可以看，比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之类的。至于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也要看是谁写的。比如茅盾的书，是不能看的，虽然他是中国有名的作家，但他后来成了共产党高官，那他以前所有的作品就都不许看了。”

　　“当时社会有一个衡量标准，愈是讲中国的事情，就愈证明你是共产党，或是亲共人士。” 王教授说：“那些不想被贴上‘亲共’标签的人，就自然要避得远远的。”

　　结果当时的社会就大致分成两边：一边有一大群人为了避免惹上麻烦，结果不碰、不谈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东西，连带着也疏远中华文化；另一边，也有一大群人的想法和感受完全相反，他们不愿放弃华语和中华文化，就跟政府对着干，偏偏要谈论跟中国有关的事情。

　　就在那种大环境下，不少华人父母开始静悄悄地把孩子送到英校去，尽量不让孩子接触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华校的孩子少了，上英校的孩子慢慢多了起来，对中华文化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也愈来愈多。

　　说到这里，王教授感慨地说，久而久之，本地社会形成了“两个世界”的情况。时至今日，两边之间不但没有接触和来往的机会，而且还相互指责，甚至有时还显出些少敌意。

　　“其实，当时很多人跟共产党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热爱中华文化，想保住中华文化。他们很气愤，认为政府的某些政策，实际上是把中华文化这条脉线完全切断了。”王教授强调：“他们是因为这个而心起反感，跟‘亲共’没有关系。”

　　中国统治者从士大夫到技术专才

　　东亚研究所里，长廊的一隅，静静地立着一列玻璃书柜，里面摆满研究所近年出版的研究成果。摆在玻璃书柜的显著位置的，是王教授近年来撰著和主编的中英文专著，还有历年的研究论文集。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王教授潜心于中国史、亚洲史和海外华人史的研究，论著颇丰。今天，王教授依然在学术的领域里孜孜以求，伏案著述。自2000年以来，王教授撰著和主编的中英研究专著，不下12部，包括《离乡别土：境外看中华》、《海外华人：从乡土情怀到寻求自主》、《移民及兴起的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国的未来之途》等。

　　工作之余，王教授仍以读书为乐，闲时常逛书店。每淘到好书，都如获至宝：“这几天正在读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前不久逛书店，看到美籍华人史学家金安平两年前出版的《孔子真貌》，就买下来了。书中说的是孔子当年的生活，是这位史学家从很多中国经典古籍中考证出来的，史料严谨，而且文笔洒脱，读起来趣意盎然！”

　　于是，聊天的话题穿越了数千年的时空大域，从冷战时期竹幕深锁的中国，回到孔子时代的中原故土，转瞬又进入21世纪的中国：“从孔子那时起，儒家士大夫就有一套治国施政的理念。以前中国都是士大夫掌权，他们都是些很聪明、很有思想的人，但大多不是办事人才。讲道理讲得好的人，办起事来不一定能办得好。”

　　那么，王教授如何看今天中国的掌门人？“目前这一代中国领导人走得很稳。他们大部分是工科出身，也都在基层干过。在治国施政的过程中，他们不是抱着革命家打天下的心态，而是本着工程师的出发点，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让国家稳稳当当地发展。”

　　崛起的中国面对“傲慢说”

　　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赓武教授提出，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自汉、唐、明清后的“第四次崛起”。文中的最后一段说：“西方希望中国继续前进，符合他们认为的全球未来理想。但中国的自我意识促使它质疑西方这些要求的合理性。中国领导人更愿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行事。”

　　这段话突显出崛起的中国正面对的一个问题，国际上，中国“傲慢说”弥漫于整个西方世界；具体到本地人的生活层面，由于今天接触中国人的机会大增，似乎也有人开始提及“霸气”一词。

　　王教授看法是：“中国一直说自己不称霸，可总是没人信。国家一大，别人就心生畏惧；何况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今一天天强大起来，在国际间有更大的话语权。只有在你国力不济、一穷二白的时候，人们才相信你。可是，难道要中国回到几十年前的贫困的境况吗？这显然不可能。”

　　在民众交往的层面上，以前的中国相当落后，很多事情都不大懂，初来到东南亚的时候处处听取这里华人的经验。这也让本地人产生一种心态，我们比你们进步、科技水平比你们高。

　　“现在中国人学会了，不用问你，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且也坚持自己的想法。这看在一些本地人的眼里，就不太是滋味。换句话说，我们是习惯他听我们的；有一天他不听了，我们就觉得他们霸气。”王教授说：“所以霸气与否，是相对的。当然，真正有霸气的人肯定也有；愈是不懂事的人，就愈是显出霸气。对那样的人，我们大可一笑置之。”

　　王教授认为，中国是否有霸气，主要还是要看中国这一代领导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我的印象是，至少在中国领导层里并没有霸气，在很多场合都非常小心地处理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就算是一般高中层官员，也都相当客气，很熟悉外面的情况，在很多方面能照顾到人们的感受。”